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挨骂也要说
呼东方
2003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入选《新西部》品牌栏目“百年西部人物”。当时的张维迎以一个经济学家独有的理性和智慧，顽强地捕捉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每一次脉动，并大胆地告诉人们一个个真实的答案，从而成为很多人眼中无可争议的理论权威。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张维迎的观点却遭到一些人的反感，甚至招来官员与民众一片叫骂声。有人说，他的身上表现出陕北农家子弟式的真诚与执拗，一旦认为真理在手，就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
他的被骂，是知识精英与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
4月26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广西师范大学国学堂发表了题为“市场与企业家精神”的演讲。这位市场经济的坚守者在演讲中称：“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其实我们也是利用了市场的逻辑。”
这样的说法，经他说出来，人们已经见怪不怪。过去的三十年间，经济自由主义者张维迎坚定地反对政府之手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且不断地为企业家正名。他率直的说话方式，一直不为政府官员喜欢。而在网络上，他更是被很多人谩骂为“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当然，一直处于被骂的漩涡中，张维迎也已是见怪不怪。用他的话来说：“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
“北大变法”遭遇滑铁卢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姚中秋看来，从2003年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原因在于，1990年代初期以来形成的混合体制，固然释放了企业家的创造性，同时也给权力变现为资本提供了最佳机会。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里，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那我们就反对它。
“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这就是2003年以后民众的普遍情绪：民众要求‘市场对他们的下岗、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无所不在的官员腐败等现象，承担全部责任。”姚中秋说，“在大众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从此，他们失去了十年间在公众心目中的荣耀，在公共政策讨论中，他们也日趋边缘化。”
而张维迎便是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巧合的是，正是在2003年，张维迎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北大教改，他是人事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此前，他已经对自己任职的光华管理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曾被人指责为“是在简单运用经济模型”。在“北大改革”的讲座上，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
张维迎起草的改革方案，在那年3月被提前公布上网。当时尽管是“非典”期间，这份草案仍在北大校园内外击起轩然大波。他提出讲师和副教授不升即退，被责问为什么不先改革权力过大的行政部门;他提出新老师要全球招聘，不再用北大毕业生，院系末位淘汰，被指责是源于西方的量化考核标准，过于机械;他提出新聘用教师应能用英语授课，被古汉语专业的教授指责为“大学不是养鸡场”……
有年轻教师直面质问张维迎，这种博弈论的后果，就是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有人直接说：“张维迎是给他自己的仕途谋取功绩。”
作家查建英的《北大！北大》一文记录了这段改革，其中认为，张维迎作为一介书生无法解决体制的问题，而他作为前台人物，得罪了太多人。青年讲师和副教授们的抗议，使得几个月后北大最终确定的人事改革方案，删除了张维迎起草的最具争议的内容。这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随后，甚至在光华管理学院，也出现了离职教授对他的攻击。在北大的党代会上，张维迎以得票最少落选党委委员，意味着他基本上断绝了进入北大高管层的可能性。
随后，张维迎出版了《大学的逻辑》。
谁是“人民公敌”？
姚中秋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本来源于经济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私人产权和竞争制度，用1980年代的主流话语说是“放权让利”。对于这样的政策，新左派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到了2008年以后，藉着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模式”横空出世，新左派却俨然作为“中国模式”的政策设计者和理论阐释者，活跃于海内外思想与政治界，仿佛过去十几年的中国奇迹，就是他们所设计的。
而做为“放权让利”最为坚定的坚守者张维迎，却因他创立的价格“双轨制”遭受广泛攻击，背负了一身的骂名。有人回忆说，“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然而吊诡的是，只要有人稍有耐心，就会发现几乎总能在关于改革的最重要的争论里，看到大量的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劫掠国家财富。但是，除了顾雏军发律师函外，所有支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家都保持了暂时的沉寂。
8月2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发表了题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这被看成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郎咸平演讲作出的集体回复。
郎顾之争，掀起了中国第三次改革大论争，张维迎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有这样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一夜之间，他成为被网络和媒体千夫所指的“人民公敌”。
有网友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
同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周其仁教授曾善意地提醒张维迎：“维迎啊，有些话是对的，但你不能这么说。”
在耶鲁大学陈志武看来，“‘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对改革中的复杂，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也有媒体给张维迎正名：他的很多观点被断章取义，甚至被断句取义。譬如他说过一句：“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该句被挂在主流经济学家语录的显著位置，但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后半句：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熟悉张维迎的人都说，他身上带有陕北农民子弟那种天然的倔强，“在倔强的品格下，他一旦认定真理在握，就决不妥协。”
张维迎则说，过去觉得父母不识字是件憾事，现在觉得倒挺好，“他们不看报，不上网，不知道有人在骂我”。
张林之争
2014年7月7日，张维迎以一个纯粹学者身份，回到了位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即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于1994年由张维迎与林毅夫、易纲等人创办，2008年更为现名。这个研究院以“国家智库”的角色出名，曾前瞻性地提出了众多重大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比如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土地改革等等。
这是2010年张维迎仕途中断后，接受国发院邀请的重新回归。朗润园相较于他此前掌舵的灰墙玻璃门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幽古雅的环境似乎更适合思考。
张维迎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靠背椅，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房间一角的暗红木的五层书柜空空如也，他只在办公桌上放着几本他自己的新书。
而卸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林毅夫，也回归到国家发展研究院担任名誉院长。
从2004年开始，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的观点之争开始显现，以至于后来二人所遭遇的经历，被人暗喻为是在野者与在朝者、或者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其实，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几乎每十年展开一次。上次争论始于1995年。用林毅夫的话说：“我与维迎的争议从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开始。”
2004年，在CCER成立十周年大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分别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而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这次辩论之后的十年里，林毅夫被称为“最被主流接受的经济学家”、“政治情商”很高。这一评价既是他所拥有的影响力的证明，也成为他遭遇批评的原因。“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批评者们持有质疑态度的关键所在。
而站在林毅夫对面的张维迎则一直以“政府反对者”的力量存在。
特别是在2009年，张维迎与林毅夫争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讨论。但让张维迎感到失落的是，尽管看起来他的观点总能在知识界获得更多支持，却很难赢得官方政策的回应。“许多官员退休了才开始认同我的观点。”他说。
2014年7月，在两人共同的朋友、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十周年追思会上，本拟闭门的会议，最终因为媒体出席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论战。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人间的争论，被广泛传播并讨论，学者们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而论战的核心，依然可以用杨小凯当年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来概括。
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而在张维迎看来，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一段十九分钟的视频，记录了追思会上这场辩论的全过程。张维迎、黄有光、林毅夫三人从左至右并排坐在长桌前依次发言。这种左中右的排序，恰巧与他们在思想光谱上被公认的立场相反。
“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张维迎用亚当·斯密的话表达自己对于政府的认识。林毅夫则相信，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有网友评论道：“当中国的GDP排到世界第二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理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自负的情绪和迷茫的情绪都有，整个社会在进行话语争夺。十几年后，我们恐怕要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张林之辩。”
作为张、林二人共同好友的主持人、经济学家韦森在这场争论中把支持票投给了张维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给了林毅夫。但他反思道：这些年来，常常自问，是否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禀赋乃至信念遮蔽了自己“客观”无偏地观察世界现象的眼睛？
经济学家姚树洁评价说，“张维迎太率真、太急躁，不具备中庸之道。林毅夫就不一样，他学会了中庸之道。这几年的总理座谈会，林毅夫已经被邀请参加了好几次。”
我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
从2014年起，中国经济开始陷入低迷状态。有人说，今年全国经济增速可能创二十年新低。人们在困惑，中国经济怎么了？
张维迎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早在2009年，包括张维迎、许小年在内的一些学者，都极力反对凯恩斯式的救市政策，指出这样做将为日后留下更大的经济危机。而这一切都被言中。
张维迎在经济学界曾经有“竞星剑”的称谓。有人说：“此剑锋芒毕露，但剑尾流星也会伤及自身。”
2007年发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两场风波，矛头都直指时任院长的张维迎。5月1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会议解除经济学一级教授、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邹恒甫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职务，理由是邹教授几年内很少到学校上课。6月中旬，邹恒甫在网络上给教育部部长写公开信，意指自己被开除是因为他在张维迎当院长一事上“站错了队”，导致两人反目成仇。他同时还对张维迎的学历提出质疑。
11月16日，一封署名何志毅的公开信发表在网上，信中宣称，张维迎免除其光华管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职务，是处心积虑抹杀他十年贡献的行为。
围绕这两封公开信，高校行政权力和教授权益的矛盾又引起一次激烈大讨论。张维迎再次被推到舆论的中心，各种批评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
面对公开信的责骂和贬斥，张维迎选择了回避。他说，“我如果是个普通教授，一定会去法院告他们对我的诽谤、谩骂和名誉的侵害。但是，我是光华的院长，我要做一流商学院，没有时间跟他们扯。”
2010年12月，51岁的张维迎突然被免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北大内部人士透露，张维迎此次被罢免，是其言论过激所致，“张维迎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
张维迎回应说：“在目前的体制下，当官和做事完全是两码事。真正重要的是究竟做了什么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愿无愧我心。”对于宽慰他的话，他则说：“我现在觉得经济学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此时公开为张维迎说话的，也只有企业界的几位大佬。李彦宏、俞敏洪、丁健三人曾联名致信北大，为张维迎正名。
离开光华学院后，张维迎在公众面前消失了一段时间。“我把之前几年的学术假攒在一起休了。”他去了南极、北极，还有南太平洋上的小岛。
张维迎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2011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对自由市场的拥护和对政府之手的警惕，依然是他的观点。
其实，系统回顾张维迎的学术观点，人们会发现，他并没有否认中国三十五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成果。让他深深反思和批评的，是最近十年的状况。他对过去十年发展的尖锐言论，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期待。
他希望2015年是一个转折点。“我看到最近中央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非常具有改革精神。”他指的是企业注册制度改革、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地简政放权等。“问题是最后会落实到什么程度。”他不无担心地说。
回归学者身份后，张维迎依然受到企业家们的欢迎。在达沃斯论坛、博鳌经济论坛、亚布力经济论坛上，人们时常能听到这位学者的疾呼。
今年3月27日，张维迎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印度经济：重启改革议程”分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如果没有真正改革的话，就变成像搞计划经济一样，这是不会成功的。”而在“经济学家谈经济：确定与不确定性”主题论坛上，他又表示，政府必须废除经济增长目标，因为经济增长目标会起到很多负面的作用，造成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2014年，张维迎把他的思考整理成集，出了两本新著，《市场与政府》和《理念的力量》。在后一本书中，他不再是满纸经济学术语，而是“向后再退一步”，开始论述更多常识，试图纠正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
而有人也发现，2014年北大重启改革后，很多内容都与2003年张维迎起草的改革方案有类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