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修补理念的城中村设计研究

    赵天翔?郑祎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急剧生长的现代建设与原有历史性遗存相互杂糅，且增量扩张占据了社区主体的行为活动空间。城中村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城市空间存在，具有新旧元素互相依存、矛盾的特点。因此，本文从“城市修补”视角切入，以徐州市铜山区望城村为例，对现状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城中村开展修补工作的要点和方法策略，以期满足社区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的双方面需求，为相关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市修补;城中村改造;新旧元素

    0 引言

    城市快速向周围辐射的过程中受到经济成本的限制，增量扩张会绕过村庄，形成具有孤岛性和盲目性的城中村。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市发展向存量方向深入，且城中村与以往城市建设空间相比，具有土地利用率低、空间功能单一的特征。现阶段城中村的出现严重制约了城市功能的整体性发挥，严重影响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城中村的改造更新刻不容缓。作为国家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城市空间，城中村在过去的上位规划中，多采用大拆大建的模式，损毁了其历史肌理与文化风貌，造成了现代化建设与残留的历史性遗存矛盾共生的现状。2008年1月，住建部发布了《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8年工作要点》，明确加强城中村人居环境建设。2012年2月，河南省住建厅强调城中村的文化保护与更新改造，以此推进城市文旅名城的建设。自此，城中村的更新改造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强调规划中应该重视社区主体的功能需求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

    2017年3月，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规》，“城市修补”成为了解决国家转型期城市发展问题的新举措，其强调因地制宜、优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同时提倡以小尺度、渐进式的微小理念整治贯联全局，且“城市修补”的理念与城中村的保护性更新需求相契合。因此，本文依托“城市修补”，探究了城中村现存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化问题，总结了其规划改造中的工作框架与方法策略，希望对国家城市建设的推进和城市修补工作的开展产生重要的意义。

    1 “城中村”改造与城市修补

    1.1 “城中村”改造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由于扩张模式缺乏系统性的策略，近郊乡村被新建城区包围，因此乡村被动演化成为城中村，并形成与周边空间脱节的碎片化地块。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中村的物质发展水平与周边建设出现了断层，其经济较大落后于周边城市地区。在空间表达中，城中村具有双重内涵，是介于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第三空间”，处于村落的终结与城市的起步阶段。[1，2]在经济多元化的导向下，城中村主体与城市居民形成了双向对流关系。[3]原有“活态”文明由于原住民的大量流失而逐渐消亡，城中村的闲置空间又吸引了外来人员的进入，从而为原生态村落注入了新的文化与思想，形成了城中村文化杂糅与拼贴的现象。因此，在经济、空间、文化等方面，城中村具有了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特点。

    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各持己见，主要区别在于其改造模式的差异。有学者认为城中村是城市中的“毒瘤”，应当“撤村建居”，从而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4]亦有学者认为城中村是城市多元性的组织元素之一，应当在保留其历史文脉与空间肌理的基础上进行小规模的更新，避免终极蓝图式改造模式。[5]在宏观层面上，李培林从村落制度变迁的视角分层剖析了城中村的社会网络;[6]王晓东鼓励尽快提出关于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宏观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与措施;[7]李志生倡导树立“城中村”危机意识，通过科学规划，依法改造城中村，从而切实保障村民的利益。[8]上述理论成果对城中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借鉴价值。现阶段，城中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其改造模式应在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并通过对城中村的深入认知与当前城市发展新趋势的不断解读，在把握其自身乡土价值的同时，探索内涵式发展的新道路。

    1.2 城市修补

    城市修补是针对城市消极地块的小尺度的渐进式更新，以达到存量活化、生态修复与文化复兴的目标。[9]“城市修补”概念建立在城市更新理论框架下，理念可追溯到1978年柯林·罗在《拼贴城市》中“倡导小规模干预式的城市改造，反对大规模拆建”的想法。[10]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国家城市极速扩张而开始走向衰败的时候，以小规模“修补”为切入点的新型城市复兴策略使城市重新焕发生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上位规划开始以城市复兴为目标，进行存量活化和生态修复。

    2015年4月，住建部首次将“城市修补”理念作为实践探索，并以三亚市为试点城市。2017年，住建部先后公布了两批“城市修补”的试点城市，以期促进老城区物质环境与历史文化的修复，继而将修补理念进行全面性推廣。受上位规划与城市消极存量问题的影响，“城市修补”逐渐受到了相关学者的重视。张晓云运用历史文脉的修复与城市功能的织补的理念对工业遗产进行了保护性更新;[11]李婧提出了小规模的修补更新策略，使上海老公园得到了可持续性发展;[12]吴凯晴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从平衡角色关系的角度研究了“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等。[13]在城市粗放式扩张的背景下，“城市修补”的提出解决了原有区域与新型建设之间的冲突，并对城市的消极地块进行了空间织补和文脉修复，以期达到激发地块活力与升级城市结构的目的。

    1.3 城中村改造与城市修补的关系

    城市修补理论与城中村改造更新之间存在相互指导与校正的关系。一方面，城中村的改造实践丰富了城市修补理论体系。城市修补理论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老城区活力衰退问题，希望以此激发城市的整体活力。2017年，王伟娜较先提出运用城市修补理论进行城中村改造的观念。以村落为作用目标，是修补理论探索性的尝试，同时在实践中完善城市修补理论的框架。另一方面，城市修补理论对城中村的改造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在城市规划的视角下，传统大拆大建的城市改造模式存在“左倾”思想，而城中村作为城市风貌的组成部分以及城市历史的见证者，[14]其传统粗放式的拆改模式磨灭了旧有空间肌理，并且破坏了原有“活态”文明。“城市修补”模式与当前城中村改造的问题特性相耦合，其对城中村进行小尺度、渐进式的更新，使城中村在“修补”自身的同时，促进城市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城市存量的内涵式发展，从而增强城市的整体活力。

    2 村庄概况与问题

    2.1 村庄概况

    徐州市处于陇海、京沪两大铁路交会处，连接宿迁、枣庄等五市。在交通与经济的发展带动下，城市扩张不断加剧，形成了大量的城中村，其中皇姑窝村的问题尤为突出。皇姑窝村位于徐州市城南，西靠奶山和团头山，东临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并与壹方城商业综合体、望城花园社区及科技谷小学相邻。产业结构上，随着村庄周边业态的不断丰富，皇姑窝村民受周边商业利益驱动和大规模土地流转政策影响，抛弃了原有农耕作业，进行了自身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并形成了城市文化单向性输出乡村的趋势;人员结构上，皇姑窝村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由于村庄旧有物质空间质量较差，房屋租赁价格低廉，可以满足外来务工人员低层次的住房需求，从而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融入村庄;历史文脉上，皇姑窝村西侧山窝处保留有皇姑墓葬，由于缺乏科普措施，村内青年鲜有人知，其历史传说仅在村中长辈中口口相传。

    2.2 皇姑窝村现存问题

    2.2.1 物质存量水平较低

    皇姑窝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村民经济水平与物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其自发性无序建设不断推进。目前，村庄的物质空间质量偏低主要表现为：一是房屋年久失修影响了居民日常生活质量并破坏了村庄风貌;二是民房自建混乱，导致村内交通混乱及公共空间被占用，从而形成断头路及握手楼等现状;三是降水密集时，不完善的村内排水系统常常致使道路被淹没及交通堵塞，同时引发一系列的健康卫生问题;四是村内供给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不足，多元化的居民结构无法构建交往体系，形成了孤岛式社交的局面。随着皇姑窝村周边集约式住宅及商业综合体的不断增量扩张，村内物质空间的持续缩小与后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2.2.2 社区主体的感知态度

    第一，外来人员的归属感弱。外来务工人员将城中村作为进入城市的“踏板”，为城市提供人群多元化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甚至形成了“虚城市化”的局面。[15]皇姑窝村原住民多为亲缘为纽带进行联系，形成了固有的宗族式社交网络，造成了社交网络的对外隔离性。随着村庄增量多以原住民为主体进行扩张建设，其利益导向下的圈地行为使原有供给居民公共活动的空间被动转化为家族所有。因此，现有村庄的公共活动场地被严重压缩，在外来人员与村庄“活态”文明之间形成了阻隔，导致外来人员的归属感较弱。同时，造成了村集体执行力低下、居民關系矛盾及村庄整体活力不足等问题。

    第二，原住民生活方式出现断层。皇姑窝原有居民在2002年底进行了土地流转，在其所属大片农田流转后，仍然在房前屋后自行保留了小块土地进行非营利性小农作业，如用改制容器种菜或自建栅栏饲养家禽，希望延续原有自给自足的田园式生活方式与减轻被动城市化生活的经济负担。在农耕文明背景下，种植与饲养的田园生活已经深入了皇姑窝村居民的内心，而城市中的集约式住宅无法承载皇姑窝居民的集体记忆和乡野田园情怀，同时增加了村民的生活成本，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得到延续，村庄“活态”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现象。

    2.2.3 历史文化逐渐衰亡

    根据村民口述，东汉时期刘秀逃入碧玉山、拉犁山、椅子山围成的深山窝处，刘秀之女因战事自缢于山中，并埋葬在山窝处，形成了皇姑坟，山窝下的皇姑窝村因此得名。改革开放后，政府将其更名为望城村，但在实地调研中，大部分的居民更愿意称其为皇姑窝，认为其名字包含了历史文化价值。在近年来的城市发展中，村庄周边地块经济崛起，村庄原居民因经济利益与物质水平的双重需求，对原有历史建筑进行了拆毁与翻新，同时大量原住民的流失，造成了原有“活态”文明的消亡，且政府关于村庄特色历史文化的普及不到位，更加速了皇姑窝村历史文化的衰退，并形成了“千村一面”的现状。

    3 城市修补理念下城中村更新策略

    首先，皇姑窝村更新整体改造应以“城市修补”理念为指导，通过渐进式的改造模式对村庄交通、公共绿地、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功能网络织补;其次，通过“城市修补”理念的“文脉”修复手段，在皇姑窝村的物质空间进行历史文化的宣传。本研究希望寻找到带动村庄整体活力增强的突破口，通过对若干重要节点的更新改造及组织串联，以村落历史文脉为纽带，特色公共空间为载体，在把握传统民俗习惯的同时，结合产业转型发展需求，实现村庄自身活力的增强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3.1 修补功能与织补肌理

    3.1.1 修补交通网络

    皇姑窝村，三面临近城市化社区，东侧村庄主路紧邻学校与楼盘，西侧小路自由式衔接山体，其主体路网呈现方格网式结构，由于村内交通网络存在较大功能性差异。因此，本研究从村庄整体交通网络优化的角度出发，对不同级别的道路进行差异性的更新。皇姑窝主路贯穿村庄南北并作为城村边界，是对外展示村庄风貌的重要窗口，因此其道路质量应得到首要提升。通过对主路平整度的提高及道路界面的亮化、绿化进行功能性修补。针对村庄内部交通网络修补，应在梳理原有村庄道路肌理特征的前提下进行母网重塑，对部分居民自建棚屋进行拆除，进而疏通村庄断头路，在提高通行效率的同时，完善村庄空间序列。

    3.1.2 修补公共绿地网络

    皇姑窝村现有的绿地网络呈斑块式的无序组织，由于缺乏管理与布局混乱，其严重影响了村庄整体风貌且与城市绿地网络无法融合。本研究针对村庄绿地网络，结合具体场地功能需求进行“点—线—面”分层修补。通过对村庄现有绿地进行梳理，以“面”的形式填补破碎化的绿地，以“线”的手法织补断裂化的绿网，并以“点”的方法激发局部场地活力从而丰富整体绿网系统。与此同时，采用经济型果树为组成元素，在延续村落传统，还原村庄田园式生活的同时，丰富了城市绿网的多元性。

    3.1.3 修补基础设施网络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村落整体质量的重要环节。本研究通过对村庄现有基础设施进行查缺补漏和网络修补，如根据村落地形调整并修补排水系统以及增设村庄亮化与机动车停放点等。此外，通过村民习惯调查制定特色步行系统，如在道路交叉口增设棚架座椅以满足村民日常聚集闲聊的需求，在村内部分路段加设装配式摊位以满足村民的集市习惯，对向阳的开敞废弃荒地进行活动设施建设，以及对常年潮湿路面进行防滑处理以满足居民的安全需求等。

    3.2 修复文脉与延续民俗

    3.2.1 修复历史文化脉络

    村内公共活动场所是村庄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提升其物质空间质量与增加其空间文化内涵有助于提高村民户外活动舒适度及促进村庄历史文脉的延续。本研究通过对皇姑窝村历史故事与风土民情的归纳梳理，以景观设计的手法抽象提取其文化符号，并结合村内公共活动空间对其进行物质空间表现。在空间塑造的过程中，尊重村庄的建造传统，采用本土性建筑材料，沿用原有乡村风格，打造小而美的公共活动场所，将文化元素注入居民生活场所是提高居民对村庄认知度的有效手段，从而形成居民认同的城市特色空间。

    3.2.2 延续居民的耕种习俗

    由于城市文化的单向性输出，城市景观树木代替了居民房前屋后原有的小菜园，忽视了村庄原本独特的农业景观价值。一是规划，通过适量减少道路及村民娱乐健身空间的土地硬化面积，预留村庄原始土地给予村民进行小农作业;二是整理村庄内荒地，清除场地内建筑垃圾并进行土地开垦，开辟城中村农业景观;三是利用农房屋顶种植瓜果蔬菜，在满足村民自给自足之余，形成特色绿色屋顶景观;四是结合村庄绿网，种植经济型果树及本土花卉，在延续村民土地情怀的同时，美化村庄风貌。复原部分村庄原始农业景观能够有效缓解村民生活习惯的地理脱嵌性，降低城市化带来的村庄空间的同质化与标准化。

    4 结语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后半程，由增量建设到深耕存量的转变意味着原有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模式已不再符合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对于城中村改造而言，“城市修补”理论弥补了终极蓝图式改造所造成的场所文化内涵的缺失，并以循序渐进的方法解决村落功能滞后的问题。城中村的形象重塑增强了居民的場所认同感，并且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城市踏板与精神家园。城中村的良性发展有利于城市整体功能更好的发挥，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城市扩张模式向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转变，是我国“新常态”下城市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1] 范逢春.“城中村”要改造好，也要治理好[J].人民论坛，2017（S1）：58-60.

    [2] 王楷模.“城中村”治理的深度探索——评陈晓莉教授新作《城中村治理中的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32（02）：129.

    [3] 彭兆荣.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一种新型的双向对流关系——以厦门城中村曾厝垵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9（03）：69-73.

    [4] 黄淑瑶.近年来关于城中村治理研究综述[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01）：31-36.

    [5] 文超，杨新海，文剑钢，石卉楠.基于“城市针灸”的城中村有机更新模式探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7，24（11）：43-50.

    [6]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01）：168-179+209.

    [7] 王晓东，刘金声.对城中村改造的几点认识[J].城市规划，2003（11）：70-72.

    [8] 李志生.关于城中村改造的问题[J].城市发展研究，2002（05）：56-58.

    [9] 张舰，李昕阳.“城市双修”的思考[J].城乡建设，2016，61（12）：16-21.

    [10] 柯林·罗.拼贴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1] 张晓云，范婷婷，殷健，李晓.基于城市修补理念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探索——以铁西区卫工明渠沿线规划与实践为例[J].城市规划，2016，40（S1）：69-73.

    [12] 李婧，张晓婉.城市修补理论在上海老公园改造中的应用[J].中国园林，2019，35（06）：67-71.

    [13] 吴凯晴.“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

    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7（04）：56-64.

    [14] 李倩，许晓东.城中村改造研究热点及趋势[J].城市问题，2018（08）：22-30.

    [15] 陈凯仁，龙茂乾，李贵才.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归属感研究——以深圳上步村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7，36（05）：64-68+74.

    通讯作者：郑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