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具体方向上的挑战和机遇
俄罗斯方向
李勇慧：对中国的周边外交而言，俄罗斯既是全球伙伴，也是重要友邻。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为地区冲突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美欧与俄关系全面破裂的背景下，预计俄罗斯将会不断加大对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关注和投入，中国需要更多地从周边安全与稳定的视角处理对俄关系，进一步思考欧亚地区秩序构建和战略目标的一致性问题。
安全方面，中俄在共同应对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方面拥有合作空间。但在维护共同安全的同时需要避免“集团化”态势。
海洋合作方面，中俄在北面和南面均具备合作潜力。在北极港口现代化、航道安全等问题上，两国可加强双边合作，并且共同推动多边合作，但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起国际司法争端的问题。南面，中俄需要与东盟加强反恐、贸易自由化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东亚区域合作、“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良性互动。
东北亚方向
吴怀中：全球重要智库、媒体在预测2022年的世界主要风险和挑战时，并未充分考虑日本的战略动向和中日关系走向。尽管如此，相关战略态势动向仍然值得关注。
综观日本近年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其一，日本的战略筹谋能力和外交活跃度逐渐加强，全球影响力及涉华博弈力有所提升，例如在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形成与生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对美“印太战略”发挥着“地区总代理”和“力量倍增器”作用，这就增加了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其三，日本加速军事转型，发展全域高新军力尤其远程打击力量，并针对西南防卫、台海问题等对我谋划对抗和反制。同时，以所谓“人权问题”等为抓手大肆干涉我国内政，急推（涉华）经济安全战略，并使之成为美“印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需要想方设法将风险与挑战转化成机遇。我们要加速完善战略布局，特别是要巩固发展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和谐周边，阻滞“美主日协”的地区遏华阵营的生成。应在重振区域一体化和多边主义的国际主流诉求当中，更多地在疫情后的区域合作与发展这个层面上运筹中日关系。单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应以纪念中日复交50周年为契机，对日适时进行高层交流和磋商，力争在新形势下构建稳定可预期的中日关系。
刘天聪：总体看，朝鲜半岛的形势有望保持比较长时期的和平和稳定，能够延续我国周边政治核心地区的总体安全。半岛生战生乱、核问题进一步恶变的可能性均不大，在可预见的未来，朝鲜半岛问题大概率不会成为我们的重大风险点。
2022年1月24日，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团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与美国、挪威等国代表就如何解决阿人道主义危机和被冻结资产问题举行会谈。
韩国第20届总统大选已经结束，曾在竞选中发表过不少亲美言论的尹锡悦当选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韩关系将要恶化，因为韩国与我国深度利益交融，战略相倚，处理好对华关系是其无法摆脱的“宿命”。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双方当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继续提质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的长期安全隐患仍不容忽视。朝核问题引而不发，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始终存在。韩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流动性较大，将在中美之间艰难平衡，各种潜在事态需要我们随时应对。美国以朝鲜等问题为借口不断加强美日韩同盟协作，不仅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和军备竞赛，更离间中国与邻国关系。
东南亚方向
张洁：东南亚方向，主要还是美国“印太战略”调整带来的影响问题。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以东盟为主营方向，全文提到东盟19次、东南亚12次，相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这个战略继续同时依托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组织，对东南亚国家继续采取“2+4”（菲律宾、泰国这两个同盟国家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这四个伙伴国家）的地区支点组合。这个战略为拉拢东盟，肯定其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作用”和在“印太”地区的“连接作用”，明确指出要加强QUAD与东盟的对接。
就主要合作内容而言，“印太战略”在东南亚方向总体没有大的突破，连续性大于变化性。在继续强调卫生防疫、海上安全、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合作的同时，渲染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此外，将海岸警卫队合作纳入美与东盟安全合作范畴值得注意，未来或将对我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造成更多干扰。
东盟方面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出台难掩担忧之情。一是担忧自身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作用”由于大国竞争的加剧和QUAD、AUKUS作用的加强而被边缘化。二是担忧东盟的“统一性”因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而被瓦解，老柬缅三国与东盟其他国家对外政策的裂痕加剧。最重要的是，尽管东盟国家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选边站”压力继续增大，却仍未找到“战略自主”的有效路径。
南亚方向
林民旺：南亚方向，我们要看到，在印度国内，国大党还在不断衰落，持续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基本理念是亲西方的，加上中美长期战略竞争的作用力，以及中印边境争端的持续牵制，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目前，印度和美国的南亚和印度洋战略逐渐合拢，联手制约中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拜登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明确表示要让印度在印度洋扮演“核心角色”，美国因此对美印之间的众多分歧性问题（如印人权问题、与俄军售关系）采取了特殊化的立场。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南亚小国为求“超脱”，逐渐减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的明确战略支持，明显地呈现出机会主义的做法，使得我们今后做他们的工作面临更多复杂因素。
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南亚地区也面临更多机遇。我们对南亚格局的塑造能力越来越强，在基建、民生等方面的支持能力也很有吸引力。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多元化趋势、中国与伊朗关系所取得的突破、阿富汗正在发生的变化，等等，都赋予我们在南亚方向推进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以更多空间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