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教材“辛亥革命”研究

    关键词：部编初中教材，辛亥革命，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9-0010-05

    部编初高中历史教材即将在全国统一使用，研究教材再次成为教师必修的功课。目前，初中教材已见新版本，高中教材也在试教中。如此，以初中教材为主，参照高中教材开展研究，对初高中教学都有实际意义。“辛亥革命”在初高中都是重点，本文就此研究教材的变与不变，联系相关学术成果，讨论课程内容的时代性，以求比较完整的史实。一、部编初中教材与以往初中教材的比较

    2018年投入使用的部编初中八年级教材，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为题，设置一个单元四课：第8课“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第9课“辛亥革命”、第10课“中华民国的创立”和第11课“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前三课叙述辛亥革命的大小字，很明显是单一的革命叙事。与此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相比较，2013年版初中教材中有“20世纪初的中国局势”，介绍了“收回利权的斗争”“国会请愿运动”和清末“新政”。而2001年版的辛亥革命，直接叙述了孙中山创建革命团体、革命政党，提出三民主义，等等，删去了新政、立宪等其他内容。为了进一步研究教材，我们找出20世纪的旧教材。1994年版初中教材，用两课陈述辛亥革命的背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和“清政府的‘新政和各地武装起义”，其第17课分成三个子目：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各地的武装起义”、“保路运动”。但是，三个子目仍是以革命为中心的叙事：“在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用‘新政来稳定政局;革命党人用武装起义进行回答。”“四川革命党人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机在武昌发动起义。”这里虽然提到新政，但没有将新政10年造就的动荡局势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还无视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总的来说，初中教材中的辛亥革命，基本没有变化的是革命叙事，或增或删的是清末新政及其立宪运动。以革命叙事为主题，保路运动作为武昌起义的契机，在部编教材中也被删除，只罗列了萍浏醴起义、徐锡麟秋瑾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然后就是武昌起义。初二学生初步了解辛亥革命，他们如果认真阅读教材，留下的印象就是不间断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但事实绝非如此。二、部编初、高中教材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适应初高中教学的衔接，笔者翻看了电子版的高中必修课程教材《中外历史纲要》，发现高中教材的辛亥革命增添了很多内容，改变了初中教材单一的革命线索。

    变化一：客观评价清末“新政”。指出，“新政”的内容与戊戌维新时期所颁布的改革举措“颇多相似”，“但更为广泛深入”。这就指明了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一脉相承，改革是历史的趋势。

    变化二：明确了立宪派在推翻清王朝中的作用。指出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积极推进立宪运动，“立宪运动造成很大声势”，1911年5月，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不少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无诚意推行立宪，转而支持革命”。

    变化三：补充了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的关系。高中教材在“历史纵横”栏叙述了清政府派兵屠杀保路人士，使人民更充分看清了清王朝的反动本质，保路运动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国的总爆发。

    显然，高中教材将辛亥革命的背景放大到清末新政，改革与革命殊途同归，而非仅仅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这一条线索，且非常看重立宪派在革命中的作用。这是否意味着高中教材在初中教材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呢？初中教材如果在第三单元的引言或前三课的引言中，多少透露一些1901至1911年10年间全国形势的变化，那么也可以说为高中深入学习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相关内容只字未提。或许这要归因于初中课程标准。《初中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确只要求了解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课程标准不同于教学大纲，后者规定到子目，前者只是一个最低或中等标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必修课程“1.8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中，也没有提出了解革命之外全国的形势，为什么高中教材就可以增添那么多内容呢？显然，这是两部分教材编写者认知水平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在笔者看来，单以革命史观解释清王朝的灭亡，眼界过于狭窄。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对辛亥革命的歷史有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很多年轻教师还不熟悉革命史观。革命史观强调革命的斗争形式，夸大革命的作用，对不赞同革命的持批判态度，无视甚至蔑视其他力量的存在。这样视野下的辛亥革命叙事强调三大特点：一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突出孙中山的理论和武装起义;二是批判和否定立宪派，忽略立宪派在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中的重要作用;三是遮蔽革命派的不足，夸大各次起义的影响，强调革命党人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革命党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的确应该肯定，但是也应看到，革命党人的几次起义都在南方，起义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当时对全国的影响很难说，后来国民党人书写的历史有夸大之嫌。

    这种“革命史观”由来已久。蒋廷黻于1938年写的《中国近代史》就这样描述辛亥革命。民国时期有关近代中国史的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他的著述是那时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后来范文澜和翦伯赞的通史著作也承袭了革命史观，中学教材更不例外。1990年代以来，中学教材开始提及革命党人以外的力量，但仍作为革命的陪衬。

    改革开放以来，辛亥革命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新成果不断涌现，对辛亥革命成败及原因的分析也被重新定位，代表作即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三、学术界关于辛亥革命的新认识

    （一）关于辛亥革命爆发的推动力，史学界在一些问题上逐渐取得共识

    1.立宪派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陈旭麓指出：“革命与改良之于社会，如燕雀之有双翼，舟车之有两轮。……它们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矛盾对立的，二者交叉地出现，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①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发动中，革命派与维新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两个最早的资产阶级团体——兴中会和强学会成立的时间来看，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一个以改良为依归，但他们的反封建目标是一致的，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甲午战败后，维新运动代替洋务运动成为时代的中心。这一时期，革命派也曾被当时的潮流所吸引，对改良派（或更早的洋务派）的首领寄予希望。孙中山、章太炎分别于1894年、1898年上书李鸿章，要求他支持政治革新。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谋求与兴中会合作，计划共同组织革命团体。①兴中会参与自立军起义，则是两派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改良派在斗争中分化，一部分人赞成革命或转化为革命派，如邹容。原维新领袖梁启超后来也转向革命，认为革命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②其“言论与前判若两人，激烈不下革命党”。③

    清末新政中发生的立宪运动则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尽管立宪派希望通过君主立宪避免和阻止革命，但是，立宪运动客观上却助长了革命声势。1910年，立宪派连续发动了4次国会大请愿运动，动员的力量十分广泛，参与请愿的社会群体涉及绅、商、学、警、军、报，以及海外华侨，声势浩大，前所未有，请愿签名者多达30余万人。革命党创办的《神州日报》《民立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声援和支持国会请愿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立宪派彻底失望。6月，同盟会会员与立宪派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总会”，共同谋划救国救民。8月，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风生水起。9月，革命党与哥老会攻打成都，10月，武昌起义发生，革命成“风起云涌”之势。仅从武昌起义前5个月发生的事件就可以看出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密切。

    在武昌起义发生后，独立各省的立宪派领袖直接参与革命。“各省的起义几乎均得到原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从而才有辛亥革命凯歌行进的局面。”④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湖北立宪派领袖、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主动出面，与革命党合作维持局面，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革命爆发后担任都督，稳定了湖南的秩序。全国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支持江苏独立，直接参与谋划中华民国的成立。立宪派与革命党合力推翻清王朝，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陆军、外交、教育总长属同盟会，内务、实业、交通总长属立宪派，海军、司法、财政总长无所属，形成革命党与立宪派“共造共和大业”⑤的局面。

    2.清末新政10年助力革命到来

    清政府想借“新政”和预备立宪来挽救统治，但是新政的实际结果与主观目的相差甚远，它助力了革命的爆发。新政的举措比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的力度大得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从改革官制到仿行宪政;从改革司法制度到尝试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从奖励农工商业到建立近代产权制度;从编练新式陆军到建立近代军制;从设立新式学堂到废除科举，建立近代学制。新政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新动向：因新政加重了捐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学生，造就了大批的反封建志士;新军淘汰了绿营练勇，结果却铸成了革命先发力量。所以有人说，清政府是“革命制造厂”，新政不但没有缓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催化剂”。⑥

    3.民变——民主革命的基石

    晚清最后10年的民变，风起云涌，“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广泛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从1902年起到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这些民变席卷全国各地，触及了城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为求盐而导致的城乡骚乱;会党和农民起义;罢工斗争;兵变和学潮;义和团式的反教会与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等等。“绵绵不绝的民变同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交错迭出，彼此助推。”“清末的民变已经不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了，而成了民主革命的基石。”⑦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

    （二）关于立宪派在筹建中华民国中的作用，史学界有以下认知

    1.立宪派在筹建民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方革命阵营面临如何组建统一政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怎样“建立民国”，孙中山也没有给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当时颇有影响的是湖北方案和上海方案。上海方案的策划人是张謇、赵凤昌、张元济等立宪派首领，他们与宋教仁、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共同协商草拟了上海方案。①上海方案规划的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的政治目标与路线，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高度吻合。根据上海方案，建立民国的第一步是组建各省代表会，作为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机关。后来，各省代表会成立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大纲》），1911年12月3日，来自10个省的22个代表在《大纲》上面签字。《大纲》成为临时民国中央政府组建和运行的法律根据，它显示了辛亥革命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根本区别——奉行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原则。这个《大纲》规定民国政体以美国为蓝本，如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的总统制，各部部长直接对总统负责，总统选举每省为一票也是模仿美国13州代表会议的先例。虽然《大纲》不够完整，后屡经修正，但这是中国近代立法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它以法律形式否定了王权专制制度，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原则，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

    2.立宪派率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和“五族共和”思想

    据研究，梁启超最早创造和使用了將汉、满、回、苗、藏等民族包括在内的“中华民族”一词。继梁启超之后，1907年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是“中华民族”早期的自觉使用者。杨度曾反复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②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的，而立宪派是最早提出者。以五族共和表达中华民族大家庭，也是立宪派提出来的。

    辛亥革命后，最初动议用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五色国旗图样由江苏都督程德全设计，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③而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原兴中会的旗帜），并在旗上增加了红色，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有主张十八星旗（寓意十八省）。不同的旗式代表不同的寓意，但共同表达了国家和民族至上的观念。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1912年1月初函致参议院，请其“正式追认”以五色旗为民国国旗。④1912年6月5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成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从“中华民族”的概念到“五族共和”，再到五色旗的诞生，集中体现了立宪派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立宪派的思想并不比革命派落后，在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上甚至可以说更胜一筹。四、关于辛亥革命的成果

    用“窃取”，还是用“落入”，描述袁世凯获取辛亥革命成果，是两个不同的含义。部编初中教材仍以“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为标题，高中新教材则两次提到革命成果最终“落入”袁世凯手中。史学界大都认为用“落入”更恰当，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当时的舆论和从各派的态度来看，举袁之意明显。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发表了革命党人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1911年11月2日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三封电报。

    其次，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军政府首脑就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当时黎元洪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氏“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阪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以南方民军司令的名义至电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①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职，他只是“暂时承乏”，只要袁拥护共和，自己一定“让位”。革命党人的致电，相当于许下政治诺言，而袁世凯要的就是这种承诺。

    再次，南北议和初步达成“袁反正则举为大总统的协议”。12月23日，在帝国主义干涉下的南北议和中，黎元洪、伍廷芳分别向《大陆报》公开声明，只要袁世凯“不再迟延承认共和政体，必可选为共和国总统”。

    最后，各省代表联合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定“虚位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911年11月30日到12月7日，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在汉口召开。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一决议后来得到上海会议和南京会议的一再认可。

    尽管后人对这一结果不满，甚至愤慨，但是其发展过程是合情、合理的，其程序是合法的。新政时期，袁世凯是立宪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有一定的政治威望，张謇对他信之不疑。孙中山当初的愿望则是：“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②人们都没有想到日后袁世凯要当皇帝。

    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革命派、立宪派、汉族官僚，甚至清政府，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清政府以自己“退位”的方式，认可了共和政治;立宪派舍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支持共和，“共造”共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投靠”了共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让出民国最高统治权的方式，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政治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也是各种力量迂回的结果。无论教材内容变与不变，无论教材陈述是详是简，这都是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帮助学生厘清的道理。课程内容的时代性要求反映学科的新成果，教师应关注学术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教学设计，针对教学对象选择史事、设计问题。

    近几十年史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但中学教材几十年变化不大，与时代性要求相距甚遠。教师怎么办呢？笔者认为，中学教师要坚持广泛阅读，及时了解学术动态，拓宽视野，而不要拘泥于教材。应该辩证而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用唯物史观研究教材，按照学生的认知水平设计教学。反之，死守教材，抱着有限的教学资源，只会误会历史，误导学生。

    【作者简介】许春凤，中学正高级教师，江苏省华罗庚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