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及其世界价值
王国平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具有双重突破性特征：一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自身结构看，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明显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二是从世界经济形态的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开辟了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新道路，从而使推动人类文明的市场经济形式有了新的发展空间，这无疑是新探索、新突破。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生命力的结构性元素至少包括：科学元素、国情元素和时空元素。科学元素是结构性根基，国情元素体现选择的历史依据，时空元素促进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从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贡献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涉及方方面面，但其中的制度貢献、政策贡献和文化贡献更值得关注。
关键词： 社会制度；经济形态；价值贡献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8）01-004-（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若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计算，至今已有61年，若以1978年底即改革开放为起点进行评估也有38年。特别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正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稳定发展姿态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对此，采用国际学术视野，立足于规律性探索，给予理性解答，这不仅是国内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无边界的科学研究需要。全面、客观并符合学术学理要求的分析与判断至少涉及：新经济形态的历史性突破；体现新经济形态生命力的科学元素、国情元素和时空元素；新经济形态的世界影响及其价值贡献等等。
一、经济形态的新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若置于世界经济形态体系中去审视，就可以得出双重突破的结论。
一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自身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明显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实际上，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国家范围内整体经济形态已经存在过两种类型，即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形态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形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实质上是指，在中国当代存在和发展并基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形态，因而属于第二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这是社会主义自身经济形态的历史性突破。
从第一种类型的经济形态到第二种类型的经济形态的突破，如果考虑到理论研究起点与实践历程的结合，至少经历了6个阶段：第一阶段，商品货币消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的设计。马恩曾经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劳动产品不再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可以由社会直接分配，因而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价值，商品货币关系将作为不必要的东西而消亡。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就是基于最初的构思（战争环境也是原因之一）。此时的运行过程主要特征是：取消商品货币。农村实施余粮征集制；城市建立工厂管理局，工业国有化，实物配给等等。战争结束后，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战前1913年的三分之一。第二阶段：过渡时期商品经济。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在此时实施。农村采用粮食税，城市恢复商品货币，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各类贸易。与商品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理论指向是：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等于社会主义建成，期间有一个过渡期，这一阶段必须推进商品经济发展。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经历了新经济政策10余年之后，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在整个国家离不开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的困惑中，他将理论与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应该说，相对于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消亡论，以及允许商品经济存在但必须以过渡期为条件的设想，这是历史性突破。然而，此时明显存在三大限制：一是交换对象的限制。作为交易的商品只能是消费品，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必须进行计划调拨。二是交换范围的限制。商品交换的范围限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以及集体所有制组织之间（解释为不同所有者），全民所有制内部禁止进行商品交换。三是价值规律作用的限制。价值规律是一所学校，可以促进管理，有益于进行考核，降低成本，但不能调节经济，对国民经济调节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强调国民经济运行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第四阶段：广泛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我国改革开放后，实质上进入这一阶段。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第三阶段的一系列限制给予全面突破。例如，在交换对象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易；在交换范围上，全民所有制内部展开相互交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承认对国民经济起调节作用，其权威表述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过，即使实践上突破了以上种种限制，在理论上依然不承认商品经济。人们普遍认为，若承认商品经济就是模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第五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承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到承认商品经济，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无疑是重大突破，其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尽管此时的商品经济有限制词或称戴着计划经济的帽子（当时的主导性认定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但这毕竟承认了商品经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之所以未能告别计划经济，根本原因在于对与之无法并存的市场经济依然不能接受。第六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以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贡献被载入史册。这之前既有8年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践积累，更有邓小平南巡讲话破题和奠基。这一步迈出，意味着社会主义新经济形态即区别于计划经济，而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形态真正诞生。至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由发挥基础性功能到达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度。
二是从世界经济形态的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开辟了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新道路，从而使推动人类文明的市场经济形式有了新的发展空间，这无疑是新探索、新突破。
然而，在西方尤其是欧美，始终有一种思潮，拒绝接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现实。欧盟至今未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实质上也是一种不与时俱进的固有僵化观念，即把市场经济视为私有经济的特有产物。其实，中外都高度认同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改革开放并取得辉煌业绩的理论基础就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地打破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姓社姓资”的界限。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明确强调：“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从理性角度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即让生产要素资源通过市场主体充分竞争并依据需求引導信号进入实际运行过程的配置方式。只要存在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参与供求竞争，交易就会发生，资源就能相应地得以配置，因而与所有制属性没有直接关联。至于与不同的所有制相结合所体现出来的效果差异，既可以从微观效率上单向求证，也可给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多向研究与判断，但这决不会影响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的状态（在新加坡，作为国有资产存在形态的淡马锡公司长期生存、发展于市场经济环境并未遭到众多非议）。若避开具有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限制，允许多种市场经济形态并存、竞争和交融无疑有益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丰富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去思考，已经取得骄人业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其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形态的突破与创新。
二、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生命力的结构性元素
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不减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依然保持6%以上的速度增长，并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在强力反腐、环保改进、削减过剩产能即“三管齐下”的状态下实现的。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充分展示出来的顽强生命力，探究其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元素既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实践发展固守根基的必需。笔者以为，支撑生命力的结构性元素至少包括3大元素：科学元素、国情元素和时空元素。
1.科学元素是结构性根基
这实际上是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内在科学性问题，此命题若不能成立则一切无从谈起。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从经济形态上看，目前事实上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别，私有经济的占比已超过公有制经济并且依然保持上升态势，改革开放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引入私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绩。按此推理，当下根本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可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科学性的最大挑战。
判断我国现阶段是否存在占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状态（应该承认，这是判断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关键在于对公有制为主体给予符合实际的科学界定。按照十五大报告的定义，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为公有资产占优势。应该说，这一结论至今依然被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对此，一些人之所以存在困惑，原因在于对公有资产的多形态缺乏了解。实际上，自改革开放推进以来，我国公有资产一直处于多形态的探索之中（由此导致的公有经济非但未减弱，而且在增强），目前至少存在5种类型：一是资源型资产。土地、矿产、草原、森林、江河、领海无一处属私人所有。即使是农民的宅基地，其所有权的集体所有也从未被否定。二是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型资产。仅以高速公路和高铁为例，至2012年年底，我国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到96000公里，超越了美国的92000公里的洲际高速公路，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我国高铁经过10多年建设，目前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以及最高运营速度的高速铁路网。截至2013年9月26日，中国高铁总里程达到10463公里，“四纵”干线基本成型。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约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45%，居世界高铁里程榜首。三是基金型资产。这必将成为未来公有资产存在的新型重要形态。如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随着公有投入社保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养老基金为主体、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其权益规模增长显著，已由2000年的200.6亿增至2009年的6927.73亿元，9年间增长了33.58倍。四是货币型资产。属于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形态，包括现金以及一年期以内的各类证券。五是企业型资产。以投资于企业为形态的各类资产，如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国有企业资产等。从投资形态看，包括独资、控股、参股等。以上5种类型的公有资产总量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居绝对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依据一些专家统计研究，即使略去众多资源性资产和公共产品资产，仅以经营性资产计算，公有资产占优势的结论也是成立的。“以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营性资产价值量作为衡量主次地位的边界标准，估算第一产业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并在前人估计的基础上，延伸估算第二和第三产业两种所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结果发现：截至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487.53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是258.39万亿元，占53%。”很显然，若按5种类型资产计算，确保公有资产占优势，经营性资产占比依然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
对于改革开放与发展非公经济及引入外资的关系也有一个科学认知的问题。发展私营经济和积极利用外资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这理应认定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事实上，在不改变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的前提下，外资和私营经济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丰富，而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颠覆。
2.国情元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选择的历史依据
这里的最大国情就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的界线未跨越，按照联合国标准，2亿左右的人口仍处于贫困线之下。区域之间差距突出，不少地区城乡差距类似于不同的国家（有人曾形象地描述为：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总体是欧非共同体）。这样的中等收入并呈现区域严重不平衡的国家，决定了所有制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公有制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企业公有资产形态也不能成为体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唯一标志。改革开放的实践正是由于打破了两大限制（单一公有制限制和单一公有经济的企业形态限制），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以及多种形态资产并存体现公有制为主体的战略布局，才取得世界瞩目的经济跨越性发展的奇迹。
同样依据于国情，公有制企业形态也体现出阶段性、多元性特征。一是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公有资产经营于企业形态之中，其产权结构，既可以是独资（全资），也可以是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甚至是参股。当下央企一级公司以独资居多，下属二、三级企业多数为控股和参股企业。二是企业制度多样化，如股份合作制、现代公司制等。以国有企业为例，呈现出三大板块，具有不同的制度安排。第一板块为处于非竞争领域中的企业群体（主要为“三国”企业：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制度安排是：因无法让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谈不上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细胞，实属模拟类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企业化经营、市场化管理，转换经营机制。第二板块是处于竞争领域中效益型企业群体。这是目前国企群体中的主体力量。在现有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公司制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但法人治理的内容与方式也将体现国情特色，如与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即将企业党组织资源纳入法人治理轨道。第三板块是处于竞争领域中的非效益性企业群体。这类企业处于动态转换中，有的转亏为盈，重新进入第二板块，有的则是长期亏损，无望走出困境，因而属于改制退出类。退出类的企业制度安排将依据重组需要而定，处于多种选择、多形态的构建中。总之，国情制约企业形态和治理结构。
3.时空元素促进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从时空视角去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支撑于中国大陆、国际开放和初级阶段的有机整体。
所谓中国大陆有双重含义，一是存在空间的界定，即香港、澳门、台湾不在之内。二是指相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中国特色来自于中国本土，制约于特定的经济基础、政治生态和文化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虽有可借鉴、汲取的元素，但无法简单照搬，因此，应慎提中国模式。学习借鉴必须植根于本国土壤之中，由此产生生命力，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本身的源头效应。
国际开放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重要因素。笔者以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诞生，必须注重三方面结合，或称之为三结合的产物，缺一不可。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相结合；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历史文化相结合。三结合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融入世界文明，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是重要的承载体。外商独资企业及合资企业进入、5个经济特区设立、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沿海14个城市开放以及加入WTO、建立自贸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均意味着向国际社会开放。从软件方面看，形成各类金融交易组织与多种类型的市场及其管理方式、建立现代公司制等都是汲取了世界范围内工具文明和管理经验。可见，避免封闭、持续增强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重要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展示国情的基础上同样提供了时空坐标，即与此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必然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资产形态结构，还是企业结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其真理性正是基于初级阶段所决定的时空定位。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也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三、新经济形态的世界影响及其价值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诞生后，通过国内经济突破式发展及其巨变，也给国际经济至少带来三大变化：其一，产业提升。垂直专业化分工链中的高端不断向上拓展，从而带动产业层次整体持续升级。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并在重新配置中获得新利益，取得新发展。在Made In China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对自身长期形成的高成本、集聚一地的产业链进行分解，普遍将加工环节迁移出来，这不仅带来成本节约，而且客观上使其将资源更加聚集于从事设计、研发的“产业高端”，因而对于全球性的产业技术含量的提升具有直接推动之效。所谓“返二次产业”，实际上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下制造业升级的全球再布局。其二，利益增进。一是生产者获利。发达国家母公司即使不谈通过子公司“亏损”而转移利润（这几乎成为人人皆知并广泛存在的隐蔽型国际利润转移形式），仅就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资源优势特别是人力廉价而普遍降低加工成本而言，中国经济也成为长期以来获利的源泉。二是消费者获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获益主要体现在用更少的投入获得同量甚至更多的消费福利。走出原产地，授权制造、定牌生产，连锁营销逐渐被消费者接受、认同，并且成为扩大品牌消费的新形式。事实上，目前在相当广阔甚至在全球的消费领域，Made In China已成为世界品牌消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三，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承载者。植根于全球分工体系的国际经济秩序通常依赖于一些主要国家产业分工的相互链接结构及其变动趋势，而这些主要国家并非一律为发达或不发达国家，而是错位分工所形成的梯队式的国家体系。其中，在产业高端通常聚集着一批发达国家，在产业中下端也聚集一批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垂直专业化分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同一产品从研发到最终消费往往经历数个国家生产和经营环节，其背后经济组织的相互依存实质上意味着不同国家的相互依存，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目前从产业高端看，主要集聚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包括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而在产业中下端主要集聚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包括印度、越南等一批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链上的“谁也离不开谁”现象就是当下的国际分工新秩序。
从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贡献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涉及方方面面，但其中的制度贡献、政策贡献和文化贡献更值得关注。
在价值贡献结构中，制度贡献无疑居首位。研究财产制与经济运行相适应的历程，人类应该理性地判断：在不改变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较大比例地嵌入生产与消费非对抗性的公有体制元素，形成内生性的混合经济，其结果既不牺牲效率，又能为宏观经济运行奠定基础，这才是人类经济运行新期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发展社會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立足于制度结构优化，提出“两个不动摇”战略，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和坚持发展非公经济不动摇，不仅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体制革新的意义，而且具有全球范围内制度创新的价值。特别是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制度创新的追求更应予以坚守。
金融危机爆发后，几乎所有国外专家皆认为危机是由利率变动与房地产市场下滑结合而导致，其实，这只是导火线，直接原因依然是总供需失衡，有效需求不足。当年具有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世界为之恐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应时而生。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一揽子政府创造需求政策迎来了50-70年代的凯恩斯时代。然而，1973-1975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让凯恩斯理论彻底走进历史，成为阶段性的批判学说，进入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就是“凯恩斯失灵”后的长期“滞胀”。幸运的是，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采用反凯恩斯政策，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成为官方经济学，此后的经济回升似乎给人感到“凯恩斯误判”。实际上，反凯恩斯效应只是由于清算了长期以来由政府外在强行干预所造成扭曲而带来的经济释放，并不能证明凯恩斯的发现错误。此次金融危机再次促使人们的思维重新回归历史。应该承认，需求不足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物，对此，历史上剖析得最为深刻的还属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首先，要求宏观经济系统中的微观组织——企业能自我协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而为总供需的平衡奠定基础。因为投资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形成需求，另一方面创造供给。假定投资规模的增长是以国民收入既定量为前提，那么，投资量不恰当地增大必然会带来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其次，它要求宏观能进行有效调节。这是因为，虽然微观比例的协调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前提，但宏观比例并不就是微观比例的简单加总，宏观协调必须经历一个再调节的过程。宏观的有效调节，不仅依赖调节者雄厚的实力，而且需要微观组织积极配合。这就提出了财产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必然带来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资本追逐利润增殖的过程也就是生产无限扩大与购买力相对缩小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虽然采用了非制度分析方法并积极提出扩大需求的措施，但他内心深处有着挥之不去的担忧。他在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悲观地认为：“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日均衡之困难”。后来的凯恩斯失败是一次典型的自我验证。那么，又该怎样解释80年代的反凯恩斯的里根效应呢？这实际上得益于高新技术的产业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需求国际均衡（当年国际资本的涌入发挥了关键作用），故发达国家对于加入世贸组织、区域合作、反贸易壁垒甚至零关税尤为积极。相对于凯恩斯而言，反凯恩斯调节依然是外部均衡而非经济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区别仅仅在于外部领域从国内拓展到国际。然而，风险巨大的国际均衡即使对于占优势的发达国家也往往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抗衡而产生不确定因素，这又迫使该类国家的政府一有机会就不忘在国内寻找扩大需求的途径。
进入2000年，布什政府面临经济不景气压力，在千方百计扩大需求的对策中，利用建筑业及其联动效益刺激经济增长是其重要一招。依据CRA法案，通过减税等手段，政府鼓励银行业将发展目标建立在增加美国的住房拥有人即扩展次贷业务基础之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提高住房拥有者比例成为联邦和地方政府政策的关键部分。美国的一些大学教授（如Drexel大学教授Joseph Mason）均认为：次级贷款市场的最初源头来自于联邦政府支持公司，而大多数在现在看来风险控制水平很差的CDOs和复杂的结构化资产都是源于该类公司的担保。随着住房拥有者比例的提高，由这些未受管制的场外衍生品和结构化资产所带来的风险也随之激增，而这显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依笔者之见，这既不是重视与否的态度问题，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管理监控问题，而是由来已久的制度性困扰，用凯恩斯的经典语言表达，就是永远的有效需求不足。
当然，金融危机也许在未来一段时期会走向平缓，或如瑞银集团亚太区主席谭信乐所言：“次贷过去，我们马上能找回昔日光芒”。但即使“找回昔日光芒”，新的麻烦依旧来临，因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总是在游荡。从这个角度看，当年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楼瑞（Clay Lowery）的观点不无道理。他认为：“过去9个月来的市场动荡不能成为金融市场放慢改革或创新的理由，因为这样做只会造成经济增长下滑。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极为仰赖有效率、有竞争力和创新的金融市场”。看来，金融市场的二重性愈来愈清晰：一方面，扩张需求离不开它；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又从这里展开。很显然，不在所有制层面上做根本性的制度改造，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就成为无选择的判断，相反，接受公有制形态的探索与创新才意味着未来。公有制最大优势就是有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途径，消除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效应。
政策贡献的价值在于促进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结合。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是较长的历史时期，完全取消产业政策不切实际。即使是当下一些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依然是重要的调控手段。美国的返二次产业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日本的机器人战略无一不包含着产业政策元素及其相应的政策举措。
从发展中国家看，运用产业政策推动发展更具有认同的理由。严格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均为落后国家，在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可学习、汲取别国的经验尤其是政策工具运用的空间巨大。在此基础上，理性选择产业政策并注重动态评估、纠正和完善，这应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道。其实，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既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也体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差异。这种“落后性差异”往往成为政府实现追赶目标的参照系，并以此作为本国推动经济加快发展而实行政策选择的科学依据。如果将“落后性差异”视为一种资源，就可以挖掘其中的种种信息，并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条件。整体落后的产业状态在对照发达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一是可展示出基础产业即支撑性产业所必需的结构，此时，为政府提供的促进发展的问题导向非常清晰，这也许是至今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支持、不参与本国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源；二是通过比較，可发现相对发达的产业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成熟产业运行的企业结构、技术条件、管理特征、业态布局、商业模式及其阶段性演进的轨迹，都可成为政府发挥产业政策积极作用的宝贵资源；三是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变化提供着趋势性图景，这种参照性、警示性价值也是极为珍贵的。
然而，运用产业政策必须具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和物质基础，否则，由政府调节乏力而导致的经济下滑趋势就难以阻挡，我国台湾地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四小龙”地区之一，当年台湾业绩背后也孕育着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1973年，台湾颁发了“十大建设”方案，藉由大规模公部门支出刺激经济景气。十大建设中除了有关交通、电力的7项基础设施之外，当局也宣示将筹办大炼钢厂、大造船厂与提升石油化学工业的规模，这是台湾地区迈入产业上游与重工业化的里程碑。实际上，“十大建设”背后意味着政府机制和实力。“一方面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在各级公权力部门和军队均设立相对应的党组织加以严密监控。在社会中，除了国民党之外，尚缺真正具有实力的政治势力，国民党当局运用层层统合的方式控制各种社会团体”“严密的金融管制为台湾当局有效推动产业政策提供了支持条件”“为了调度庞大的建设经费，当局于1973年设立‘行政院开发基金，并转移资金给交通银行和中华开发公司，作为扶植产业融资之用”。可见，在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工业化进程中，能集中资源的政府体制发挥着产业政策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政治民主化、金融自由化，政府主导角色弱化，对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些扶持成了产业政策的最后代表作。今日台湾经济的困境使人已不敢奢望政策调控功能。
产业政策之所以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出现并产生不一样的效能，有其客观的内在原因。一般而言，除发展阶段的差异外，制度机制是重要基础。如前所述，实施产业政策的前提是政府有条件集中资源，而这与体制机制具有必然的联系。从总体上观察，公有制国家相对集中度高；发展基础好、税赋高或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国家次之；最后为经济基础薄弱并且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家。即使是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期制度体制形态也会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为产业政策的合理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从进一步发展走势看，只有使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为资源有效配置作出更好的战略选择，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则有广阔的空间。首先，这种结合可体现为3种形态：一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即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凡能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去实现就依靠市场调节。二是在一定的领域、区域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结合，让竞争政策效应充分体现。三是从国家整体看，产业政策、竞争政策以及其混合形态（类似于产业形态，愈来愈呈现出融合态势）同时并存。其次，未来“五管齐下”，可走出一条新路，展示新的价值贡献。这就是：第一，分层分类。选择性产业政策范围不应千篇一律。属于“三国”领域，即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领域可作为重点实施领域，而对于一般竞争领域应审慎选择。就层次而言，可通过5年规划逐步提升。第二，融合实施。在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过程中，尤其是在地方基层政府未退出实施产业政策主体的运行阶段，着力促进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融合。这里同样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的空间，积极探索、开发此空间也是对适应我国国情乃至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的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创造。第三，扩大功能性政策比例。在产业政策整体实施过程中，创造时空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与此相配套的就是不断扩大功能性政策实施比例，如更多地提供研发平台、融资载体和众创空间等。第四，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分类分层、融合实施、扩大功能性政策比例均依赖于政府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负面清单管理，只要求企业不应做什么，放开了绝大部分该做什么的广阔领域，大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不仅有利于该管的管住，而且可以向社会及时公开，造成势不可挡的内外、上下推动的减少审批的压力，并且使之进入法制轨道。在这里，不仅能使我们看到政府真正转变职能的曙光，也能展示扫除新型产业政策运作障碍的前景。第五，持续增强反腐力度。应该说，在一定的时空内，只要存在选择性产业政策，就必然伴随着寻租及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比例，具有足够并覆盖全社会的反腐力度是不可或缺的。持续增强反腐能力既是新型产业政策设计、落地的内在元素，也是使其取得社会认同，增强生命力的保障条件。近年来的反腐实效证明，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形成控制腐败的能量。
总之，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出一条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结合的道路，为人类最终攻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难题贡献经验和智慧。
文化贡献在于既立足于人的自由、平等，又为人类正义、公平（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奠定基础。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作为反封建、突破对人的自由平等束缚与奴役的等级制度的资本形态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在推动人类生产力跃升的同时，带来了人性解放，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无疑是促进人的自由与平等。实际上，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追求既符合资本发展的本质属性，也和人的精神需求高度契合。正是在人类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突破封建等级制度束缚，追求平等、自由的天然属性充分释放，与此同时，人类在走向自由、平等的精神世界中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收获和体验。必须承认，这是资本的历史性作用，是资本的文明体现。然而，另一方面，资本的第二重属性或称狼性，即在自由、平等的制度环境中，疯狂地积累着自身。伴随着资本增殖的过程，战争、掠夺、剥削现象成为近、现代史的主要记载。尽管受现代化觉醒的影响，导致种种方式改进，如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参与调节、资本拥有者也产生某些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为甚至出现慈善捐助现象，但整个社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资本决定的收入分配制度所导致的贫困、两极分化局面并未改变。按照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推断，因为收入在分配中不断向资本倾斜（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与劳动对抗的趋势愈来愈凸显。从更深层次去观察，一是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受资本支配的人类群体，依然表现为物对人的控制。相对收入较低的受众远远大于少数资本拥有者，这种事实上的社会公正缺失，不是象征性的捐助、慈善可弥补的。二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不可能导致扶贫行為，而对共同富裕、消除贫困的美好追求又是人类社会正义、公平的永恒目标。总之，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在较长历史时期人类对资本的态度必然是：既拥抱又警惕；既鼓励又控制。在同时能满足这双重需求的社会制度选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实际上展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