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赠愚谷诗》与傅山《啬庐妙翰》比较研究
吕田
摘 要：以王铎、傅山的杂书卷册为研究对象，对二者的书学宗法、涨墨、异体字的使用和章法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同一表现形式的分析，了解二者的书学追求与艺术特征的异同，得出其杂书卷册书法内在及本质联系。
关键词：杂书卷册；王铎；傅山；《赠愚谷诗》；《啬庐妙翰》；比较研究
王铎、傅山的杂书卷册是明末清初极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两人处于同一时代，相同的杂书表现形式，却出现不同的艺术风格，在此选取二人创作时代相近的杂书卷册进行对比研究。
一、时代背景
（一）晚明尚奇的时代风尚
晚明经济的繁荣促使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民众的识字率上升，对读物的大量需求使晚明的出版印刷业发达，各式出版物风格对先前经典的视觉风格颇具冲击，晚明的书法艺术也受到了当时印刷文化的影响。
明代也是基督教和西方物质文化由天主教徒带入中国的时代，扩展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助推了明代尚奇风尚。
书法发展到晚明，传统的帖学书法发展到了极致，一些书法家寻找变革和突破；明后期的社会变迁使得书法家以不同于传统书法家的创作方式来排遣内心，这也是造成晚明奇异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17世纪的评论家使用的“奇”具有十分积极的含义，它是原创力的代称，对艺术家和批评家而言，被称为“奇”的作品正是代表这一时期审美理想的佳作。
（二）美学思想解放
明代市民阶层的崛起，经济领域以及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以解放个性为中心的王阳明心学。美学思想也不例外，在书法上主要是强调创作源于心灵，以师心代替师古，突破前人束缚，独抒性灵。
（三）诸体兼备
明代刻帖盛行，较前几个朝代的书家，此时的书家可以掌握多种字体。万历年间《曹全碑》出土，使书家耳目一新并加以学习；同时文学艺术领域开始关注古趣，遂有写隶书的风气。而篆书也因万历年间文人篆刻的兴起受到重视。因此篆、隶两种书体开始流行，书写杂书卷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王铎《赠愚谷诗》与傅山《啬庐妙翰》的比较
（一）创作时代
王铎（1592—1652），1645年于南明朝大学士任上降清，入清后任礼部尚书，7年后去世。他是明代草书最高成就的代表。四十岁左右时，作品由之前紧随二王书风，逐渐开始形成了个人面目。《赠愚谷诗》是他在五十四岁（1647年）所作，已经展现出较为成熟的个人特点。
傅山（1607—1684），明末清初思想家、书画家。明亡后，受道法，服道装，法名真山等。康熙十八年（1679年）被举应“博学鸿儒”科，固辞不准，至京师，疾甚，乃放还。真草篆隶无不精妙，尤长于草书。其书风从1640年代后期到1650年代初期开始发生变化。《啬庐妙翰》作于1652年，此杂书卷册中多种字体的展现，可作为多种字体书风变化的例证。
（二）作品概况
两卷杂书册均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是按照字体演变顺序而作。
1.王铎《赠愚谷诗》
现藏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分别用行书、章草、草书、楷书书写了九首诗。此卷段落组成：（1）“卢严”段，大字楷书；（2）“拔剑”段，行书；（3）行书，宗法二王的“楷前行书”；（4）“繇东峰天池入支硎”段，楷书；（5）“洛山”段行书，于上一部分楷书结尾的下半段位置起首，行草书；（6）“云翼禹峰过”段，较大字行书；（7）“（文章）道不孤”段楷书大字，学颜真卿；（8）“至圣公相”段草书；（9）“东彭禹峰”段，于上一部分草书结尾的中上段位置起首，行书；（10）“愚谷”段，行书。
诗与诗之间字的大小差别较大。第一首诗的字比第二首诗的字约大一倍以上。第四首诗和第七首诗虽同为楷书，但第四首诗为中楷，第七首诗为大楷，段落感强。楷书行书学习颜真卿，中宫紧凑。笔画硬直，按捺出挑，提按转折明显，运笔轨迹直且锋利。
2.傅山《啬庐妙翰》
由真、草、行、篆、隶及傅山自创的混合体写出，由二十六个段落组成。[1]
整体字幅明显小于王铎，中宫较王铎更放松，结体更显敦厚。笔画出锋不似前期，运笔轨迹较王铎弯，且平和含蓄。
（三）作品比较
1.相同点
（1）学书宗法相似
王傅二人皆由钟繇、二王入手，均尊晋法，后取法顏真卿。
王铎认为，学书未入晋则为野道。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评王铎：“正书出自钟无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放胸臆。”将王铎在1646年作品《临颜真卿八关斋会记》与《赠愚谷诗》的（7）段作对比，便可清晰地看出其继承了颜氏衣钵。
傅山初从“二王”，曾遍临晋唐法帖，对颜真卿在书品人品上都崇拜。白谦慎先生认为他的书法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已转向了颜真卿风格。傅山曾在约1650年作《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在癸巳冬（1653年末或1654年初）的《小楷札记》，均可看出在其创作《啬庐妙翰》前后对颜真卿书法的学习。
在行书方面，《啬庐妙翰》中的第（7）段可与颜真卿《祭侄文稿》对比，风格接近且涨墨的使用相似。
《啬庐妙翰》基本上是以钟繇和王羲之的笔法写小楷，以颜真卿的风格写中楷，全篇书风均表现出颜氏风范。
（2）均使用了临创的学习和创作方法
董其昌提出了临摹应该神似重于形似[2]，“临创”风气开始明显出现在书法临摹中。
王铎作品中有不少是临摹古代的法帖，但非严格的临写，而是随意删取法帖的片段或几件拼合，结构、笔法只是以法帖为大致依凭，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发挥。其中有许多成为他的代表作。
存世傅山的草书立轴中有相当数量是临写《淳化阁帖》和《绛帖》所收法书名迹，这些作品均受到“临创”风气的影响。
（3）异体字
书写异体字是王铎书法中的一个鲜明特色，《赠愚谷诗》中的异体字在楷书部分表现得最明显。在第（4）段中开始便由一个大粗笔异体楷书与前段分格开来，此段中的楷书都运用增加笔画的异体方法使视觉效果繁复，但整体笔画又偏平直瘦硬，颇具建筑美感。第（7）段有异体字“鹏”“礙”“镇”“有”“晚”“残”“瑜”“旷”“走”“鸟”“趋”等，几乎全段使用增减笔画的异体字。由于此段学颜体，字幅硕大，笔画粗壮，所以王铎增加笔画的程度少于第（3）段，既不让观者觉得臃肿，整段细读来也妙趣横生。
傅山在《啬庐妙翰》中异体字使用量之大，让人难以卒读，但除去对内容的理解，我们依然承认异体字的使用增强了书法结构和用笔带来的视觉美感。许多字使用了增加笔画的异体方法，且多数字异体化的笔画方向相似，使单字结构趋于方形，笔画数差距变小，加之傅山在书写不同字体时均敦厚用笔，造成了全篇疏密粗细分布均匀的浑然效果。
（4）章法
杂书卷册中各段书法行数不同，所占全卷的宽窄比例不同；在高低上，每段语末尾位置不一，故章法错落有致。书体多、书家书写随意，使全卷动静互补，朴拙自然，综合来看更能获得多维的审美体验，有1+1>2的作用，使审美不再停留于“一眼看穿”的单一书体的章法上。
2.不同点
（1）涨墨的使用
《赠愚谷诗》的材质是绫，且王铎多用浓墨、粗笔，故多处出现涨墨，并使用墨继法，通过增加墨继次数追求墨色变化，涨墨位置随机且间隔出现，拓展了墨色变化的范围。
第（1）段起首“岩”字，虽然没洇在一起，但作为起首，王铎在书写一开始便默许了涨墨情况；下一行的“彩”与一字之隔的“诸”也出现涨墨，但并未与“岩”在同一排；第三行中“貌”出现涨墨。涨墨连续三行都在中间区域，王铎却避免使三处处同一高度。无论是他有意设置还是笔者的过度解读，都无法否认这样安排的合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第（4）段字小笔细，多使用增加笔画的异体方法，几乎无涨墨，这说明涨墨的使用是王铎的有意选择。
傅山《啬庐妙翰》中的涨墨更显随意。字幅全篇较王铎的小，且篇幅长，书写材质为纸。傅山也明显使用了墨继法，但不论大字粗笔还是小字细笔均出现涨墨，出现频率大致相同且不高，因此《啬庐妙翰》中的涨墨是一种墨继书写习惯。本卷篇幅长，不追求笔画对比，字体结构疏松，笔画规矩内敛均会降低墨色的丰富度，所以傅山主动接受涨墨的出现但不刻意为之，使一些直率的笔画具有立体感，分布在傅山支离的字形中，全卷视觉节奏依旧均衡。
（2）篆隶笔法
王铎是传统帖学系统的书家，《赠愚谷诗》中草书的转折处多使用源自于唐楷的“提按”動作。他自重草书，在谈论汉碑时以篆法为宗，对于隶法相当漠然，其关注的是碑刻中古文字的字形，非后世碑学所追求的古拙意趣。[3]
傅山是碑学书法的倡导者，在草书中多使用源自于篆隶的“使转”笔法。尽管从他早期行草作品来看，已发现多使用“使转”而较少“提按”的趋势，但不排除他运用了碑学笔法。
《啬庐妙翰》第（18）段，在隶书中上溯篆书结构，即用隶笔写篆书。并标注：“此法质朴，似汉之。此法遗留少矣。《有道碑》仅存典刑耳。”现在我们无法看到《有道碑》，但可知傅山追求古拙的汉隶笔法与王铎颇不同。
三、结语
在晚明尚奇的氛围中，杂书卷册是基于诸体兼备的技能上，将形式的多样性与内容的繁杂发挥到极致。
王傅二人的作品都将顺畅阅读的功用放在视觉欣赏之后，涨墨、异体字、行距不清等，使读者难以顺畅清晰读下去。但这种书法创作中情感的表达，是二人创作中的自觉表现。这种有意识的发掘，强调了书法除去实用性之外的观赏性。他们受惠于那个时代，综合了前人帖学与碑学的成就，批判学习，为书学重新赋予时代新意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
注释：
[1]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16：163，168.
[2]朱惠良.临古之心路：董其昌以后书学发展研究之一[J].故宫学术季刊，1993，（03）.
[3]薛龙春.崇古观念与王铎书作中的“奇字”[J].艺术学研究.2007，（00）.
参考文献：
[1]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M].北京：三联书店，2016.
[2]杨建峰编.中国传世书法[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