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刘　昀

    一、引言

    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个理论，通常以保罗·罗默在1986年所发表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以及卢卡斯在1988年所发表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作为其产生的标志。格罗斯曼主编的两卷本《经济增长：理论和证据》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性论文集。

    而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包括有：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格罗斯曼一赫尔普曼模型、巴罗的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阿格亨和豪威特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阿尔文·杨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

    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各不相同，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模型，但是各个增长模型所包含的共同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这些模型都试图说明企业是如何积累知识的；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来扶持研究与开发、创新、人力资本形成和某些关键性的产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

    国内的学者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有：舒元和徐现祥(2002)运用琼斯实证检验内生增长理论的方法，实证分析了1 952-1 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得出了“技术进步不是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的结论：王小鲁(2000)的研究指出“1 979-1 99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何东(2000)指出“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经济的发展，提高技术水平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一个现实问题”：包金花(1998)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必须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必须依靠快速的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

    可见，我国以前并没有将内生增长理论很好地应用到经济发展上去，没有认识到知识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说明我国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研究和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我国完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概述

    (一)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1986)是沿着早期阿罗的思路，来分析研究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在他的模型里面。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他阐述了生产四要素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因为他认为：第一，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效益；第二，知识需要投资；第三，知识与投资存在良性循环的关系。而他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四要素则是：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这四个要素就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源。除此之外，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为它们不仅自身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

    罗默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新古典增长理论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则提出，在知识经济中，人们利用知识创造财富。而知识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正是收益递增，才会激起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兴趣。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

    罗默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他将知识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加入了增长模型中。他认为知识有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之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专业化知识则可以带来要素的递增收益。这两种效益的结合，不仅能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也能使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

    (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声卡斯(1 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这和罗默思想稍有不同。他认为两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各自生产商品时所投入人力资本的大小不同，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所以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又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其增量与存量成正比，这也会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也限制了落后国家物质资本的流入和经济增长。机遇上述的原因，卢卡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经济开放，通过引进新技术和人力资本，间接培养本国的人力资本，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其他相关模型

    巴罗(1 990)与他们的研究不同，他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巴罗在分析政府活动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时，主要提出了两个模型：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它们分别适用于政府活动的某些方面。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 991)的模型，假定经济中存在研究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研究部门研制关于新型消费品的设计，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带来了两种外部性：新设计所体现的知识积累使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高：消费多样化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当知识积累同时产生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在这一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上每种消费品的产量保持不变，增长完全体现为消费品品种的不断增加。

    与其他模型都假设经济中存在众多部门，每一次技术进步只提高单一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不同的是，阿格亨——豪伊特模型(1 992)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形。较好地体现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周期于经济增长是不可分的，二者都是创新的结果，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不同侧面。

    三、对内生增长理论的评价

    虽然内生增长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借鉴意义

    第一，在现代的经济中。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是知识积累促使投资收益持续递增的结果：同时，为了获得新知识，也需要经济当事人不断向知识生产进行投资。因此，在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能保持技术上的优势。那就意味着他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较强。

    第二，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可以较好地解

    释一些经济增长现象。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影响。由于经济政策的不同而使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生产要素能在各国自由流动，那么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品部门，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增长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由竞争并不能保证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路径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如罗默等人建议政府应通过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以鼓励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巴罗认为政府应直接向基础设施投资和向私人投资提供产权保护以促进经济增长，巴罗和撒拉建议政府应对比较重大的创新提供更多的专利保护。

    (二)理论缺陷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想其他的理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其他的理论以及模型一样，内生增长模型也都采用了一些过于苛刻的假设，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生增长模型的普遍使用性和对现实的解释力。

    第二。内生增长模型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是忽略了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少数模型之外，大多数内生增长模型都隐含地假定经济制度是给定的。而诺斯的研究表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这一思想无疑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第三。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是辅助手段。但是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在生产函数构建和分析方法上有过分数学化倾向，致使这些模型所蕴含的最需要加以说明的经济含义往往被忽视。

    四、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认为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但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这样就造成了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

    (一)知识溢出效应与财政政策

    在罗默的模型里，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无限降低，同时由于知识具有正的外溢效应，从而导致了知识的边际产量与私人的边际产量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竞争性厂商不会选择取得社会最优量的知识积累，结果是分散化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低于帕累托最优的增长率。他认为政府的任何消除知识的边际产量与私人边际产量的差异的政策，有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公共资本与财政政策

    内生增长理论打破了以前认为政府支出的非生产性的看法，认为公共生产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如阿罗和库兹就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了生产函数里加以考虑，而巴罗则把公共资本流量加入了生产函数里，巴罗和撒拉认为，政府活动和私人投资一样，具有生产性，他们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替代关系。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财政政策

    声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会伴随着资本深化的过程，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不能给人力资本拥有者带来收益，个人在进行人力资本分配时，不会考虑对生产率的影响，只有政府进行干预，才会促进经济增长。

    (四)研究与开发投资与财政政策

    罗默指出，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进行补贴的同时，向中间产品提供补贴，以及降低利率和补贴教育，这将导致研究和开发部门资本收益增加，从而就促使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向研究开发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带来的资本扭曲，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五、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探寻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财政措施

    (一)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加强教育投资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途径。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财政在加强教育，促进教育投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对于教育的投入的绝对额虽然在增加，但是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多少，只占2.8％左右，这与世界平均水平7％还有一定的差距，更不要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增加和优化教育投入，促进教育的更快更好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是加大财政对于教育的整体投入，发挥财政在教育投八方面的主导作用：二是完善教育税收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教育的投资：三是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政策。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由地方政府提供，促使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加大政府的公共投资，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国内学者娄洪(2004)的研究揭示了公共资本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指出：当公共资本只能提供拥挤性基础设施时，尽管不能形成内生经济增长，但能减缓增长率随资本积累而递减的趋势，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当公共投资能提供纯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时，能够产生恒定的内生经济增长和阻止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且长期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的增加而提高，即只要公共投资能够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增长就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

    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基础设施建设还不是很好，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就要使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变快。政府应转变职能，国家公共投资应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才能促进和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三)完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对人力资本、R＆D的投资是一种具有明显“外溢效应”的经济活动，其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是不完全对称的。

    而我国目前对于R＆D的投资现状是：投入长期缺乏，效率不高；企业的科研不足：产学研结合步伐缓慢：科技成果的转化也比较慢。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政策，减缓或消除企业人力资本、R＆D投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完全对称性。鼓励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R＆D的投资。主要的做法有：首先，进一步加大税制中的激励和优惠政策措施。如对进行基本创新和改进性创新的科技企业，可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依靠自己科研力量所形成的资产进行投资时，所取得的收益在一定时期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修改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因投资高新技术项目所发生的亏损延长弥补期限。其次，建立和完善财政担保机制。就是以政府信用对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从事具有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提供担保，承诺承担投资活动失败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利于减轻财政支出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最后，可以采取财政资助机制，包括直接提供设备与服务的资助，以缩短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周期。并提高其成功率；间接资助，即以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非政策性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创新项目提供低息贷款等。

    六、结束语

    目前，我国已进入“十一五”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的阶段，如何在这一阶段，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改革和完善财政制度和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认为，加大教育投入和公共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技术进步，大力鼓励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是财政政策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