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幼年迁徙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流动的规模愈来愈大。2017 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45亿人。家庭化的迁徙模式开始凸显,迁徙人口日益倾向于在迁入地长期居留。那么,幼年迁徙对成年后收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幼年迁徙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个人收入?回答这个问题有利于决策者更有效地改善经济机会,降低不平等程度。
古有孟母三迁,今有择校而居。从古至今父母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都与子女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折射出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小孩成长的重要性。本文论述的对象是幼年随父母迁徙的子女,其中既包括农村人口迁徙也包括城市人口迁徙。关于劳动者收入的决定因素,在非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人力资本理论对于劳动者收入的决定因素作了详细阐述。但是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解释具有类似的自然禀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个人,其收入水平差异很大的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为上述问题的解释提供了适宜的理论框架。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幼年迁徙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接着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建立一个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共同对成年收入产生影响的理论框架。
1.幼年迁徙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者收入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获得性技能,与物质资本一样,需要通过投资的形式进行积累,且教育为人力资本最有效的投资。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从三个角度分析迁徙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从家庭因素看,父母特征对迁徙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向影响;父母特征更具优势的群体选择子女随迁的动机更大。从学校角度看,学校质量或资源对迁徙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向影响。 Potochnick(2013)的实证研究表明,迁徙子女所在学校的总体资源较高,有利于他们的学业成就。从区域角度分析,迁徙方向具有指向性,即更倾向于迁徙至环境更“好”的地区。而经济水平更好的地区劳动力市场相对较为繁荣,教育质量和技能培训等资源方面更加丰富,对迁徙家庭更为有利。因此,这些家庭有更多的资源投资于子女的教育。这意味着,迁徙家庭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公平的机会。
结合以上分析,幼年迁徙对人力资本具有正向影响。在控制家庭和区域特征之后,理论上幼年迁徙对人力资本仍具有正向作用。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为迁徙子女的家庭与本地居民的家庭相比更为注重人力资本投资,表现为对学校“质量”的选择上。
2.幼年迁徙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教育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人情”、“关系”型社会、父母的社会关系可以视为特殊的人力资本,父母可以通过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帮助子女获得更丰富的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从微观层面上看,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人力资本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降低外部信息的不对称。由此可见,迁徙行为使得原来的社交网络受到限制,从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才“东流”后不仅自身发展较好,也没有产生对当地人才的“挤出”效应。而“西进”的人才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产生这种差别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与社会资本的契合程度。对于流入到落后地区的外来人才而言,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东部地区对人才引进的需求是一种内生需求,没有受到当地社会资本的排斥。因此,在东部地区发展相对于中西部,依赖社会资本的程度较低,更加有利于人力资本回报的公平获取。即市场经济越完善的地区受到社会资本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3.幼年迁徙对成年收入的影响
在前文分析中,幼年迁徙对人力资本具有正向效应,而对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劳动者的收入都具有重要决定作用。那么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与社会资本的负向效应究竟孰轻孰重呢?我们直接分析幼年迁徙对成年收入的影响,从而反推二者“力量”的大小。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环境在塑造孩子的未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国外的实验性研究已经证实,一个孩子成长的社区环境对其收入向上流动的前景有重大的因果影响。对某一个水准的教育与家长收入而言,其子女的社会流动机会会随着父母所居住区的平均收入而发生从单倍到双倍的变化。基于此可知,迁徙至越“好”的地区,幼年迁徙对成年收入的正向影响越大。从而反推可知,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关系网络更加流动开放,受到社会资本限制的作用越小,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大于社会资本的负向效应,从而提高成年收入。
结合以上三方面分析可知,有关迁徙的研究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一直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角度,理论分析了举家迁徙对子女收入的正向效应。这一效应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同而变化。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第一,要积极破除迁徙壁垒,降低举家迁徙成本。举家迁徙不仅可以增加家人相处时间,提高家庭幸福感,同时还能降低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不平等,有利于促進社会流动性。而迁徙成本是影响举家迁徙决策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切实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落户、就医治疗等问题,减少迁徙成本,降低家庭式迁徙门槛。
第二,改善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以弱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政府应当加大对各类学校的经费投入,加强对学校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同时推进东、中西部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三,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增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性与开放度。一方面,要全面落实工会系统改革创新的要求,积极推动工会改革成果向基层延伸,不断提高工会组织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健全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
作者简介:刘芳,1995,女,汉族,湖南岳阳,学生,硕士,湘潭大学,研究方向: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