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特点及完善科举制
关键词? 宋朝，历史特点，科举
? 中图分类号? G63 ? 文献标识码? B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1-0014-05
2011年课标要求“知道北宋建立，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特点”。之前的实验课标回避了宋代政治。现在使用的统一教材以“北宋的政治”为课题，第一段是“宋太祖强化中央集权”;第二段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其中“重文”只讲了文官的地位、待遇及科举制度，这是不是最重要的特点？自1929年中国颁布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以来，关于宋朝的内容要求都是加强中央集权制，2011年课标第一次提出重点了解“重文轻武”，为什么？对深入学习有何意义？教师备课即是教学研究的过程，首先要理解课标，然后研究教材，再搜索史实和学术认识，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再設计教学流程，如此确定的培养目标才具有可操作性。研究教材属老生常谈，研究教材不是非要按教材去教，教材不见得准确理解课标意图，所选内容也未必都体现了时代性。教材属于教学资源的理论没有过时。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947年，契丹攻占开封，灭掉后晋，改国号为大辽。在宋朝成立之前，辽国已然是一个民族的王朝。而后辽军虽然从河南撤回，但幽云十六州仍在辽朝手里，这对中原王朝是很大的威胁。
在宋之前，938年大理建国，建都大理，洱海周围是其政治经济中心，疆域范围大体为今云南全境及川西南地区。大理国的城建、宫室、礼仪与中原汉族没多大区别，文字用汉字，读音用白族人的白语，崇信佛教。大理与内地茶马贸易始终不绝，与宋朝关系密切。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晚于宋朝立国，但他们早就是割据一方的势力。唐朝末年，党项首领率军协助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晋爵夏国公，赐姓李，地盘以今宁夏为中心，后向东扩张到陕西北部，向西抵达玉门关。五代十国时期，李氏政权与吐蕃争夺河西走廊一线的控制权，对中原各王朝都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朝建立后，他们与宋的臣属关系更加实际。到李元昊嗣位，西夏也成为一个民族王朝，与宋、辽都发生了战争。
从五代十国到宋代，在今西藏、青海的吐蕃各部，在今新疆的回鹘诸国，基本与中原王朝没有什么联系，各过各的日子，互不干扰。
五代十国以后，民族政权对立的状态延续了300多年。从民族融合角度看，有些民族的文化经济与汉族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成一个中华民族只是时间问题，如大理白族、契丹族、党项族。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到元末明初基本消失，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社会。党项族上层深受儒学熏染，但他们一直试图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因为有成熟的汉字，西夏文没能使用下去，到元朝灭亡大部分党项人业已汉化。北方游牧族在此时还在变动之中，契丹被融合了，之后女真族南下，而后蒙古族占据大漠南北。蒙古族、西北民族、吐蕃族与汉民族接连不断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各族之间宗教信仰的趋同和包容，最终形成“五族共和”的局面。
北宋建立不仅面临加强中央集权，局部统一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也用了几十年。外部形势不稳定，而且外部局势一直影响宋朝内政。老办法是下节课再讲政权分立，是否可以全面阐述北宋建立时的内外问题，削减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毕竟初一学生对权力架构的认知缺乏经验。成人比较容易理解权力分割的奥妙，13岁的孩子未必感兴趣。
学术界主张用“重文抑武”，“抑武”比“轻武”更准确。提高文官地位和文官统兵都不是“重文”最重要的内容。教材忽视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祖宗之法”，这是造就文官敢言、政治宽松的前提条件。
赵匡胤吸取五代以来武人乱政、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从制度上注意抑制将帅，警惕他们拥兵自重。宋朝建立以来就宽待文官、重用文官，目的之一是为抑制武将。对武将的“猜防”，导致北宋时期几乎无名将，只出现一个狄青，还不被信任。南宋没办法才允许张俊、韩世忠、岳飞长期带兵，也因为抑武是国策，所以稍有安定即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过度“抑武”导致北宋对外战争接连败北。因武将地位不如文官，80万禁军教头林冲才会被人欺负，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实在窝囊。禁军不止80万，但平时训练由枢密院的文官管理，将不专兵，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差。过度抑武的弊端显现出来后，“强兵”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王安石试图用“将兵法”取代“更戊法”，将领带兵，常驻军中。尽管改革失败，但可以说明“重武”与“抑武”的矛盾。
“抑武”容易理解，“重文”则不仅在于抑制武将，提高文官地位也不在于级别和工资高。重视文官更重要的举措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和“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因为放松言路，所以北宋官场好戏连台，皇帝纳谏、朝臣直谏的事多于贞观之治。了解“重文”的重心才能理解传说中的包拯为什么那么敢说敢做，而且竟然没有招引杀身之祸。
赵匡胤虽然出身行伍，但却酷爱读书。他在后周时期有一次随周世宗打淮南，被人揭发私载数车战利品，周世宗下令检查，众人只看到书籍数千卷，世宗不解地问：“你做将帅应致力于兵甲，要这么多书干吗？”他回答：“做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因此多看书，长知识，广见闻，增智慧。”赵匡胤是个有文化修养的开国君主，他治下的16年虽然没有获得“贞观之治”那样的佳誉，但他的作风和功业与唐太宗相比并不逊色。他非常注意节俭，皇后曾提议用黄金装饰一下皇帝出入乘坐的轿子，他说：“即使用金银装饰宫殿我也办得到，但是我管理天下财富岂能只为自己享用？那样谁还拥戴你呀？”他的爱女穿了一件讲究的衣服入宫，他让她不要再穿，说：“公主穿这样的衣服，贵戚们就会争相效仿，助长奢侈之风。”赵匡胤自律节俭，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十分严厉。他下令处死的28位贪官，有的级别相当于今中央部级和地方省级，处死都用杖死、凌迟、弃市（闹市处死、尸体示众）等极刑。后人评论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①
宋太祖立国一方面注意防范武人干政，另一方面重用文官。他立下两条规矩，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大量史实证明，后来宋朝皇帝都遵守了这两条祖训。
士大夫指做了官的读书人。“共治天下”就是倚重文官，共定国是。中央掌管军队调动、招募、供给、训练等军政要务的枢密院，由文官主持;地方州府长官由文官担任，甚至边防重镇也派文官充任一把手。如果仅仅是赋予文官这些权力，还真不值得称颂。“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造就的言论宽松，在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唐太宗善于纳谏主要归结于个人因素，没有法律约束;宋太祖不仅自己宽容豁达，而且将其作为家法约束后世皇帝。祖宗之法在宋朝具有法定效力，整个宋代很少有士大夫因提不同意见而被砍头的。宋朝316年没有出现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宫廷内斗被降低到最低程度。与唐朝和明朝相比，宋朝多数皇帝都能够节制私欲，没出现暴君。据程民生的研究，宋代宗室十分重视文化修养。①这既是太祖喜欢读书形成的家风遗传，很大程度上也受文官政治的影响。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尽管文官也要服从服务于皇权，但士大夫也以“正君心”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人的集体理念。寇准曾直言“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天下谓之大忠”。②余英时在论证宋代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时说：“‘以天下为己任涵蕴着‘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因此它相当于一种‘公民意识。”③这与“重文”政策有直接关系。
“共治天下”与“不杀士大夫”不仅鼓励文官关心朝政、敢于说话，对皇帝也形成约束。宋朝的“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是最主要的监察机构。谏院对朝政遗缺、官员失职等事进行规谏讽喻，是专门提意见的。因为有制度性保证，台谏官很厉害，敢说敢言，约束皇帝，监督宰相，有时集体对抗皇上，有时还与宰相联合对抗皇帝。宋仁宗要提升张尧佐的官职，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能力平庸却依仗这层关系担任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再提升实在不像话。包拯和其他谏官上书阻止。宋仁宗没办法，改命他另任高官，包拯还不罢休，要求仁宗收回成命，仁宗置之不理。朝会时，包拯率百余名台谏官集体谏诤，仁宗虽怒，但不得不让步。事情平息后不久，宋仁宗又重新任命张尧佐，包拯领衔再次争辩。张贵妃还为伯父说情，仁宗说：你只管为他要官，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他的唾沫星子都溅到我脸上啦。最终还是皇帝收回成命。在北宋时，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宋史》中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因为台谏的存在，皇权专制被降到最低程度。南宋的秦桧将台谏官都换成自己一党，治岳飞于死地，另当别论。
也因为鼓励上书言事，践行言者无罪，所以总有些官员说话不负责任，不计后果，造成因言废事。范仲淹傻乎乎地告诉皇帝，结党可以为公;说说还不够，欧阳修还上《朋党论》，写成论文给皇帝看。君主专制最忌官员结党，结果是这二位自己断送了庆历新政。他们虽然受到处罚，但生活水平没怎么下降。后来王安石改革闹出点儿乱子，罢相后还给个江宁知府的官衔，他辞官后还有能力购置几百亩田产，自由自在地过了十年“田舍翁”的退休生活。宋代以后，文官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日子了。明朝对文官实施“廷杖”要扒下裤子直接打到屁股上，使官员毫无尊严。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还被鞭尸。清朝因言獲罪的事例更多，惩罚也更严厉。
宋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古代少有，也令今人羡慕。过去说，自秦以来历代不断强化君主专制，加之宋朝没有实现大统一，对外屡战屡败，因此宋朝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回答记者问时说：如果可以穿越，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西方人崇尚自由，如果宋朝只是物质生活和自然环境令人羡慕，但没有言论自由，不许随便出书，具有自由传统的英国人还会向往这种生存环境吗？如今，学界对宋代文官政治的研究十分透彻，肯定、赞扬的居多。宋朝固然也是皇权至上，在这个大前提下，政治环境能够如此宽容，大概是做到了极限。了解宋朝这一特点是深入学习的基础。
宋代读书人普遍关心国事，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热情超过汉唐和明清。宋代学术也异常活跃。重用文官必然重视对文官的选拔，宋太祖、宋太宗两任期间，科举制基本完善。
隋唐科举制仅仅是初步成型。唐代考试规则还不太严密，考试前，考生往往将自己的作品呈送给有影响力的高官，称为“投卷”或“行卷”，希望博得赞赏，以便先声夺人，影响考试结果。官员也可以向选拔部门推荐考生，称为“公荐”。在考前争取公荐、行卷，都不算邪门歪道。唐朝在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一度考诗赋，也偏离了选官的主旨。作诗写赋是文学功底，文学素养与为官所需政治能力有很大距离。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门第荫袭，终唐一代，官员队伍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占多数。到宋朝，文官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其中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有学者统计，在唐朝290年中，科举共取进士6603人;在两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试成绩的进士达43000人。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系科举出身。①宋朝完善了科举制，真正实现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宋代科举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三年举办一次。由地方主持的初选考试称为“乡试”或“解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中央级的考试。宋朝严禁“行卷”和“公荐”，对整个考试过程中严加控制。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要搜身。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还要誉录，考卷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誉录院，由书手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试卷经三级核定成绩后方可拆封、公布。殿试也要经过初试、复试、详定三级评定。考试程序的严密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其一，宋代科举制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沈括、黄庭坚、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在政坛上有过重要影响，行政能力不凡;学术上也有成就，著作流传至今;诗文亦属一流，书法各有千秋。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在宋代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物，多半都有当官的履历。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其二，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打开了通道。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其三，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据统计，中央官学之外，有州学234所，县学516所，私塾、乡学、义学类的启蒙学馆不计其数。1104年，宋朝学生人数多达20余万，一次科举报名人数经常达到三四十万。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改变命运。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贫寒子弟，得中进士后开始截然不同的人生。宋代的私人书院多数属于私办官助，是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有些私人书院的影响胜过官办学校，据说白鹿书院学生总数有1万人，但不是因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没有严格的课程和考试，以自学、听讲、讨论为学习方式，管理人员很少。
宋代科举制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阶层，他們关心国事、传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众，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使宋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异彩纷呈。
宋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这是学界的共识。宋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的成就与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重文抑武是宋代社会的特点，也是了解宋史的入门知识，由此可以建立宋朝不同于汉唐、明清的初步印象。倘若历史沿着宋代的轨道发展下去，近代中国不会是这个样子。科举制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变化在明朝。中学课程重点了解宋代科举的完善和明朝科举的变化就可以了，唐朝科举大可不必细致。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不能视为科举制实行程度的证据，就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样，只是形容的语句，不能作依据。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两句话是否出自赵匡胤？是否为“祖训”？目前的证据缺乏第一手材料，余英时对此有考证，他认为存在无疑。但更重要的是太祖之后，历代赵宋皇帝是否恪守这两条规矩。不能说完全遵守，宋高宗就杀了太学生陈东，然后又痛悔。但这样的事很少，因此很多学术著作都以“祖宗之法”论述。唐太宗纳谏，宋代不止一个皇帝能够纳谏，太宗、真宗、仁宗、神宗都有纳谏的故事。试想：如果没有“共治”和“不杀”政策，包拯怎么混得下去？《黎东方讲史·细说宋朝》里面的故事都有依据，教师备课时看看，上课就能讲。
中国古代的精彩在唐宋。了解宋史首先要知道宋朝的特点。
【作者简介】老任，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王雅贞】
? 中图分类号? G63 ? 文献标识码? B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1-0014-05
2011年课标要求“知道北宋建立，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特点”。之前的实验课标回避了宋代政治。现在使用的统一教材以“北宋的政治”为课题，第一段是“宋太祖强化中央集权”;第二段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其中“重文”只讲了文官的地位、待遇及科举制度，这是不是最重要的特点？自1929年中国颁布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以来，关于宋朝的内容要求都是加强中央集权制，2011年课标第一次提出重点了解“重文轻武”，为什么？对深入学习有何意义？教师备课即是教学研究的过程，首先要理解课标，然后研究教材，再搜索史实和学术认识，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再設计教学流程，如此确定的培养目标才具有可操作性。研究教材属老生常谈，研究教材不是非要按教材去教，教材不见得准确理解课标意图，所选内容也未必都体现了时代性。教材属于教学资源的理论没有过时。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947年，契丹攻占开封，灭掉后晋，改国号为大辽。在宋朝成立之前，辽国已然是一个民族的王朝。而后辽军虽然从河南撤回，但幽云十六州仍在辽朝手里，这对中原王朝是很大的威胁。
在宋之前，938年大理建国，建都大理，洱海周围是其政治经济中心，疆域范围大体为今云南全境及川西南地区。大理国的城建、宫室、礼仪与中原汉族没多大区别，文字用汉字，读音用白族人的白语，崇信佛教。大理与内地茶马贸易始终不绝，与宋朝关系密切。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晚于宋朝立国，但他们早就是割据一方的势力。唐朝末年，党项首领率军协助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晋爵夏国公，赐姓李，地盘以今宁夏为中心，后向东扩张到陕西北部，向西抵达玉门关。五代十国时期，李氏政权与吐蕃争夺河西走廊一线的控制权，对中原各王朝都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朝建立后，他们与宋的臣属关系更加实际。到李元昊嗣位，西夏也成为一个民族王朝，与宋、辽都发生了战争。
从五代十国到宋代，在今西藏、青海的吐蕃各部，在今新疆的回鹘诸国，基本与中原王朝没有什么联系，各过各的日子，互不干扰。
五代十国以后，民族政权对立的状态延续了300多年。从民族融合角度看，有些民族的文化经济与汉族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成一个中华民族只是时间问题，如大理白族、契丹族、党项族。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到元末明初基本消失，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社会。党项族上层深受儒学熏染，但他们一直试图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因为有成熟的汉字，西夏文没能使用下去，到元朝灭亡大部分党项人业已汉化。北方游牧族在此时还在变动之中，契丹被融合了，之后女真族南下，而后蒙古族占据大漠南北。蒙古族、西北民族、吐蕃族与汉民族接连不断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各族之间宗教信仰的趋同和包容，最终形成“五族共和”的局面。
北宋建立不仅面临加强中央集权，局部统一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也用了几十年。外部形势不稳定，而且外部局势一直影响宋朝内政。老办法是下节课再讲政权分立，是否可以全面阐述北宋建立时的内外问题，削减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毕竟初一学生对权力架构的认知缺乏经验。成人比较容易理解权力分割的奥妙，13岁的孩子未必感兴趣。
学术界主张用“重文抑武”，“抑武”比“轻武”更准确。提高文官地位和文官统兵都不是“重文”最重要的内容。教材忽视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祖宗之法”，这是造就文官敢言、政治宽松的前提条件。
赵匡胤吸取五代以来武人乱政、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从制度上注意抑制将帅，警惕他们拥兵自重。宋朝建立以来就宽待文官、重用文官，目的之一是为抑制武将。对武将的“猜防”，导致北宋时期几乎无名将，只出现一个狄青，还不被信任。南宋没办法才允许张俊、韩世忠、岳飞长期带兵，也因为抑武是国策，所以稍有安定即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过度“抑武”导致北宋对外战争接连败北。因武将地位不如文官，80万禁军教头林冲才会被人欺负，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实在窝囊。禁军不止80万，但平时训练由枢密院的文官管理，将不专兵，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差。过度抑武的弊端显现出来后，“强兵”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王安石试图用“将兵法”取代“更戊法”，将领带兵，常驻军中。尽管改革失败，但可以说明“重武”与“抑武”的矛盾。
“抑武”容易理解，“重文”则不仅在于抑制武将，提高文官地位也不在于级别和工资高。重视文官更重要的举措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和“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因为放松言路，所以北宋官场好戏连台，皇帝纳谏、朝臣直谏的事多于贞观之治。了解“重文”的重心才能理解传说中的包拯为什么那么敢说敢做，而且竟然没有招引杀身之祸。
赵匡胤虽然出身行伍，但却酷爱读书。他在后周时期有一次随周世宗打淮南，被人揭发私载数车战利品，周世宗下令检查，众人只看到书籍数千卷，世宗不解地问：“你做将帅应致力于兵甲，要这么多书干吗？”他回答：“做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因此多看书，长知识，广见闻，增智慧。”赵匡胤是个有文化修养的开国君主，他治下的16年虽然没有获得“贞观之治”那样的佳誉，但他的作风和功业与唐太宗相比并不逊色。他非常注意节俭，皇后曾提议用黄金装饰一下皇帝出入乘坐的轿子，他说：“即使用金银装饰宫殿我也办得到，但是我管理天下财富岂能只为自己享用？那样谁还拥戴你呀？”他的爱女穿了一件讲究的衣服入宫，他让她不要再穿，说：“公主穿这样的衣服，贵戚们就会争相效仿，助长奢侈之风。”赵匡胤自律节俭，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十分严厉。他下令处死的28位贪官，有的级别相当于今中央部级和地方省级，处死都用杖死、凌迟、弃市（闹市处死、尸体示众）等极刑。后人评论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①
宋太祖立国一方面注意防范武人干政，另一方面重用文官。他立下两条规矩，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大量史实证明，后来宋朝皇帝都遵守了这两条祖训。
士大夫指做了官的读书人。“共治天下”就是倚重文官，共定国是。中央掌管军队调动、招募、供给、训练等军政要务的枢密院，由文官主持;地方州府长官由文官担任，甚至边防重镇也派文官充任一把手。如果仅仅是赋予文官这些权力，还真不值得称颂。“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造就的言论宽松，在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唐太宗善于纳谏主要归结于个人因素，没有法律约束;宋太祖不仅自己宽容豁达，而且将其作为家法约束后世皇帝。祖宗之法在宋朝具有法定效力，整个宋代很少有士大夫因提不同意见而被砍头的。宋朝316年没有出现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宫廷内斗被降低到最低程度。与唐朝和明朝相比，宋朝多数皇帝都能够节制私欲，没出现暴君。据程民生的研究，宋代宗室十分重视文化修养。①这既是太祖喜欢读书形成的家风遗传，很大程度上也受文官政治的影响。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尽管文官也要服从服务于皇权，但士大夫也以“正君心”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人的集体理念。寇准曾直言“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天下谓之大忠”。②余英时在论证宋代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时说：“‘以天下为己任涵蕴着‘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因此它相当于一种‘公民意识。”③这与“重文”政策有直接关系。
“共治天下”与“不杀士大夫”不仅鼓励文官关心朝政、敢于说话，对皇帝也形成约束。宋朝的“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是最主要的监察机构。谏院对朝政遗缺、官员失职等事进行规谏讽喻，是专门提意见的。因为有制度性保证，台谏官很厉害，敢说敢言，约束皇帝，监督宰相，有时集体对抗皇上，有时还与宰相联合对抗皇帝。宋仁宗要提升张尧佐的官职，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能力平庸却依仗这层关系担任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再提升实在不像话。包拯和其他谏官上书阻止。宋仁宗没办法，改命他另任高官，包拯还不罢休，要求仁宗收回成命，仁宗置之不理。朝会时，包拯率百余名台谏官集体谏诤，仁宗虽怒，但不得不让步。事情平息后不久，宋仁宗又重新任命张尧佐，包拯领衔再次争辩。张贵妃还为伯父说情，仁宗说：你只管为他要官，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他的唾沫星子都溅到我脸上啦。最终还是皇帝收回成命。在北宋时，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宋史》中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因为台谏的存在，皇权专制被降到最低程度。南宋的秦桧将台谏官都换成自己一党，治岳飞于死地，另当别论。
也因为鼓励上书言事，践行言者无罪，所以总有些官员说话不负责任，不计后果，造成因言废事。范仲淹傻乎乎地告诉皇帝，结党可以为公;说说还不够，欧阳修还上《朋党论》，写成论文给皇帝看。君主专制最忌官员结党，结果是这二位自己断送了庆历新政。他们虽然受到处罚，但生活水平没怎么下降。后来王安石改革闹出点儿乱子，罢相后还给个江宁知府的官衔，他辞官后还有能力购置几百亩田产，自由自在地过了十年“田舍翁”的退休生活。宋代以后，文官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日子了。明朝对文官实施“廷杖”要扒下裤子直接打到屁股上，使官员毫无尊严。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还被鞭尸。清朝因言獲罪的事例更多，惩罚也更严厉。
宋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古代少有，也令今人羡慕。过去说，自秦以来历代不断强化君主专制，加之宋朝没有实现大统一，对外屡战屡败，因此宋朝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回答记者问时说：如果可以穿越，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西方人崇尚自由，如果宋朝只是物质生活和自然环境令人羡慕，但没有言论自由，不许随便出书，具有自由传统的英国人还会向往这种生存环境吗？如今，学界对宋代文官政治的研究十分透彻，肯定、赞扬的居多。宋朝固然也是皇权至上，在这个大前提下，政治环境能够如此宽容，大概是做到了极限。了解宋朝这一特点是深入学习的基础。
宋代读书人普遍关心国事，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热情超过汉唐和明清。宋代学术也异常活跃。重用文官必然重视对文官的选拔，宋太祖、宋太宗两任期间，科举制基本完善。
隋唐科举制仅仅是初步成型。唐代考试规则还不太严密，考试前，考生往往将自己的作品呈送给有影响力的高官，称为“投卷”或“行卷”，希望博得赞赏，以便先声夺人，影响考试结果。官员也可以向选拔部门推荐考生，称为“公荐”。在考前争取公荐、行卷，都不算邪门歪道。唐朝在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一度考诗赋，也偏离了选官的主旨。作诗写赋是文学功底，文学素养与为官所需政治能力有很大距离。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门第荫袭，终唐一代，官员队伍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占多数。到宋朝，文官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其中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有学者统计，在唐朝290年中，科举共取进士6603人;在两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试成绩的进士达43000人。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系科举出身。①宋朝完善了科举制，真正实现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宋代科举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三年举办一次。由地方主持的初选考试称为“乡试”或“解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中央级的考试。宋朝严禁“行卷”和“公荐”，对整个考试过程中严加控制。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要搜身。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还要誉录，考卷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誉录院，由书手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试卷经三级核定成绩后方可拆封、公布。殿试也要经过初试、复试、详定三级评定。考试程序的严密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其一，宋代科举制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沈括、黄庭坚、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在政坛上有过重要影响，行政能力不凡;学术上也有成就，著作流传至今;诗文亦属一流，书法各有千秋。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在宋代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物，多半都有当官的履历。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其二，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打开了通道。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其三，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据统计，中央官学之外，有州学234所，县学516所，私塾、乡学、义学类的启蒙学馆不计其数。1104年，宋朝学生人数多达20余万，一次科举报名人数经常达到三四十万。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改变命运。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贫寒子弟，得中进士后开始截然不同的人生。宋代的私人书院多数属于私办官助，是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有些私人书院的影响胜过官办学校，据说白鹿书院学生总数有1万人，但不是因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没有严格的课程和考试，以自学、听讲、讨论为学习方式，管理人员很少。
宋代科举制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阶层，他們关心国事、传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众，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使宋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异彩纷呈。
宋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这是学界的共识。宋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的成就与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重文抑武是宋代社会的特点，也是了解宋史的入门知识，由此可以建立宋朝不同于汉唐、明清的初步印象。倘若历史沿着宋代的轨道发展下去，近代中国不会是这个样子。科举制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变化在明朝。中学课程重点了解宋代科举的完善和明朝科举的变化就可以了，唐朝科举大可不必细致。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不能视为科举制实行程度的证据，就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样，只是形容的语句，不能作依据。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两句话是否出自赵匡胤？是否为“祖训”？目前的证据缺乏第一手材料，余英时对此有考证，他认为存在无疑。但更重要的是太祖之后，历代赵宋皇帝是否恪守这两条规矩。不能说完全遵守，宋高宗就杀了太学生陈东，然后又痛悔。但这样的事很少，因此很多学术著作都以“祖宗之法”论述。唐太宗纳谏，宋代不止一个皇帝能够纳谏，太宗、真宗、仁宗、神宗都有纳谏的故事。试想：如果没有“共治”和“不杀”政策，包拯怎么混得下去？《黎东方讲史·细说宋朝》里面的故事都有依据，教师备课时看看，上课就能讲。
中国古代的精彩在唐宋。了解宋史首先要知道宋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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