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在社会公德建设中的价值
杨振华
［摘要］传统孝文化在社会公德建设中仍具有重要价值。“养”，有利于培养公民的赡养老人的思想道德。“敬”，有利于培养公民尊老敬老的思想道德。传统孝道不仅提倡“亲亲”，也要求培养社会成员的博爱之心，这有助于养成公民互爱互助的品德。“忠”，有利于培养人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道德情感。
［关键词］孝；社会公德；建设；价值
［中图分类号］C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3－0061－03
社会公德是指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1］它主要调节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关系，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从交友待客到对待人类生存的环境。社会公德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公共生活是其存在的基础。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国民社会公德的培养和教育。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是一种普遍性的、全民性的行为规范。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道德偏私德、轻公德，但仍有丰富的公德内容。在社会公德建构中，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不计其数光照千秋的上佳成果可资借鉴。孝文化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建设社会公德方面仍有重要作用。
首先，传统孝文化特别强调养老敬老，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优良道德传统，也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大力提倡和发扬的社会公德。赡养老人是行孝的最基本要求。“孝”观念中赡养老人作为主要内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确立起来了。《尚书·酒诰》中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2］这里，“孝”与“养”是联系在一起的。孝养，即在物质方面养其体。这是儒家孝道的最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子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尽可能满足父母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使他们居有其所，腹有所食，体有所衣，疾有所治，丧有所葬。另外，孝还贵在自觉，贵在尽心尽力。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孝者主要是思想问题，四肢不勤、贪酒博弈、偏妻私子以致使父母吃苦受穷，才视为不孝。即主观上不尽心尽力，致使不能赡养父母之体。养其体并非仅指使父母有衣有食，更要求子女在物质生活安排上先父母再个人，尽可能做到先父母之忧而忧，后父母之乐而乐。只要子女能发自内心、自觉自愿地奉养父母之体，尽管有时生活并不富裕，但却能使老人心满意足，使家庭其乐融融，这也是孝行。《吕氏春秋·孝行》篇进一步阐述了“孝养”的内容：“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第，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彩，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后用之，可谓赡养矣。”［4］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也把赡养父母看作“庶人”的主要孝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5］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一天到晚只顾忙自己的事情。逢年过节、老人生日、生病都懒得回家探望，寄上几百元、上千元钱，老人照样感到遗憾。就是因为这些子女对父母没有做到尽心尽力。
在传统孝文化里，奉养老人是远远不够的，敬老尊老也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6］是要求后生少年，在家要孝敬父母，出门要顺从兄长，实际上是向后生晚辈提出了尊老的道德要求。孝敬，即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要，这是儒家孝行的要求。虽然每个具体社会成员在精神需求方面各有差异，但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文化修养如何、物质财富多寡，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都有相应的精神需求则是共同的。所谓孝敬，就是要求对待老年人要突出一个“敬”字。孔子曾经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6］这里把孝规定为“敬”，视“敬”为人兽区别之根本。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3］也就是说，尊敬老年人就是孝的最高体现。作为晚辈要多为长辈着想，主动关心体贴他们。努力做到出必告，返必面；昏定晨省；和颜悦色、亲切真挚。另外，孝亲敬老还要虚心听取老人的意见。老人见多识广，对各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况且作为长辈，出于爱心常会给子女提一些指导性意见。作为晚辈要虚心听取，切不可妄加否定，甚至顶撞。认真听取老人的意见，不仅有利于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而且会使老年人感到欣慰。
今天，在社会公德建设中，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尊敬老人。老人辛勤操劳数十年，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产经验，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理应受到尊重。
传统孝道提倡养老敬老，这些传统美德，已经以谚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中。如“家里有个老，胜似有件宝”、“远烧香不如敬爹娘”、“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老年人口的急增和人的寿命的延长，人口老年化问题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养老”、“尊老”的传统美德，是十分必要的。当今社会，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从精神上、感情上尊敬关心老人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密切与老年人的感情联系，使他们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老有所乐，得到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慰藉，这也是青少年对老年人应尽的道德义务。因此，要大力提倡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德建设。
其次，传统孝文化有着丰富的博爱思想，提倡人们应该有爱心。“博爱者，乃公而无私，纯正无欲之爱。”［7］崇尚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而在儒家看来，孝与仁爱是一体的，其根本宗旨都是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利人、助人，提倡热爱人、关心人、同情人、帮助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爱心，孝道要求人们由爱父母扩大为爱他人和万物。传统孝文化倡导的爱，从爱父母兄弟开始。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6］《孝经》指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5］这是一种基于天然血缘关系的亲情之爱。儒家还将这种爱推而广之，打破其家族局限，推广于尊社会之老，社会之长兄姐妹。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要求人们不仅要敬爱自己的长辈，而且要推广到敬爱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子女，进而扩大到疼爱别人的子女。孔子要天子“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5］他要求诸侯“和其人民。”［5］孔子更明确指出：“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5］“教以孝，所以孝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5］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每个人应有博爱之心，要爱家，爱国，爱世界；不仅要爱周围相识的人，还要爱不相识的人；不仅要爱本国国民，还要爱他国之人；进而能推导出不仅要爱人类生命，还要爱人类之外的生命。朱熹也说：“长长当如何？‘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这便是长长之道。”［8］“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天下岂有不治！”［9］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世界，具有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以血缘亲族的人伦关系为道德出发点，然后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致的，因而特别注重社会公共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调节与和谐，形成了内容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尊德尚礼的社会公德思想。
关心、爱护他人，既是儒家孝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德的必然要求。要真正做到爱人若爱己，并非易事，这要求人们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摒弃自己某些不正当的欲求，善化利己为利他，只有真正具备了仁爱之心，方能爱人之爱，恶人之恶，从而达到克己为人的崇高精神境界。遗憾的是，当今社会某些人，不仅不克己，反而把经济领域的求利原则不恰当地引入道德领域，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处事原则，造成道德混乱。这些人的做法固然不足取却反证了加强爱人教育的紧迫性。
第三，孝文化由家庭推广到了社会，进一步有了政治内涵，表现在社会公德方面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孔子提出：“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5］“孝慈则忠。”［6］在中国封建道德中，“忠”曾被拔高到无上的地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是“为国之本”、“义理之归”。“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6］家庭的稳定最终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士子行孝可以导致忠顺于国君，所以孝的最终指向的是“忠”。而国君做到了孝的表率，也就能使民服、民顺，实现自己的统治。孝的范围的扩大化，孝的功能的扩大化，使孝能为君王服务，成为其治理天下，管理臣民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使孝由“善事父母”走向“以孝治天下”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大力宣扬孝道，鼓吹“忠”“孝”一体，要求臣民移孝于忠。
虽有维护忠君道统之弊，但其基本精神是恤民安国，倡导为民、为国、为天下尽忠。《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凡为天下治国者，必先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过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败北。”［4］如上所述，把治国之本归于崇“孝”，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有明君和勤勉忠诚的官吏、埋首耕耘的百姓、英勇善战的军队，这四个方面都可以视为从“孝”行中引申出来的。因此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流行甚广的观念，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慈则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而“忠”的道德情感，表面看来，只是统治阶级内部臣子、达官贵人、士大夫的道德体验。实际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更能感受到国家兴亡、社会治乱、民族强弱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从而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对国家民族的忠贞。如果说封建士大夫、达官贵人和臣子之“忠”则主要表现为忠于“天子”的话。那么，劳动人民的“忠”则主要表现为忠于国家和民族，是一种更伟大的忠，也是最具美感的悲壮的忠，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价值所在。如历史上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在国家民族受到侵略的时候，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故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世代相传、歌颂赞美。在要不要“忠”的问题上，孙中山指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那种认为现在没有皇帝，便可以不讲忠字，什么事都可以做是大错特错的，所以“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要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10］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否定传统文化中的忠孝道德，而是要将其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思想保存下来。
在当代社会公德建设中，弘扬传统孝道忠的精神，对于形成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良好道德风尚仍具有现实意义。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广大的劳动人民，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献身，是公忠之德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忠于祖国要求人们有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勇于献身的精神。“将死不忘卫社稷”，体现了先人们为国家利益不惜牺牲生命的高贵品质。如许多仁人志士在践行忠孝道德时，孝不唯从父，还推得敬老爱众；忠不囿于事君，而扩大为国家社稷，忠于国家和民族。在家庭和国家关系上，坚持社会本位，忠孝不能两全时、精忠报国为之最大的孝，如古代的岳飞，当代的孔繁森等等，从而使忠孝规范博大而崇高，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中华民族历来把忠孝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率先垂范的民族。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征程中，我们不仅要有保卫祖国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还要有为祖国建设勇于奉献的精神。
忠于人民，要求人们要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向人民负责，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敢于同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爱民不仅体现在要让人民安居乐业，薄税节俭，更表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利益溶化在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中。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要牺牲个人利益，保护人民利益，并切实从各方面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下大力气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总之，儒家孝文化，不仅左右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特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的特点。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孝文化经过创造性的转换仍将能够发挥其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尤其在建设良好的社会公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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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19［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86．
［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98［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20．
［1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9）［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4．
责任编辑 杜福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