理学对宋徽宗花鸟画的影响
赵洁
中国古代的花鸟画在经历了唐代的萌芽和五代的生长之后，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开启了美丽的绽放之旅。宋代花鸟画登顶的原因众多，但不可否认宋徽宗赵佶为此做出的贡献。宋徽宗的身份不仅仅是北宋君主那么简单，他还是杰出的书法家和画家，在整个古代君主中艺术成就排名最高。赵佶所创的瘦金体，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对后世影响深远。在绘画中，宋徽宗偏爱花鸟画，光是收集的花鸟画就高达两千多件，而他本人也是画花鸟的一把好手。《画继》中对宋徽宗的评价是：“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这一评价高度肯定了赵佶在艺术上的造诣。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中逐渐根深蒂固，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绘画自然也不例外。儒学在宋朝时期，发展为理学，纵观宋朝时期的花鸟画，无不体现着这一观点。在宋徽宗时期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二程理学，二程是理学的奠基人，他们发展并创新了唐代儒学，形成了特立独行的理学学派，二程的主要观点是“天理”“气质之性”和“格物致知”。
一、“天理”的思想体现
二程言：“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二程所说的“天理”，就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是永恒的最高精神实体。由此，“天理”在宋代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这一观点对宋代绘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宋朝以前，中国的绘画讲究“天人合一”，注重神似而非形似，写意画大行其道，受到大众的追捧。但到了宋代，由于受到理学的影响，万物成为了天地的主宰，众人的目光更多的从关注自身转变为关注宇宙万物，因此绘画风格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注重神似转变为注重形似。邓椿在《画继》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北宋翰林图画院应召考试者源源不断，但很多人不合要求，因为当时所崇尚的标准是“专以形似”，不合法度之人便不免放逸，可见宋徽宗对写实的重视。在宋徽宗少量能够流传后世的花鸟画作品中，也都体现了他对于写实的追求。
二程的“理”除了说明宇宙自然，更多是用来说明人事。程颢在《论王霸札子》中说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因此，“理”或“天理”又成为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的总和以及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伦理道德也被说成符合天理的东西。在宋徽宗的画作《芙蓉锦鸡图》中可以看出此伦理观点对赵佶的影响。《韩诗外传》载：“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赵佶在旁题诗道：“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他将自己比作“五德”俱全的锦鸡，伦理道德的标杆，再加上御笔一题：天下一人，这幅画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可以说，这幅画作是宋徽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作的。
二、“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体现
在人性论方面，二程提出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程颐说：“‘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他们认为，天命之性就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是天赋予人的，所以为善。而气质之性是每个人所禀受的性，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人的气质之性才有善、恶之分。但是人可以通過修养来变化气质。这两个观点既肯定了天理的主宰地位，又强调了“我”的后天努力。宋徽宗对人性论的观点也是深信不疑，他相信人可以通过修养来改变自身的气质，通过他的临摹作品便能证实这一观点。
在他为数不多的传世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他的临摹作品《捣练图》。《捣练图》是唐代著名的仕女图，原作者张萱画笔下的侍女们个个惟妙惟肖，神采飞扬，写实感扑面而来。这是唐代少有的写实性较强的优秀画作，所以宋徽宗喜爱并临摹这幅画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是观赏优秀的作品并不能提高绘画水平，宋徽宗深知这个道理，他通过临摹优秀作品来增强画技，这也正符合了人性论中的“气质之性”一说。细致如宋徽宗，他不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手下人也丝毫不放松要求。宋徽宗创立画院，建立了严格的画院制度。宋徽宗的画师地位尊贵，最高可封一品官。画院所招揽的人才不仅要通过绘画考试，而且都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大多为理学，所以画师们为了能成功进入画院，而后平步青云，理学思想的学习是不能落下的。普通的读书人想要进入朝廷，也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连武官也要进行文试，而考试内容也均为对理学思想的考察。长此以往，理学通过由上至下的方式，对整个宋朝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三、“格物致知”的思想体现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从而验证真理。这是程朱理学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此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宋朝的绘画，这其中受影响最深的当属宋徽宗赵佶了，因为正是他身体力行将宋朝的写意花鸟画推向了顶峰。《画继》中记载了关于宋徽宗的一则小故事，龙德宫建成之后，宋徽宗命宣和画院中的画师们在屏风和墙壁上作画，却对那些资深画师们的成果都不满意，唯独对一位新手画家画在门柱上的《斜枝月季》赞赏连连。众人不解，宋徽宗解释道，月季的花蕊、花叶在四季、晨昏各有其变化，这位新手熟知这些变化，而他画的正是春天中午时开放的月季花。这则小故事充分体现了宋徽宗对于外在事物观察之细致。
宋徽宗的“格物致知”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万物的观察入微，也同样体现在他对绘画的态度上。宋徽宗的花鸟画极尽写实之意，对所画之物的细节之处丝毫不含糊，画风十分细腻而精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赵佶流传后世的画作不多，仅二十余件，却多是上等佳作。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宋徽宗不是十分喜爱作画吗？为什么才画这么少的作品？我想“格物致知”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只有穷究事物的本质，方可了解万物之道。宋徽宗探究事物的本质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然后才动笔作画，而作画时也是更加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的描绘，因此他的画作才会少而优。
《瑞鹤图》是宋徽宗的代表作之一，画中庄严耸立的汴梁宣德门上方彩云缭绕，十八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在天空中翱翔盘旋，另外两只站立在殿脊的鸱吻之上回首相望，天空以及宫殿周围的祥云皆以平涂渲染，这更烘托出仙鹤的曼妙体态，气氛祥和又喜庆。宋徽宗在绘制这幅画时一改常规的花鸟画的构图方法，让飞鹤充满整个天空，低矮的宣德门房檐更显示出飞鹤们的翱翔之态，让整幅画面生动而又宏伟。大幅的描绘天空，这一创新实乃中国花鸟画中的一大壮举，也创造出了比以往更加气势磅礴的画作。如此优秀的作品可不是轻易而成的，这幅画之前，宋徽宗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亲自设题命画师们以鹤为题进行绘画，赵佶也经常在园中观察各式各样的鹤以及它们不同的情态。在创作这幅《瑞鹤图》之前，宋徽宗就曾经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姿态。由此可见，长久的细致观察和多次的绘画实践是这幅《瑞鹤图》成功的关键因素。
宋徽宗在这幅画作中色彩和细节的处理最为出色。他先用大片的靛蓝色渲染了宫殿以上的天空部分，整体较为均匀，色调厚重但不沉重，显得十分深远有力度。仔细看来，天空中还有若有若无的白色云朵，这样的处理使得整个天空舒服而不单调。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的部分，十八只盘旋在宣德门上方神态各异的仙鹤和站在屋脊上的两只仙鹤，均以白色打底填充它们的身体和腹部，以黑色点染仙鹤的头顶和尾巴，但稍有不同的是，飞翔的十八只仙鹤，它们的身体比站立的仙鹤更鲜亮一些，以此来与深远的靛蓝色背景做强烈呼应。赵佶对此细节的注意，加深这幅图的立体感，使得他笔下之鹤活灵活现，好像要跃然纸上了。
这篇《瑞鹤图》中的处处细节都透露着宋徽宗“格物致知”的观念，只有长期的精细观察才会对万事万物的规律有如此深刻的了解。而这也对宋徽宗的画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他成为了中国花鸟画历史中写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因为帝王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推动了宋代花鸟画的发展与创新。
艺术作品总是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画作自然也是如此。从宋徽宗的花鸟画中可以看出他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但理学不只影响了宋徽宗，它作为贯穿两宋的正统思想，由上至下，逐渐在整个宋朝百姓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对人民的生活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理学由儒学发展而来，是对唐代儒学的继承与创新，而花鸟画也因为理学产生了发展与创新，达到了历代的巅峰。明清时期儒学中加入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于是明清的花鸟画作品也多了些世俗性的倾向，由晦涩难懂变成雅俗共赏。从儒学思想的变化与花鸟画发展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思想的创新会带来艺术相应的创新。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