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感性和幸福观念
尚 杰
［摘要］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也被称为哲学的时代。但是，这里的“哲学”并不是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就是说，法国启蒙哲学中的“概念”将形而上学的含义化解到最小，因为其中充满着活生生的对人性的描述与分析。本文详细论述了18世纪法国道德观的核心内容即幸福观念，指出了启蒙世纪的另一半，在理性启蒙背后的浪漫因素。正是在这些因素中，含有20世纪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的思想种子，给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以诸多创造性的灵感。
［关键词］启蒙；感性；幸福
［中图分类号］B5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3－0003－04
道德的观念同时属于两种不同的研究系列，一方面，道德的观念可以归入反思即思辨的形而上学范畴，例如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另一方面，道德的观念可以化解为体验、心情、梦幻。这两方面之间的差别，是观念与心情、光明与晦暗的冲突。正统的哲学史是轻视道德观念中的心情成分或浪漫成分的，然而，事实上，浪漫的思辨却正是法兰西民族思维的主要特征。自启蒙时代起，这样的特点即以极其鲜明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区别于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精神启蒙。
幸福的观念在道德观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时代。启蒙时代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当时法国人关于幸福的灵感，主要来自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的理论，即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启蒙时代赋予这些传统道德观念以新鲜的含义、新的热情。人们不仅在享受幸福，而且在思考幸福。这些新的道德理想往往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作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中弥漫着充满智慧的思想或哲学。启蒙时代的哲学鼓励人们做道德上的冒险，以抚慰人们在精神上的愧疚感和焦虑不安的心情，哲学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支撑。
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们有一颗感性的心灵，这里有一种很是悖谬的情形，也就是他们的哲学与心灵之间不乏激烈的冲突。启蒙世纪也被称为哲学世纪，也就是光明世纪。但是，启蒙世纪还有另外一半，就是感性的心灵，它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享受着焦虑、痛苦、绝望以及其他种种灰暗的心情——这种精神的微妙之处，恰恰是浪漫主义的本来意义。这里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毁灭力量。很少有人想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同时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如何把唯物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呢？这种搞乱人们习惯思路的想法，恰恰表明了启蒙时代精神的复杂之处。所有这些，都是国内的研究者们忽视了的问题。
光明中的黑暗或黑暗中的光明，甚至可以说光明同时就是黑暗或者黑暗同时就是光明。因为那些启蒙的书籍和行为要冲破重重阻力，要有激烈的冲突，就更加显得这些魔幻似的思想哀婉动人。在哲学上，启蒙时代其实并不是一个“造反”的世纪，而是把古老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重新打扮起来，18世纪是从神学时代向19世纪的实证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18世纪也不是非宗教的时代，人们受到的最大精神困扰就来自宗教。宗教情怀与哲学家们的理性并行不悖，因为“光明”的哲学与神秘的心情往往体现在同一个哲学家身上，例如伏尔泰。
人们之所以觉得18世纪的法国哲学更为特殊，以至于某些固执和保守的哲学家们贬低和轻视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认为太肤浅，原因在于这些研究者们作茧自缚，有了一套关于什么是哲学的习惯看法，认为哲学应该讨论什么或不应该讨论什么。这种学究气的讨论恰恰不是18世纪的精神时尚，当时人们谈论哲学，就像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一样，不是因为生活变成了哲学，而是因为哲学变成了生活。比如说“情趣”，既是生活的也是哲学的，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情趣。当情趣变得陌生或来自异国情调时，当生活在剧烈地变动难以把握时，情趣尤其显得像一种奇迹，因为那些瞬间得到而没有意料到的事情，具有神秘性。与情趣相连接的是爱或者博爱。爱神秘的、魔幻般的一切，虽然也包括自己的心情。宗教情结同时也为启蒙时代灌输了创造的灵感，即从虚无中产生一个崭新的世界。18世纪的法国人自认为是自主的人（就像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的，人自己就是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人之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是万事万物的主人。具有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气魄。
人自己成为自己创作的一个作品，感性、想象力、甚至理性，都成为这样的作品。这个创作过程就是升华的过程，是具有哲学性质的感情升华，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赋予神圣性，甚至放荡的感性也被说成圣洁的，一切似乎都乱了套了。时代脱钩了，时间停滞了，生活进入了不可思议的时代。人们对情趣和“口味”的追求，近乎苛刻，我称之为一种微妙精神。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理性的口号下标榜的，这该是一种多么特殊的理性啊！人们挑战的是权威，也就是传统或习惯的看法。这种挑战肯定是自下而上的，主要来自民间，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民间思想家，而非官方思想家。他们的荣誉来自人民而不是官方即法国皇帝的嘉奖。对当时的法国社会而言，启蒙思想是一种“乱套”的力量，它以极大的热情寻找新的生活乐趣，探索新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精神的世界，例如旅行和海外的殖民地开发在一起，并诞生了一门新的文学种类：旅行文学。
在宗教问题上，启蒙时代思想家充满着内心的焦虑：一方面，他们批判神学对人性的摧残；另一方面，他们渴望有一种神圣的人性，代替神的缺失。没有神的神秘性，是世俗的神秘性，它是怎么可能的呢？思想家在死胡同里探索，他们想到了恶。一种恶的信念（la mauvaise foi）或恶的想象力，这里的恶，意味着不可能性。一种忐忑不安的幸福也是幸福，幸福的不可能性。整个社会弥漫着伊壁鸠鲁似的快乐主题，但是心灵焦虑不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道德问题不但融合进感情或心情问题，甚至直接就是心情问题，是新奇问题。全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得到心灵的安静，也就是幸福。如果说激情与焦虑有密切关系，那么，幸福则与激情在心情是否平稳和安静上面很不相同，显然幸福是一种更为持久安宁的内心状态。伊壁鸠鲁学说就这样成为18世纪的热门话题。一方面是生活中的快活或沉醉，另一方面则是从这样的陶醉中解脱出来。怎么调和积极与消极的幸福呢？总而言之，一种持久的快乐心情如何可能呢？如果说焦虑就像浪花，那么伊壁鸠鲁似的幸福就像没有浪花的海洋，从欲望中撤退。但是这种道德观念绝不否认爱，一种博大的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对生活持乐观主义的态度，治愈艰难的生活。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中关于幸福观念的另一个精神支柱，来自斯多葛主义传统。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都热衷于斯多葛主义，从中汲取生活中的灵感，它是一种通过人的精神把握世界的能力。比如博爱的观念。甚至在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一书最后部分，也满怀深情地向人们说起新的价值观念就像博爱之心，把一切善良赋予所有的人。与17世纪的哲学家以思辨的态度讨论人们的幸福不同，18世纪的启蒙作品宣扬尘世的幸福。幸福是人的能力，从17世纪开始，人们开始崇尚“诚实的人”，无论怎么解释，总是在做一种试图脱离神学的哲学性解释，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是现实的生活，另一种是梦想，这两种情形之下，都是真实的人。心灵之空与心灵之满，都是真实的人。在这样的题目下，不同的人都可以是幸福的，而且是相互难以理解的幸福，因为幸福完全是一件个人的私事。幸福的人不过简单重复的生活，而是去创造生活，就像艺术家在创造一件艺术作品那样，创造自己每天的生活。生活中的乏味与兴趣盎然是交替发生的，就像快乐和痛苦是交替发生的一样，因此，幸福的观念不应该只强调情趣和快乐的一面，而遗忘乏味、焦虑、痛苦的方面。只有这样坦然面对，才算一个诚实的人。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或悖谬的对幸福的理解中甚至也有萨德的色情文学的影子：放荡的肉欲与微妙的情欲并不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快乐，要尊重这样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