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安全局势与中美关系

    黄凤志　孙国强

    当前，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局势总体运行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但推动安全困局发酵的因素依旧存在。朝鲜半岛局势继续表现为紧张与缓和交替的冷战状态，中日关系出现僵局的症结并未解决，战略互惠名存实亡。从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看，中美关系构成了这一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轴。梳理中美双方在东北亚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分歧，进而思考中国的应对之策，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东北亚安全局势及走向

    审视当前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及走向，主要可依据两条线索，分别是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

    一、朝鲜半岛安全形势

    当前，朝鲜半岛安全形势仍继续陷入“紧张—缓和—紧张”的反复模式，从2013年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朝鲜第三次核试后，新一轮半岛危机爆发期。第二阶段从2013年5月到2014年年初，朝鲜半岛形势趋于缓和。一是朝鲜对外政策立场出现缓和。朝鲜除寻求修复中朝关系外，还表示愿无条件回归六方会谈，并为此在2014年年初改变“通美封南”做法，主动寻求改善南北关系。二是南北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缓和。朝韩就重启开城工业园区达成一致，时隔七年再次举行高层会谈，并举办了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三是美韩两国也表现出相对克制。2014年美韩“关键决断”和“鹞鹰”军演较为低调，强度也有所下降。在重启六方会谈问题上，美韩也一度表现出适当降低门槛的意向，即只要朝鲜中止导弹与核试验，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团进入朝鲜，便可考虑重启六方会谈。第三阶段即当前半岛局势再次陷入紧张期。一是朝鲜进行了多次中短程导弹试射以抗议美韩军演及奥巴马访韩，并表示不排除开展“新型核试验”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刚刚出现缓和迹象的南北关系再次陷入胶着。朝韩围绕无人机事件以及朴槿惠政府统一政策构想的相互攻击不断升级，两国甚至出现海上交火事件。三是一度出现曙光的六方会谈重启进程有可能再次陷入泥潭。2013年以来，中国为推动重启六方会谈付出了艰巨的外交努力，包括推动朝鲜回归六方会谈；支持南北改善关系，为会谈重启创造条件；说服美韩降低对话门槛，缩小朝鲜与美韩的分歧。但目前来看，随着南北关系恶化，美朝间的僵局依旧，六方会谈重启面临的形势又再次趋于严峻。

    未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是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是否会做出调整。战略忍耐的实质是坚持对朝施压，要求朝鲜先做出让步，然后美国才会给予回报。鉴于朝鲜对美屈服、主动弃核的可能性较低，如果奥巴马政府不做出政策调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的主调仍将是对抗。二是朝鲜未来的拥核进程走向。当前最棘手的问题是朝鲜有可能开展第四次核试。如果朝鲜继续执意进行核试验，不但会对半岛无核化原则造成破坏，而且将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三是韩国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走向。朴槿惠总统提出的德累斯顿构想，表明了同时推动无核化与韩朝交流合作的决心，改变了李明博政府“先无核化，后交流合作”的对朝接触原则。这一构想如能得到朝鲜积极回应，将对改善南北关系、缓和半岛局势发挥重要作用。

    二、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

    2013年中日关系发展陷入僵局，两国间的沟通渠道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不畅通的状态”。首先，双方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迟迟难以化解。其次，日本政府对中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制衡态势也愈发凸显。政治方面，安倍蓄意否定侵略历史，并亲自参拜靖国神社，损害了中日政治互信的根基。外交方面，安倍提出开展“战略性外交”、“价值观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军事方面，日本政府将中国列为军事威胁的主要来源，谋求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加深了中国对日本的战略疑虑。

    观察2014年年初以来的中日关系走势，可以发现两国间交流的频率和层次出现回升，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如在二轨外交层面，中日两国退任高官的半官方外交活动不断，传递出两国有意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在官方交流层面，中日两国的地方官员、政党领袖乃至政府高官的沟通渠道也逐步得以畅通。特别是在5月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日本经济产业相茂木敏充举行了会谈。这是中日关系自日本“购岛”陷入恶化以来，两国首次举行部长级官员会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钓鱼岛争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并未解决，安倍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也未出现转圜。因此，中日关系的改善依旧任重道远。

    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钓鱼岛争端的走向，这是未来中日关系走向的“风向标”。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难以达成妥协，这决定了争端彻底解决的可能性较低。未来钓鱼岛争端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三种情景：双方互不相让，争端进一步加剧；双方共同管控危机，阻止危机升级；双方就当前的现状达成默契，使争端逐步淡化。不同的趋向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二是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如果安倍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则意味着中日领导人会晤的条件仍不成熟。如果缺乏政府高层首脑的推动，只有民间交流，则未来的中日关系只能是局部或技术层面的改善。三是未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日本经济自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增速大幅放缓，也已显露出安倍经济学的颓势。中日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互补性较强，经济合作方面的需求将成为推动双方改善经济乃至政治关系的动力。

    中美在东北亚

    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分歧

    从地理上看，美国并不是东北亚区域国家，但东北亚地区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中日领土、历史争端等问题，为美国插手地区事务提供了条件。中国则地处东北亚，是地区内有影响力的大国。中美关系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轴和晴雨表。在此，有必要厘清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与分歧。

    一、中美在东北亚安全领域的合作

    其一，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双方就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存有共识。这一共识包括目标与手段两个方面。在目标上，中美都认为朝鲜半岛最终应实现无核化。中美两国对朝鲜拥核危险性的认识趋同，都不愿朝鲜半岛走上核武化道路，这也成为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就对朝制裁决议达成妥协的基础。在手段上，中美两国都希望首先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中美两国各自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决定了朝鲜半岛再次发生冲突不符合两国利益。

    其二，中美两国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一是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美国不希望中日走向军事对抗。如此一来，美国将面临在维护同盟信誉和与中国对抗之间做出取舍的困境，这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二是在中日历史争端问题上，美国也担忧安倍政权所持的修正主义历史观会损害美国利益。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公开表示了失望，称此举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则更为具体地指出，安倍在历史问题上持修正主义立场，有可能激化地区关系，扰乱地区贸易一体化进程，威胁美国盟友间的安全合作，并加剧与中国业已紧张的关系，这将损害美国的利益。三是在对待日本谋求成为“正常国家”问题上，美国对安倍政权的未来道路选择也存有疑虑，不希望日本摆脱美国的控制。因此，奥巴马政府对日本寻求修改和平宪法并未明确表态支持。

    二、中美在东北亚安全领域的分歧

    其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虽然中美两国有广泛共识，但双方的分歧亦较为明显。一是中美对对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美国方面希望中国与其共同承担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责任。而中国方面则认为美国作为朝核问题的主导方，理应承担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责任。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依据自己的角色，已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中国不可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对朝制裁和施压。二是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及推动“六方会谈”进程重启这三个维度上，中美两国提出的解决路径存在较大分歧。在实现半岛无核化方面，美国将制裁视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对此并不认同。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美国以朝鲜半岛危机为借口，采取了巩固同盟、强化军事部署等导致地区局势升级的行为，中国的立场则是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加剧紧张的行动。在重启“六方会谈”进程方面，中国作为主席国强调对话的必要性，主张早日重启会谈。而美国则坚持认为朝鲜应先采取行动，显示出无核化的诚意。美国设置的高门槛成为中国推动“六方会谈”进程重启的障碍。

    其二，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分歧较为突出。一是针对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立场，中美两国存在明显分歧。美国虽然对钓鱼岛主权归属持中立立场，但却认定《归还冲绳协定》涵盖钓鱼岛，并依此承认日本对钓鱼岛拥有行政管辖权，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也适用于该岛。中国认为钓鱼岛争端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美方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是错误的。二是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问题上，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对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是有责任的，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日关系恶化起到了助推作用。而美国则以履行对盟友的安全义务为由对其政策进行辩解，并坚称“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其三，美国是冷战后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在欧亚大陆推行霸权政策的国家，“美国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目标是要保持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全面主导、控制，防止任何大国崛起并挑战美国的欧亚霸权。”[1]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之间霸权国和崛起国的矛盾继续深化。中国崛起的步伐与美国受到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困扰、经济实力发生相对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朝野普遍存在着将中国崛起与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崛起相提并论的看法，认为中国崛起会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应准备迎接中国的挑战。2013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对于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52%的美国人感到构成严重的威胁，39%的人认为构成重要威胁，只有极少数人（8%）认为不是威胁。”[2]2013年美国亚洲事务专家劳伦斯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经过三十年快速经济发展后，中国现在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成功，中国已经发展了强大的全球战略势力，并且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大范围的力量投射能力。”[3]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效应和深刻蕴含不断触动着美国敏感的神经，致使奥巴马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态，决心护持美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中关系已陷入霸权国与崛起国博弈的困境。美国的霸权国地位决定了其接纳和容忍中国崛起时会表现出无奈、防范和遏制交织的霸权国心态。美国担心和忧虑，中国经济崛起必然会带来其军事和政治崛起，致使中国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政策应对

    其一，针对美国借朝核问题增加军事部署的做法，中国有必要与美国加强沟通。朝鲜核试验后，美国为维护其在同盟中的信誉，增加了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但在中国看来，美国的这些行为是以朝核问题为借口，破坏中美间的战略稳定，加深了中国对美国的安全疑虑。对此，中国可要求美国对其做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并向美国明确中国的战略底线，争取在中国的周边安全利益与美国的同盟安全义务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从长远看，中国有必要与美国就朝鲜半岛的未来澄清彼此的目标。一是地区稳定问题。在中国看来，美国希望朝鲜半岛保持适度紧张，以便于维护其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这与中国维护周边稳定的目标相背离。二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问题。中国支持朝鲜半岛最终实现自主与和平统一，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未来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问题。而美国并不愿失去其前沿军事部署。未来，中美两国有必要就以上议题开展讨论，避免出现误判。

    其二，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中国需要将中日关系置于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考量。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要清醒地把握好美国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一方面，美国作为盟友，要给予日本安全保证。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愿因钓鱼岛这一非核心利益被日本拖下水。中国可考虑如何利用美国不愿中日因钓鱼岛争端走向战争的一面，推动其对日施压。

    就日本的历史问题和未来走向问题，中国与美国存在加强协调的基础，双方有必要开展合作继续维护雅尔塔体制。因为，日本在未对历史问题作出深刻反省的背景下，一心谋求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其未来走向值得中美共同保持警惕。同时，日本希望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突破和平宪法，成为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日本此举不仅是摆出了与中国对抗的姿态，其背后的指向明显也是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

    中国应积极参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将有助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中美两国在经济层面同处一个世界体系，但也存在结构性矛盾和政治制度的差异，这导致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缺乏互信。未来，中国对美政策的底线应是避免与美国走向军事对抗。否则，中美和中日关系的大局将难以维护，这种情况对中国也最为不利。同时，如果中国与美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将对日本构成有效制约，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中日关系。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研究”（13AGJ003）、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种子基金项目“21世纪初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研究”（2013ZZ018）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张凯）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理论的发展与角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2] 理查德·K.赫尔曼：《美国公众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认知》，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3] Susan V. Lawrence， U.S.-China Relations： An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 August 1， 2013， http：//assets.opencrs.com/rpts/R41108_20130801.pdf.（上网时间：201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