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学彦梦里也在跳地戏
呼东方
五年前，安顺地戏和詹学彦因与张艺谋打官司而一夜成名。这场“非遗第一案”终因无法可依，而二审败诉。
如今詹学彦面临最大的烦恼和无奈，是自己的一身技艺没人来传承。这是让他最难过的，他将亲眼看着，自己从9岁就开始跳的地戏再无人可传。
那场沸沸扬扬的官司已经过去五年了，如今提起此事，詹学彦心里多少还有些疙瘩。但他已经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里，平常的日子还得继续。
现在他最大的烦恼和无奈，是自己的一身技艺没人传承。“作为我的想法来讲，哪怕是教30个、50个我都没问题，因为我喜爱这个东西。”詹学彦说：“而且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的传承人，我也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但是，谁来啊？我去教谁啊？根本没人来学啊！”
詹学彦觉得最尴尬的是，詹家屯《三国》地戏队的演员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村里的年轻人根本没人愿意加入。
古老的地戏渊源
从4月下旬起，贵州安顺地戏技艺大赛将持续半年。在詹学彦这些老艺人眼里，如今的地戏已经走向末路。地戏最鼎盛时期是1980年代，据说整个安顺有360多堂地戏，仅安顺市西秀区就有190多堂。
那是詹学彦记忆中最后的繁盛，“每村每姓一堂戏，可想而知有多壮观了吧！”
在安顺，屯堡地戏主要分布于安顺市西秀区、开发区、平坝、普定等地。地戏演出一直陪伴着新春佳节和农历七月稻谷扬花，属村民们的自娱自乐。
据传，在过去的六百年里，屯堡中的军户担心在太平年月太久了，子孙们会将一身武事荒废，便逐渐以祭祀祈福跳神戏来强身健体，借以演习武事，含有寓兵于农之深意，卒“军傩”逐渐演化为如今的屯堡地戏。用屯堡人自己的说法：把自己武艺掩盖起来，又增强了自己的威武，看上去是在表演，但实际上是在练兵。
地戏在当地又被称为“跳神”。约定俗成的是，只演历史上的征战故事，不事儿女情长的言情戏，更不演《水浒》之类的反戏。不演妖魔鬼怪，即便地戏剧目《封神》也过滤了妖魔鬼怪的情节，更多是打斗内容。
安顺地戏承载的是忠、义、勇的传统价值、道德观、神灵观，于是在跳戏的过程和规矩中，传递着古老的敬畏、禁忌和道理。
詹学彦是詹家屯地戏的第十六代神头。安顺地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姓或一个村子只唱一堂戏。但这詹家屯有点不同，其寨分为大门和小门两小寨，大门多为詹、曾二姓，小门多为叶姓。有地戏两堂，一堂为以詹、曾为主的《三国》，一堂为以叶姓为主的《岳传》。
詹学彦说：“我从9岁开始，在我父亲詹绍先和叔父曾建章的调教下，开始学跳地戏。”他的叔父曾建章曾是戏队的第十五代神头。
詹家屯的《三国》戏本有八册，用蝇头小楷抄写。“一部《三国》跳下来要三个月时间”，全靠着父辈们口传身教。当年，“小打童”詹学彦很快就成了乡里周边的“红”人，他扮演的赵云、马超、吕布等众多角色让老人们念念不忘。
被“张冠李戴”拍电影
当地的老人们都很怀念1989年普定县举办的首次地戏大赛：“看起来只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的比赛，实际上是所有大姓之间的角力。”
詹家屯的两堂地戏存在的年代都较为久远，《三国》戏队更早一些。在詹、曾两姓的《三国》戏队地戏谱书上记载有：“《三国神书传》，家谱詹、曾武师，神头各代家传。洪武十八年，我詹达、曲珉（两人系第二代）密传家族武艺，防止反乱，以跳神为名，传艺为实，家族神祖传艺。”据说，詹、曾戏队建立之初都演《三下河东》，后鉴于詹、曾两姓始祖忠义情深，有如三国书中刘关张桃园之义，故改跳《三国》。而叶姓一直跳《岳传》。
五年前，那场沸沸扬扬的“非遗第一案”官司让安顺地戏和詹学彦由此出名，用安顺市文化局领导的话来说：“不赢也赢了”。可对詹学彦来说，至今他还有一肚子的委屈。
2011年9月，北京的法院二审宣判，仍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安顺市文化局之诉讼请求。当时，詹学彦激动地说：这场官司即便安顺市文化局打输了，我们屯堡人也还要将官司打下去，“就像我自己的娃儿被取名别人的娃儿，我们现在只是想证明，这娃儿是我们的”。
可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再没有动静，詹学彦觉得单靠一己之力，也无可奈何。
2004年，张艺谋执导的《千里走单骑》剧组在云南丽江拍摄，安顺市前文化局局长帅学剑受剧组委托，在当地寻找地戏艺人。
“老局长直接找的我们，说要带我们去丽江。我们才知道这是个国际著名导演，跟他拍电影都能出名。”詹学彦说：“村里的人听这些话像着魔一样。”
本来剧组说好要14个人，后来突然又通知缩减成了8个人。这个变故，让神头詹学彦不得不反复给戏队的人做工作，决定事后给去不了的人分一些报酬。
帅局长的初衷是，“张艺谋是国际知名的大导演，能够看中你们，让你们去拍戏，这是一个无上的光荣。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宣传我们的地戏。”
詹学彦觉得领导讲得在理，“电影一上映，我们必然就火了，地戏不就也火了？”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由不得他们操控了，“剧组不让我们带自己的面具和服装”，而且演出中只字未提“贵州安顺地戏”之类的字眼。
作为神头的詹学彦也只是在电影里，给一个囚犯角色做唱戏的替身，他和队员还要剃光头，体验“监狱”生活。“我一共就见了张艺谋四五次，也没说上话，我们拍戏他是来看的，但是我一个农民，只是个替身演员，脸都露不出，哪能去和他说什么？”詹学彦说：“都是一些主任、副导演什么的给我们发指示。”
其实到后来他也想通了，“我们还以为拍电影是去给我们地戏做宣传的，现在想想，怎么可能呢？丽江有钱，人家张艺谋是丽江请的，戏都是在云南拍的，安顺又没出钱，人家凭啥要给我们宣传呢？”
在剧组的二十天，地戏队员每人每天有60块钱报酬，作为主要演员和神头的詹学彦，每天是120元。
与张艺谋打起官司
从丽江回来后，为了缓和戏队的矛盾，詹学彦买了不少礼物，还把报酬分给了没去的人。他说：“拍电影没火，受气也没啥的，可是村里人天天在你背后说风凉话可受不了。”
一年后，电影《千里走单骑》上映，詹学彦和地戏队完全不知道。但村里有人看到了，有人拿着一张碟片给了詹学彦，还问他：“电影都上了，咋没说咱们村子呢？”
电影里有十五分钟左右的詹学彦戴着关云长面具，与地戏队一起表演的片段，配合着日语旁白的中文字幕却写着“这是中国云南省的面具戏”。而在影片结尾迅速上滑的字幕中，詹学彦他们反复慢进，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贵州安顺詹家屯戏队”的字样，“没说地戏，也没说《三国》戏队”。
村子里开始弥散起各种风言风语，说得最多的是：卖了祖宗。詹学彦在村子里一向威望很高，听到此话，心都在打颤。
“当时报纸和网络上开始出现各类文章，说《千里走单骑》再现了云南澄江关索戏的魅力”，而且他们还得知，很多看过电影的中外游客慕名到了丽江，却找不到电影里的“面具戏”。
这一切让詹学彦和安顺的屯堡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决定讨一个说法：地戏是安顺的，不是云南的。
心里憋屈是一回事，想要讨说法却是另一回事。屯堡里的村民没有能力真正和张艺谋对簿公堂。“如果叫我们去打这个官司，你有什么条件和张艺谋打官司啊？哪怕你有道理。”
这场官司的原告是安顺市文化局，詹学彦和地戏队参加电影拍摄的队员，作为证人出庭。“如果政府不出面，我们不可能打这个官司。”
但是，直到四年后的2010年5月11日，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才终于开庭。“2007年，政府就告诉我们，张艺谋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导演，我们得从大局出发，不能在这时候给人家惹事。”
被告方是影片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和出品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三方。詹学彦披挂着地戏中关羽的全套行头出庭，他把“青龙偃月刀”放在一边地上，坐在证人席上，陈述了当年参演《千里走单骑》的大致过程。
让詹学彦没有料到的是：“上次在监狱里唱。这次在法院里唱，算是给我‘正名了。”
坐在证人席作证的詹学彦，又面对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几台摄像机，唱起了安顺地戏《三国》里的“千里走单骑”一段。
扮关云长是詹学彦的长项，唱词和动作再熟悉不过。在拍摄现场，“我们都被要求和犯人一样，穿犯人的衣服，剃光头。大家都觉得很委屈，可是我们是农民，去和人说我们不愿意，根本没人理。”
戏拍到一半走人，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詹学彦说：“我们又没有合同，真是委屈得很！”
面具就是地戏的灵魂
每年5月28日是旧州镇的城隍节，小镇的每条街道到处是浩浩荡荡的游神队伍。戴着面具的地戏队可以随时停下，在不同的门市小店门口停下唱祷一番，然后收下店家给的红包。
詹学彦是当地仅有的两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一。
詹学彦对久远的乡规记得很清楚：“谁家请我们去，都是特别隆重的仪式，要街道里摆出香案，这才是待客之道，至于红包、酒席和各种费用更不用我们说。”而现在的仪式，只要主人家摆个香案，主人在前面鞠三个躬就算完事，这让詹学彦颇感失落。
屯堡人把面具又叫脸子，他们认为“脸子是地戏的标志，也是地戏的灵魂”。直到如今，在屯堡人的观念里，地戏面具依然是神的化身。雕刻好的面具，在雕匠的主持下被“开光”后，便升华为神。“开光”仪式很庄重，经法事“点将封号”，面具即为神物。
詹学彦家的“神柜”放在一间破旧的房屋里，要洗了手才能打开装面具的几口大箱子。詹学彦保管着黄忠等几个三国将帅的面具，它们都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后面的木头已经破碎到反复用黏合剂粘过，而漆色形状却神韵依旧。“每次唱戏都用，一两年就修一次。面具使用前一定要用鸡血点一下额头。这些面具太老了，我们得像对祖先一样敬着。”
在屯堡里，地戏不是随时可以示人的。每次演出一般分为开箱、请神、顶神、扫开场、跳神、扫收场、封箱等程序。开箱完成后，要由神头将面具从箱子里一面一面地取出来，再由神头将面具一一分发到演员手上，“这便是‘顶神。”据詹学彦讲，“比如说演刘备，我就从神头的手上把面具接过来。戴上面具顶神以后，就不是一般的凡人了。”随着演员的身份转化，地位也就转换了，思想境界也随之升华。
每逢祭祀后，进入了地戏的正戏“跳神”。出演者头戴面具，腰围战裙，正面人物穿白色，反面人物穿蓝色，一目了然。手执戈矛刀戟，随口而唱，应声而舞。演唱的是七言和十言韵文的说唱，在一锣一鼓伴奏下，一人领唱众人伴和，有弋阳老腔余韵。
地戏演出最后是“送神”，是把面具重新规整放回箱子。詹学彦说，面具的摆放有特定的规矩，比方说《三国》里面的五虎上将、孔明这些正面人物要放在箱子的正中间，其他的人物面具就可以随便摆放。
2006年，安顺地戏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詹学彦被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我们不跳地戏就完了
詹学彦感觉，地戏这两年似乎正在逐渐复兴，政府时常举办地戏大赛，第一届只有10多支队伍参赛，而第三届已有参赛队伍40多支。过去女子是完全不能参与地戏表演的，但是现在跳的人越来越多了。詹学彦认为，从表现形式来说，妇女虽阳刚不足，但她们的整齐度、观赏性却比男性好看点。女子队从第一届地戏大赛的两三支，发展到现在近20支。
虽说如此，詹学彦还是嗅到了地戏迅速衰败的气息：过去只要到了正月十五，一进寨子来，热闹非凡。一跳就要跳到正月二十左右，现在却清淡多了，特别是年轻人很少有喜欢地戏的。
帅学剑一直在做地戏研究，在他看来，这是多元型现代文化冲击的后果，“现在还能跳的不多了，能跳的也都是六七十岁的，四五十岁的都很少很少。我去看过的一堂地戏，跳的人全部都是70多岁的人。村里面根本没有年轻人，全部出去打工了。”
在詹学彦家的墙上，挂着五幅陈旧的地戏照片，这是湖北一个税务局局长詹必六来屯堡为他拍摄的。
詹学彦抱怨说：道具、服装都没有一个可以集中陈列展示的地方。他试图把村里的学堂老房子修好，那里有个石头戏台，“来个人，我们也好有个地方演出。”
已经65岁的詹学彦，经历了地戏从兴到衰的过程，他看得很明白：现在大家的娱乐方式很多，对地戏的需求降低，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人对神失去了敬畏，对地戏这种古老文化没了依恋。
詹家屯《三国》地戏队的演员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詹学彦说，“80年代，我们唱之前每天要排练，先点将，谁扮什么，然后不拿本子，互相唱，最后走场操练，这样几个月才上台演出。现在我们队哪还有年轻人来唱啊！”
詹学彦觉得凭自己现在的精力还勉强能继续跳，“我们不跳，就彻底完了！”
老人对安顺地戏的依恋感人至深：“如果身体跳不动了，我做梦都还会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