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长链条＋大视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传媒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传媒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总结过去的经验和问题，是为了促进中国传媒经济在未来得到又好又快地发展，而传媒经济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构架未来的研究模式。本文先简要地概述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现状，然后通过剖析传媒经济学界一场学术争论，从电子信息技术和传媒产业经济的角度，探索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要解决目前国内传媒经济研究困境的出路是构建“长链条+大视野”的研究模式。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也是一条必经的路。
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现状的
文献综述
传媒经济学者在不断进行探索性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行总结。近年来，对传媒经济研究进行综述和回顾的文献很多。例如，章平和池见星的《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2007），戴元光和张海燕的《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上，下）（2006），郑亚楠的《国外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陈中原的《传媒经济学史的简要回顾》（2005）等。章平和池见星通过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做整体上的梳理后，较全面地描绘了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全貌，即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构成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主体人员，而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则普遍缺席。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突出的应用导向和实践特点，媒介组织经营与管理议题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研究者大多是独自作战，合作研究自2003年起呈急剧增长态势。报纸媒介仍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戴元光和张海燕提出，传媒经济研究应该从传媒经济与人、传媒经济与社会、传媒经济与经济、传媒经济与文化、传媒经济与道德、传媒经济与科技等多角度出发，研究传媒经济如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逐渐形成科学的传媒研究体系。这些综述性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以下本文通过剖析一个典型案例，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对未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模式的思考。
学界争论与传媒经济研究问题
中国传媒经济学在探索和争论中不断发展，通过剖析传媒经济学界的学术争论，更容易认清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围绕“传媒经济”与“经济学科”关系展开的讨论。学界代表性的争论是《现代传播》于2006年第1期发表了周鸿铎教授的《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一文（以下简称《传经》），又于第5期发表了支庭荣、谭天、吴文虎教授的商榷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以下简称《弃儿》）。这场争论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困惑。《弃儿》与《传经》争论的重点议题是：（1）《弃儿》一直试图推翻《传经》的观点“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2）关于行政意志与学术研究的争论。政府行为及其影响是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经济中非常突出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传媒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弃儿》与《传经》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3）学科归属与研究方法之争。（4）《弃儿》在商榷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至少目前看来，传媒经济学或许仍然无法成长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看作是主流经济学的弃儿。”这场争论有三处给我们把脉学界理论研究的症结提供了线索和思路。
一、理论研究中的理想主义与传媒实务的生态环境的脱离。从实务层面来看，行政意志与学术研究的争论具有现实意义。政府行为及其影响是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经济中非常突出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传媒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弃儿》与《传经》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弃儿》认为：“学界不能轻易地以政治因素为借口，规避对于制度因素及制度背后的明辨与慎思”。令人遗憾的是《弃儿》“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一节中到底想“商榷”的内容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很少将政治因素纳入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不考虑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行为和现象的。正因为这样，现代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新兴领域正在兴起。从实践层面来说，凡是在国内传媒业有实践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行政意志的巨大影响力。本人在传媒业工作数年，在地方电视台工作和在中央电视台实习调研中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行政意志无处不在。这充分说明了传媒经济的行政性垄断的属性特征。其实不仅是监管最严格的传媒业是如此，就是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金融业，也可以说政府“有形之手”无处不在。
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深化传媒经济研究的必要条件。学界对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往往对学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学者参与某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争论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约束条件。例如，掌握本领域理论研究的一些常识，对本领域理论研究感兴趣，掌握一定的争论技巧，等等。其中“掌握本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常识”是核心资源。没有这种核心资源，那么在争论中就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则很难说服人，也不可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新观点和意见。
纵观《弃儿》一文，主要是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与《传经》商榷的。但《弃儿》对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常识掌握得不够准确。其一，《弃儿》运用列举法提出了西方经济学的“几大经济学高峰”，其中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西方经济学”有特定的内涵。不能因为马克思是西方人，就将“马克思经济学”归于“西方经济学”之列。再说，“马克思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完全等同。其二，《弃儿》将“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高峰”之列，也是不妥的。因为经济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被视为非理论和描述性经济学而为人们所摈弃。旧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有很大差别。
三、没有清晰的概念，理论创新缺乏坚实的基础。《弃儿》之所以很难驳倒《传经》的观点，致命的弱点在于《弃儿》作者没有熟练地掌握自己运用于争论的主要工具——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特别是对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的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比较陌生。这印证了《弃儿》本身批评的一种现象：“最大的问题不是拿着方法找不到问题，而是拿着问题找不准方法。”
《弃儿》提出了“核心的经济学领域”这个伪概念，使争论缺乏坚实的基础。“核心的经济学领域”并不等同于“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如果从“经济学的核心领域”的角度来分析，就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而言，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西方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很难用于国内传媒经济的分析，其根源就是西方经济学“数不清的概念和理论”都是以理性“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基础而推导出来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而传媒经济的交易市场是一种二元化产品市场，与普通商品的市场交易结构差别很大，价格机制很难直接发挥作用。
积极探索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
《弃儿》与《传经》的争论是在短链条和窄视野中无法解决的。如果借用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链概念，来描述国内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所处的位置和涉及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涉及的范围较窄，只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部分环节相关，而且存在很多的断点。受知识能力的局限，只能从窄视野来研究传媒经济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对国内传媒经济研究队伍进行资源整合，要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完善研究队伍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才能提升传媒经济研究的价值，并在国际传媒经济学界的价值链中处于较高位置。简而言之，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应该是“长链条+大视野”。
首先，传媒经济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结合的可能性分析。《弃儿》的核心论点是：“至少目前看来，传媒经济学或许仍然无法成长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看作是主流经济的弃儿。”《弃儿》给人留下的悬念是“传媒经济学何时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看点。遗憾的是，《弃儿》没有将它挖掘出来。要回答“传媒经济学何时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主流经济学”这个概念。“传媒经济学何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包括许多子问题。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根据国内大多数学者约定俗成的说法将“主流经济学”假设性地细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和（国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提出两个判断：
一是国内传媒经济很难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经济人”很难被改造并适合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国情。在当今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有时与“现代经济学”互换使用。更狭义的理解是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它主要还是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假设而构建的现代经济学大厦。传媒具有公共属性，不能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出发，来研究传媒经济，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如果国内传媒业不再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中国传媒经济学的门槛就低多了。但中国政府不可能放弃自己在传媒领域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做，会使半个多世纪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域和不断演化的传媒制度都成为沉淀成本，在未来面临着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
二是如果得到中国政府倾斜性资源的大力资助和政策引导，国内传媒经济学会迅速成为国内主流经济学的宠儿。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传媒经济学无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因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主流经济学”的内涵比较复杂。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主流经济学”的内涵，即“主流经济学”可以粗略地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传媒全球化时代，这种划分不一定科学。但是，它确实能反映出我国的现实情况，即我国经济学界尚未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支配，国内主流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完全一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有人开始研究《资本论》了，从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队伍就开始出现了，即使在十年浩劫的特殊年代，也没有出现“后无来者”的现象，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式“经济学帝国”，它具备了向任何领域进军的实力。但是，经济学帝国的成员都会理性地判断进入传媒经济领域进行理论研究是否划算。“需求”已经有了，传媒经济学很需要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参与国内传媒经济的研究。关键问题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可以预计的收益到底有多大。由于传媒业属于行政性垄断行业，政府掌握传媒的核心资源。如果政府对传媒经济的理论研究投入很多的钱，大量设置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各种专项基金的课题，那么，国内主流经济学中的优秀人才会迅速进入传媒经济领域进行理论研究。钱多了，蛋糕大了，人气也就足了，自然也就火爆了。
其次，“软硬结合”的研究模式，才能促进传媒经济日渐繁荣。深入了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现状，有助于拓宽传媒经济研究的视野，有助于学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简而言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端，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本人近年来对“跨国公司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系列研究，了解到许多以前不曾关注的触目惊心的数据。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发展起来的，产业总体技术自给率不足20%，尤其在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5-10年，集成电路等核心元器件、高端电子仪器设备和软件仍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我国的电子专用设备主要是靠进口的，这成为传媒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在电子信息技术最核心的领域（集成电路），我国有用的专利技术只占全球的万分之三。在发明专利方面，跨国公司已经占领专利版图的百分之九十七。跨国公司凭借专利和标准优势，从中国获取的专利费是以千亿元来计算的。从传媒经济的产业链来看，上述数据应该是国内传媒经济研究者掌握的“上游”材料，也是基础性资料。
国内的传媒经济研究很少考虑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所处的生态环境，而大多数只限于“软科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即围绕发展战略、管理机制、媒介内容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硬科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软硬结合”的研究比较少。其实任何一家媒介单位，都是“软硬结合”的，都有各种各样的硬件设备。如果我们对技术、设备不了解，传媒经济“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很难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例如，我们常常假设，各级政府掌握了强大的行政资源，就能够控制舆论导向、宣传内容，其实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微软的“黑屏”事件，就深刻地反映了跨国公司技术控制力对未来传媒的影响。还有，美国的高新技术出口管理制度，跨国公司的专利遏制战略，等等，都深刻地影响着信息产业（包括传媒经济）未来的发展空间。这要求国内传媒经济研究朝“软硬结合”的方向发展，要培养“长链条”的知识能力，形成“大视野”的研究模式。
（作者系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理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参考文献：
{1}章平,池见星：《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新闻大学》，2007（2），第123-129页。
{2}戴元光,张海燕：《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上）》，《当代传播》，2006（1），第13-17页。
{3}戴元光,张海燕：《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下）》，《当代传播》，2006（2），第7-11页。
{4}周鸿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现代传播》,2006（01）.第97-98,129页。
{5}支庭荣、谭天、吴文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现代传播》,2006（05）.第126-128页。
{6}周鸿铎：《传媒经济丛书总序言》，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页。
{7}K．F．齐默尔曼主编，申其辉等译：《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
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现状的
文献综述
传媒经济学者在不断进行探索性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行总结。近年来，对传媒经济研究进行综述和回顾的文献很多。例如，章平和池见星的《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2007），戴元光和张海燕的《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上，下）（2006），郑亚楠的《国外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陈中原的《传媒经济学史的简要回顾》（2005）等。章平和池见星通过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做整体上的梳理后，较全面地描绘了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全貌，即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构成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主体人员，而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则普遍缺席。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突出的应用导向和实践特点，媒介组织经营与管理议题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研究者大多是独自作战，合作研究自2003年起呈急剧增长态势。报纸媒介仍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戴元光和张海燕提出，传媒经济研究应该从传媒经济与人、传媒经济与社会、传媒经济与经济、传媒经济与文化、传媒经济与道德、传媒经济与科技等多角度出发，研究传媒经济如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逐渐形成科学的传媒研究体系。这些综述性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以下本文通过剖析一个典型案例，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对未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模式的思考。
学界争论与传媒经济研究问题
中国传媒经济学在探索和争论中不断发展，通过剖析传媒经济学界的学术争论，更容易认清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围绕“传媒经济”与“经济学科”关系展开的讨论。学界代表性的争论是《现代传播》于2006年第1期发表了周鸿铎教授的《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一文（以下简称《传经》），又于第5期发表了支庭荣、谭天、吴文虎教授的商榷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以下简称《弃儿》）。这场争论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困惑。《弃儿》与《传经》争论的重点议题是：（1）《弃儿》一直试图推翻《传经》的观点“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2）关于行政意志与学术研究的争论。政府行为及其影响是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经济中非常突出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传媒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弃儿》与《传经》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3）学科归属与研究方法之争。（4）《弃儿》在商榷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至少目前看来，传媒经济学或许仍然无法成长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看作是主流经济学的弃儿。”这场争论有三处给我们把脉学界理论研究的症结提供了线索和思路。
一、理论研究中的理想主义与传媒实务的生态环境的脱离。从实务层面来看，行政意志与学术研究的争论具有现实意义。政府行为及其影响是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经济中非常突出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传媒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弃儿》与《传经》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弃儿》认为：“学界不能轻易地以政治因素为借口，规避对于制度因素及制度背后的明辨与慎思”。令人遗憾的是《弃儿》“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一节中到底想“商榷”的内容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很少将政治因素纳入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不考虑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行为和现象的。正因为这样，现代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新兴领域正在兴起。从实践层面来说，凡是在国内传媒业有实践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行政意志的巨大影响力。本人在传媒业工作数年，在地方电视台工作和在中央电视台实习调研中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行政意志无处不在。这充分说明了传媒经济的行政性垄断的属性特征。其实不仅是监管最严格的传媒业是如此，就是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金融业，也可以说政府“有形之手”无处不在。
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深化传媒经济研究的必要条件。学界对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往往对学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学者参与某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争论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约束条件。例如，掌握本领域理论研究的一些常识，对本领域理论研究感兴趣，掌握一定的争论技巧，等等。其中“掌握本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常识”是核心资源。没有这种核心资源，那么在争论中就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则很难说服人，也不可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新观点和意见。
纵观《弃儿》一文，主要是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与《传经》商榷的。但《弃儿》对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常识掌握得不够准确。其一，《弃儿》运用列举法提出了西方经济学的“几大经济学高峰”，其中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西方经济学”有特定的内涵。不能因为马克思是西方人，就将“马克思经济学”归于“西方经济学”之列。再说，“马克思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完全等同。其二，《弃儿》将“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高峰”之列，也是不妥的。因为经济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被视为非理论和描述性经济学而为人们所摈弃。旧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有很大差别。
三、没有清晰的概念，理论创新缺乏坚实的基础。《弃儿》之所以很难驳倒《传经》的观点，致命的弱点在于《弃儿》作者没有熟练地掌握自己运用于争论的主要工具——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特别是对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的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比较陌生。这印证了《弃儿》本身批评的一种现象：“最大的问题不是拿着方法找不到问题，而是拿着问题找不准方法。”
《弃儿》提出了“核心的经济学领域”这个伪概念，使争论缺乏坚实的基础。“核心的经济学领域”并不等同于“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如果从“经济学的核心领域”的角度来分析，就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而言，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西方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很难用于国内传媒经济的分析，其根源就是西方经济学“数不清的概念和理论”都是以理性“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基础而推导出来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而传媒经济的交易市场是一种二元化产品市场，与普通商品的市场交易结构差别很大，价格机制很难直接发挥作用。
积极探索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
《弃儿》与《传经》的争论是在短链条和窄视野中无法解决的。如果借用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链概念，来描述国内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所处的位置和涉及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涉及的范围较窄，只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部分环节相关，而且存在很多的断点。受知识能力的局限，只能从窄视野来研究传媒经济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对国内传媒经济研究队伍进行资源整合，要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完善研究队伍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才能提升传媒经济研究的价值，并在国际传媒经济学界的价值链中处于较高位置。简而言之，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应该是“长链条+大视野”。
首先，传媒经济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结合的可能性分析。《弃儿》的核心论点是：“至少目前看来，传媒经济学或许仍然无法成长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看作是主流经济的弃儿。”《弃儿》给人留下的悬念是“传媒经济学何时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看点。遗憾的是，《弃儿》没有将它挖掘出来。要回答“传媒经济学何时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主流经济学”这个概念。“传媒经济学何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包括许多子问题。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根据国内大多数学者约定俗成的说法将“主流经济学”假设性地细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和（国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提出两个判断：
一是国内传媒经济很难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经济人”很难被改造并适合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国情。在当今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有时与“现代经济学”互换使用。更狭义的理解是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它主要还是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假设而构建的现代经济学大厦。传媒具有公共属性，不能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出发，来研究传媒经济，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如果国内传媒业不再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中国传媒经济学的门槛就低多了。但中国政府不可能放弃自己在传媒领域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做，会使半个多世纪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域和不断演化的传媒制度都成为沉淀成本，在未来面临着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
二是如果得到中国政府倾斜性资源的大力资助和政策引导，国内传媒经济学会迅速成为国内主流经济学的宠儿。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传媒经济学无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因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主流经济学”的内涵比较复杂。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主流经济学”的内涵，即“主流经济学”可以粗略地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传媒全球化时代，这种划分不一定科学。但是，它确实能反映出我国的现实情况，即我国经济学界尚未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支配，国内主流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完全一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有人开始研究《资本论》了，从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队伍就开始出现了，即使在十年浩劫的特殊年代，也没有出现“后无来者”的现象，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式“经济学帝国”，它具备了向任何领域进军的实力。但是，经济学帝国的成员都会理性地判断进入传媒经济领域进行理论研究是否划算。“需求”已经有了，传媒经济学很需要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参与国内传媒经济的研究。关键问题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可以预计的收益到底有多大。由于传媒业属于行政性垄断行业，政府掌握传媒的核心资源。如果政府对传媒经济的理论研究投入很多的钱，大量设置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各种专项基金的课题，那么，国内主流经济学中的优秀人才会迅速进入传媒经济领域进行理论研究。钱多了，蛋糕大了，人气也就足了，自然也就火爆了。
其次，“软硬结合”的研究模式，才能促进传媒经济日渐繁荣。深入了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现状，有助于拓宽传媒经济研究的视野，有助于学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简而言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端，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本人近年来对“跨国公司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系列研究，了解到许多以前不曾关注的触目惊心的数据。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发展起来的，产业总体技术自给率不足20%，尤其在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5-10年，集成电路等核心元器件、高端电子仪器设备和软件仍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我国的电子专用设备主要是靠进口的，这成为传媒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在电子信息技术最核心的领域（集成电路），我国有用的专利技术只占全球的万分之三。在发明专利方面，跨国公司已经占领专利版图的百分之九十七。跨国公司凭借专利和标准优势，从中国获取的专利费是以千亿元来计算的。从传媒经济的产业链来看，上述数据应该是国内传媒经济研究者掌握的“上游”材料，也是基础性资料。
国内的传媒经济研究很少考虑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所处的生态环境，而大多数只限于“软科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即围绕发展战略、管理机制、媒介内容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硬科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软硬结合”的研究比较少。其实任何一家媒介单位，都是“软硬结合”的，都有各种各样的硬件设备。如果我们对技术、设备不了解，传媒经济“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很难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例如，我们常常假设，各级政府掌握了强大的行政资源，就能够控制舆论导向、宣传内容，其实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微软的“黑屏”事件，就深刻地反映了跨国公司技术控制力对未来传媒的影响。还有，美国的高新技术出口管理制度，跨国公司的专利遏制战略，等等，都深刻地影响着信息产业（包括传媒经济）未来的发展空间。这要求国内传媒经济研究朝“软硬结合”的方向发展，要培养“长链条”的知识能力，形成“大视野”的研究模式。
（作者系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理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参考文献：
{1}章平,池见星：《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新闻大学》，2007（2），第123-129页。
{2}戴元光,张海燕：《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上）》，《当代传播》，2006（1），第13-17页。
{3}戴元光,张海燕：《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下）》，《当代传播》，2006（2），第7-11页。
{4}周鸿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现代传播》,2006（01）.第97-98,129页。
{5}支庭荣、谭天、吴文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现代传播》,2006（05）.第126-128页。
{6}周鸿铎：《传媒经济丛书总序言》，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页。
{7}K．F．齐默尔曼主编，申其辉等译：《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