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动员与金融支持：中央苏区“公债运动”的传播学考察

    戴利朝 黄楚莹

    

    

    [提 要]在中央苏区，财政金融领域的“公债运动”，一度和查田运动、扩红运动齐头并进，都影响了革命战争的走向。相比而言，学术界对于“公债运动”研究不多，本文聚焦于媒体的角色与功能，阐释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媒体对购买政府公债运动进行的多样化动员。媒体发布政府政策文告、训令、条例、会议讨论及决议、团体的请求书等，刊登新闻报道、通讯、漫画、读者来信等，在苏区营造了“人人加入”“相互竞赛”的氛围，推动了苏区军民和党团政府对革命战争的金融支持。作为一种支持方式，媒體动员对战时公债运动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同时催生了苏区革命的社会动员传统。

     [关键词]媒体;社会动员;金融;公债劵;苏区革命

    1932年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三次发行公债，并掀起了社会运动。1933年6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撰文《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日后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该文开篇即指出：“在苏区日益扩大巩固，苏维埃建设日益开展的过程中，现金的缺乏以及因之引起的金融上的各种困难，显然的成了苏维埃政权前面的重大问题。”[1]发行公债劵的工作，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任务。正如《红色中华》刊文指出的，粉碎对手的“围剿”，“要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为此，“没有比推销公债，还要更紧迫的了，宁肯少吃一顿饭，宁肯少穿一件衣服，要衣袋里不剩一个铜板”。[2]具体而言，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探索性发行公债，以充实红军军需、支持革命战争并发展苏区经济。所谓公债，即政府向群众借债，一般是定期归还的债券。如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首次发行“革命战争”公债，数额为60万元;同年10月，发行第二期短期“革命战争”公债，数额为120万元;1933年7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数额为300万元。中央苏区政府发行公债，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经济建设，都具有战时的性质，对红军作战经费进行供给，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如上述首次公债的募集，定位为短期的、60万元，以半年为归还期，到期由政府根据所订利率偿还本息;分五期发行，每期10万元。具体的任务，按区域分解为：湘赣、湘鄂赣省发行10万，中央苏区发行50万;具体分配如下：红军4万元、城市商人6万元、各县39万元、其他党团政府1万元。具体办理由“各级政府财政机关、红军经理部、国家银行及政府所委托之各地工农银行、合作社”等机构承担。集中款项地点有五个：汀州省苏（转解中央）、中央国家银行、江西省苏、安远江西军区、总经理部。从操作来看，最关键的一环是对军民群众进行解释和动员，由此掀起了动员苏区军民参与购买公债的一场场运动。

    中央苏区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公债运动”，一度和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是齐头并进的，都对革命战争与苏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现有成果来看，学术界对于“公债运动”研究不多，且大多为历史学、经济学的学科视角[3]，本文立足于传播学的视角，聚焦于媒体在这场运动开展过程中的动员和宣传功能，阐释媒体动员在这场运动中对于苏区革命的支持作用。

     一、媒体动员：公债运动中的一种社会动员方式

    公债运动，对宣传工作极为重视，几乎每个决议、训令等都会强调宣传、鼓动、动员的重要性及其具体工作原则。而媒体的宣传报道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一贯受到党团政府的重视。例如，1933年9月6日《红色中华》刊发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的训令”（1933年8月28日）就特别指出：“县苏还须注意将本县发行公债最有成绩的区，做成简单的总结，寄到《红色中华》发表，以鼓励全苏区推销公债。”

    如何动员？通常的方法有：通过群众大会详细具体的宣传，使群众了解其意义;发挥积极分子在会场上的带头作用;单位、团体之间的革命竞赛方法;轻骑队的检阅和督促;建立各乡村各团体的公债推销队，分头开展工作;各级公债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和活动分子会议，进行公开讨论;公债工作定期报告制度;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命令摊派的官僚主义方式等。反之，“凡是沿用命令或强迫的，脱离群众的方法，而不在政治上去动员，鼓动群众去购买公债，都是阻碍公债发行的罪人，都是发展革命战争的破坏者，应受苏维埃法律的裁判，和群众的痛击”。[4]

    《青年实话》更是明确提出：“从广泛的深入的群众运动动员中，来完成这次的任务。”因而《青年实话》号召，“在广大青年群众中，进行一个购销公债票与缴纳土地税的大运动”，并且界定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必须以坚决的战斗来完成这次关于公债和土地税的任务”。落实这个任务，“是发展革命战争的实际战斗，是对于红军和苏维埃的直接帮助，也就是抓住了团在参战工作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为完成这个任务，必须靠宣传。提供宣传动员，“做煽动的报告和激烈的讨论，用口头的和文字的方法，使宣传工作深入群众，……使群众的热情沸腾起来”[5]。

    二、媒体动员的过程与方式

     （一）号召传播：通过号召群众运动的开展，促使大众购买公债

    1933年3月6日《红色中华》第3版刊文：“本报号召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为什么要提出号召？因为有些地方开始了这些工作，“但这些公众还是做得十分不够，没有引起全苏区工农劳动群众的普遍响应。现在本报特向全体同志们作一最热烈的号召……希望同志们迅速地热烈地响应我们这一号召，于最短期内给予我们一个回答。我们不仅要登载你们光荣的革命竞赛优胜的成绩，同时还准备一些奖品，鼓励我们的优胜者！”[6]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原为中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7]）《青年实话》也刊发了《瑞金城市青工、贫民热烈退还二期公债劵》（1933年4月1日，第2卷第10期）一文，在列举了青年退还公债劵的事迹后，最后号召：“这样光荣的成绩，完全证明了团的领导作用与苏维埃领导力量的伟大，全体的青年工农来学他们的榜样吧！”[8]“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决议出台，《青年实话》刊文《完成并超过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本报号召每个劳动青年买建设公债”，“完成并超过三百万建设公债，每个劳动青年受众都有建设公债”，“以区、以团为单位来举行竞赛，本报准备着奖品”[9]。江西军区政治机关报《冲锋》也响应了《红色中华》的号召，在本报上号召全军区地方武装退还公债。此举被《红色中华》（1933年4月29日）赞誉为：“为本报的号召，有计划地去动员群众的刊物，《冲锋》是第一个。”[10]

    为提升动员的效果，报刊还多次提出号召。1933年4月29日《红色中华》刊发《为“突破二万元”而冲锋》一文，首先指出：“自《红中》发表‘突破二万元的号召之后，后方各部队中都以百倍的努力，来回答这一号召。”[11]

     （二）权威发布：政府的文告、训令、官员的谈话及文章

    为宣传“公债运动”的政策和举措，《红色中华》先后刊载了以下文告、训令等政策文本：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募集60万‘革命战争公债劵的文告”（第九号）（1932年6月25日）;“中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为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劵事的训令”（执字第十三号）（1932年6月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的训令”（第十七号）（1932年10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1933年7月22日）、“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33年7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关于推销公债、统一税收收据等问题给各县指示信”（1933年8月12日）、“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决议”（1933年8月15日）、“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关于二期公债的谈话”等。除了政策文本的刊布之外，媒体也发布“成绩表”“总结”等，从表达方式来说，不仅有文字，还有漫画，例如“苏区人民响应政府号召，挑着谷子去购买公债”等漫画。

     （三）民意表达：传播底层或组织的吁请，造就社会的一致“舆论”

    显然，媒体动员提供了民意表达的良机，媒体能够将个体或小众的意见，上升为大众的意见，造成社会的舆论。而苏区政府极为强调公债运动的民众基础，多次强调公债的发行，实乃广大群众要求的产物。

    在一封题为“群众的要求——拿准备退还我们的花边来供给英勇红军的战费”的信中，写信者强调了支持战争的意义，随后表示：

    我们除热烈的做布草鞋、借谷及退还公债票六百八十三元帮助红军外，并要求中央政府对第二期公债票，延迟六个月或一年还本。就是说，我们要求政府不要在六月底退还，到明年正月或七月在还我们，拿这笔准备还我们的花边，来供给前方的战费！使正在为工农利益而英勇与敌人血战着的红军，不致受物资上的困难，而更英勇的去冲锋杀敌。这种要求，我们相信不仅是四乡群众的要求，同时也是全苏区觉悟的工农群众要求。因此特请求中央政府批准公布，这是我们非常热烈的盼望着的（字体加粗——引者注）。[12]

     后面落款为“云集区第四乡到会群众八百七十名全体”。几天后，即1933年5月5日的《红色中华》刊文指出：“自瑞金云集区八百余群众联合要求中央政府延期归还二期公债后，接着，全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一致通过，要求政府延期归还。现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全体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召集了群众大会，特别提出关于要求中央政府延期归还二期革命战争公债。”

    此外，1932年7月28日的《红色中华》在第5版刊登了“各级政府及群众团体、赤卫军等要求中央政府增加税则充裕发展革命战争军费请求书”，落款为“公略县陂头区平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元群副主席曾本江”。该“请求书”称“现接敝乡之各村来报”，“以上的情形完全是根据各村群众的意见专呈请来，祈钧府立即执行并批示”。

    （四）深度报道：《红色中华》有关“经济建设公债”的专题报道（1933年7月26日）

    1933年7月11日的《红色中华》在第5版刊登了“军事卫生材料厂军人大会要求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一文，落款为“中革军委会总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军人大会”。该文致信“后方政治部转中央政府”，称“请求中央政府发行一次发展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公债，作为粮食合作社的基金;并能使这一合作运动更加推广起来（不简单限于粮食），本厂全体军人大会并号召各红军部队、各群众团体对我们这一要求，予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响应”。

    上述请求的确转变为实践了，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军事卫生材料厂军人大会”的请求。中央政府决定新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红色中华》在同年同月26日作了几乎同步的报道。在其第1版，刊发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1933年7月22日）和“全体工农群众及红色战士热烈拥护并推销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一文。“决议”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批准瑞金、会昌、雩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苏维埃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后者指出：

    全苏区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正在沸腾般地增长起来，……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热情组织起来，同样的用来开展经济战线上的当前的迫切的工作。……我们相信，在热烈的动员之下，我们整个中央苏区一定能够很大地超过原定数量，而进一步达到五百万、六百万的光荣的数字。……我们要应用一切方法，利用一切机会，在文字上、会议上、谈话上向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群众宣传鼓动，使他们明了经济建设公债的伟大意义，现在我们就应该立即开始推销公债的工作，我们要用全部力量来做到：没有一个觉悟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的手上不拿着光荣的辉煌的经济建设公债。

    在第2版，刊登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33年7月20日），第一条则称“中央政府为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此次公债定额为三百万元;而在第5版上，报社提出了新的号召：“《红色中华》要求全苏区党团政府、工会、贫农团一致动员起来：热烈拥护推销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为九月底全部完成而且超过退还八十万、节省三十万而斗争！”同版刊发的“为了革命战争 热烈要求发行经济公债”一文其实是三封书信。第一、二封分别是瑞金云集区吴坊乡主席致信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称“我们全体全乡群众自动要求中央政府发行三百万的经济建设公债票，……全体群众都很赞成，特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发下来，适应群众的热烈要求”，该区洋溪乡主席和副主席致信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称我乡“全体同意要求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请中央政府发下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第三封是红军残废医院主任致信中央政府主席团，称本院军人大会讨论结果“一致要求政府发行苏区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此外，第5版还同时刊登了“这是为了革命战争”“兴国上社区群众大会的响应”“红五军团的空前记录：十天内募捐五千元”“经济运动中的新记录：全数退回公债谷票”等，分别报道了各地各团体的退回公债事迹。

    此外，《红色中华》还追踪报道了“经济建设公债”的相关事宜。如1933年8月19日“热烈要求增发二百万公债”，分别是江西省苏主席曾山等人致信“中央政府”、石城全县乡主席大会致信“毛主席并转人民委员会”，表达其要求。8月25日刊发了“怎样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一文，是中央国民经济部作出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具体部署;同日第3版还分别报道了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反帝拥苏同盟小组、红军学校政训部列宁室、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革军委印刷所等单位团体“热烈推销经济建设公债”的情形;9月6日刊发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的训令”（1933年8月28日）。

    （五）政治宣传：让购买公债成为干部群众自觉的行动

    在媒体的宣传视野中，“公债运动”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体现如下：

    一是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的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从中央苏区的实际来看，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和查田运动、扩红运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共同对革命战争和红军胜利产生巨大意义。正如1933年8月19日《红色中华》刊出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决议”（1933年8月15日），大会通过了有关经济建设工作的八项结论，其中第一项即“推销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正如其最后指出的：“经济建设工作绝不是件和平的事业，它是整个阶级斗争的一方面，我们绝对不能把他从整个革命的工作中划分出来，单独的去进行的，必须与广大的扩大红军运动、查田运动、选举运动、执行劳动法检举运动等工作取得最密切的聯系，才能保障着经济建设工作的进展。”在此之前，即8月16日的《红色中华》刊文“目前革命战争环境中的经济建设任务”，开篇即指出：“经济建设是苏维埃建设中的中心任务之一。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最主要的是为充裕红军的给养，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物质需要。”该文列举了合作社运动、粮食问题、提高各业生产、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扩大对内对外贸易等五项主要工作，从中可见“公债运动”在其中的地位。

    二是“公债运动”有助于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江西的胜利。1932年6月25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募集六十万‘革命战争公债劵的文告”，指出“这个时候是革命进到与反革命决斗的时期，是革命战争进到与帝国主义全部武装作战的阶段。本政府为争取革命战争继续的伟大胜利，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去夺取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去实行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使苏维埃取得全中国胜利”。[13]为此，需要“准备充分的战争经费与红军给养，这成为革命战争胜利的二个主要条件”。

    三是“购买公债”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是每个人支持苏维埃或参加革命战争的方式。1932年6月25日的“公告”指出：“政府发行公债，完全是为争取革命胜利与谋工农解放，不但有利息而且能按期偿还，能买卖、抵押、缴纳租税，与其他财产有同等之价值与信用，凡我工农劳苦群众及苏维埃境内之居民，每个人都有购买公债之义务，这是工农群众对于革命应尽的义务，大家踊跃购买公债，即是积极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

    （六）仲裁的平台：对个人和政府的纪律约束

    “‘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1932年6月25日）指出：“如有人故意破坏信用、破坏价格者，以破坏苏维埃与革命战争论罪。”[14]发行公债，也被纳入各级政府的检查要求。如1932年6月26日的“训令”指出的：“目前对于各级政府工作检查，就以这一工作为检查的中心来考查各级政府工作的成绩，如再发现如过去之敷衍怠工者，就要给予革命纪律的处罚。”

    而在开展“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的工作中，“决议”（1933年7月22日）中指出：“其有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公债信用及任何经济设施者，责成国家政治保卫局采取必要办法，严厉镇压这些分子，以保障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15]《红色中华》也提出：“我们应该严厉地防止富农、奸商及豪绅地主残余分子的任何造谣、捣乱与破坏。对于任何破坏公债运动的企图，应予以无情的迅速的制裁。”[16]

    （七）营造氛围：“在群众中造成购买公债的热烈空气”

    “要造成这种‘不买公债劵是一件革命战士的耻辱的空气。”[17]“自中央政府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以来，胜利各区群众都非常兴奋，表示愿意热烈地来购买。”（1933年9月18日《红色中华》“胜利县党代表大会猛烈开展经济动员”，P701）1933年4月11日刊文《本报重复号召：——突破一万元！红军中的经济动员，退还公债像狂潮一般》，首先就说到“在军人大会上，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各种会议上，都听到一片退还公债的提议和讨论声，墙报上更增加了退还公债，充实战费，以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种种文字，在全方面军红色战士中，由于自觉性和革命的热忱的勃发，退还公债成了极大的狂潮，现这一运动，仍在继续的进展，因此退还公债票的总数尚不能统计”。[18]1933年4月23日的《红星报》也指出：“一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劵得到了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热烈的拥护与踊跃的购买推销，数量都大大超过预定的数目。”[19]

    宣传动员在这一工作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要用宣传鼓动的方法”，“切不能用命令强迫”，“特别要从政治上、参加革命战争上来鼓动，使群众自动的购买”。“决定公债的发行，能按以上规定实际做到，最主要的是靠我们动员与鼓动群众工作如何来决定，谁能积极去动员群众，谁就能够达到任务，必须严厉纠正过去不发动群众专靠用命令的错误工作方式。”[20]

    媒体不仅刊登优秀，而且给予奖励。1932年6月26日的“训令”也指出，要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团体与团体比赛，谁购买多，交款迅速，谁就胜利，由上一级政府给奖旗和名誉奖”。

    三、响应号召：苏区革命与经济建设的金融支持

    从效果来看，自《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发出号召以来，有多家单位、组织予以响应。对此，《红色中华》采取专版、同时报道，逐一介绍了这些团体和个人的响应行为。兹将《红色中华》1933年4-5月的连续报道统一列表1如下：

    从表1可知，在苏区社会，从城市到乡村，从单位到军队，从集体到个体（模范）等，都被动员起来，响应了《红色中华》等报刊发展公债运动的号召。虽然其程度不一，其响应效果有的还有待观察，但是结合其他史实可以明了，媒体动员的确有助于苏区社会、民众对革命战争的金融支持。

    应该指出，由于苏区民众整体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处于战争时期，《红色中华》等报刊的传播受众面并不广泛;加之，地主豪绅等革命对象的造谣，大众传播的效果也受到影响。但大众传播通常是“两级传播”，《红色中华》的动员效果也经由两级传播得到体现。

    四、以史为鉴：“公债运动”中媒体动员的若干机制

    在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领域，媒体动员也展现了自身的若干机制。

    其一，“社会地位的赋予”。这是媒体传播的一种普遍效果，对代表性或典型性人物与社区的挖掘与传播，是媒体的一个特长。通过姓名的公示，让名不见经传的个体民众成为社区的知名人物，并影响更多的受众。例如，对于妇女的报道，先后有“经济战线上的革命妇女”“十二个模范妇女”等;再如社区，通过对长汀县红坊区赖坊乡的跟踪报道，1933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出，“有二个群众特别踊跃”，“其他群众大都同样争先恐后的热烈退还……现在仍在继续进行这一工作”。1933年4月23日的《红色中华》刊发了两篇报道，一篇提出，“同志们，起来学习这一退还公债的热情，响应《红色中华》的退回八十万公债的号召，争取经济动员的红匾”;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这次赖坊乡群众的热烈自动退还公债票共计一百余元，开辟了福建全省各乡的新记录。上杭、宁化、新泉、长汀各区乡的群众们！来和赖坊乡比一比罢！”5月14日的《青年实话》（第2卷15期）刊文“在一个会议中退还第二期公债百余元”，也聚焦于该乡，提出“青年特别狠热烈”，“有三位同志最热烈”，最后也指出：“赖坊乡退还公债的冲锋成绩，开辟了福建全省各乡新记录。上杭、长汀、新泉、宁化各区各乡的青年，要热烈发起群众自动退回第二期公债票，和赖坊乡比一比！”

    最突出的做法是“成绩表”。集体地刊登并展示积极分子的姓名及所在单位，以此“宣布给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看，谁的成绩顶好，可列入红板，谁的成绩顶坏，可打入黑籍”[21]。《会昌、兴国等工会退还公债》一文（刊于1933年3月12日《红色中华》）刊登了来自会昌工会、兴国县雇农工会、胜利县职工联合会、瑞金药业工会、兴国城市缝业工会、瑞金县苦力工会等6家工会149人的姓名。[22]再如，《残废同志多么热烈》（3月21日）、《瑞金城市青工、贫民热烈退还二期公债劵》（《青年实话》1933年4月1日，第2卷第10期）等。根据《红色中华》1932年7月7日第4版的报道“执行局工作人员节省经济购买公债票的热忱”，中央局列宁室于7月4日晚召开会议部署该工作，一致作出以半月内所节省的一餐菜钱购买公债票等决定（“苏区中央局列宁室关于购买公债、节省经济帮助红军的紧急会议”）;全总执行局工作人员7月6日晚就召开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只有11名工作人员，一时就购买了15元。

    其次，“拟态环境”的营造。无论是战争氛围还是金融支持的氛围，都在媒体动员过程中不断形塑;“环境监测”的效果，在媒体日复一日的反复宣传中，苏区的“革命战争”氛围极为浓厚，即便在非战时，也是一个战时的运作机制。当然，媒体动员的效果是和其他社会动员和经济动员方式紧密结合的，不可过分夸大。另外，在“左倾”的氛围中，媒体动员也难以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如经常夸大社会事实。从媒体传播的方式而言，不仅仅是文本，也有漫画、来信、报道、会议决定、统计、总结等多种方式的结合。

    再次，报刊间的相互响应。在《红色中华》紧锣密鼓地报道退还公债的情形之际，《青年实话》也报道了各地各单位退还公债的消息。如1933年第2卷第14期刊登两文，《热烈退还公债不要本息》聚焦于“残废院的青年”，《万泰丝茅坪区工农青年踊跃退还二期公债》一文如题所示，聚焦于“工农劳苦青年群众”，特别提及“女同志”和“一部分只十岁的小弟弟”的行为，肯定“现在丝茅坪区已成为万泰退还公债的模范了”，结尾提出：“同志们，来学习他的榜样，以少年先锋的热情，为迅速完成红色中华社退还公债的口号而奋斗。”这也体现了《青年实话》对《红色中华》的响应。

    [参考文献]

     [1]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1933年6月22日）[N].《斗争》第20期，1933-08-05.

     [2]柯华主编.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3]万立明.中央苏区的公债发行述论[J].苏区研究，2017，（3）;刘晓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J].江西社会科学，2015，（1）;张启安.浅议中央苏区所发行的三次公债[J].人文杂志，2001，（3）;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4]伯钊.苏维埃建设——怎样动员群众热烈的来购买革命公债？（1933年6月23日）.柯华主编.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5]作霖.购销公债票与缴纳土地税运动[J].青年实话，1932，1（21）.

     [6]江西省档案局编.防尘扫埃 地凈天蓝——回望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岁月（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7]陈信凌.江西苏区报刊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12][13][14][17][20][22]江西省档案局编.防尘扫埃 地净天蓝——回望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岁月（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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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