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的缘起及特点探究

    【摘要】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材出版不仅具有特定缘由，而且具备自身特征，文章尝试从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的缘起和特点入手，对民国大学教材的初生及发展情形展开探索，以期丰富和完善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相关研究。

    【关键词】民国；高等教育；大学教材；编辑出版

    【作者单位】杨军，广西师范学院。

    近年来，“民国热”的兴起，使《开明国语读本》《民国老课本》等中小学教材多次被影印或重编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关于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的探索步伐。民国时期国人自主编撰出版的大学教材不仅有其特定缘由，且具备自身固有特征，故笔者尝试从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的缘起和特点展开分析，以期丰富和完善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相关研究。

    一、民国国人自主编辑出版大学教材的缘起

    中国高等教育自清末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以来，便开始受制于外国，从教科书的外文版选用到课程设置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日本、欧美等西方大国的影响。民国建立后，国人对外国大学教材等出版物的选用与依赖有增无减。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显示，民国时期包括高校教材在内的教育类书籍引进初始阶段为31种，到全盛阶段则达177种，[1] 这尚未包括原版教材的引进和译介。而伴随高等教育及现代学术的发展，教育学人积极倡导教科书中国化，并在出版界的响应之下，开始了国人自主编撰出版大学教材的局面。

    1.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学术自立的要求

    发端于清末的中国高等教育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较大发展。统计数据显示，1915年，全国仅有10所高等院校，而在北京大学教育改制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的革新和发展进程逐步加快，10年后的1926年，民国公立大学已达51所。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从1928年至1936年，全国大专以上学校从74所增加到108所”[2] ，在校人数也逐年增长。高等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符合本国教育实际的配套教材，以摆脱长期选用外文教材的尴尬局面。

    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各学科门类分工愈加细致，且出现了能胜任各学科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外国教材和讲义的弊端在学术进步的语境下暴露得尤为明显，“不仅各异其是，且使学生缺乏参考书籍，不宜从事比较研究”[3] 。于是，当时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独立国家不宜在自主兴办的高等学府长期使用外文课本授课，且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学术已达到一定水平，不出版自主编撰的大学教材，不利于推动学术的独立发展进步[4] 。高等教育的发展、学术自立的要求和专门学术人才的出现，使摆脱外国束缚自己编写大学教科书成为可能。

    2.蔡元培的积极倡导

    在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身为教育界意见领袖的蔡元培也对大学教材的本土化做出了思考，并倡导编撰“国化教科书”。1931年，蔡元培在《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中指出，“我国各学校所应用的各项教科书——社会科学的或自然科学的除外国文而外，都应当使之中国化，再明白点讲，就是除开外国文学一项，其余各种科学都应该采用中国文做的教本”[5] 。概而言之，其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用外国教材是文化落后国家接受现代知识“不得已的过渡办法”。诚然，中国高等教育初创之时，高等教育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自主编撰本土化教材的实力，而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雄踞世界前列，中国大学选用欧美大学教材可以说是无奈之举。而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均取得较大发展，也拥有各学科专业人才和学术精英，再使用外国教材已然不合时宜。第二，教材的选用须与本国国情、教育实际相适应。由于各国国情和学制的差异，外国教材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学生，“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国情与需要的地方”[6] ，故应自主进行教材的编写。第三，原版外文图书价格昂贵，加大学生压力。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当时多引入和译介出版外文教材，必然涉及版权贸易问题，而外国历来重视精神产品，高额的版权转让成本往往带给出版商巨大压力，并最终无形转嫁到作为购买主力的学生身上，加之“近年金贵关系，学生负担过重，更无力多购西文参考书目”[7] 。基于此，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界领袖积极发声，主动倡导由国人自主编撰出版大学教科书，提倡大学教科书中国化。

    3.出版界的大力支持和响应

    图书资源的大规模扩散与传播，离不开出版机构的支持。在高等教育发展及教育学术界的倡导下，大学教材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响应和支持。

    这一时期，出版界积极支持自主编撰出版大学教材有两点缘由：第一，中小学教材市场竞争渐趋白热化，已无太多待开拓空间。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教材的出版开辟了广阔市场。《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共有90余家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参与了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且其出版实力排序也同占据的教科书市场份额大小顺序一致。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对出版机构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作为常规的出版业务，众多出版商的聚集也加剧了其竞争的白热化。比如1903年，商务印书馆就开始编写小学“最新教科书”，并在各地开办分支机构。1912年，中华书局便以“中华教科书”崛起，为扩大编印业务还建立了印刷厂。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也通过教科书的出版赢得了一席之地。此时，中小学教材市场无太多开发空间，而伴随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教材则是可待开拓的出版蓝海。第二，出版界“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理念的践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族独立意识的提升，出版机构逐步开始了大学教科书本土化的探索实践。早在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便已出版过以大学名义命名的“大学丛书”，如“北京大学丛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书”“燕京大学丛书”“清华大学丛书”等，不过由于出版规模小又局限于某所大学，且无公认标准，在广泛流通上存在缺憾。而随着出版条件的成熟，王云五组织商务印书馆开始了统一大学用书编辑出版的尝试，其“编印以本国文撰写之大学教本”，并成立由学术界、教育界等各界要人组成的大学丛书委员会，让他们负责丛书的目录拟定、组稿、审查等业务。随着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的积极参与，大学教材出版作为一种特殊出版形态逐渐在全国出版界、教育界获得关注。

    二、民国大学教材编辑出版的特点

    民国大学教材出版虽然没有中小学教材出版那样繁荣，且在出版界的参与程度及出版规模上都与后者存在差距，但由于其不断摸索尝试，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编辑出版理念和实践方式。

    1.由“独立”走向“统一”

    在大学教材的出版尝试中，商务印书馆是最早介入的，不过其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大学丛书却只具备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以某校命名的大学教材往往只适用于该校，不具备推广和传播的条件。如早前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丛书”就多为教育、体育类教材，这种针对高校自身特色而出版的大学教材，显然难以满足众多不同类型高校学科体系多样的需求。其二，出版社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订立出版合约，但“书稿的稿源、审查工作都由对方负责，实质上是依赖馆外高等教育界的力量编辑图书”[8] ，使得出版社的编辑与出版环节被迫分化，削弱了出版机构的职能。基于此，王云五开始了统一的大学丛书编撰出版业务。1931年，王云五在“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出版方针基础上，提出“集合国内研究有专长的学者，共同编译一套统一的大学丛书”的想法，使其后的大学教材出版逐渐适应各高校教学科研的需求。不仅如此，为了大学教材出版的统一和规范，商务印书馆还通过组织成立由55人组成的大学丛书委员会，让其负责目录拟定、征稿、审查等事项。由于这些编委均由当时出版界、教育界、学术界的人士担任，且多为知名教授学者，委员之间的协调和商议形成了统一的出版标准，并“按照各大学必修的科目，请各学科专家著译或担任编辑”[9] 。商务印书馆则依据制定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章程》，与大学丛书委员会统一协作，开展出版业务。由于具有统一的标准且具备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优势，这一时期的“大学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以至多所国立、省立、私立大学不同程度地采用其作为大学课程的教本或参考书[10] 。至此，大学教材统一规范的思路和标准得以形成，并逐步得到认可。

    2.各大出版社竞相参与大学教材的编撰出版

    民国大学教材出版尽管未能造就出版的繁荣景观，但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小学教材出版低迷及学术自立思潮的影响下，成为出版社不可多得的出版业务。出版社从事大学教材出版业务不是盲目的，而是依据大学的学科门类和细分专业制定出版规划，开展出版业务。如1932年，商务印书馆就依据制定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章程》，计划在五年内出版300种大学教材。在实际运作环节中，其一方面将大学丛书委员会审查合格的出版专著，列入大学丛书系列；另一方面，自1933年起，制定每年新出40种大学丛书的规划。至“八一三”事变前，商务印书馆共出版317种大学丛书，涵盖学科细分之下的多门专业，如王力的《中国音韵学》、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金岳霖的《逻辑》、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熊庆来的《高等算学分析》、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等。其中，教育类、工程学、经济学、算学四类丛书的出版最盛，平均达到30种，也反映了国内学术研究的情况。

    不仅商务印书馆参与大学教材的出版，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也竞相参与。据学者肖朗、吴涛的统计，中华书局前后共出版了100余种“大学用书”。1931年，世界书局纪念特刊上刊载的“世界书局图书目录分类索引”中，印有“专科大学教本及参考书”条目，指出已出版的文学系、理学系、法学系、教育学系、农学系、工学系、商学系等各科教科书及参考书。1938年，其在《中央日报》刊登的广告上详列了哲学系和教育系的大学用书，并做出“各系均备，不及备载；陈列门市，欢迎参阅”的说明，累计出版了140余种。除了商务、中华、世界等大型出版机构，贵阳文通书局、黎明书局、言行出版社、中华文化服务社等多家中小出版机构也曾以“大学文库”“大学丛书”或“大学用书”之名竞相参与大学教材的出版。虽然他们在规模、实力上无法与商务印书馆的大学教材出版相比拟，但也深受其影响和启发。

    3.教育部的介入确立编辑原则、审查办法及出版计划

    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段是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出版业繁荣发展的时期。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出版业出现急剧倒退现象。战争过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书局迫于形势，纷纷裁员，迫使许多训练有素的编辑离开了岗位。1939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委员会，并聘请在某一科目素有专攻的专家学者担任委员。1940年，大学用书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并通过了编辑体例、书稿审查办法等决议。教育部介入后，主要在三方面做出规定：在编辑程序上，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如首先编辑各学院公共必修课用书，其次编辑各系必修课用书，再次编辑各系选修课用书。在编辑方法上，采用三种方式：一是采选成书，即对出版社已出版的大学用书加以甄选，合格且征得作者同意后，可修订作为部定大学用书，出版时在封面加印“部定大学用书”字样并注明该书的来源出处；二是公开征稿，即向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教育界征集书稿；三是约稿，即向知名专家学者邀约编撰。在审稿标准上，书稿需经初审、复审和核定的“三审”程序并经委员会通过后，最终由教育部核准付印。此外，教育部还拟定了较为详细的出版计划，如预计在1944年秋季出齐7种各学院共同必修用书，在1945年秋出齐70余种分院必修用书，1946年秋出齐400余种分系必修用书，1947年秋出齐分系选修用书。

    民国大学教材得以编撰出版有其特定缘由，总体而言，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使然。历史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曾长期受制于外国，且具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教育自主和学术进步。高等教育发展及学术独立思潮的兴起、教育界意见领袖的“国化教科书”倡导、出版机构的支持和响应等现实，让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材出版具备了思想及实践层面的双重支持，使大学教材的出版呼之欲出并最终得以实现。大学教材作为一种独立的出版类型也就此诞生。在这一过程中，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大型出版机构的大学教材出版尝试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其开创性创举不仅使得大学教材出版走向统一，而且逐步规范化和系统化，后来出现的大多大学教材出版尝试，在选题、组稿、出版、发行等编辑出版实践层面也对其有所继承和模仿，从而造就了大学教材出版在这一时期的兴盛局面。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出版机构多以迁徙或停业收场，为持续大学教材的编撰出版业务，教育部逐步从编辑原则、审查办法等宏观层面加以介入，在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文化控制的同时，客观上也使得大学教材出版得以恢复和维系。总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材出版不仅具有特定缘由且具备自身特征，在此背景下，作为独立且独特的出版类型——大学教材得以诞生并发展。

    参考文献

    [1] 钱荷娣.民国时期中国高校教材引进的特点[J]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4）.

    [2] 范军.略论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 蒋复璁.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4] 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蔡元培.国化教科书问题[N] .申报，1931-04-27.

    [6]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M] .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29.

    [7]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序[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

    [8] 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9] 宋军令.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出版研究[D] .成都：四川大学，2004.

    [10] 肖朗，吴涛.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与近代中国大学教材建设[J] .高等教育研究，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