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组数字看侵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孙瑾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大规模正面战术已经无法应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活动，于是开始了频繁而疯狂的扫荡，犯下累累罪行，让中国人民饱受战争的伤痛。然而，面对敌人如此残暴的举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将士和敌后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直到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大地，让他们的美梦彻底落空。
真实数字作铁证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42年的档案《五年来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及其成败》，其中详尽记录并统计了自1938年1月到1942年11月，近五年来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发动扫荡的次数、规模和结果。根据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到，1938年至1942年，侵华日军组织的千人以上的扫荡共152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共27次（统计可能存在遗漏）。档案中有两张统计表，分别是各根据地遭受扫荡的天数，以及参与扫荡的敌军平均兵力，将这两张表合并，绘出表1，如下：
（注：平西區附于晋察冀内，清河区附于冀鲁边内，滨海区附于鲁南内，不再单列；每一区内同时扫荡只算一个时间，敌千人以下小股合击及我主动出击作战未列入。）
档案中还有一张华北各根据地每年遭受扫荡频繁程度统计表，如表2：
表2中，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受的扫荡天数与全年365天作百分比，五年来，遭受扫荡的频繁程度是逐年增加的。扫荡次数最多、最频繁的是1942年，这一年，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平均被扫荡了52天有余。而这里遭受扫荡的频繁程度，并不等于作战的频繁程度，如把敌人的小股出犯和我们的主动出击都计算在内，则冀中、冀南、冀东三块根据地的作战频繁程度是百分之几千的巨大数字，也就是说，每天都有大小战斗几次甚至几十次，同样，山区作战频繁程度也远远高于扫荡频繁程度。
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出：其一，五年来，华北各根据地遭受日本侵略者扫荡的时间合计为2430天，也就是说，在那五年间，敌人平均每两天就要扫荡三块根据地；其二，五年来，全华北参与扫荡的敌军兵力大约是115000人，平均每个根据地投入的兵力大约8200余人，其中，1942年敌军扫荡兵力投入最大，各区敌军平均兵力为10200人；其三，五年来，每名日本兵平均21天就要参加一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其中，1942年扫荡最为频繁，每名日本兵平均每半个月要参加一次。
侵华日军在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扫荡方式大多为用大股兵力沿主要道路进出，而自敌人回兵华北以后，就开始采用清剿手段，大肆烧杀抢掠。百团大战后，尤其是1941年秋季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大扫荡以后，敌人逐渐提出并实行囚笼政策、三光政策、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等灭绝人性的侵略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扫荡的组织性、规模性、紧张性、残酷性逐渐发挥到了极致。
如意算盘被打破
上述真实数据告诉人们，从1938年以来，侵华日军持续扫荡，而且愈演愈烈，正如他们曾经惯称“不顾一切，全力迈进”。1942年10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曾“自豪”公告，日本在中国建立了7700余座堡垒，筑成了11860余公里长的封锁沟，其长度是中国万里长城全长的6倍，可达地球圆周的四分之一，平均每三里长的封锁线上就有一座堡垒。然而，敌人在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后，又收获了什么呢？
这份历经战火洗礼，诞生于75年前的珍贵档案用最朴实的文字记述，留给世人最有力的回答。
首先，这些令侵略者引以为豪的巨大数量的碉堡和封锁沟，时时处在我军昼夜摧击、破袭之下，并不稳固。封锁和扫荡，只帮助敌人完成了局部地带的占领及部分面积的控制，主要是沿平汉、津浦、同蒲、胶济等铁路干线的两侧，而且在敌占区及敌控制区内，我军的抗日游击斗争非常活跃，翻车破路袭攻伏击，始终威胁着敌人，“确保治安”只是敌人的梦想。
其次，敌人凭借巨大兵力进行的频繁扫荡，取得的所谓赫赫战果，正是敌人历次公布的巨大的屠杀及掠夺数字。且不论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只论这些数字的存在，恰恰把日本侵略者残害无辜中国人民的罪恶都记在了自己的战果簿上。事实上，日寇的“赫赫战果”，正是自己亲手写下的亏欠中国人民的血债清单，这就是无论日军运用什么手段，中国人民都以“抗战到底”来回答的直接原因。
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持续五年的扫荡，其基本企图包括：消灭八路军，消灭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意识，变华北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等，很明显，这些企图是完全破产了。敌人扫荡的失败，就是我们反扫荡的胜利，档案记载的那艰难的五年，能在日寇疯狂扫荡下取得胜利，得益于八路军战士的英勇抗战和艰苦奋斗，得益于敌后抗日人民的顽强意志和一贯坚持。1942年，离抗战最后胜利虽然还有三年，但通过这份无声的档案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军民早就料定敌人的如意算盘早晚会彻底落空，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作者单位：解放军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