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广播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特征初探

    韩啸+赵莹莹

    【摘要】中国广播期刊的发展路径与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并在中国广播事业的迈进中不断调整和变迁。民国时期，伴随中国广播事业的发轫和变革，中国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职业化的编辑出版人及机构日益壮大，二是以专业化的广播内容生产为主题，三是以具备专业知识的精英群体为编辑出版客体；四是以政治宣传和艺术传承为编辑出版理念的主线。

    【关键词】广播；中国广播事业；中国广播期刊；编辑出版活动

    【作者单位】韩啸，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赵莹莹，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

    1920年11月，美国匹兹堡KDKA广播电台的播音，揭开了世界广播事业的序幕[1]。中国广播事业在民国初年开始发轫，并随时间的推移缓慢发展，不断变革。20世纪20年代末以前，我国尚未出现专业化的广播期刊，直到1929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正式建立，并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记载和反映广播事业的专业报刊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应运而生”[1]。

    由于民国时期广播报刊具有极大的史料和学术价值，故已有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如对《广播周报》历史流变的研究，对《无线电月报》编辑出版及传播的研究，对民营期刊《无线电问答汇刊》的研究，对高校所办刊物《电影与播音》编辑传播特征的研究等。整体而言，上述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研究格局来看，既往研究者大多从微观层面着手，分析某具体广播报刊的编辑出版及发展情形，而缺乏整体研判的视野。故本文以时间的流变为线索，基于广播研究的视阈，从编辑出版主体、内容、客体及理念四个层面，探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中国广播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广播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特征。

    一、编辑出版主体：职业化广播期刊人和机构产生且日益壮大

    1929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立，标志着我国广播事业网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民营电台也得到一定发展。1940年，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为标志的人民广播事业得以建立。至此，中国广播事业的主体格局基本形成。广播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广播研究的发展，也使探索广播事业发展演进的重要学术平台——专业广播刊物的生产和传播成为广播研究的重要方面。职业化广播期刊人和机构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并日益壮大和多元。

    代表性的编辑出版主体首先出现且集中于国民党官办广播事业周围，“国民政府相关部门主办的广播研究刊物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影响力”[2]，民营广播期刊、人民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相对处于弱势。国民党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编印的《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第一本名副其实的广播期刊”。由范本中、刘汉臣、陈沅、吴详佑等先后担任编辑的我国第一份广播节目报《广播周报》则由国民党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创办，《广播通讯》由重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编印。这一阶段，广播期刊编辑出版者的身份特征表现为多重性，既是资深的编辑出版人，又是积淀丰厚的学者。如《广播周报》的陈沅既是编辑又是作者，他的《广播的作用》一文对广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除资深的广播期刊编辑出版人外，广播事业的实践者、管理者也对广播研究有所贡献。尽管他们并非职业化的广播期刊人，不直接参与编辑出版活动，但由于长期处于工作一线，具备丰富的经验，加之广播无线电相关专业出身，其创作实践与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密不可分。如吴道一和吴保丰虽是国民政府广播事业的管理者，但与《广播周报》《广播通讯》《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等刊物的编辑出版联系密切。

    与国民党官办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队伍相比，民营广播、人民广播期刊编辑出版队伍相对弱小，但其职业化程度可圈可点。如民营报刊《无线电问答汇刊》的主编苏祖国和《无线电杂志》的编辑方子卫，两人均有一定的无线电专业背景，对技术的偏爱与执着使其成为职业化的广播期刊人。人民广播事业肇始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办，在这一阶段，《解放日报》副刊开辟了《广播》专栏，资深编辑、副刊主编温济泽是主要的执行者。

    整体而言，民国时期专业性、职业化的广播期刊编辑出版队伍、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逐渐壮大、多元的过程。在编辑出版队伍中，既有来自国民党广播系统的力量，也有来自民间及共产党方面的力量，三者共同为广播知识的传播、广播文化的传承和广播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编辑出版内容：专业化的广播内容生产是主题

    广播事业的全方位推进，带动了广播研究的纵深化发展，广播研究与探索的理论化、学术化、专业化也随着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开播而逐渐成形。有研究者统计，“民国时期编印出版的广播期刊及无线电期刊共计73种”[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办的广播期刊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主流，而且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广播专业期刊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广播研究的集中性和细分化。广播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以国民党官办广播事业为中心（国共合作时期），二是以抗日战争为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三是以国民党广播与人民广播双重对象为中心（解放战争时期），并基于此开展关于广播史论、广播宣传、广播节目、广播事业等方面的具体研究。无论是国民党官办刊物《无线电月报》《无线电新报》《无线电》《广播周报》《广播月刊》，还是民办刊物《无线电问答汇刊》《无线电杂志》《广播无线电》，抑或是人民广播刊物《新华广播稿》《广播资料》，均可反映这一时期广播研究专业化程度在加深。

    《广播周报》是国民党官办广播刊物中最具代表性的， 涵盖广播理论研究、广播业务研究、广播动态介绍等方面内容，凸显极强的研究性和理据性，如刊登赵元任的广播研究专文《广播须知》用以推广广播播音研究。处于发展期的《广播周报》“开始有意识地反映国内外广播事业的发展状况，介绍广播理论”，如刊登了赵炳烺的《广播的政治作用》、陈立夫的《广播与教育》、海涛的《广播批判与提高广播文化》、潘公展的《世界广播动态之一斑》等重要广播专文。民营广播刊物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30年代亚美公司创办的《无线电问答汇刊》，它是中国第一份民营无线电广播专业期刊，在“民国时期民营无线电广播专业期刊界无出其右者”。从内容呈现上看，《无线电问答汇刊》主要侧重于无线电技术知识的介绍和问答，突出广播期刊的学理性和专业性。人民广播刊物的代表性刊物是《新华广播稿》和《广播资料》，后者堪称“人民广播史上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广播期刊”。《广播资料》自创刊后，一方面刊登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和通知，另一方面介绍苏联、英国等国广播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开展听众调查，是一份专业的广播业务刊物。

    生产专业化的广播相关内容是这一时期广播期刊编辑出版的主题，广播期刊内容生产模式不仅逐渐摆脱了新闻式、信息式的综合性内容生产，平稳转向学理性、专业性的生产实践，而且在专业化内容生产过程中逐步迈向细分化、纵深化。

    三、编辑出版客体：具备专业知识的精英群体是主流

    民国时期，专业广播期刊数量的增长一方面源于广播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源于创作主体和读者增加。广播期刊作者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广播研究，读者也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多以意见反馈的形式融入广播研究。以作者创作为核心的广播研究中主要存在三股力量：一是国民党广播系统的研究人员，二是新闻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型学者，三是共产党人民广播事业研究者。

    在国民党广播系统内部，广播研究的代表是吴道一和吴保丰。前者主要着眼于广播事业的整体发展，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我国之广播事业》《八年来的中央广播电台》等；后者主要从技术层面着手，重点研究广播技术的发展，代表性作品为《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在新闻学界和其他学科学者中也不乏在广播研究上卓有建树者，代表人物有胡道静、赵元任等。新闻学者胡道静的《上海无线广播电台的发展》对上海广播无线电的发展进行了详尽分析，语言学家赵元任对早期广播播音研究进行了探索。人民广播事业的研究者主要是温济泽，其研究的着力点在广播业务和广播史方面，代表性研究文献有《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中国新闻学研究工作发展概况》等。此外，还有诸多开展过广播研究的大学学者、作家群体及无线电专家，如茅盾、叶圣陶、戈公振、孙明经、陈临渊等。广播研究的专业化及研究队伍的专业化使得广播期刊编辑出版客体的结构、层次发生了质变。因此，广播期刊的主要读者是精英群体，

    一方面，他们具有较完备的学科知识体系和文化学养，关心国事且具有一定的家国情怀，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们积极从事广播学术研究，展现了作为媒介学术研究者应有的修为和风范。

    四、编辑出版理念：遵循政治宣传与艺术传承双重规律是主线

    1929年国民党官办广播电台的建立使中国广播事业进入新阶段，专业性广播期刊也随之产生，这些期刊的创办摒弃了非专业广播报刊时代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化编辑出版理念，转而遵循政治宣传和艺术传承的双重规律。这一时期，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主要在国民党广播事业、民营广播事业和共产党人民广播事业三者间展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播和电影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国民党官办广播期刊成为研究广播宣传、总结广播宣传规律的阵地。国民党官办广播系统的完善，使其宣传网络和舆论机关日益强大。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广播在鼓舞国民抗战、抵制日伪宣传中的重要性，认为“在宣传战中发挥着最显著效能的无线电工具已和外交策略、经济压力、军事力量并行不悖，成为外交策略的必备武器之一”[4]，并对广播抗战宣传进行了规划。此外，《广播通讯》《电影与播音》等也刊发了杨明、陈沅等人的抗战宣传文章。1940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建立，使得共产党具备了在无线电领域同国民党交锋的资本。随着抗战的深入，人民广播电台不仅积极开展抗日宣传，而且在解放战争阶段，将着眼点调整为争取和平、反对独裁的正面宣传，击垮敌人的反动宣传。《新华广播稿》发表的《我国目前人民广播事业的概况》一文，指出了人民广播事业取得的宣传成就。

    除了政治宣传，这一时期的广播期刊实践自觉遵循艺术传承的理念。拉斯韦尔认为“传递社会遗产”是媒介最重要的功能之一[5]，广播期刊也不例外。国民党官办的广播系统也着手进行广播史、广播理论、广播节目等方面的思考与总结，如《我国之广播事业》《广播无线电》等广播专文对我国广播发展的历史进行了介绍和梳理。同时，民营电台、社会团体所办刊物及学者、无线电专家的广播创作实践也不断总结广播的文化传承特性。如民营电台的《无线电问答汇刊》主要介绍无线电技术知识，也介绍电台的发展史；成都金陵大学理学院的《电影与播音》对电影、广播、电视等内容均有涉猎。人民广播期刊主要从广播事业角度分析、总结人民广播事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如《我国目前人民广播事业的概况》对广播事业的发展史、现存问题及未来发展做了深刻分析，为新中国的广播事业建设发展留下了宝贵遗产。

    这一时期，在编辑出版理念上，广播期刊在政治宣传和艺术使命之间游离不定。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环境需要广播的宣传效用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广播期刊成了宣传作用的总结者；另一方面，每个时代都需要文化的记录者，广播期刊则理所当然扮演了艺术传承者的角色。在宣传和文艺之间徘徊，是这一时期广播期刊编辑出版的必然价值选择。

    参考文献

    [1]赵玉明.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 申启武，安治民. 中国广播研究90年[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3] 中国期刊年鉴编委会. 中国期刊年鉴[M]. 北京：中国期刊年鉴杂志社，2009.

    [4] 阎志芬. 编辑客体略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2）.

    [5]吴道一. 我国之广播事业[J]. 中央广播无线电年刊，19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