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与身体：周代“燕礼”用乐之双重社会建构（上）
摘 要： “燕礼”是周代“礼乐制度”之产物：有“礼”有“乐”，在“燕飨”礼仪和用乐操演中实现。“燕礼”因其“礼”之性质，而与社会政治相交集；又因其“仪”之性质，而直接联系仪式并与仪式活动互动，从而塑造出“燕礼”及其用乐（即“燕乐”）之社会性质与特征。鉴于“礼仪”活动与“身体”之互动，故选择以“身体”角度切入，聚焦与考察“燕礼”仪式之三大问题：一、“礼乐制度”下“燕礼”之特殊性质；二、“燕礼”背景中仪式音乐之特点；三、“燕乐”之“社会制度”建构和国人“文化心态”建构之双重社会建构。
关键词：周代礼乐；燕礼用乐；仪式；身体；社会建构
周公“制礼作乐”，是周初重大之历史事件，从而开出社会“制度”建设之新方向。“礼乐制度”之突出特点，即在其仪式性。古代社会之“仪式”生活，则是“礼乐制度”之社会基础。“仪式性”操演是周代“礼乐制度”产生社会价值的基本路径与方式，由此既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行为，同时又参与其社会的建构之中。周代“燕礼”仪式活动即是其实际的展示。基于此，本文通过“仪式”与“身体”之视角，讨论周代“燕礼”（包括其用乐）在周代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周代“社会制度”建构和国人“文化心态”建构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一、“五礼”与“燕礼”
周王朝国家治理的一大举措即是建立“礼乐制度”。《周礼》将其归为“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五礼”指向周代社会的五个不同领域，《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①“五礼”中，“燕礼”属“嘉礼”，目的在“亲万民”。所谓“以嘉礼亲万民”，《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解释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②至于“嘉礼”之特点，贾公彦疏云：“余四礼皆云‘邦国，独此云‘万民者，余四礼万民所行者少，故举邦国而言；此嘉礼六者，万民所行者多，故举万民其实上下通也。案《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礼有饮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设礼节以裁制之。”③由此可知，“嘉礼”与其他“四礼”之区别，在于“亲民”，而其中之“燕礼”，以“亲四方之宾客”而与“嘉礼”其他礼仪相区别。就“嘉礼之别有六”看，“燕礼”围绕周族群这个中心，按其“亲”缘远近由里而外延展，形成三个层级：其一，“亲宗族兄弟”“亲成男女”，为族内之“亲”；其二，“亲故旧朋友”“亲四方宾客”则为族外之“亲”；其三，“亲兄弟之国”“亲异姓之国”则属“亲”缘更远之人。以周族群之“亲”为内核的礼仪规范，显示了周朝社会体制的族群向心结构圈，亦显示了由此结构的社会样态，而“燕礼”即是依其向心度来加以建构的。解决“族外”之“亲”（四方宾客），则是“燕礼”仪式活动之目的所在。以此看，以欢愉为“燕礼”之目的，关注“饮酒”“折俎”及“行一献之礼”等当只是停留在“仪式”之表层，而未触及到“礼制”之深层。本文对“燕礼”的考察，即是将其放至此历史语境之中，以期揭示其深层的文化意涵。
“燕礼”，郑玄在其《目录》中云：“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④据此，贾公彦进一步解释说：“燕有四等，《目錄》云诸侯无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劳，二也；卿大夫有聘而来，还与之燕，三也；四方聘客与之燕，四也。”⑤由此可知，“君燕劳臣”即是周代“燕礼”社会性质之核心，而其中“君”“臣”之分则是这个核心的基本点。周代“燕礼”研究对此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二、“燕礼”及其仪式
就其性质言，“燕礼”是一种仪式活动。而仪式，则是为特定目的而组织和演示的一种社会性质的活动，而其操演更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关于周代“燕礼仪式”研究，本文提出一种研究框架，认为“仪式”主要包含四要素：“仪节”“仪器”“行为”和“意义”。仪式即在此“四要素”之互动中形成。笔者以为，其中“行为”要素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行为”要素又牵涉到“身体”因素，没有“身体”因素之参与，便无“仪式”之行为。“仪式”行为之不在，仪式则无从生发。“仪式”既与“身体”有关，而且“身体”又为其目的之一。“燕礼”仪式即为一实例。下面从“仪式”四要素入手，来讨论“燕礼”仪式之基本特点及其相关问题。这也是理解“燕礼”仪式音乐的基础。
1.“燕礼”仪式之“仪节”
李方元仪式与身体：周代“燕礼”用乐之双重社会建构（上）
凡为“仪式”，皆有“仪节”，而“仪节”及其规定性则是仪式基本特点之一。周代“燕礼”，“仪节”浩繁，清人胡培翚《仪礼正义》将其归为三十节，并标目以名之：一、告戒设具；二、君臣各就位次；三、命宾；四、请命执役者；五、纳宾；六、主人献宾；七、宾酢主人；八、主人献公；九、主人自酢于公；一〇、主人酬宾；一一、二人媵爵于公；一二、公举媵爵酬宾遂旅酬（初燕盛礼成）；一三、主人献卿或献孤；一四、再请二大夫媵爵；一五、公又行爵为卿举旅（燕礼之再成）；一六、主人献大夫兼有胥荐主人之事；一七、升歌；一八、献工；一九、公三举旅以成献大夫之礼；二〇、奏笙；二一、献笙；二二、歌笙间作遂合乡乐而告乐备；二三、立司正安宾；二四、主人辩献士及旅食；二五、因燕而射以乐宾；二六、宾媵觯于公公为士举旅酬；二七、主人献庶子以下于阼阶；二八、燕末无筭爵无筭乐；二九、燕毕宾出；三〇、公与客燕。⑥上述“燕礼”三十仪节，如划分以阶段，则可视之为六大仪程：其一，“准备仪式”阶段（仪节1：告戒设具）；其二，“宾客就位”阶段（仪节2至5：命宾、纳宾）；其三，“主献宾酢”阶段（仪节6至10：行一献之礼）；其四，“旅酬作乐”阶段（仪节11至22：行礼与作乐交织）；其五，“无筭爵无筭乐”阶段（仪节28：无仪节约束之宴、乐）；其六，“燕毕宾出”阶段（仪节29至30：结束仪节）。
这六大仪程集中反映了“燕礼”仪式之不同阶段，区分了“燕礼”活动不同的功能及其象征。周代之“燕礼”仪式，其主要目的即在于为周代之“君臣”关系及其社会交往提供一种新型规则及其示范。故理解周代之“燕礼”，“仪节”及其“仪程”是一重要窗口，因它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性和目的。“仪节”及其“仪程”除其时间流程和形式特征外，仍内含有丰富的意义，这尤其值得留意。另，“燕礼”六大仪程中有两大仪程都牵涉“用乐”之活动，亦值得留意。
2.“燕礼”仪式之“仪器”
“燕礼”作为仪式，“仪器”必不可少。广义言之，“燕礼”之“仪器”牵涉两类物器：一类是场所；另一类是仪式所用器具⑦。周代之“燕礼”仪式，其场所在“寝东”。《仪礼·燕礼》云：“膳宰具官馔于寝东。”郑玄注：“寝，露寝。”贾公彦疏云：“以其燕在寝，故膳宰具官馔于寝东，拟燕时设之。”⑧“露寝”，即路寝，亦正寝，是天子、诸侯听政、处理事务之处。贾公彦《仪礼·士冠礼》疏云：“周天子路寝，制似明堂五室十二堂，上圆下方，明四注也。诸侯亦然。”⑨《诗·鲁颂·閟宫》：“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毛传云：“路寝，正寝也。”⑩《文选·张衡〈西京赋〉》：“正殿路寝，用朝群辟。”薛综注：“周曰路寝，汉曰正殿。”B11《周礼·天官·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郑玄注云：“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是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B12可见，路寝是周天子朝政之正殿所在，诸侯当亦类似。由此可知，周代“燕礼”行于“寝东”，亦即行于国家或地方权力之中心，此即表明“燕礼”本身所具有的“朝政”色彩，同时亦赋予“燕礼”以浓重的“权力”内涵。与场所相关的还有“位次”，即设定各类仪式参与者之“位席”，以确立仪式活动中各种“身体”之位置。凡礼，参与者皆有等次，为辨其“等次”而定其“位次”。就“燕礼”参与者言，等次主要有三：“主君”“卿大夫”“士”（包括“士旅食”之非正禄者B13）。堂上为 “主君”和“卿大夫”之“位次”，而“士”及以下之“位次”则于堂下，故“燕礼”仪式设席已因其“君”“臣”而有所区分。从仪式讲，“燕礼”有宾、主之别。宾、主设席亦有先后，先设“宾席”，后设“公席”。“宾席”由“司宫”所设，而“公席”则由“小臣”设置。
周代“礼仪”，凡行仪前皆“设具”。行仪前亦需备必要之器具，由宫中职官负责。“燕礼”仪式器具主要有：乐悬、盥洗用具和酒具。《仪礼·燕礼》云：
膳宰具官馔于寝东。乐人县。设洗、篚B14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肆。设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两，有丰，幂用绤若锡，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门西，两圜壶。司宫筵宾于户西，东上，无加席也。射人告具。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西乡，设加席。B15
依《仪礼·燕礼》之“设具”，设乐悬必不可少。如经文“乐人县”，郑玄注云：“钟磬也。国君无故不彻县。言县者，为燕新之。”B16此专为“燕礼”所设。按宋人杨复《仪礼图·具馔设县陈器即位图》所示，“乐县”在两阶之间。B17敖继公《仪礼集说》亦云：“此县盖在阶间，磬在阼阶西南面，钟镈次而西，建鼔在西阶东南，鼓鼙在其东。国君燕礼轻于大射，故不备乐，且于其日乃县之，而与常时同。《乡饮酒》記曰：‘磬，阶间缩溜，北面鼓之。”B18又，郑玄“具官馔寝东”注云：“具其官之所馔，谓酒也，牲也，脯醢也。”贾公彦疏：“具官之所馔者，谓卿大夫士之馔。”B19 此外，其他所设重要器具还包括“洗”“罍水”“篚”“尊”“丰”等。
（1）“洗”，承水器。《仪礼·士冠礼》云：“设洗直于东荣。”郑玄注云：“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B20（2）“罍”，酒器B21。《诗经·周南·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郑玄笺云：“罍，酒罇也。”B22（3）“尊”，盛酒器。亦作“樽”“罇”。《说文·酋部》云：“尊，酒器也。”段玉裁注：“凡酒必实于尊，以待酌者。”B23（4）“篚”，竹器，方形，有盖。《仪礼·士冠礼》云：“有篚实勺、觯、角柶。”郑玄注云：“篚，竹器，如笭者。”B24（5）“丰”，承放爵、觯之礼器。《仪礼·乡射礼》云：“司射适堂西，命弟子设丰。”郑玄注云：“设丰，所以承其爵也。丰形盖似豆而卑。”B25
由此可见，“设具”是“燕礼”仪式之重要部分，不可或缺。“设具”之价值，贾公彦疏明言：“论君臣位次及命羞者之事。”B26此君臣之“位次”，既是仪式进行之前提，也是仪式之重要归属。其燕飨仪式之器具都有特定用途，对仪式意义亦有所暗示。如《燕礼》所载饮酒器“尊”有三种：瓦大、方壶和圜壶，分别对应三种不同身份者：“公”之尊为“瓦大”；卿大夫、士为“方壶”；而士旅食者则为“圜壶”。B27可见，“设具”既是对仪式本身之规定，同时也是对“燕礼”参与者之“行为”与“身体”之某种规定。
3.“燕礼”仪式与“身体行为”
“仪式”，就其本质是一种活动，活动则与行为直接相关。“行仪”之行为，则为“身体”行为。“身体行为”并非简单重现仪式之时间流程，而在于将“仪式”展现于现实并实现其意图，然“仪式行为”之依据和根源是“身体”。可以说，如无“身体”之行为，即无“仪式”之呈现。从“身体”角度看，“身体”之行为最具多样化，其表现和意义也最为丰富与充分。下面，本文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燕礼”仪式与“身体”之关系：一是“燕礼”仪式之“社会身体”；二是“燕礼”仪式之“仪式身体”；三是“燕礼”仪式之“生物身体”。
（1）“燕礼”仪式之“社会身体”。如前所述，周代“燕礼”本是“君燕劳臣”之社会政治活动，故该仪式从其初始便有其社会性目标。下面以《仪礼·燕礼》“君臣就位次”仪节为例，分析该仪节中之“社会身体”。先看其例文：
公升，即位于席，西乡。小臣纳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士立于西方，东面北上。祝史立于门东，北面东上。小臣师一人，在东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门西，东上。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卿西面北上；尔大夫，大夫皆少进。B28
该仪节之主要参与者，有“公”“小臣”“卿大夫”“士”四类。据《燕礼》所载，这四种身份都是其“社会身份”。这意味着，“燕礼”仪式之参与者首先是以社会性“身体”参与其中的。“公”，周代“五等爵位”之头等。《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B29“卿”，则为周朝之高官，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周礼·天官·序官》：“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B30又，《礼记·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郑玄注云：“上大夫曰卿。”B31“小臣”，周朝之小官，掌持并服务于“飨宴”等仪式。《周礼·夏官·小臣》职云：“掌小祭祀、宾客、飨食、宾射。”B32《周礼·夏官·序官》云：“小臣，上士四人。”B33“燕礼”明确其“社会身份”，意在明确其参与者之“社会身体”。“公”，为周代之社会性称号（爵号和官位），此名义下“公”之“身体”，必行使于如下“区间”：先就堂上“位”，再下堂至“迎宾”位，“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贾公彦疏云：“《曲礼》云‘揖人必违其位，是以公将揖卿大夫，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面揖之。”B34又，孔颖达《燕义》疏云：“宾既至庭，君降阶一等而揖之，是以礼待于宾也。”B35也就是说，依其仪式“公”要“违其位”（即违其“社会身份”之位）来迎接“宾客”，即放下身位以就宾；而卿大夫们则按其定规（卑位，同样谨守其“社会身份”）行礼。贾疏又云：“三卿五大夫初入门右，同北面。三卿得揖，东相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进，北面不改，故云大夫犹北面少前。”B36孔颖达《燕义》疏亦云：“公卿在朝，位与君相近。今若使为宾，被君所敬，则其尊与君大相逼近。”B37这里所谓“违”“敬”等，都是针对“公”这一“社会身份”而言的。“公”之“迎宾”之礼，止于“卿”和“大夫”。“士”因其位卑而不能与“卿”与“大夫”享有同等的礼仪。贾公彦疏云：“此是士之定位，士贱，故不待君揖，入门即就定位。”B38“迎宾”礼节后，宾客就席，各在其位。此仪节即要求参与者之“社会身体”与其仪式行为（向位、作态等）保持一致。由此可见，《燕礼》“君臣就位次”整个仪节，都是建立在“君臣”之“社会身份”之上的。
（2）“燕礼”仪式之“仪式身体”。“燕礼”毕竟是一种仪式活动，“君燕劳臣”之目的只能在“燕礼”仪式之仪节及规程中实现。故“燕礼”进行中，有一个“社会身体”向“仪式身体”转换之仪节。转换后，“燕礼”方在“仪式身体”之操演中运行。这个转换仪节就是“命宾”“纳宾”仪节。其史文如下：
射人请宾。公曰：“命某为宾。”射人命宾，宾少进，礼辞。（射人）反命。（公）又命之。宾再拜稽首，许诺。射人反命。宾出，立于门外，东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
射人纳宾。宾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B39
“命宾”仪节的重要价值，在于实现“君臣”关系向“主宾”关系转变，使参与者以“主”“宾”身份参与到“燕礼”仪式之中。“燕礼”仪式有两个现象（两种身份）十分奇特：一为“宾”；一为“主人”。“燕礼”之“宾”，专设有“命宾”“纳宾”之仪节。所谓“命宾”，即由“公”择一参与者之“大夫”为“宾”（赋予其“宾”之名义）。B40《仪礼·燕礼》云：“射人请宾。”郑玄注云：“命当由君出也”。B41所谓“纳宾”，即“宾”选出后，要与众仪式参与者“分离”，“宾出，立于门外”，等“卿大夫，乃升就席”后，在“纳宾”仪节中再次进入仪式现场。由此可见，“燕礼”参与者“身份”转换之关键，在于“公”，在于“公之命”。另一奇特现象是：“公”（君主），非“燕礼”仪式之“主人”。“公”不以“主人”身份参与“仪式”，而至始至终以“公”之身份参与其仪式活动。“燕礼”之“主人”为另一人，此人由官员“宰夫”充任，其官阶为“大夫”。“燕礼”中“主人”是一种仪式性“身份”，在“仪式”中履行与此名义相关的主持活动。《仪礼·燕礼》“主人亦升自西阶”郑玄注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属，掌宾客之献饮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于其臣虽为宾，不亲献，以其尊莫敢伉礼也。”B42又贾公彦疏云：“知大夫非卿者，以其宾主相对，宰夫为主人，是大夫，明宾亦是大夫。”B43贾疏又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伉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明嫌之义也，是君不亲为主人之事也。”B44“公”不为“主人”，其原因还是在于其“公”必须始终维持其“社会身份”，“賓”既为“臣”，“公”不可于仪式中以平行或对等之身份相待之，即“公”不可能在仪式中使用其“主人”这一“仪式身份”。因为，“仪式身份”必须对等。“宾”只是“大夫”，故“主人”亦当以“大夫”（“宰夫”）为之，即以“大夫”对“大夫”，形成对等。
按胡培翚所归仪节，可见“燕礼”之“仪式身体”（即“主”“宾”身份）在仪式中之运行。如：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一献之礼）。在这里“主人”“宾”皆为“仪式身份”。然不可忽视的是，“燕礼”中仍有“社会身份”参杂运行其间，这就是“公”。如：主人献卿或献孤；再请二大夫媵爵；公又行爵为卿举旅；主人献大夫兼有胥荐主人之事；升歌、献工、公三举旅以成献大夫之礼等。这里的“主人”为“仪式身份”，然“公”“卿”“大夫”等则为“社会身份”。从“燕礼”整个仪节看，“主”“宾”之“仪式身份”乃仪节之主体，可以说，“燕礼”主要是在“仪式”背景中运行。然“公”之“社会身份”并未消失，是值得关注的。“公”之“社会身体”一致存在于“燕礼”仪式活动之中，这表明“社会身体”在“燕礼”仪式的复杂性。“仪式身体”与“社会身份”之共存，并像影子一样伴随在整个“燕礼”仪式仪程之中，则表明“燕礼”是做不到纯粹的“仪式性”的。
（3）“燕礼”仪式之“生物身体”。仪式，本质上讲是操作性的，而“身体”则是仪式运行之根源。这种运行，落脚点不是“社会身体”，亦非“仪式身体”，而在“生物身体”。所谓“生物身体”，指人之肉体。人体（“生物身体”）具有诸如立、坐、做、饮等“生物性”功能。“燕礼”仪式之仪节都只能由“生物身体”行为使之实现为现实。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生物身体”之行为，构成了“燕礼”仪式之现实基础。下面以《仪礼·燕礼》所载“主人献宾”仪节为例，聚焦仪式中之“生物性身体”行为，用以讨论该问题。其例文如下：
（公升就席），宾升自西阶，主人亦升自西阶，宾右，北面，至再拜。宾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宾降，阶西，东面。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宾少进，辞洗。主人坐奠觚于篚，兴对。宾反位。主人卒洗，宾揖，乃升。主人升，宾拜洗。主人宾右奠觚答拜，降盥。宾降。主人辞，宾对。卒盥，宾揖升。主人升，坐取觚。执幂者举幂，主人酌膳，执幂者反幂。主人筵前献宾，宾西阶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宾右拜送爵。膳宰荐脯醢，宾升筵。膳宰设折俎。宾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荐右，兴，取肺，坐，绝祭，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执爵，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答拜。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B45
从例文可以看出，“主人献宾”仪节涉及到一系列“生物身体”之行为，这些“生物身体”行为包括：升/降；坐/兴；盥/洗；哜/啐；饮/酌；歌/奏；迎/送；揖/拜；献/酬；位/向等等。这些“身体行为”承载了“燕礼”仪式活动之主体内容。尽管这些行为都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现实操作层面上之行为，此即“生物身体”行为之含义；而另一层在社会象征上之行为，此即“社会身体”行为之含义。但无论如何，所有行为的基础乃为“生物身体”行为，即仍需由“生物性身体”来完成。下面就其中三组“身体行为”加以考察，以明确“燕礼”仪式之基础行为乃属“生物性身体”行为。
①“升/降”。“升/降”这组行为，“燕礼”仪式随处可见，指“燕礼”仪式时“堂上”或“堂下”间之往返。如《仪礼·燕礼》所云，“燕礼”举行之场所在“路寝”之东。路寝是君王朝政之所，有堂与庭，堂在上，庭在下，上下之间有阶级连接，东边叫阼阶，西边叫西阶。由“庭”登“堂”，叫“升”，而从“堂”下“庭”曰“降”。“主”“宾”之“飨宴”主要在堂上。“设公席于阼阶上”，即“公席”在堂上，仪式中心也在堂上。无论“燕礼”之“堂上”与“庭下”所赋予之“尊卑”之义如何，也无论是“公”“主人”或“宾”如何完成这些仪节，非常清楚的是，它们都需要“生物性身体”之行为而非其他。也就是说，完成这些操作层面的身体动作与“社会身体”或“仪式身体”之意义无涉。
②“揖/拜”。“揖/拜”是礼节中最为常见，使用也较频繁之一类。凡与人交接，难离其“揖/拜”之仪。从“燕礼”“主人献宾”仪节看，“揖”使用少，仅两处，皆为“宾”所用：其一，“主人卒洗，宾揖，乃升”；其二，“（主人）卒盥，宾揖升”。“揖”，《说文解字·手部》云：“攘也，从手，咠声。一曰手箸胸曰揖。”B46“攘”为古字，后作“让”。《汉书·礼乐志》：“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颜师古注：“攘，古让字。”B47“让”，举手与心平，入门礼仪多用。《仪礼·聘礼》：“宾入门，皇；升堂，让。”郑玄注：“让，谓举手平衡也。”贾公彦疏云：“谓若《曲礼》云：‘凡奉者当心。”B48又，《礼记·曲礼》云：“执天子之器则上衡。”郑玄注云：“谓高于心，弥敬也。此衡谓与心平。”B49可见，“揖”与“让”，动作相当。又，“揖”亦为“让”。“揖”首先是一身体动作，需由“生物身体”来完成。“拜”，《荀子·大略》：“平衡曰拜。”杨倞注：“平衡，谓磬折，头与腰如衡之平。”B50在“燕礼”中，“主人”“宾客”皆用，先后对拜，动作对应，后者多为“答拜”，即回拜或答谢对方，“礼尚往来”之特点尤为鲜明。如《礼记·表记》所云：“周人尊礼尚施。”孔颖达疏：“谓尊重礼之往来之法。”B51在“献”“酢”“酬”之何种程式中，先行“恭敬”一方，用“拜”，后行一方多用“答拜”。如“主人献宾”仪节，“主人”献宾，为仪式先行一方，此时“宾”之回应，多以“答拜”对应之。尽管《仪礼·燕礼》中“拜”这一礼仪，已被赋予浓郁的文化意涵——恭敬之义，然而“拜”首先是一种身体动作，亦需由“生物性身体”来完成。
③“盥/洗”。“盥/洗”这一行为，也广泛见于诸多礼仪中，如“士冠礼”“士虞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公食大夫礼”“燕礼”“大射仪”等等。“盥”，《说文·皿部》云：“澡手也。从臼、水，临皿。《春秋传》曰：奉匜沃盥。”B52《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奉匜沃盥”孔颖达疏云：“谓洗手也。”B53《礼记·玉藻》云：“日五盥。”孔颖达疏云：“盥，洗手也。”B54可见，“盥”，就是指“洗手”之动作。在“燕礼”仪式上，因有饮酒之仪节，故有洗手之仪节。“洗”，古字为“洒”。《说文·水部》：“洒，涤也。从水，西声。古文为灑、埽字。”B55《说文·水部》：“濯，涤也。翟声。”B56《玉篇》：“洒，濯也，深也，涤也，今为洗。”B57《诗经·大雅·泂酌》：“可以濯罍。”毛传云：“濯，涤也。”孔颖达疏云：“《说文》云：‘涤，洗也。‘濯，浣也。则濯、涤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涤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则溉亦是洗名。下传云：‘溉，清也。谓洗之使清洁。”B58《礼记·少仪》云：“凡洗必盥。”郑玄注云：“先盥乃洗爵，先自洁也。盥有不洗也。”孔颖达疏云：“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饮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B59据《仪礼·燕礼》所载，“燕礼”中有关“盥洗”仪节较多。“盥”者，主要为“主人”和“宾”；而“洗”者，则主要为“主人”“宾”“媵爵者”“司正”等。“盥手”与“洗爵”，“燕礼”中虽另有其义，但其动作当与同日常生活无甚差别，也是由“生物身体”使其实现的。
以上讨论了“燕礼”仪式与三种“身体”：“社会身体”“仪式身体”和“生物身体”。由此可知，这三种“身体”都出现在该仪式之中，“生物身体”最为基本，它是“仪式”行为之基础，同时亦与前述两种“身体”有重叠之处，而不同则在其社会向度之区别。然而，仪式本身，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活动，具有明确的社会性目的。故此三种“身体”，“社会身体”当为其主导，并成为“仪式”之意义与价值之根源，“仪式身体”则是仪式之具体功能和价值实现的保障，而“生物身体”则主要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实施，成为“仪式”行为（或动作）之承载和实现者。
4.“燕礼”仪式之“意义”
“燕礼”仪式之“意义”，主要指“燕礼”仪式整体之社会意图和其社会存在之意义。如果“人”有目的，那么“人”之社会活动亦有其目的。周代“燕礼”之社会目的，《周礼·春官·大宗伯》有明确表达，即：“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据此，“人”成为了“燕礼”仪式之目的。“燕礼”仪式亦缘此而生。在“燕礼”仪式诸要素中，除“仪节”“仪器”之外，“身体行为”更忝列其中，由此使“燕禮”仪式新增一层特别意义，即是“身体意义”。“仪式”与身体的这种关系，不仅表明“仪式”中身体的存在，同时亦表明身体在其中的重要性。尤其“社会身体”的介入，进一步将“社会意义”引入到“仪式”之中，使“仪式”之内涵有所深化，即“仪式”并非是自足于时间之中的一组组单纯的行为或动作，而是该行为或动作所依存的那些社会目的和意义。由此，“仪式”之“身体行为”便不再是游离于社会性质之外之形式之物了。“燕礼”仪式中三种“身体”的存在，表明作为肉体之“生物身体”与“仪式身体”和“社会身体”一道，在其社会平台上共同完成了“仪式”性质之打造。周人在“礼仪”基础上创建“礼乐制度”，即是以“仪式”之“身体”为其中介，以“身体行为”直接服务于“身体目的”——亲四方之宾客。
周人创建一个新王朝，不仅创建一种社会新制度，同时亦打造一个社会新群体。此即“燕乐”仪式之“社会意义”。《诗经》乐歌《文王》所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B60，即表达了此意。“其命维新”之“新”，即一个新王朝希望以“礼乐制度”为准绳，创建一个“新”周代和周代“新”人。如郑笺、孔疏所云：“大王聿来，胥宇而国，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自太王已来居此地，周虽是旧邦，其得天命，维为新国矣。以明德而受天命，变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文王升则以道接事于天，下则以德接治于人，常观察天帝之意，随其左右之宜，顺其所为，从而行之。”B61“礼乐制度”背景之“燕礼”仪式，包括其中之“燕乐”活动，以其直接作用于“身体”来实现周人“维新”之命之目的。
责任编辑：李姝
注释：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一八《春官·大宗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757～760。（以下简称《周礼注疏》。）
② 同注①，页760中～761上。
③ 同注①，页760中。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一四《燕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14下。（以下简称《仪礼注疏》。）
⑤ 同注④，页1014下。
⑥ 胡培翚撰：《仪礼正义》（五册）卷一一、卷一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3页。笔者按：其实，胡培翚所列仪节当为二十九，最后第三十仪节“公与客燕”则是对“燕礼”情况的补充说明，不当包括在具体行仪之“仪节”内。
⑦笔者按：笔者以为，关于“仪式”研究，实可考察其五种要素，即仪节、场所、仪器、行为和意义。因仪式之“场所”要素笔者在“乡饮酒礼”研究中有过专门讨论，加上本文发表限于篇幅，故本文将“场所”与“仪器”并而言之。特作此说明。
⑧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四校勘记云：“寝，露寝，徐本同，毛本‘露作‘路。张氏曰：‘注曰寝，露寝。按疏露作路，后记之注亦作路。阮元按：后注‘路堵父，《国语》作‘露，则‘露、‘路古多同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18下。
⑨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士冠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948上。
⑩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〇之二《鲁颂·閟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618上。（以下简称《毛诗正义》。）
B1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一册）二卷《西京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B12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六《天官·宫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675下。
B1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一四《燕礼》云“尊士旅食于门西”郑玄注云：“旅，众也。士众食，谓未得正禄，所谓庶人在官者也。”贾公彦疏云：“《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谓府史胥徒，诸府八人禄，史七人禄，胥六人，徒五人。皆非正禄，号为‘士旅食者也。”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15上、中。
B14 篚，敖继公以为“衍”。他在《仪礼集说》卷六《燕礼》中云：“诸篇于此但言设洗，无连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别云篚在洗西，则于此言篚文意重复，似非经文之体。且篚在洗西，亦不可以东溜为节，其衍明矣。今以诸篇为据删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B15 同注④，页1014下～1015下。
B16 同注④，页1014下～1015上。
B17 杨复撰：《仪礼图·具馔设县陈器即位图》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B18 敖继公撰：《仪礼集说》卷六《燕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B19 同注④，页1014下。
B20 同注⑧。
B21 此为酒器，亦有水器。郑玄注《士冠礼》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异。”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士冠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948上。
B22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之二《周南·卷耳》，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278上。
B23 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752页上。
B24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二《士冠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951上。
B25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二《乡射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03中。
B26 同注④，页1015下。
B27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四《燕礼》郑玄注云：“尊方壶，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于东楹之西，予君专此酒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壶，变于卿大夫也。”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15上。
B28 同注④，页1015下。
B29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一一《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321下。（以下简称《礼记正义》。）
B30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一《天官·序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640上。
B31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一一《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321下。
B32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一《夏官·小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852中。
B33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二八《夏官·序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381下。
B34 同注④，页1015下。
B35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六二《燕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690中。
B36 同注④，页1016上。
B37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六二《燕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690中、下。
B38 同注④，页1015下。
B39 同注④，页1016上、中。
B40 “大射仪”同此，亦有“公”命“宾”之仪节。《仪礼·大射（仪）》云：“大射正摈。摈者请宾，公曰：‘命某为宾。摈者命宾，賓少进，礼辞。反命，又命之。宾再拜稽首，受命。摈者反命。宾出，立于门外，北面。”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六《大射（仪）》，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30上。
B41 同注④，页1016上。
B42 同注④，页1016中。
B43 同注④，页1016上。
B44 同注④，页1016中。
B45 同注④，页1016中、下。
B46 许慎撰：《说文解字·手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页251上。
B47 班固撰：《汉书》卷二二《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1033。
B48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二四《聘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73下。
B49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四《曲礼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256上。
B50 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下）卷一九《大略》，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页582。
B51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五四《表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642上。
B52 同注B23，页104下。
B5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僖公二十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816上。
B54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二九《玉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475中。
B55 同注B23，页236下。
B56 同注B23，页237上。
B57 顾野王撰：《宋本玉篇》卷一九《水部》，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352页。
B58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七之三《大雅·泂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544上、中。
B59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三五《少仪》，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515下。
B60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六之一《大雅·文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503下。
B61 同注B60，页504上。
关键词：周代礼乐；燕礼用乐；仪式；身体；社会建构
周公“制礼作乐”，是周初重大之历史事件，从而开出社会“制度”建设之新方向。“礼乐制度”之突出特点，即在其仪式性。古代社会之“仪式”生活，则是“礼乐制度”之社会基础。“仪式性”操演是周代“礼乐制度”产生社会价值的基本路径与方式，由此既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行为，同时又参与其社会的建构之中。周代“燕礼”仪式活动即是其实际的展示。基于此，本文通过“仪式”与“身体”之视角，讨论周代“燕礼”（包括其用乐）在周代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周代“社会制度”建构和国人“文化心态”建构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一、“五礼”与“燕礼”
周王朝国家治理的一大举措即是建立“礼乐制度”。《周礼》将其归为“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五礼”指向周代社会的五个不同领域，《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①“五礼”中，“燕礼”属“嘉礼”，目的在“亲万民”。所谓“以嘉礼亲万民”，《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解释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②至于“嘉礼”之特点，贾公彦疏云：“余四礼皆云‘邦国，独此云‘万民者，余四礼万民所行者少，故举邦国而言；此嘉礼六者，万民所行者多，故举万民其实上下通也。案《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礼有饮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设礼节以裁制之。”③由此可知，“嘉礼”与其他“四礼”之区别，在于“亲民”，而其中之“燕礼”，以“亲四方之宾客”而与“嘉礼”其他礼仪相区别。就“嘉礼之别有六”看，“燕礼”围绕周族群这个中心，按其“亲”缘远近由里而外延展，形成三个层级：其一，“亲宗族兄弟”“亲成男女”，为族内之“亲”；其二，“亲故旧朋友”“亲四方宾客”则为族外之“亲”；其三，“亲兄弟之国”“亲异姓之国”则属“亲”缘更远之人。以周族群之“亲”为内核的礼仪规范，显示了周朝社会体制的族群向心结构圈，亦显示了由此结构的社会样态，而“燕礼”即是依其向心度来加以建构的。解决“族外”之“亲”（四方宾客），则是“燕礼”仪式活动之目的所在。以此看，以欢愉为“燕礼”之目的，关注“饮酒”“折俎”及“行一献之礼”等当只是停留在“仪式”之表层，而未触及到“礼制”之深层。本文对“燕礼”的考察，即是将其放至此历史语境之中，以期揭示其深层的文化意涵。
“燕礼”，郑玄在其《目录》中云：“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④据此，贾公彦进一步解释说：“燕有四等，《目錄》云诸侯无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劳，二也；卿大夫有聘而来，还与之燕，三也；四方聘客与之燕，四也。”⑤由此可知，“君燕劳臣”即是周代“燕礼”社会性质之核心，而其中“君”“臣”之分则是这个核心的基本点。周代“燕礼”研究对此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二、“燕礼”及其仪式
就其性质言，“燕礼”是一种仪式活动。而仪式，则是为特定目的而组织和演示的一种社会性质的活动，而其操演更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关于周代“燕礼仪式”研究，本文提出一种研究框架，认为“仪式”主要包含四要素：“仪节”“仪器”“行为”和“意义”。仪式即在此“四要素”之互动中形成。笔者以为，其中“行为”要素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行为”要素又牵涉到“身体”因素，没有“身体”因素之参与，便无“仪式”之行为。“仪式”行为之不在，仪式则无从生发。“仪式”既与“身体”有关，而且“身体”又为其目的之一。“燕礼”仪式即为一实例。下面从“仪式”四要素入手，来讨论“燕礼”仪式之基本特点及其相关问题。这也是理解“燕礼”仪式音乐的基础。
1.“燕礼”仪式之“仪节”
李方元仪式与身体：周代“燕礼”用乐之双重社会建构（上）
凡为“仪式”，皆有“仪节”，而“仪节”及其规定性则是仪式基本特点之一。周代“燕礼”，“仪节”浩繁，清人胡培翚《仪礼正义》将其归为三十节，并标目以名之：一、告戒设具；二、君臣各就位次；三、命宾；四、请命执役者；五、纳宾；六、主人献宾；七、宾酢主人；八、主人献公；九、主人自酢于公；一〇、主人酬宾；一一、二人媵爵于公；一二、公举媵爵酬宾遂旅酬（初燕盛礼成）；一三、主人献卿或献孤；一四、再请二大夫媵爵；一五、公又行爵为卿举旅（燕礼之再成）；一六、主人献大夫兼有胥荐主人之事；一七、升歌；一八、献工；一九、公三举旅以成献大夫之礼；二〇、奏笙；二一、献笙；二二、歌笙间作遂合乡乐而告乐备；二三、立司正安宾；二四、主人辩献士及旅食；二五、因燕而射以乐宾；二六、宾媵觯于公公为士举旅酬；二七、主人献庶子以下于阼阶；二八、燕末无筭爵无筭乐；二九、燕毕宾出；三〇、公与客燕。⑥上述“燕礼”三十仪节，如划分以阶段，则可视之为六大仪程：其一，“准备仪式”阶段（仪节1：告戒设具）；其二，“宾客就位”阶段（仪节2至5：命宾、纳宾）；其三，“主献宾酢”阶段（仪节6至10：行一献之礼）；其四，“旅酬作乐”阶段（仪节11至22：行礼与作乐交织）；其五，“无筭爵无筭乐”阶段（仪节28：无仪节约束之宴、乐）；其六，“燕毕宾出”阶段（仪节29至30：结束仪节）。
这六大仪程集中反映了“燕礼”仪式之不同阶段，区分了“燕礼”活动不同的功能及其象征。周代之“燕礼”仪式，其主要目的即在于为周代之“君臣”关系及其社会交往提供一种新型规则及其示范。故理解周代之“燕礼”，“仪节”及其“仪程”是一重要窗口，因它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性和目的。“仪节”及其“仪程”除其时间流程和形式特征外，仍内含有丰富的意义，这尤其值得留意。另，“燕礼”六大仪程中有两大仪程都牵涉“用乐”之活动，亦值得留意。
2.“燕礼”仪式之“仪器”
“燕礼”作为仪式，“仪器”必不可少。广义言之，“燕礼”之“仪器”牵涉两类物器：一类是场所；另一类是仪式所用器具⑦。周代之“燕礼”仪式，其场所在“寝东”。《仪礼·燕礼》云：“膳宰具官馔于寝东。”郑玄注：“寝，露寝。”贾公彦疏云：“以其燕在寝，故膳宰具官馔于寝东，拟燕时设之。”⑧“露寝”，即路寝，亦正寝，是天子、诸侯听政、处理事务之处。贾公彦《仪礼·士冠礼》疏云：“周天子路寝，制似明堂五室十二堂，上圆下方，明四注也。诸侯亦然。”⑨《诗·鲁颂·閟宫》：“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毛传云：“路寝，正寝也。”⑩《文选·张衡〈西京赋〉》：“正殿路寝，用朝群辟。”薛综注：“周曰路寝，汉曰正殿。”B11《周礼·天官·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郑玄注云：“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是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B12可见，路寝是周天子朝政之正殿所在，诸侯当亦类似。由此可知，周代“燕礼”行于“寝东”，亦即行于国家或地方权力之中心，此即表明“燕礼”本身所具有的“朝政”色彩，同时亦赋予“燕礼”以浓重的“权力”内涵。与场所相关的还有“位次”，即设定各类仪式参与者之“位席”，以确立仪式活动中各种“身体”之位置。凡礼，参与者皆有等次，为辨其“等次”而定其“位次”。就“燕礼”参与者言，等次主要有三：“主君”“卿大夫”“士”（包括“士旅食”之非正禄者B13）。堂上为 “主君”和“卿大夫”之“位次”，而“士”及以下之“位次”则于堂下，故“燕礼”仪式设席已因其“君”“臣”而有所区分。从仪式讲，“燕礼”有宾、主之别。宾、主设席亦有先后，先设“宾席”，后设“公席”。“宾席”由“司宫”所设，而“公席”则由“小臣”设置。
周代“礼仪”，凡行仪前皆“设具”。行仪前亦需备必要之器具，由宫中职官负责。“燕礼”仪式器具主要有：乐悬、盥洗用具和酒具。《仪礼·燕礼》云：
膳宰具官馔于寝东。乐人县。设洗、篚B14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肆。设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两，有丰，幂用绤若锡，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门西，两圜壶。司宫筵宾于户西，东上，无加席也。射人告具。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西乡，设加席。B15
依《仪礼·燕礼》之“设具”，设乐悬必不可少。如经文“乐人县”，郑玄注云：“钟磬也。国君无故不彻县。言县者，为燕新之。”B16此专为“燕礼”所设。按宋人杨复《仪礼图·具馔设县陈器即位图》所示，“乐县”在两阶之间。B17敖继公《仪礼集说》亦云：“此县盖在阶间，磬在阼阶西南面，钟镈次而西，建鼔在西阶东南，鼓鼙在其东。国君燕礼轻于大射，故不备乐，且于其日乃县之，而与常时同。《乡饮酒》記曰：‘磬，阶间缩溜，北面鼓之。”B18又，郑玄“具官馔寝东”注云：“具其官之所馔，谓酒也，牲也，脯醢也。”贾公彦疏：“具官之所馔者，谓卿大夫士之馔。”B19 此外，其他所设重要器具还包括“洗”“罍水”“篚”“尊”“丰”等。
（1）“洗”，承水器。《仪礼·士冠礼》云：“设洗直于东荣。”郑玄注云：“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B20（2）“罍”，酒器B21。《诗经·周南·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郑玄笺云：“罍，酒罇也。”B22（3）“尊”，盛酒器。亦作“樽”“罇”。《说文·酋部》云：“尊，酒器也。”段玉裁注：“凡酒必实于尊，以待酌者。”B23（4）“篚”，竹器，方形，有盖。《仪礼·士冠礼》云：“有篚实勺、觯、角柶。”郑玄注云：“篚，竹器，如笭者。”B24（5）“丰”，承放爵、觯之礼器。《仪礼·乡射礼》云：“司射适堂西，命弟子设丰。”郑玄注云：“设丰，所以承其爵也。丰形盖似豆而卑。”B25
由此可见，“设具”是“燕礼”仪式之重要部分，不可或缺。“设具”之价值，贾公彦疏明言：“论君臣位次及命羞者之事。”B26此君臣之“位次”，既是仪式进行之前提，也是仪式之重要归属。其燕飨仪式之器具都有特定用途，对仪式意义亦有所暗示。如《燕礼》所载饮酒器“尊”有三种：瓦大、方壶和圜壶，分别对应三种不同身份者：“公”之尊为“瓦大”；卿大夫、士为“方壶”；而士旅食者则为“圜壶”。B27可见，“设具”既是对仪式本身之规定，同时也是对“燕礼”参与者之“行为”与“身体”之某种规定。
3.“燕礼”仪式与“身体行为”
“仪式”，就其本质是一种活动，活动则与行为直接相关。“行仪”之行为，则为“身体”行为。“身体行为”并非简单重现仪式之时间流程，而在于将“仪式”展现于现实并实现其意图，然“仪式行为”之依据和根源是“身体”。可以说，如无“身体”之行为，即无“仪式”之呈现。从“身体”角度看，“身体”之行为最具多样化，其表现和意义也最为丰富与充分。下面，本文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燕礼”仪式与“身体”之关系：一是“燕礼”仪式之“社会身体”；二是“燕礼”仪式之“仪式身体”；三是“燕礼”仪式之“生物身体”。
（1）“燕礼”仪式之“社会身体”。如前所述，周代“燕礼”本是“君燕劳臣”之社会政治活动，故该仪式从其初始便有其社会性目标。下面以《仪礼·燕礼》“君臣就位次”仪节为例，分析该仪节中之“社会身体”。先看其例文：
公升，即位于席，西乡。小臣纳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士立于西方，东面北上。祝史立于门东，北面东上。小臣师一人，在东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门西，东上。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卿西面北上；尔大夫，大夫皆少进。B28
该仪节之主要参与者，有“公”“小臣”“卿大夫”“士”四类。据《燕礼》所载，这四种身份都是其“社会身份”。这意味着，“燕礼”仪式之参与者首先是以社会性“身体”参与其中的。“公”，周代“五等爵位”之头等。《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B29“卿”，则为周朝之高官，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周礼·天官·序官》：“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B30又，《礼记·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郑玄注云：“上大夫曰卿。”B31“小臣”，周朝之小官，掌持并服务于“飨宴”等仪式。《周礼·夏官·小臣》职云：“掌小祭祀、宾客、飨食、宾射。”B32《周礼·夏官·序官》云：“小臣，上士四人。”B33“燕礼”明确其“社会身份”，意在明确其参与者之“社会身体”。“公”，为周代之社会性称号（爵号和官位），此名义下“公”之“身体”，必行使于如下“区间”：先就堂上“位”，再下堂至“迎宾”位，“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贾公彦疏云：“《曲礼》云‘揖人必违其位，是以公将揖卿大夫，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面揖之。”B34又，孔颖达《燕义》疏云：“宾既至庭，君降阶一等而揖之，是以礼待于宾也。”B35也就是说，依其仪式“公”要“违其位”（即违其“社会身份”之位）来迎接“宾客”，即放下身位以就宾；而卿大夫们则按其定规（卑位，同样谨守其“社会身份”）行礼。贾疏又云：“三卿五大夫初入门右，同北面。三卿得揖，东相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进，北面不改，故云大夫犹北面少前。”B36孔颖达《燕义》疏亦云：“公卿在朝，位与君相近。今若使为宾，被君所敬，则其尊与君大相逼近。”B37这里所谓“违”“敬”等，都是针对“公”这一“社会身份”而言的。“公”之“迎宾”之礼，止于“卿”和“大夫”。“士”因其位卑而不能与“卿”与“大夫”享有同等的礼仪。贾公彦疏云：“此是士之定位，士贱，故不待君揖，入门即就定位。”B38“迎宾”礼节后，宾客就席，各在其位。此仪节即要求参与者之“社会身体”与其仪式行为（向位、作态等）保持一致。由此可见，《燕礼》“君臣就位次”整个仪节，都是建立在“君臣”之“社会身份”之上的。
（2）“燕礼”仪式之“仪式身体”。“燕礼”毕竟是一种仪式活动，“君燕劳臣”之目的只能在“燕礼”仪式之仪节及规程中实现。故“燕礼”进行中，有一个“社会身体”向“仪式身体”转换之仪节。转换后，“燕礼”方在“仪式身体”之操演中运行。这个转换仪节就是“命宾”“纳宾”仪节。其史文如下：
射人请宾。公曰：“命某为宾。”射人命宾，宾少进，礼辞。（射人）反命。（公）又命之。宾再拜稽首，许诺。射人反命。宾出，立于门外，东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
射人纳宾。宾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B39
“命宾”仪节的重要价值，在于实现“君臣”关系向“主宾”关系转变，使参与者以“主”“宾”身份参与到“燕礼”仪式之中。“燕礼”仪式有两个现象（两种身份）十分奇特：一为“宾”；一为“主人”。“燕礼”之“宾”，专设有“命宾”“纳宾”之仪节。所谓“命宾”，即由“公”择一参与者之“大夫”为“宾”（赋予其“宾”之名义）。B40《仪礼·燕礼》云：“射人请宾。”郑玄注云：“命当由君出也”。B41所谓“纳宾”，即“宾”选出后，要与众仪式参与者“分离”，“宾出，立于门外”，等“卿大夫，乃升就席”后，在“纳宾”仪节中再次进入仪式现场。由此可见，“燕礼”参与者“身份”转换之关键，在于“公”，在于“公之命”。另一奇特现象是：“公”（君主），非“燕礼”仪式之“主人”。“公”不以“主人”身份参与“仪式”，而至始至终以“公”之身份参与其仪式活动。“燕礼”之“主人”为另一人，此人由官员“宰夫”充任，其官阶为“大夫”。“燕礼”中“主人”是一种仪式性“身份”，在“仪式”中履行与此名义相关的主持活动。《仪礼·燕礼》“主人亦升自西阶”郑玄注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属，掌宾客之献饮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于其臣虽为宾，不亲献，以其尊莫敢伉礼也。”B42又贾公彦疏云：“知大夫非卿者，以其宾主相对，宰夫为主人，是大夫，明宾亦是大夫。”B43贾疏又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伉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明嫌之义也，是君不亲为主人之事也。”B44“公”不为“主人”，其原因还是在于其“公”必须始终维持其“社会身份”，“賓”既为“臣”，“公”不可于仪式中以平行或对等之身份相待之，即“公”不可能在仪式中使用其“主人”这一“仪式身份”。因为，“仪式身份”必须对等。“宾”只是“大夫”，故“主人”亦当以“大夫”（“宰夫”）为之，即以“大夫”对“大夫”，形成对等。
按胡培翚所归仪节，可见“燕礼”之“仪式身体”（即“主”“宾”身份）在仪式中之运行。如：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一献之礼）。在这里“主人”“宾”皆为“仪式身份”。然不可忽视的是，“燕礼”中仍有“社会身份”参杂运行其间，这就是“公”。如：主人献卿或献孤；再请二大夫媵爵；公又行爵为卿举旅；主人献大夫兼有胥荐主人之事；升歌、献工、公三举旅以成献大夫之礼等。这里的“主人”为“仪式身份”，然“公”“卿”“大夫”等则为“社会身份”。从“燕礼”整个仪节看，“主”“宾”之“仪式身份”乃仪节之主体，可以说，“燕礼”主要是在“仪式”背景中运行。然“公”之“社会身份”并未消失，是值得关注的。“公”之“社会身体”一致存在于“燕礼”仪式活动之中，这表明“社会身体”在“燕礼”仪式的复杂性。“仪式身体”与“社会身份”之共存，并像影子一样伴随在整个“燕礼”仪式仪程之中，则表明“燕礼”是做不到纯粹的“仪式性”的。
（3）“燕礼”仪式之“生物身体”。仪式，本质上讲是操作性的，而“身体”则是仪式运行之根源。这种运行，落脚点不是“社会身体”，亦非“仪式身体”，而在“生物身体”。所谓“生物身体”，指人之肉体。人体（“生物身体”）具有诸如立、坐、做、饮等“生物性”功能。“燕礼”仪式之仪节都只能由“生物身体”行为使之实现为现实。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生物身体”之行为，构成了“燕礼”仪式之现实基础。下面以《仪礼·燕礼》所载“主人献宾”仪节为例，聚焦仪式中之“生物性身体”行为，用以讨论该问题。其例文如下：
（公升就席），宾升自西阶，主人亦升自西阶，宾右，北面，至再拜。宾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宾降，阶西，东面。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宾少进，辞洗。主人坐奠觚于篚，兴对。宾反位。主人卒洗，宾揖，乃升。主人升，宾拜洗。主人宾右奠觚答拜，降盥。宾降。主人辞，宾对。卒盥，宾揖升。主人升，坐取觚。执幂者举幂，主人酌膳，执幂者反幂。主人筵前献宾，宾西阶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宾右拜送爵。膳宰荐脯醢，宾升筵。膳宰设折俎。宾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荐右，兴，取肺，坐，绝祭，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执爵，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答拜。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B45
从例文可以看出，“主人献宾”仪节涉及到一系列“生物身体”之行为，这些“生物身体”行为包括：升/降；坐/兴；盥/洗；哜/啐；饮/酌；歌/奏；迎/送；揖/拜；献/酬；位/向等等。这些“身体行为”承载了“燕礼”仪式活动之主体内容。尽管这些行为都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现实操作层面上之行为，此即“生物身体”行为之含义；而另一层在社会象征上之行为，此即“社会身体”行为之含义。但无论如何，所有行为的基础乃为“生物身体”行为，即仍需由“生物性身体”来完成。下面就其中三组“身体行为”加以考察，以明确“燕礼”仪式之基础行为乃属“生物性身体”行为。
①“升/降”。“升/降”这组行为，“燕礼”仪式随处可见，指“燕礼”仪式时“堂上”或“堂下”间之往返。如《仪礼·燕礼》所云，“燕礼”举行之场所在“路寝”之东。路寝是君王朝政之所，有堂与庭，堂在上，庭在下，上下之间有阶级连接，东边叫阼阶，西边叫西阶。由“庭”登“堂”，叫“升”，而从“堂”下“庭”曰“降”。“主”“宾”之“飨宴”主要在堂上。“设公席于阼阶上”，即“公席”在堂上，仪式中心也在堂上。无论“燕礼”之“堂上”与“庭下”所赋予之“尊卑”之义如何，也无论是“公”“主人”或“宾”如何完成这些仪节，非常清楚的是，它们都需要“生物性身体”之行为而非其他。也就是说，完成这些操作层面的身体动作与“社会身体”或“仪式身体”之意义无涉。
②“揖/拜”。“揖/拜”是礼节中最为常见，使用也较频繁之一类。凡与人交接，难离其“揖/拜”之仪。从“燕礼”“主人献宾”仪节看，“揖”使用少，仅两处，皆为“宾”所用：其一，“主人卒洗，宾揖，乃升”；其二，“（主人）卒盥，宾揖升”。“揖”，《说文解字·手部》云：“攘也，从手，咠声。一曰手箸胸曰揖。”B46“攘”为古字，后作“让”。《汉书·礼乐志》：“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颜师古注：“攘，古让字。”B47“让”，举手与心平，入门礼仪多用。《仪礼·聘礼》：“宾入门，皇；升堂，让。”郑玄注：“让，谓举手平衡也。”贾公彦疏云：“谓若《曲礼》云：‘凡奉者当心。”B48又，《礼记·曲礼》云：“执天子之器则上衡。”郑玄注云：“谓高于心，弥敬也。此衡谓与心平。”B49可见，“揖”与“让”，动作相当。又，“揖”亦为“让”。“揖”首先是一身体动作，需由“生物身体”来完成。“拜”，《荀子·大略》：“平衡曰拜。”杨倞注：“平衡，谓磬折，头与腰如衡之平。”B50在“燕礼”中，“主人”“宾客”皆用，先后对拜，动作对应，后者多为“答拜”，即回拜或答谢对方，“礼尚往来”之特点尤为鲜明。如《礼记·表记》所云：“周人尊礼尚施。”孔颖达疏：“谓尊重礼之往来之法。”B51在“献”“酢”“酬”之何种程式中，先行“恭敬”一方，用“拜”，后行一方多用“答拜”。如“主人献宾”仪节，“主人”献宾，为仪式先行一方，此时“宾”之回应，多以“答拜”对应之。尽管《仪礼·燕礼》中“拜”这一礼仪，已被赋予浓郁的文化意涵——恭敬之义，然而“拜”首先是一种身体动作，亦需由“生物性身体”来完成。
③“盥/洗”。“盥/洗”这一行为，也广泛见于诸多礼仪中，如“士冠礼”“士虞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公食大夫礼”“燕礼”“大射仪”等等。“盥”，《说文·皿部》云：“澡手也。从臼、水，临皿。《春秋传》曰：奉匜沃盥。”B52《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奉匜沃盥”孔颖达疏云：“谓洗手也。”B53《礼记·玉藻》云：“日五盥。”孔颖达疏云：“盥，洗手也。”B54可见，“盥”，就是指“洗手”之动作。在“燕礼”仪式上，因有饮酒之仪节，故有洗手之仪节。“洗”，古字为“洒”。《说文·水部》：“洒，涤也。从水，西声。古文为灑、埽字。”B55《说文·水部》：“濯，涤也。翟声。”B56《玉篇》：“洒，濯也，深也，涤也，今为洗。”B57《诗经·大雅·泂酌》：“可以濯罍。”毛传云：“濯，涤也。”孔颖达疏云：“《说文》云：‘涤，洗也。‘濯，浣也。则濯、涤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涤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则溉亦是洗名。下传云：‘溉，清也。谓洗之使清洁。”B58《礼记·少仪》云：“凡洗必盥。”郑玄注云：“先盥乃洗爵，先自洁也。盥有不洗也。”孔颖达疏云：“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饮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B59据《仪礼·燕礼》所载，“燕礼”中有关“盥洗”仪节较多。“盥”者，主要为“主人”和“宾”；而“洗”者，则主要为“主人”“宾”“媵爵者”“司正”等。“盥手”与“洗爵”，“燕礼”中虽另有其义，但其动作当与同日常生活无甚差别，也是由“生物身体”使其实现的。
以上讨论了“燕礼”仪式与三种“身体”：“社会身体”“仪式身体”和“生物身体”。由此可知，这三种“身体”都出现在该仪式之中，“生物身体”最为基本，它是“仪式”行为之基础，同时亦与前述两种“身体”有重叠之处，而不同则在其社会向度之区别。然而，仪式本身，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活动，具有明确的社会性目的。故此三种“身体”，“社会身体”当为其主导，并成为“仪式”之意义与价值之根源，“仪式身体”则是仪式之具体功能和价值实现的保障，而“生物身体”则主要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实施，成为“仪式”行为（或动作）之承载和实现者。
4.“燕礼”仪式之“意义”
“燕礼”仪式之“意义”，主要指“燕礼”仪式整体之社会意图和其社会存在之意义。如果“人”有目的，那么“人”之社会活动亦有其目的。周代“燕礼”之社会目的，《周礼·春官·大宗伯》有明确表达，即：“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据此，“人”成为了“燕礼”仪式之目的。“燕礼”仪式亦缘此而生。在“燕礼”仪式诸要素中，除“仪节”“仪器”之外，“身体行为”更忝列其中，由此使“燕禮”仪式新增一层特别意义，即是“身体意义”。“仪式”与身体的这种关系，不仅表明“仪式”中身体的存在，同时亦表明身体在其中的重要性。尤其“社会身体”的介入，进一步将“社会意义”引入到“仪式”之中，使“仪式”之内涵有所深化，即“仪式”并非是自足于时间之中的一组组单纯的行为或动作，而是该行为或动作所依存的那些社会目的和意义。由此，“仪式”之“身体行为”便不再是游离于社会性质之外之形式之物了。“燕礼”仪式中三种“身体”的存在，表明作为肉体之“生物身体”与“仪式身体”和“社会身体”一道，在其社会平台上共同完成了“仪式”性质之打造。周人在“礼仪”基础上创建“礼乐制度”，即是以“仪式”之“身体”为其中介，以“身体行为”直接服务于“身体目的”——亲四方之宾客。
周人创建一个新王朝，不仅创建一种社会新制度，同时亦打造一个社会新群体。此即“燕乐”仪式之“社会意义”。《诗经》乐歌《文王》所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B60，即表达了此意。“其命维新”之“新”，即一个新王朝希望以“礼乐制度”为准绳，创建一个“新”周代和周代“新”人。如郑笺、孔疏所云：“大王聿来，胥宇而国，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自太王已来居此地，周虽是旧邦，其得天命，维为新国矣。以明德而受天命，变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文王升则以道接事于天，下则以德接治于人，常观察天帝之意，随其左右之宜，顺其所为，从而行之。”B61“礼乐制度”背景之“燕礼”仪式，包括其中之“燕乐”活动，以其直接作用于“身体”来实现周人“维新”之命之目的。
责任编辑：李姝
注释：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一八《春官·大宗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757～760。（以下简称《周礼注疏》。）
② 同注①，页760中～761上。
③ 同注①，页760中。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一四《燕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14下。（以下简称《仪礼注疏》。）
⑤ 同注④，页1014下。
⑥ 胡培翚撰：《仪礼正义》（五册）卷一一、卷一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3页。笔者按：其实，胡培翚所列仪节当为二十九，最后第三十仪节“公与客燕”则是对“燕礼”情况的补充说明，不当包括在具体行仪之“仪节”内。
⑦笔者按：笔者以为，关于“仪式”研究，实可考察其五种要素，即仪节、场所、仪器、行为和意义。因仪式之“场所”要素笔者在“乡饮酒礼”研究中有过专门讨论，加上本文发表限于篇幅，故本文将“场所”与“仪器”并而言之。特作此说明。
⑧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四校勘记云：“寝，露寝，徐本同，毛本‘露作‘路。张氏曰：‘注曰寝，露寝。按疏露作路，后记之注亦作路。阮元按：后注‘路堵父，《国语》作‘露，则‘露、‘路古多同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18下。
⑨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士冠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948上。
⑩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〇之二《鲁颂·閟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618上。（以下简称《毛诗正义》。）
B1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一册）二卷《西京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B12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六《天官·宫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675下。
B1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一四《燕礼》云“尊士旅食于门西”郑玄注云：“旅，众也。士众食，谓未得正禄，所谓庶人在官者也。”贾公彦疏云：“《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谓府史胥徒，诸府八人禄，史七人禄，胥六人，徒五人。皆非正禄，号为‘士旅食者也。”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15上、中。
B14 篚，敖继公以为“衍”。他在《仪礼集说》卷六《燕礼》中云：“诸篇于此但言设洗，无连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别云篚在洗西，则于此言篚文意重复，似非经文之体。且篚在洗西，亦不可以东溜为节，其衍明矣。今以诸篇为据删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B15 同注④，页1014下～1015下。
B16 同注④，页1014下～1015上。
B17 杨复撰：《仪礼图·具馔设县陈器即位图》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B18 敖继公撰：《仪礼集说》卷六《燕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B19 同注④，页1014下。
B20 同注⑧。
B21 此为酒器，亦有水器。郑玄注《士冠礼》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异。”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士冠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948上。
B22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之二《周南·卷耳》，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278上。
B23 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752页上。
B24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二《士冠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951上。
B25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二《乡射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03中。
B26 同注④，页1015下。
B27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四《燕礼》郑玄注云：“尊方壶，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于东楹之西，予君专此酒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壶，变于卿大夫也。”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15上。
B28 同注④，页1015下。
B29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一一《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321下。（以下简称《礼记正义》。）
B30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一《天官·序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640上。
B31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一一《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321下。
B32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一《夏官·小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852中。
B33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二八《夏官·序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381下。
B34 同注④，页1015下。
B35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六二《燕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690中。
B36 同注④，页1016上。
B37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六二《燕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690中、下。
B38 同注④，页1015下。
B39 同注④，页1016上、中。
B40 “大射仪”同此，亦有“公”命“宾”之仪节。《仪礼·大射（仪）》云：“大射正摈。摈者请宾，公曰：‘命某为宾。摈者命宾，賓少进，礼辞。反命，又命之。宾再拜稽首，受命。摈者反命。宾出，立于门外，北面。”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一六《大射（仪）》，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30上。
B41 同注④，页1016上。
B42 同注④，页1016中。
B43 同注④，页1016上。
B44 同注④，页1016中。
B45 同注④，页1016中、下。
B46 许慎撰：《说文解字·手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页251上。
B47 班固撰：《汉书》卷二二《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1033。
B48 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二四《聘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073下。
B49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四《曲礼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256上。
B50 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下）卷一九《大略》，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页582。
B51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五四《表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642上。
B52 同注B23，页104下。
B5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僖公二十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816上。
B54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二九《玉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475中。
B55 同注B23，页236下。
B56 同注B23，页237上。
B57 顾野王撰：《宋本玉篇》卷一九《水部》，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352页。
B58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七之三《大雅·泂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544上、中。
B59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三五《少仪》，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515下。
B60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六之一《大雅·文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503下。
B61 同注B60，页504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