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变迁过程及意义
【摘要】“中医”是一个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史的演进和医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深化和丰富的概念。从学科的角度，分析“中医”从一个原初的医学概念，到一个具有等级层级的医学概念，再到一个表述与西医/现代医学某种程度上相对应的医学体系的概念的变迁过程；从主要表述单一的汉民族传统医学的概念演变为表述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传统医药统称的概念的变迁过程；从“中医”一元格局，到中西医二元格局，再到大力发展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实现 “中医”独秀、“中西医”并存、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等医学格局的变迁过程。通过引入“大中医” “三分法” “五要素” “三融合”等创新性的医学理念、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向和体系构建进行思考与展望，提出存异求同、和而不同、创建兼融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新医学观点，表达构建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以及人类共同医学学科体系的期盼。
【关键词】中医 学科 现代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 人类共同医学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7.007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受中国传统思维影响，是一个以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医学学科，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防病治病丰富经验的总结与提升。
学科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其形成过程大抵是一个经验累积、知识总结、实践验证、理论凝练并同质归类的过程。从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学术基本上是文史哲等分界不清，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下，才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为跻身现代学科体系，传统学术纷纷在寻找自己的学科归属，“中医”也概莫能外。從历史发展演进的角度看，“中医”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史的演进和医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深化和丰富的。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医”既有沿袭之同，又表现为演进之异。梳理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医”及其实质，对我国传统医学新体系的构建以及人类共同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古代含义
一是古之已有“中医”概念的阐释。古之已有的“中医”概念，实际是“中”与“医”概念的组合叠加。据目前史料，“中医”作为一个组合词汇的出现，始于东汉时期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1]班固先论经方适宜治疗的原理和预期效果，后论经方失宜的表现和后果，经过对比得出谚语所言“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含义——并非指有病不医治，而是指有病不乱投医，如此相当于得到了中等水平医生疗治的效果。所以，最初的“中医”无疑是指中等水平的医生，或中等水平的医术，或中间水平的一个治疗效果。古之已有“中医”的概念实质，还可从其对应的“上医”“下医”等概念中得到补充论证。“上医”概念最早出自春秋时期的名医医和，《国语·晋语》载：“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2]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正巧也提到“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3]，这与肇始于医和的“上医”概念及“上医医国”理念不谋而合。尽管班固、医和所处的时代前后相隔约6个世纪，然“中医”与“上医”之间相互承袭的关系还是非常明显的。后又有孙思邈等关于“医有三品，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等说法，皆沿袭医和、班固等概念及其实质。如此，“中医”意指中等医生或医术在古代逐渐得以推广传播，后世宋元明清时期关于“中医”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几乎不出其右。概而言之，古代有“中医”一词，但是古之“中医”与今之“中医”并非等同。
二是今之“中医”概念的古代阐释。理解今之“中医”概念在古代的表述和阐释，应回到古代医学的原点，特别是“中医”作为一门医学学科的起点。应该看到，最初的“中医”前面并无“中”字作前置定语，其古意应从“医/醫/毉”的解读开始。据《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等，“医”，表示盛弓弩矢的器具；“醫”，表示用酒调治箭伤；“毉”，凸显了医学发展初期巫医群体的角色和作用。这些字不尽相同的构字组成、排列组合及其字意背后折射出来的医学文化元素，实际上代表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对医/医学的原初认知。后在中国汉文化最早的文字形态——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不少含疒、疾、病等意思的字形以及简单的医疗名词。《山海经》《周易》《尚书》《左传》《诗经》等也有零星的医药学知识，以药名、病名、医生名（主要是巫医）、病状病因的简单描述等为主。这既表明我国医学在早期的渐进发展，也说明在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尚且只具有对中医学的简单知识，而没有中医学的概念。直到《黄帝内经》的出现，才“奠定了具有辨证思维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4]。《黄帝内经》充分借鉴和运用古代古朴的哲学思想，系统地整理前人留下的医疗经验和医药知识，使中医学第一次拥有了独立于神学巫术之外的系统理论体系，结束了中医学有医学知识而无医学理论的历史。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将之前的“医”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类，可谓是从学科角度的一个简单总结和初步分类，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先秦两汉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初步形成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即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形成[5]。特别是张仲景，进一步将中国古代医学的理论系统化、具体化，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的基础，中医学第一次展示了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相互融合的成果。并且，仲景以伤寒、杂病为主论医，从学科分科和深化的角度，为后来者留下了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唐宋以后，中医学各分支不断兴起，以王叔和的脉学、孙思邈的方药、巢元方的病理、皇甫谧与王惟一的针灸、钱乙的儿科、唐宋的官方本草等为代表，中医学各“学科专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尤其经过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吴鞠通等人的推动，中医学从以伤寒为特色、以方药为主的医疗实践步入伤寒、方药、热症、温病等各“专科”全面发展的时期。至此，中医学作为一门传统医学学科的发展，在理论层面，其体系和内容趋于完备；在实践层面，其作为中华民族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然，中国古代通称为“医”的学科，除了具有作为一门自然学科的属性外，还兼有人文学科的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在学科的演变发展中“医”还具有其他的概念及表述。比如，医学作为一门技艺方术，被称为医术；鉴于黄帝和岐伯对医学的重要影响，被称为岐黄；在实践中因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产生了不少传说佳话，因而又有杏林、悬壶、橘井等别称。对于医生的称谓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北宋以后惯用的以官职尊称医生为郎中、大夫以外，尚有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对医生的称谓，如儒医、道医、御医、走方医、上医、大医、良医、神医、庸医，等等。这些都是在未受到外来文化及外来医学影响之前，在单纯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古之“中医”概念的外延和独有的话语表现。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近现代含义
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医”不管是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还是作为中国境内传统医学的统称，都是近代伴随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医学发展并波及、影响中国而生的产物。至鸦片战争时期，一方面，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代表、以体液病理学为核心，并且在中世纪停滞不前的西方传统医学，已几乎被现代医学取代，其时的西医已非古代的西医。现代医学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助推下，短时间内实现了迅猛发展，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以及细胞学说不断取得突破，很快形成了以还原论思维及对抗治疗为特点的现代医学基本架构以及学科体系和治疗体系，并以不可阻挡之势从西方传播到东方，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医学发展至明清时期，在医学理论、病因病机、理法方药、传统技艺、专科发展，特别是医疗实践及其诊治水平等方面，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类经验医学的最高境界。中医学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繁衍生息中体现出来的学科积淀，既表明中医学至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完善与较高的发展阶段，也预示着中医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现代医学抗衡角逐的能力，以及未来两者融合的可能。这样一个中西医学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注定是整个中国医学史上变化最大、最剧烈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概念和实质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
首先，从“中医”独秀到“中西医”并存。西学东渐、鸦片战争的大背景，使很多新事物和新说法应运而生，一些“舶来品”往往都会被加上“洋”或“西”的定语，比如大家熟知的火柴叫洋火，肥皂叫洋皂，钉子叫洋钉，镜子叫洋镜或西洋镜，衣服叫西服等。对于医学而言，自然也必须要有区分，所以逐渐有了西医、中医的说法。“中医”据称是由东印度公司（1600～1874）的西医人士，为区别中西医而给当时中国的主流传统医学而起的。今义“中医”一词，最早见于1857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所写的《西医略论》[6]。应该说，正是在近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中西医学学科差异的前提下，“中医”及其相关、相对应的概念应运而生，比如“华医”“汉医”“旧医”“国医”等，再比如“华医—洋医”“中土医学—西土医学”“旧医—新医”“中土医士—西国医士”等。这些概念的涌现，既反映了中西方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竞争、对立、碰撞，也折射出当时外强入侵、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和国人救亡图存的心理。
其次，从“中西医并存”到“中西医汇通”。鸦片战争之前，中医一元格局，未受到外来医学的有力沖击；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大规模输入中国，开始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中医界开始出现分化，保守者认为中医学已尽善尽美，极力排斥西医；激进者认为中医学一无是处，呼吁全盘接受西医；折中者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应吸取西医之长，为中医所用，中西医并行发展，折中派的思想即为后来影响深远的中西医汇通思想。1881年罗定昌著《中西医粹》，将中西医并列；1890年李鸿章为《万国药方》作序，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7]的说法；1892年唐宗海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开始明确提出中西医“折衷归于一是”的思想主张[8]；后更有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恽铁樵、张锡纯、朱沛文等。正是在这些远见卓识者的奔走呼喊和积极实践中，中西医学从相互对抗甚至你死我活中走向了融合汇通。从整个中国传统医学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无疑是“中医”经历阵痛、迎来新生的时期。
再次，从“中西医汇通”到“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使中医学发展迎来新局面。毛泽东主席1956年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历届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临床方面，提倡中西医互补的“病证结合”，提出微观辨证、潜隐证、生理性肾虚、血瘀临界状态等概念，并研发出系列药物，让中医的辨证论治更加准确、临床疗效提高。教育方面，我国开始培养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开拓了培养中西医结合高级人才的途径。科研方面，中西医结合领域取得了以青蒿素治疗疟疾、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肾本质和活血化瘀、三氧化二坤治疗白血病等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成果。中西医结合的医药卫生方针，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至今不断发扬光大，中西医（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共同发展的二元格局不断深化巩固，成为我国医学不同于其他国家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和独特的竞争优势。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最新含义
历史在螺旋式上升和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中赋予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新的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不同的文明形态、文化土壤，不同的国度及其医学政策，参差不齐的传统医学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的医学选择及发展道路。西方国家通过取代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医学建立新医学的方式（新旧更替），完成了医学脱胎换骨般的转型，继续向前发展，其中原来的传统医学几乎销声匿迹。中国医学则选择了传承、创新传统医学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医学的方式（新旧结合），对医学进行改造升级，其中中医学依然是国家医药卫生和健康方面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医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软实力之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其发展和振兴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进。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医”的称谓及其内涵外延，国家从法律层面予以重新界定。2014年，笔者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撰文，提出了“大中医”的理念。[9][10]2016年12月颁布、2017年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后简称《中医药法》），其“总则”中明确指出：“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同时指出，“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鼓励中西医结合”等写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等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至此，“中医”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及其实质，真正由之前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传统医学（旧“中医”），正式科学法定为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中医”），并以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和举措予以推进。这意味着，“中医”概念及其实质在当代的全新诠释，必将对未来医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全新的“中医”如何传承创新发展，并融合现代医学，构建一个传统医学的新体系，也显得迫切而重要。
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构建之思考
一是在“中医”学科不断向前发展中构建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对“中医”作为学科概念及其实质的古今变迁梳理后可知，“中医”是一个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史的演进和医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深化和丰富的概念。同样，不仅是中医学，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扎实做好传承、发展、创新的文章，才能永葆发展的不竭活力和动力。笔者之前提出的“大中医”概念，已被《中医药法》吸纳成文，促进了国家层面形成关于“中医”概念及其实质法定、科学、权威的界定。所谓“大中医”理念，指新时期的中医学，包括汉医、藏醫、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瑶医、回医、哈医等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我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大中医”不是汉医“一枝独秀”，也不是各少数民族医学的“各自为阵”，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传统医学竞相发展的“满园春色”。今后如何巩固深化“大中医”理念，提升发展“大中医”的水平，使“大中医”变得既大且强，是架构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二是在传统医学的异同中构建新型传统医学体系。传统医学，不论古今中西，本质上均为经验医学的归属，这个特点决定了传统医学相似性大于差异性的总体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传统医学，均为临床经验、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若干群体信仰、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等（传统医学构成的“五要素”）的混合体[11][12]。比如，构成各民族传统医学的核心理论，如汉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藏医的三因学说、蒙医的三素学说、维医的四体液学说、傣医的四塔五蕴学说等，实际上都是相似性大于差异性[13]。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很多诊疗手段、遣方用药等在某种程度上也趋于相似。“五要素”是“大中医”理念的扩展和延伸，是架构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核心要素。
三是在医学既有的格局中构建新型传统医学体系。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二元格局，是构建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绕不开的最大实际。而如何正确看待当今医学，特别是中医和西医、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交织、共处于同一时代的医学，则是构建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关键点。我们提出的任何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均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即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已和现代医学达成共识的部分、需要重新认识和加以摒弃的部分[14]。如此，可为中西医学（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正确地认识和看待自己、存异求同、和而不同、共同发展提供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四是在面向未来医学中架构新型传统医学体系。不管当今医学还是未来医学，无非传统和现代之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唯有融合，才能创造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在现今西方国家，现代医学虽然取代了之前以体液病理学为核心的传统医学，但是其在发展中依然不断地吸收传统的冥想、针灸、推拿、瑜伽等自然疗法作为主流医学体系之外的补充替代医学（TCM）。虽然当今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医学作为一门玄奥的系统科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的特性。目前，我们对这门系统科学的认知还非常有限，我们的实践还尚有望洋兴叹之难，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如此，现代医学已是当今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是人类医学认知的共同阶段，而传统医学能够丰富和助推现代医学文明的发展。为此，我们在积极倡导“大中医”“三分法”“五要素”的基础之上，提出未来医学发展的“三融合”：一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二是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世界传统医学新体系；三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技术、理论与方法挖掘传统医学的精华，丰富传统医学的内涵，提高现代医学的发展水平。
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中医学和西医学、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属于各有特点、各有千秋的医学体系，存异求同、和而不同，才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阳光正道。未来医学一定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共谱的恢宏与和谐的交响乐章，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医学情怀和格局。未来“中医”学科概念及其实质，其核心在于传承创新好“中医”学科之所以为“中”的独特品质，特别是中医独特的原创思维，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个性治疗、众多理法方药的实践经验、治未病的养生理念，等等；与此同时，其方向和力量在于融合，与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有机融合，借融合之势，不断激发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丰富中医学的内涵，提升中医学的现代水平，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从而催生出兼融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新医学。
结论
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方式，概念的形成往往是将特殊经验、知识等纳入一般规则或归类的过程。人思考事物时常涉及类的概念和知识的范畴[15]。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和内容，所以概念自身也在变化和发展。概念起初与人们的基本物质交往和语言交织在一起，只对周围事物进行简单而又直接的概括，抽象程度不高，认识也不深刻。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概念反映客观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发展。它既有确定性，又有灵活性；既是恒定的，又是变化的。但只有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的概念才是正确的概念。[16]“中医”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概念，是一个随着历史演进和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和丰富的概念。鸦片战争之前，它在最初的“医/醫/毉”的概念基础上产生。最初它只是表明古代医学或医生及其医术的一个等级，但是后来作为中国古代汉文明唯一的医学门类，其概念实质无疑是指中国古代的汉民族传统医学，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汉医思想、理论及实践。鸦片战争之后，为与西方医学/现代医学相对应，才有今之“中医”的概念，即中国传统医学的概念，其实质仍然是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主。人们习以为常的“中医”其实就是汉医，一般不包括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同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举措，使“中医”作为学科的外延得以扩展，分别形成了“中医—中西医并存—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局面。后经笔者等提出“大中医”等系列理念[17][18][19][20]，以及2017年国家《中医药法》明确“中医”的最新定义，“中医”作为一门学科门类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都有了科学的、明晰的界定——“中医”实际是包括汉医、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统称。与此同时，就时代发展和人类医学整体格局而言，现代医学是当今人类共同的主流医学，然而传统医学的重要性和地位同样应该受到重视。“中医”作为目前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中的中坚力量，必将在、也应该在坚持“中医”本色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使其在此新的进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展现新的内涵，从而共促共建人类共同的医学学科体系。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博士后刘文先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3][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66～1569页。
[2]《國语》，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28页。
[4]李今庸：《〈黄帝内经〉在东方医学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第27卷第3期，第143～146页。
[5]李如辉、管斯琦：《关于中医“四大经典”书目的界定》，《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年第15卷第12期，第15～17页。
[6][英]合信：《西医略论·例言》，上海仁济医馆刊本，咸丰七年（1857年），转引朱建平：《“中医”名实源流考略》，《中华中医药》，2017年第7期，第3043～3047页。
[7]《万国药方》，洪士提译，上海：美华书馆，1890年，第12页。
[8]王咪咪、李林：《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3页。
[9][11][17]董竞成：《论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想意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9月下，第84～94页。
[10][12][18]董竞成：《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考》，人民网，2014年10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017/c40531-25852659.html。
[13][19]Jingcheng Dong； Linwei Lu； Jingjing Le； Chen Yan； Hongying Zhang and Lulu Li，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Traditional Medicine & Modern Medicine， 2018， 1（1）， pp. 1-10.
[14][20]J Do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ra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3（4）， pp. 1531-1548.
[1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三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
[16]《中国百科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585页。
责 编/刁 娜
【关键词】中医 学科 现代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 人类共同医学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7.007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受中国传统思维影响，是一个以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医学学科，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防病治病丰富经验的总结与提升。
学科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其形成过程大抵是一个经验累积、知识总结、实践验证、理论凝练并同质归类的过程。从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学术基本上是文史哲等分界不清，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下，才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为跻身现代学科体系，传统学术纷纷在寻找自己的学科归属，“中医”也概莫能外。從历史发展演进的角度看，“中医”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史的演进和医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深化和丰富的。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医”既有沿袭之同，又表现为演进之异。梳理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医”及其实质，对我国传统医学新体系的构建以及人类共同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古代含义
一是古之已有“中医”概念的阐释。古之已有的“中医”概念，实际是“中”与“医”概念的组合叠加。据目前史料，“中医”作为一个组合词汇的出现，始于东汉时期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1]班固先论经方适宜治疗的原理和预期效果，后论经方失宜的表现和后果，经过对比得出谚语所言“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含义——并非指有病不医治，而是指有病不乱投医，如此相当于得到了中等水平医生疗治的效果。所以，最初的“中医”无疑是指中等水平的医生，或中等水平的医术，或中间水平的一个治疗效果。古之已有“中医”的概念实质，还可从其对应的“上医”“下医”等概念中得到补充论证。“上医”概念最早出自春秋时期的名医医和，《国语·晋语》载：“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2]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正巧也提到“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3]，这与肇始于医和的“上医”概念及“上医医国”理念不谋而合。尽管班固、医和所处的时代前后相隔约6个世纪，然“中医”与“上医”之间相互承袭的关系还是非常明显的。后又有孙思邈等关于“医有三品，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等说法，皆沿袭医和、班固等概念及其实质。如此，“中医”意指中等医生或医术在古代逐渐得以推广传播，后世宋元明清时期关于“中医”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几乎不出其右。概而言之，古代有“中医”一词，但是古之“中医”与今之“中医”并非等同。
二是今之“中医”概念的古代阐释。理解今之“中医”概念在古代的表述和阐释，应回到古代医学的原点，特别是“中医”作为一门医学学科的起点。应该看到，最初的“中医”前面并无“中”字作前置定语，其古意应从“医/醫/毉”的解读开始。据《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等，“医”，表示盛弓弩矢的器具；“醫”，表示用酒调治箭伤；“毉”，凸显了医学发展初期巫医群体的角色和作用。这些字不尽相同的构字组成、排列组合及其字意背后折射出来的医学文化元素，实际上代表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对医/医学的原初认知。后在中国汉文化最早的文字形态——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不少含疒、疾、病等意思的字形以及简单的医疗名词。《山海经》《周易》《尚书》《左传》《诗经》等也有零星的医药学知识，以药名、病名、医生名（主要是巫医）、病状病因的简单描述等为主。这既表明我国医学在早期的渐进发展，也说明在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尚且只具有对中医学的简单知识，而没有中医学的概念。直到《黄帝内经》的出现，才“奠定了具有辨证思维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4]。《黄帝内经》充分借鉴和运用古代古朴的哲学思想，系统地整理前人留下的医疗经验和医药知识，使中医学第一次拥有了独立于神学巫术之外的系统理论体系，结束了中医学有医学知识而无医学理论的历史。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将之前的“医”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类，可谓是从学科角度的一个简单总结和初步分类，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先秦两汉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初步形成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即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形成[5]。特别是张仲景，进一步将中国古代医学的理论系统化、具体化，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的基础，中医学第一次展示了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相互融合的成果。并且，仲景以伤寒、杂病为主论医，从学科分科和深化的角度，为后来者留下了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唐宋以后，中医学各分支不断兴起，以王叔和的脉学、孙思邈的方药、巢元方的病理、皇甫谧与王惟一的针灸、钱乙的儿科、唐宋的官方本草等为代表，中医学各“学科专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尤其经过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吴鞠通等人的推动，中医学从以伤寒为特色、以方药为主的医疗实践步入伤寒、方药、热症、温病等各“专科”全面发展的时期。至此，中医学作为一门传统医学学科的发展，在理论层面，其体系和内容趋于完备；在实践层面，其作为中华民族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然，中国古代通称为“医”的学科，除了具有作为一门自然学科的属性外，还兼有人文学科的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在学科的演变发展中“医”还具有其他的概念及表述。比如，医学作为一门技艺方术，被称为医术；鉴于黄帝和岐伯对医学的重要影响，被称为岐黄；在实践中因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产生了不少传说佳话，因而又有杏林、悬壶、橘井等别称。对于医生的称谓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北宋以后惯用的以官职尊称医生为郎中、大夫以外，尚有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对医生的称谓，如儒医、道医、御医、走方医、上医、大医、良医、神医、庸医，等等。这些都是在未受到外来文化及外来医学影响之前，在单纯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古之“中医”概念的外延和独有的话语表现。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近现代含义
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医”不管是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还是作为中国境内传统医学的统称，都是近代伴随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医学发展并波及、影响中国而生的产物。至鸦片战争时期，一方面，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代表、以体液病理学为核心，并且在中世纪停滞不前的西方传统医学，已几乎被现代医学取代，其时的西医已非古代的西医。现代医学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助推下，短时间内实现了迅猛发展，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以及细胞学说不断取得突破，很快形成了以还原论思维及对抗治疗为特点的现代医学基本架构以及学科体系和治疗体系，并以不可阻挡之势从西方传播到东方，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医学发展至明清时期，在医学理论、病因病机、理法方药、传统技艺、专科发展，特别是医疗实践及其诊治水平等方面，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类经验医学的最高境界。中医学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繁衍生息中体现出来的学科积淀，既表明中医学至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完善与较高的发展阶段，也预示着中医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现代医学抗衡角逐的能力，以及未来两者融合的可能。这样一个中西医学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注定是整个中国医学史上变化最大、最剧烈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概念和实质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
首先，从“中医”独秀到“中西医”并存。西学东渐、鸦片战争的大背景，使很多新事物和新说法应运而生，一些“舶来品”往往都会被加上“洋”或“西”的定语，比如大家熟知的火柴叫洋火，肥皂叫洋皂，钉子叫洋钉，镜子叫洋镜或西洋镜，衣服叫西服等。对于医学而言，自然也必须要有区分，所以逐渐有了西医、中医的说法。“中医”据称是由东印度公司（1600～1874）的西医人士，为区别中西医而给当时中国的主流传统医学而起的。今义“中医”一词，最早见于1857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所写的《西医略论》[6]。应该说，正是在近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中西医学学科差异的前提下，“中医”及其相关、相对应的概念应运而生，比如“华医”“汉医”“旧医”“国医”等，再比如“华医—洋医”“中土医学—西土医学”“旧医—新医”“中土医士—西国医士”等。这些概念的涌现，既反映了中西方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竞争、对立、碰撞，也折射出当时外强入侵、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和国人救亡图存的心理。
其次，从“中西医并存”到“中西医汇通”。鸦片战争之前，中医一元格局，未受到外来医学的有力沖击；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大规模输入中国，开始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中医界开始出现分化，保守者认为中医学已尽善尽美，极力排斥西医；激进者认为中医学一无是处，呼吁全盘接受西医；折中者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应吸取西医之长，为中医所用，中西医并行发展，折中派的思想即为后来影响深远的中西医汇通思想。1881年罗定昌著《中西医粹》，将中西医并列；1890年李鸿章为《万国药方》作序，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7]的说法；1892年唐宗海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开始明确提出中西医“折衷归于一是”的思想主张[8]；后更有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恽铁樵、张锡纯、朱沛文等。正是在这些远见卓识者的奔走呼喊和积极实践中，中西医学从相互对抗甚至你死我活中走向了融合汇通。从整个中国传统医学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无疑是“中医”经历阵痛、迎来新生的时期。
再次，从“中西医汇通”到“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使中医学发展迎来新局面。毛泽东主席1956年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历届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临床方面，提倡中西医互补的“病证结合”，提出微观辨证、潜隐证、生理性肾虚、血瘀临界状态等概念，并研发出系列药物，让中医的辨证论治更加准确、临床疗效提高。教育方面，我国开始培养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开拓了培养中西医结合高级人才的途径。科研方面，中西医结合领域取得了以青蒿素治疗疟疾、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肾本质和活血化瘀、三氧化二坤治疗白血病等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成果。中西医结合的医药卫生方针，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至今不断发扬光大，中西医（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共同发展的二元格局不断深化巩固，成为我国医学不同于其他国家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和独特的竞争优势。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最新含义
历史在螺旋式上升和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中赋予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新的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不同的文明形态、文化土壤，不同的国度及其医学政策，参差不齐的传统医学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的医学选择及发展道路。西方国家通过取代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医学建立新医学的方式（新旧更替），完成了医学脱胎换骨般的转型，继续向前发展，其中原来的传统医学几乎销声匿迹。中国医学则选择了传承、创新传统医学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医学的方式（新旧结合），对医学进行改造升级，其中中医学依然是国家医药卫生和健康方面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医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软实力之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其发展和振兴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进。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医”的称谓及其内涵外延，国家从法律层面予以重新界定。2014年，笔者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撰文，提出了“大中医”的理念。[9][10]2016年12月颁布、2017年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后简称《中医药法》），其“总则”中明确指出：“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同时指出，“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鼓励中西医结合”等写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等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至此，“中医”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及其实质，真正由之前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传统医学（旧“中医”），正式科学法定为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中医”），并以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和举措予以推进。这意味着，“中医”概念及其实质在当代的全新诠释，必将对未来医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全新的“中医”如何传承创新发展，并融合现代医学，构建一个传统医学的新体系，也显得迫切而重要。
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构建之思考
一是在“中医”学科不断向前发展中构建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对“中医”作为学科概念及其实质的古今变迁梳理后可知，“中医”是一个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史的演进和医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深化和丰富的概念。同样，不仅是中医学，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扎实做好传承、发展、创新的文章，才能永葆发展的不竭活力和动力。笔者之前提出的“大中医”概念，已被《中医药法》吸纳成文，促进了国家层面形成关于“中医”概念及其实质法定、科学、权威的界定。所谓“大中医”理念，指新时期的中医学，包括汉医、藏醫、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瑶医、回医、哈医等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我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大中医”不是汉医“一枝独秀”，也不是各少数民族医学的“各自为阵”，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传统医学竞相发展的“满园春色”。今后如何巩固深化“大中医”理念，提升发展“大中医”的水平，使“大中医”变得既大且强，是架构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二是在传统医学的异同中构建新型传统医学体系。传统医学，不论古今中西，本质上均为经验医学的归属，这个特点决定了传统医学相似性大于差异性的总体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传统医学，均为临床经验、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若干群体信仰、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等（传统医学构成的“五要素”）的混合体[11][12]。比如，构成各民族传统医学的核心理论，如汉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藏医的三因学说、蒙医的三素学说、维医的四体液学说、傣医的四塔五蕴学说等，实际上都是相似性大于差异性[13]。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很多诊疗手段、遣方用药等在某种程度上也趋于相似。“五要素”是“大中医”理念的扩展和延伸，是架构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核心要素。
三是在医学既有的格局中构建新型传统医学体系。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二元格局，是构建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绕不开的最大实际。而如何正确看待当今医学，特别是中医和西医、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交织、共处于同一时代的医学，则是构建新型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关键点。我们提出的任何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均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即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已和现代医学达成共识的部分、需要重新认识和加以摒弃的部分[14]。如此，可为中西医学（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正确地认识和看待自己、存异求同、和而不同、共同发展提供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四是在面向未来医学中架构新型传统医学体系。不管当今医学还是未来医学，无非传统和现代之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唯有融合，才能创造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在现今西方国家，现代医学虽然取代了之前以体液病理学为核心的传统医学，但是其在发展中依然不断地吸收传统的冥想、针灸、推拿、瑜伽等自然疗法作为主流医学体系之外的补充替代医学（TCM）。虽然当今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医学作为一门玄奥的系统科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的特性。目前，我们对这门系统科学的认知还非常有限，我们的实践还尚有望洋兴叹之难，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如此，现代医学已是当今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是人类医学认知的共同阶段，而传统医学能够丰富和助推现代医学文明的发展。为此，我们在积极倡导“大中医”“三分法”“五要素”的基础之上，提出未来医学发展的“三融合”：一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二是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世界传统医学新体系；三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技术、理论与方法挖掘传统医学的精华，丰富传统医学的内涵，提高现代医学的发展水平。
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中医学和西医学、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属于各有特点、各有千秋的医学体系，存异求同、和而不同，才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阳光正道。未来医学一定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共谱的恢宏与和谐的交响乐章，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医学情怀和格局。未来“中医”学科概念及其实质，其核心在于传承创新好“中医”学科之所以为“中”的独特品质，特别是中医独特的原创思维，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个性治疗、众多理法方药的实践经验、治未病的养生理念，等等；与此同时，其方向和力量在于融合，与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有机融合，借融合之势，不断激发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丰富中医学的内涵，提升中医学的现代水平，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从而催生出兼融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新医学。
结论
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方式，概念的形成往往是将特殊经验、知识等纳入一般规则或归类的过程。人思考事物时常涉及类的概念和知识的范畴[15]。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和内容，所以概念自身也在变化和发展。概念起初与人们的基本物质交往和语言交织在一起，只对周围事物进行简单而又直接的概括，抽象程度不高，认识也不深刻。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概念反映客观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发展。它既有确定性，又有灵活性；既是恒定的，又是变化的。但只有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的概念才是正确的概念。[16]“中医”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概念，是一个随着历史演进和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和丰富的概念。鸦片战争之前，它在最初的“医/醫/毉”的概念基础上产生。最初它只是表明古代医学或医生及其医术的一个等级，但是后来作为中国古代汉文明唯一的医学门类，其概念实质无疑是指中国古代的汉民族传统医学，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汉医思想、理论及实践。鸦片战争之后，为与西方医学/现代医学相对应，才有今之“中医”的概念，即中国传统医学的概念，其实质仍然是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主。人们习以为常的“中医”其实就是汉医，一般不包括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同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举措，使“中医”作为学科的外延得以扩展，分别形成了“中医—中西医并存—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局面。后经笔者等提出“大中医”等系列理念[17][18][19][20]，以及2017年国家《中医药法》明确“中医”的最新定义，“中医”作为一门学科门类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都有了科学的、明晰的界定——“中医”实际是包括汉医、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统称。与此同时，就时代发展和人类医学整体格局而言，现代医学是当今人类共同的主流医学，然而传统医学的重要性和地位同样应该受到重视。“中医”作为目前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中的中坚力量，必将在、也应该在坚持“中医”本色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使其在此新的进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展现新的内涵，从而共促共建人类共同的医学学科体系。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博士后刘文先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3][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66～1569页。
[2]《國语》，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28页。
[4]李今庸：《〈黄帝内经〉在东方医学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第27卷第3期，第143～146页。
[5]李如辉、管斯琦：《关于中医“四大经典”书目的界定》，《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年第15卷第12期，第15～17页。
[6][英]合信：《西医略论·例言》，上海仁济医馆刊本，咸丰七年（1857年），转引朱建平：《“中医”名实源流考略》，《中华中医药》，2017年第7期，第3043～3047页。
[7]《万国药方》，洪士提译，上海：美华书馆，1890年，第12页。
[8]王咪咪、李林：《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3页。
[9][11][17]董竞成：《论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想意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9月下，第84～94页。
[10][12][18]董竞成：《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考》，人民网，2014年10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017/c40531-25852659.html。
[13][19]Jingcheng Dong； Linwei Lu； Jingjing Le； Chen Yan； Hongying Zhang and Lulu Li，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Traditional Medicine & Modern Medicine， 2018， 1（1）， pp. 1-10.
[14][20]J Do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ra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3（4）， pp. 1531-1548.
[1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三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
[16]《中国百科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585页。
责 编/刁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