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哲学维度探析朱德军事思想
李佳曦
摘 要：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德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化的且符合实际的军事思想。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当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灵活地应用于战争，并且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继而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从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维度出发，通过分析朱德在革命年代的战争经历探索支撑革命胜利的哲学依据。
关键词：朱德；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朱德，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与毛泽东等战略家、军事家一道，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历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实际，借鉴古今中外的战略理论，从哲学的层次上深入考察战略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哲学思想。战争年代朱德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 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用兵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革命战争年代，朱德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的具体性质和解决中国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等现实，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游击战战法并形成了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哲学思想。不拘泥于过去的传统作战经验，从随时变化的战场情势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灵活机动地指导战争，是朱德用兵打仗的指导思想。他提出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1]的用兵原则，就充分体现军事唯物论思想，反映了朱德在战争指导中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认为，打仗一定要明了我情和敌情，做到知彼知己，根据部队武器装备和现有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法。但无论是知彼还是知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要脱离实际和可能去高谈阔论、摆花架子。
首先，“有什么枪打什么仗”，“枪”即是指武器装备。恩格斯曾经提出一個最为人们熟知的命题：经济条件是战争的物质基础，缺乏这一基础战争就无法取得胜利。为了说明这一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2]。朱德则继承这一思想，在制定战略和指挥作战时从客观条件下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出发，非常重视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这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一贯哲学思想，也是他与“左”倾军事路线的根本分歧之所在。从武器装备的实际出发，并不是说不考虑人的因素。朱德认为；研究武器装备必须和人联系在一起，把武器和人这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唯武器论的根本区别。
其次，“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这是朱德从实际出发的又一重要原则。中国的古兵法说：善兵者因敌立法。朱德正是这样一位善于“因敌立法”的人。他通过对影响战争的多种要素考察和研究，从而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并根据敌情的千变万化，及时地作出相应的战略决策。对于不同之敌，朱德把他们分为大敌与小敌、强敌与弱对比如在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时就提出不同的战法：“面对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3]对付弱敌与强敌以及处于不同状态下的敌人也都有不同的战法，比如对狭路相逢的遭遇之敌和对防御之敌的进攻就应采取不同的打法。总之，指挥员要随时注意敌情、我情等条件，敌变我变，敌变条件变，敌变战法变，随机应变，变化无穷，才能打胜仗。
最后，对“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一客观事实，则体现出马克思唯物主义在看待事物变化时需要重视各方面条件的影响。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地形和天候对交战双方的作战行动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指挥员不能忽略交通这个重要因素，朱德辩证地指出，交通既是优势之军的命脉，又是劣势之军攻击优势之军的要害。通过对敌之交通包括运输和通讯联络进行破坏，可以造成敌军的困难和有利于自己的条件。1937年8月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时提醒国民党，“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4]自古以来的军事家都强调交通线的重要意义，朱德却从强弱两军对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不同，提出弱军作战应离开交通线的论断，充分体现了他在战争指导中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原则。
2 唯物辩证法引领下的战略战法
早在1933年，朱德就告诫红军指挥员：“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5]他在进行战略指导时，总是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灵活运用，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他强调：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凡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战役和战斗，我们就大致能胜利；凡是单纯防御或盲目进攻，就会遭受失败。
在看待运动战和游击战辩证关系上，朱德认为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因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不重要，恰恰必须看到它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不可能打好运动战，以致战胜敌人。对此，朱德从游击队活动的角度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员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而抗战的结局”。[6]朱德和彭德怀在总结抗战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提出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五条基本原则，这样一整套充满军事辩证法的游击战术新原则，正确并及时地指导了抗日战争。这种从分析战争特点到揭示战争规律的方法，是朱德军事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3 唯物史观推动下的人民战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作了科学的阐释，他们在自己早期的著作《神圣家族》中就已指出，先进的思想本身只能使社会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而“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朱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切地体悟到以“群众战”为基本内容的人民战争思想，不但是我党我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指南，而且是我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出发点。决定战争命运的不是个别统帅，而是参战的广大人民群众。因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活动是朱德军事思想的根本点，它贯穿于朱德的全部军事实践活动中
参考文献
[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3]《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4]《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2页。
[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6]《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摘 要：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德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化的且符合实际的军事思想。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当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灵活地应用于战争，并且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继而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从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维度出发，通过分析朱德在革命年代的战争经历探索支撑革命胜利的哲学依据。
关键词：朱德；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朱德，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与毛泽东等战略家、军事家一道，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历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实际，借鉴古今中外的战略理论，从哲学的层次上深入考察战略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哲学思想。战争年代朱德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 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用兵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革命战争年代，朱德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的具体性质和解决中国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等现实，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游击战战法并形成了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哲学思想。不拘泥于过去的传统作战经验，从随时变化的战场情势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灵活机动地指导战争，是朱德用兵打仗的指导思想。他提出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1]的用兵原则，就充分体现军事唯物论思想，反映了朱德在战争指导中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认为，打仗一定要明了我情和敌情，做到知彼知己，根据部队武器装备和现有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法。但无论是知彼还是知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要脱离实际和可能去高谈阔论、摆花架子。
首先，“有什么枪打什么仗”，“枪”即是指武器装备。恩格斯曾经提出一個最为人们熟知的命题：经济条件是战争的物质基础，缺乏这一基础战争就无法取得胜利。为了说明这一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2]。朱德则继承这一思想，在制定战略和指挥作战时从客观条件下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出发，非常重视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这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一贯哲学思想，也是他与“左”倾军事路线的根本分歧之所在。从武器装备的实际出发，并不是说不考虑人的因素。朱德认为；研究武器装备必须和人联系在一起，把武器和人这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唯武器论的根本区别。
其次，“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这是朱德从实际出发的又一重要原则。中国的古兵法说：善兵者因敌立法。朱德正是这样一位善于“因敌立法”的人。他通过对影响战争的多种要素考察和研究，从而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并根据敌情的千变万化，及时地作出相应的战略决策。对于不同之敌，朱德把他们分为大敌与小敌、强敌与弱对比如在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时就提出不同的战法：“面对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3]对付弱敌与强敌以及处于不同状态下的敌人也都有不同的战法，比如对狭路相逢的遭遇之敌和对防御之敌的进攻就应采取不同的打法。总之，指挥员要随时注意敌情、我情等条件，敌变我变，敌变条件变，敌变战法变，随机应变，变化无穷，才能打胜仗。
最后，对“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一客观事实，则体现出马克思唯物主义在看待事物变化时需要重视各方面条件的影响。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地形和天候对交战双方的作战行动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指挥员不能忽略交通这个重要因素，朱德辩证地指出，交通既是优势之军的命脉，又是劣势之军攻击优势之军的要害。通过对敌之交通包括运输和通讯联络进行破坏，可以造成敌军的困难和有利于自己的条件。1937年8月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时提醒国民党，“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4]自古以来的军事家都强调交通线的重要意义，朱德却从强弱两军对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不同，提出弱军作战应离开交通线的论断，充分体现了他在战争指导中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原则。
2 唯物辩证法引领下的战略战法
早在1933年，朱德就告诫红军指挥员：“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5]他在进行战略指导时，总是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灵活运用，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他强调：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凡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战役和战斗，我们就大致能胜利；凡是单纯防御或盲目进攻，就会遭受失败。
在看待运动战和游击战辩证关系上，朱德认为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因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不重要，恰恰必须看到它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不可能打好运动战，以致战胜敌人。对此，朱德从游击队活动的角度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员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而抗战的结局”。[6]朱德和彭德怀在总结抗战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提出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五条基本原则，这样一整套充满军事辩证法的游击战术新原则，正确并及时地指导了抗日战争。这种从分析战争特点到揭示战争规律的方法，是朱德军事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3 唯物史观推动下的人民战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作了科学的阐释，他们在自己早期的著作《神圣家族》中就已指出，先进的思想本身只能使社会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而“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朱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切地体悟到以“群众战”为基本内容的人民战争思想，不但是我党我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指南，而且是我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出发点。决定战争命运的不是个别统帅，而是参战的广大人民群众。因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活动是朱德军事思想的根本点，它贯穿于朱德的全部军事实践活动中
参考文献
[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3]《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4]《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2页。
[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6]《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