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渝派纪录片提升路径研究

    佟延秋+宋阳

    一、 时代背景下的“渝派”纪录片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与再现，以展现真实为本质，通过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1]建国初期，我国纪录片的数量较少，这个时期的纪录片只是实现了纪录片单纯记录的功能。1958年以后，纪录片的数量渐增，但总的数量还是不多。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纪录片数量逐年增加，尤其在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和商业化纪录片时期的上升幅度最大。[2]社会化纪录片时期的纪录片数量是前一時期纪录片数量的5倍，商业化纪录片时期的纪录片数量是上一个时期纪录片数量的4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GDP的增长，纪录片的数量也随之增长，而且纪录片数量增长的拐点也与我国GDP增长的拐点相吻合。

    根据相关文献报道提到的渝派纪录片，本研究绘制出渝派纪录片与重庆GDP发展关系图，如图1所示。其中，1960年—1964年由于没有统计到纪录片数量，故使用平均值。1988年、1989年无GDP数据，只有阶段总数。

    重庆拥有清晰与深厚的纪录片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5]纪录片作为一种精神世界的产物与生物界中的产物具有类似的属性特征，即地域属性会对文化产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纪录片而言，它无疑也会深深地打上地域特色的烙印。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孕育出“渝派”纪录片的独有的文化内涵与视觉景观。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使得各区域文化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为我国纪录片创作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天然的文化基础。就重庆而言，渝派纪录片已经形成。[6]2007年9月，重庆卫视雷卫在接受《时代信报》记者采访时，首次提出了“渝派”纪录片的概念。从“渝派”纪录片概念提出至今，“渝派”纪录片的创作者们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对重庆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社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映。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渝派纪录片提升路径

    （一）渝派纪录片更加注重对人的表现

    渝派纪录片的选材更多地集中在普通的寻常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他们的生活变迁进行关注，透过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不仅体现出了纪录片真实性的特征与本质，同时还展现出渝派纪录片紧跟社会发展、反映时代脉搏的价值体系。

    渝派纪录片的画面中所呈现的无论是乡村风貌还是城市景观，都有一种错落有致的参差之美。渝派纪录片整体所传达出的独特的精、气、神，是与重庆这座“山水之城”独特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7]而由于重庆一年四季给人的感觉都是雾蒙蒙的、湿漉漉，这样的画面有时候是情深深雨蒙蒙的浪漫，而有时候却是一种凝重与深沉。正所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渝派纪录片特别注重对人的关照，在这点上是非常有利于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并获得认可的。因为，在当下的国际传播语境中，人类会共同面对来自于生存环境的种种挑战，从而使得渝派纪录片作品在跨文化语境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共通性。这然而，长久以来，渝派纪录片在历史传统、审美取向、创作思潮、营销理念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纪录片创作团队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渝派记录影像呈现出视角传统、结构散文化等特征，这无形中给渝派纪录片对外传播带来巨大的障碍，传播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从“文化折扣”的角度进行解释。“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学者希尔曼·艾格伯特（Seelmann Eggebert）提出的，使用该词的目的是描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必要性。此后，加拿大学者科林·霍斯金（Colin Hoskins）在《全球性电视和电影》（Global Television and Film an Introduction to b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一书中将此概念扩展，用于评价文化产品（电影、电视）是否会因为其内蕴的文化因素不被其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的产品价值减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渝派纪录片的创作者应该注意到当下跨文化交流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在这种语境下，主动构建能够融通中西的纪录片传播策略。

    从语境文化的角度讲，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与之相对的则是“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这两个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霍华德·霍尔（E. T. Hall）在研究文化价值时首次提出的。渝派纪录片虽然表现出了与京派、海派、川派等其他流派纪录片不同的风格，但由于其创作成员在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因此在信息传递和情感表达方面比较倾向于选择含蓄内敛、间接隐晦的方式。这样的叙事方式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需要不断重复地介绍背景信息。与西方国家的低语境传播社会相比，渝派纪录片需要认识到自身是处于高语境的传播社会中，这对于渝派纪录片的创作人员的启示就是，在今后的创作中要提升低语境传播能力，尽量力求直接、简洁地进行表达。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渝派纪录片区域形象视觉呈现策略

    截至2016年底，重庆全年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4140.39亿元，全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20.5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9%，其中，知识流程外包12.33亿美元，增长1.7%。全年全市18个示范区国际服务外包累计执行额19.3亿美元，累计有272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重庆。[8]在这些排列在全国前列的数据面前，重庆却依然没能摆脱其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定型化形象”，“火炉”“山城”“雾都”等刻板形象依然留在人们的脑海中。过去这些形容重庆的关键词由于简单、具体、形象，对重庆起来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但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这些关键词会误导大众产生先入为主的想法。

    1. 被误读的“火炉”

    重庆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日照总时数1000—1200小时。重庆与南京、武汉并称中国三大火炉，这一说法最早已经无从考证，重庆的夏天的确很热。但试想进入夏季，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也都处于高温之中。

    过去使用火炉一词来形容重庆的夏天的确很贴切，尤其是在当时没有制冷设备的年代，可以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可现今，重庆已经跻身于中国的大都市前列，依然使用火炉来形容重庆不但很过时，而且还有可能引起一些不好的传播效果。

    2. 被误读的“山城”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地理位置独特，周围有高山屏峙。重庆地区地形大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起伏较大。重庆中心城区为长江、嘉陵江所环抱，且地面也崎岖不平。在重庆山即是城，城即是山。

    重庆城市依山而建，道路高低不平，建筑错落有致、鳞次栉比，故此又被称为“山城”。清末张之洞对重庆曾有这样吟咏：“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但如今山城一词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有时会让人联想到城市的闭塞、落后、交通拥堵等形象。

    3. 被误读的“雾都”

    雾与霾不同，雾主要是由于暖湿气流增强，空气中水汽也逐渐增多而形成的。再加上重庆内的河流众多，年降雨量达1000—1450毫米。空气中水汽充分，风力微和，大气层结稳定，更是加剧了雾的形成。

    据统计，重庆年平均雾日为104天，而英国伦敦年平均雾日只有94天，真是名副其实的“雾都”。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很多人会将“雾”和“霾”相提并论，因此再提起“雾都”则都会给人以环境污染、空气质量较差的印象。

    综上所述，由于“定型化思维”的影响，使得重庆的整体城市区域形象在传播学意义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误读。受众往往会出于思维惯性和惰性，以非理性的经验对事物进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在当下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传播格局中，传播手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传播效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现如今的传播媒介形态各异，但在众多的传播媒介中，像电影和电视这样的传统视听媒介对区域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却具有很好的传播效果。但是，在目前的渝派纪录片作品中，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人在现实中的生活进行了重点的记录和反映。而对基于国家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为视角的那些能够凸显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主题关注较少。

    纪录片由于其选材的真实性、过程的纪实性，使其成为建构真实性的天然文本。这种得天独厚的特性，使其能够较为容易的获得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尤其是在跨语境交流，提升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传播效果。渝派纪录片不仅要展现重庆人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还要站在时代前沿展现重庆与时俱进的城市风貌。《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中对重庆火锅的展示，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重庆独特的地理区位，同时片中结尾的一句解说词：“花椒和辣椒的香艳相逢，不是味蕾和神经之间电光火石之间的碰撞，也是亚洲和美洲之间的越洋聚首。”更暗含着中西商贸、文化的交流从古至今就已经深深植根于重庆人们的点滴生活之中。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渝派纪录片新机遇新挑战

    重庆自直辖以来，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为渝派纪录片的再发展提供的不仅是经济基础，还有视觉形象、现实题材等。从视觉形象来看， 重庆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交通、旅游、环保、创卫等一系列规划及整治行动，使得重庆的视觉形象不再是“情深深雨蒙蒙”而是“山水之城”“魅力山城”“非去不可”，重庆城市的视觉形象、人民的行为形象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与此同时，随着《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的颁布与实施，重庆的城市风貌也将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9]

    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渝派纪录片创作思潮的思考，本研究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渝派纪录片发展提升的基本路径。一个国家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社会需求以及生产分配方式的巨大变迁，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纪录片的创作主体、价值内涵以及实现价值的方式也不一样。在本研究中将其称为纪录片创作价值体系。纪录片创作价值体系代表着纪录片的社会性特征，是受意识形态、社会需求以及生产分配方式直接影响的。价值是由社会需求所触动的，而其实现方式则是由意识形态和生产分配方式共同决定的。纪录片创作价值体系会进一步影响纪录片本身的价值体系，这使得不同时期的纪录片在角色定位、价值导向、表现形式、作用方式等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长期以来，正是没有厘清纪录片创作价值体系，才使得渝派纪录片一直处于“理论价值高于市场价值”这一尴尬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纪录片创作价值体系和纪录片价值体系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认知色彩和社会效用特征，因此，不同时期价值内涵的变化可能并不是在统一的层面发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国外（境外）经验的学习、借鉴态度。而这些域外“先进知识”的引入，又对渝派纪录片创作价值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纪录片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与国外经验的互动效果再次对渝派纪录片创作价值体系产生影响。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思想解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为纪录片创作价值体系的构建塑造了一个高度“压缩”的变化环境，纪录片也必然也体现出现代社会变化的多元性。

    中国传统的纪录片创作具有较强的公权力色彩，这当然是与当时的政治传统，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等密切相关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纪录片的角色定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逐步从“国家工具”“文化产品”转变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过去的纪录片在创作理念上过于意识形态化，宣教色彩太过浓重。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以传播代替宣传和宣教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种定位的转变是纪录片创作者在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纪录片是一种蕴含公共政策的传播，相比于其他形式的传播（如文字、图片、声音等），纪录片具有独特的优势。过去每当观众看到纪录片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当时的纪录片要么给人一种过于政治化宣传的感觉，要么就是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口吻。但这些年来，我国纪录片种类层出不穷，类型不断丰富，题材更加多元化、立体化。纪录片拥有独特的视听语言形式，能够创造独有的叙事模式进行传播，从而促进公众对相关政策、事件的理解。纪录片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探索性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在场感。其内容题材选择面广，不受时空限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面较广。

    参考文献：

    [1][5][7]虞吉.渝派纪录片：历史文化支点与现实建构呈现[J].现代传播，2009（5）：86-88.

    [2]佟延秋，宋阳.大数据视角下中国电视纪录片研究[J].山西青年，2016（22）：31.

    [3]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99.

    [4]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02.

    [6]吴飞.渝派纪录片[D].重庆：西南大学，2008：20.

    [8]重庆统计.2016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7-06-06）[2017-06-08]http：//www.cqtj.gov.cn/tjsj/shuju/ tjgb/201703/t20170320_440551.htm.

    [9]人民網.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EB/OL].（2017-06-06）[2017-06-08]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 49262/49263/34893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