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英被泥塑改变的人生

    陈小玮

    

    剪纸、刺绣、面花，杨梅英都能做，但这都没能让她突破得了民间艺人的圈子。

    从杨梅英的泥塑作品中能看到面花的影子，却件件都是纯粹的工艺品—除了观赏的审美价值，几乎没什么实用价值。每件泥塑作品，装饰着各种繁复的花草，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将她隐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份热烈，恣意而无声地表达了出来。

    杨梅英把一幅五六米长的剪纸作品，展开铺在窑前院子地上。作品太大，在院子展开才能观其全貌。“苹果，是洛川人的福。”剪纸中心是一个圆圆的苹果，苹果里一个大大的“福”字，两边是诸如摘苹果、装车、运输等各种围绕苹果产业的劳动场景。洛川是闻名世界的“苹果之乡”，也是陕西省惟一的“一县一业示范县”。洛川在“十三五”规划中，目标是将苹果产业打造成100亿元的大产业。“铰（陕西方言“剪”）了四天三晚上，出去被绳子绊了一跤，差点摔死，没人敢扶。”杨梅英差点赔上性命的这幅作品，是专门为“果子会”剪的，会后，她自己把作品珍藏了起来。洛川桥东村，只有不多的几家人还住窑洞。杨梅英家最东边的一孔窑，是她的工作室。窑里的三面墙上，高高低低挂着镜框，里头都是她的剪纸作品。房子中间，一张大木桌子上，陈列着她的泥塑作品。最打眼的是，迎门靠着桌子腿的两幅色彩艳丽的画，一幅是“巧媳妇绣荷包”，另一幅是“争虎帽”。“两个娃娃争虎帽，争着争着争成了双胞胎。”杨梅英呵呵笑着解说着。正是她这些独特的构思，征服了来自中央美院的教授们。那是三十八年前的一段往事了。被教授称作“老师”1978年，37岁的杨梅英未曾料想能进县文化馆的农民画培训班，班上大多数都是有一把年纪的老婆婆们。“也没有人给讲，就是让你自由发挥着画。”杨梅英回忆说。那时的杨梅英，已经是五个娃娃的母亲。孩子们都在上学，她要按时给娃娃做饭，风风火火地在家与文化馆之间跑。“以前就是剪个窗花什么的，没画过大画。”杨梅英有些胆怯，一度有打退堂鼓的意思。文化馆的王忠义说：“你画个猪，猪肚子里你随便装，你看猪咋跑就咋画，由你哩。”有个婆姨说杨梅英“是来混饭吃的”。说到第三次，气不过的杨梅英指着她的眉骨质问“你说谁混饭吃呢？”那婆姨忙改口说：“和你开玩笑呢。”生性好强的杨梅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来混饭吃的，就从文化馆拿了两杆笔，几张纸回家了。把饭煮到锅里，她就在院子里画开了。天黑了，她从西边的偏房给院子拉了灯，连夜画了“武松打虎”和“驾虎归山”两幅画。第二天到文化馆，把画交给了王忠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滕凤谦教授，当时就在洛川县招待所住着。王忠义把杨梅英的画给滕凤谦看了后，滕教授点着名要见她。更令杨梅英没想到的是，滕教授见到她后居然称她为“老师”。“把我吓得直颤。”杨梅英赶紧对滕教授说：“不敢这样叫，我还是个娃娃家。”农村人称呼，讲究论辈。杨梅英不愿意让比自己年龄还大的教授称为“老师”，觉得受不起。“有了民间，才有了专业，民间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滕教授耐心地解释说。“一个妇女，撑把荷花伞，荷花上能结出来一个啥东西？”滕教授给杨梅英出了一个剪纸的题。杨梅英拿起剪子，信手剪了一幅《莲生贵子》。看了杨梅英的剪纸，滕教授说：杨梅英有艺术天赋，将来非吃艺术这碗饭不可！当时，杨梅英也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她熬一晚上画画，为的是换几块钱，买油、买盐，补贴家用。老头一个月62块钱的工资，养活六口人，日子过得艰难。关了理发店一心搞泥塑“这是八月十五的枣馍，下面圆的是月亮，上面盘的是一只老鼠，老鼠拉着一串葡萄。”杨梅英一只手托着泥塑，给记者讲解道。杨梅英的泥塑作品，都保持着土的原色，从不上釉。延安文化馆的干部宋如新，尝试着办起了泥塑班。他觉得婆姨们既然能捏面花，也可以捏泥巴。办泥塑班的用意是，万一面花失传了，从泥塑里还能找到。办第一期培训班时，宋如新就邀请杨梅英参加，她家里有事，来不了。第二期都开班几天了，杨梅英才匆匆赶到。杨梅英在培训班上捏过很多作品。她捏过“父子打铁”，儿子抡锤，父亲拉风箱；捏过“唐僧取经”，唐僧骑着大象，大象鼻子把孙悟空卷了起来；还有一个长着胡子的老头烟灰缸，老头盘着腿，两个胳膊当胸环抱着......杨梅英的每件作品，得分都很高。“泥塑班就出来了我一个。”杨梅英说，“多亏泥塑，要不我也就不搞艺术了。”当时，陕北许多著名的民间美术家，都参加过延安文化馆办的泥塑班，成功的不多。高金爱是陕北著名的民间美术家，她的剪纸、绘画名享中外。她的泥塑作品构思奇特，民味十足，但由于她对泥土材料的性能认识不足，其泥塑作品的艺术成就远远比不上她的剪纸和绘画。杨梅英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自从做起泥塑，便入了迷。有专家评价说，她的作品很有灵气，极具个性，迥异于专业雕塑者，又不同于传统民间陶塑。为弄到黏性好的胶泥，她请人到富县去拉土。“买人家的土，四个机子给我拉。”杨梅英跟上，一天只吃鸡蛋大的一块干馍。土拉回来，用锤子砸碎，晒干，用细筛子过后，加水，用大锤砸。砸熟的泥，必须放上半个月后，才能开始塑型。砸泥巴是体力活，一堆泥砸下来，杨梅英的双手不仅磨的满是泡，还被震裂。为了省钱，杨梅英有空就在洛川附近的深沟里转悠，试图找到理想的黏土。终于，她在一条一百多米深的老沟底下发现了。每天，她一个人到沟底去掏泥，掏好了再背回家。有天晚上，因为太劳累了，她背着一袋泥从沟底爬上来，走到院子时摔倒了。夜深人静，家人都睡了，没人发现倒在院子里的她。不知过了多久，苏醒过来的她，一步一步挪进窑洞，躺在炕上忍不住泪流满面。杨梅英的大型泥塑作品，烧制完成后，每件都达数十斤重，最重的上百斤。但凡自己能搬动的作品，她都咬着牙自己搬，实在搬不动才让儿子帮忙。白天黑夜地干，杨梅英除了得到—些奖状，除了赢得了些名声，家人和邻居们并没见她得过什么实在的好处。不理解她的人，就送了她—个绰号“二杆子”。杨梅英在县城开有一家理发店，一度杨梅英打算放弃“艺术”，专心做自己的生意。没想到，省文化厅给她拨了三千元的专项经费，支持她建窑。以前她没有窑，只得和别人搭伙。三千块钱拿到手上，杨梅英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陕西省有那么多搞民间艺术的，文化厅独独给我钱，搞不好咋办？“理发馆一天能挣一二百元，不挣了。”杨梅英为了不辜负那三千元，她“一脚把理发店蹬了”。她想办法又筹措了两千元，在沟底下申请了一块地方，建了陶窑，还把家中三眼窑洞拿出一间，当做自己的工作间。1994年，杨梅英的15件陶塑作品，入选中国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剪刀就是她生命中的宝“我的老师就是我妈。”杨梅英说。杨梅英的母亲是山东人，战乱年代随杨梅英的姥姥一路讨饭，来到陕西富县嫁了一个泥瓦匠落下了脚。杨梅英的大伯因一场官司入狱，因身体有病，家人打算让杨梅英的父亲顶替大伯坐牢。杨梅英的母亲让丈夫逃跑了，家里也就容不下他们娘仨了。当时，杨梅英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他们为了维生，要了四年饭。丈夫一走多年没了音信，于是，她又嫁给了在洛川县剧团拉幕的杨天财，但第二任丈夫死得早，杨梅英的母亲一直靠做针线活、给人缝被子为生。母亲曾给她说“我将来把剪子传给你，多剪点吉利的东西。”小时候，杨梅英总看着母亲剪纸，绣虎头鞋，用她的话说“看呢也是吊儿郎当的”，母亲过世后，给她留了把剪刀，还被她送了人。“过年了，人家家里都贴窗花，自己没有就想象着自己剪，三剪两剪没料想竟剪红了。”杨梅英回忆说。自从杨梅英迷上剪纸、面花后，剪子就成了她的魂。一次，邻居来借杨梅英的剪刀。杨梅英起先死活不肯借，被缠的实在没办法了，杨梅英只好借给他，但反复叮咛说：“你可不敢把我的剪子弄丢了，用完了赶紧还回来。”那人用完剪刀，还的时候路过杨梅英小儿子曲山海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就把剪刀交给了曲山海，让他带给杨梅英。店里活儿忙，曲山海把还剪刀的事给忘了。几天后，杨梅英去问邻居要剪刀，邻居说还给曲山海了。她问儿子要，曲山海店里乱得很，找半天也没找到。杨梅英惦着自己的剪刀，想起来就骂那邻居和小儿子，持续了有半年之久。曲山海实在忍无可忍了，请人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店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母亲的那把宝贝剪刀，才算平息了杨梅英的愤怒。她用的剪刀，是过去小脚老太太修脚用的那种，是由匠人纯手工打造的，剪刀尖咬合得恰到好处，剪纸时不管多么细小的纹路都能表现出来。现在，几乎没人能做这样的剪刀了。“你说你的剪刀值一万块钱，对我也没有用。你说你要出一万块钱买我的剪刀，我也不会卖。”杨梅英视自己的剪刀如命。十来年一直在家窝工着74岁的杨梅英，一直靠吃低保生活。一个月不到二百元。为了生活，杨梅英做花馍、枣馍卖，给庙里塑过千手佛，给死人扎纸轿子……杨梅英堂屋窑里放面瓮、米缸的架子两边，贴的金银彩纸剪的花儿，就是她“给死人造轿”剩下的纸剪的。她曾经是县剧团的演员，10岁就进团学戏，主攻老旦、媒旦。那时候，导演给学员们说戏，只告诉他们这是出什么戏，再把动作给他们演示一遍，剩下就靠演员自己琢磨了。杨梅英不识字，剧情、唱词，全靠别人晚上念给她听。她记忆力好，头天的台词，第二天就能背得一字不差。她登台演出的第一出戏是《斩秦英》，饰演里面的老旦。她还演过《探窑》和《火焰驹》等戏。“我的演出非常成功，大家说我演老旦，沉稳得很；演媒旦，花哨得很。”杨梅英回忆当年在剧团的情景，颇为自豪。1962年，当地驻军要排演秧歌，杨梅英去辅导，并为参加扭秧歌的战士们化妆。在这次活动中，杨梅英认识了她家“掌柜的”（陕西人对丈夫的称呼）。不久，他们结婚了。杨梅英生孩子后，没人伺候月子，吃饭都是她自己做。吃了些冷馍，胃难受的很，加上得了“产后风”，部队送她到师部医院看病，后又转到第四军医大就医。病看好了，但身体却虚得很，“端不起个碗”。团长让杨梅英“先养好身体”。部队照顾她，让她随了军。很多年，她带着娃跟着丈夫跑了很多地方，去过南泥湾，去过黄陵，后来，丈夫以营级干部的身份转业回了洛川，在一家砖瓦厂当厂长。随丈夫回到洛川后，她要求归团。团长都换了几茬了，时任团长说她不是团里的人了。杨梅英当场气的休克，半个小时后才醒过来，出了一身汗，一脸蜡黄。“没办过任何离团手续，就不是团里的人了。”杨梅英想不通。事后她知道她的编制被别人顶了。从那之后，她就是一个没有单位、游离于体制外的人，导致老了只能吃低保，没有退休金可领。为了这个家，她什么累活、苦活都干过。她曾抡起八磅重的大铁锤砸石头，在河里挖过沙；给人家房上换过瓦；用柳条给人编房檐上的挡泥板；当过几十人的大厨。直到迷上泥塑，她才算为自己的梦想活了一回。然而2003年四五月份，持续下雨导致她建在沟里的陶窑塌了，洪水将塬上的泥土冲到沟里，再也找不到黏土了。没有了窑，烧制作品就犯难。她曾央求砖窑给她烧，成功率很低，100个能回来两三个。“放到火口，炸了，避开火口，半生不熟。”砖窑也不太愿意给她烧这类工艺品。曾经深圳有家公司向她伸出橄榄枝，答应给她建窑、建工作室，还提供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但家里遇上一场官司，丈夫被气病离不开人。错过这个机会后，她就一直赋闲着，尽管她曾怀有一个颇为宏大的设想，希望搞一个关于轩辕黄帝的特大型泥塑作品。她说她时常幻想着：自己坐在地上，面对一堆泥土，专心一意地塑造着虫鱼，花草树木，有尾巴的人，没尾巴的人，接着是轩辕黄帝出来了，他开天辟地……这个巨型系列作品，得在窑里制作完成。她做泥塑的时候，工人们就在那儿建窑。她的泥塑完成了，工人们也将窑建好了。于是点火烧制。当窑火熄灭的那一刻，轰然一声，窑裂开来，她的作品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但现实是，她的陶窑被毁十二年，至今没能力再建起来。“十多年一直窝工着，年龄越来越大了，着急，但没法子。”杨梅英无奈地叹道。在她的工作室桌子上，记者看到两块醒目并立的小铜牌，一个是“剪纸传习所”，另一个是“泥塑传习所”。杨梅英的工作室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她的很多作品只能放在西边的小房子里。屋子漏雨，几万块钱的东西都被毁了。房子门也坏了，没钱修。“做这些不挣钱，所以没有人愿意学。”杨梅英说。杨梅英曾经对小女儿寄托了很大期望，“她面花捏的好，绣工好，画的画更好。还曾经想上美院，但家里供不起，读了西大的经济专业。”据说小女儿上大学时，自己绣香包，礼拜天拿到街上挂在树上买，挣钱供自己读书。大学毕业后，开过时装店，有孩子后现在在西安陪孩子读书。杨梅英曾劝女儿接自己的班。但女儿一口回绝了，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你这辈子挣下啥啦？”洛川有关方面倒是有意替杨梅英建陶窑，但尚未有具体方案。眼下杨梅英最大的心病是大儿子。十几年前大儿子从油田买断工龄后，至今未婚，一个人待在家里，不出门，也不和人说话。经医院确诊患有精神疾病，需要天天吃药。“我年龄大了，希望他能有个好着落。”杨梅英家的大门，和村上所有人家的都不同，一段土墙中央，挖有一个仅能过一人的门洞，稍高个头的人进出都得低头。告别杨梅英时，从她的笑脸上看到的不是喜悦，而是布满皱褶的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