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禹治水的真实性
王建华
摘 要：大禹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古史传说时代研究的热门课题，经过学术界多年的努力，诸如大禹的身份界定，大禹与先夏民族的关系，大禹传说与古代文化传承的关系，大禹与上古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等课题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学术思维的差异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许多有关大禹问题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矛盾。对于“大禹治水”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我们认为“大禹治水”这一历史事件的内核是真实的，这可以从大禹所处时代和地域的气候变化、洪涝灾害、水利水患等诸多方面加以证实。由之，我们也认为，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剥离其伪托附会的成分，探求我们想要知道的历史真相，是可行的上古史研究方法。
关键词：大禹治水；真实性；气候变暖；洪水泛滥
大禹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也是上古史中有名的古帝王之一。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大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神话体系中，他是掌管山川之神；在上古史体系中，他是带领人们战胜洪水的英雄，也是夏王朝的奠基者。围绕着大禹神人之辩的研究历代从未停止，特别是“古史辨”派领袖人物顾颉刚先生对大禹事迹的全面质疑，把这种争论推向高潮。当时的大家如徐旭生、杨宽、丁山等先生对此也多有论述。时至今日，这种争讼仍未有止歇的迹象。关于大禹的研究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对完全相同的史料进行解读时，不同的学者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局面的改善恐怕有待于研究手段的推陈出新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在这里，我们只针对“大禹治水”这一焦点事件阐述我们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以大禹为代表的治水英雄是一个群体，不是单个的人，大禹作为一个个体，没有单独面对并治理史前期末期的大洪水的能力；二、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治水行为是真实可信的，这是因为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证实，彼时“洪水滔天”是不争的事实；三、从神话传说中剥离历史内核是可行的，长期纠结于大禹地位的界定，在没有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的前提下，无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基于这样几点认识，我们想简单地勾勒史前期末期到夏商周三代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原地区水利与水患概况，以从侧面证实那时候治水事件之不诬。
1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气候变暖是洪水泛滥的重要成因
根据文献记载的分析，上古时期在古气候上大致与“仰韶温暖期”重合。结合大禹治水事件的时代背景，我們认为大禹治水实质上反映了古史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水患情况。关于仰韶温暖期的起讫时间，学界有多种说法，而以施雅风先生及其率领的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最为完备和明晰，也为学术界所广泛采用。施雅风先生认为，在距今8500～3000年之间，年均气温比现在要高2℃左右，可以称为“仰韶温暖期”，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仰韶温暖期的最为精确的年代数据[1]。大禹治水的时候，正处于“仰韶温暖期”的后期。诸多文献揭示的事实说明，中国北方全新世期间普遍存在着较今温暖潮湿的高温期阶段，由于在中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草原和半荒漠地带，湿度的变化往往超前于温度的变化，故整个大暖期还存在着阶段性差异。从距今8500～7000年为波动升温期，距今7000～6000年为大暖期中稳定暖湿阶段，因为其自然环境优越，有助于中原地区的早期仰韶文化的发展，表现就是其聚落变大、数量增多。距今6000～5000年为波动降温期，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遗存和文化特征表明了农业范围的扩大，气温和降水量较今增加。这一时段在中期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北方普遍出现过落叶阔叶林一度减少，寒温性和温性针叶树种的增加以及海面下降。距今5000～4000年为较稳定温暖期，众多的文化遗址、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工具等伴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这一时段丰富的环境考古学证据。在距今3000～2500年，也就是大暖期结束后的初期阶段，华北地区的孢粉资料均反映温带落叶林面积减少，喜温干的松林和草原扩展，在许多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更多的农作物遗存[2]。
关于史前时期洪水灾害，文献中也多有提及。《尚书·尧典》上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益稷》云：“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林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天下篇》云：“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山海经·海内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管子·山权数》载：“禹五年水。”《吕氏春秋·爱类》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勤劳为民，无苦乎禹者矣。”《史记·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上述文献都形象记载了史前期末期大洪水的发生情景。
此外，夏正楷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调查表明，4 ka B.P.前后是我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的时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不同形式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异常洪水事件的出现与当时的降温事件有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可能是造成这次异常洪水事件的主要原因。出现于华夏文明诞生前夕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对华夏文明的演进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在黄河上游的山间盆地和下游的黄淮海平原，异常洪水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导致这些地区早期文明的衰落；而位于我国地貌大势二级阶梯与一级阶梯之间的中原地区，尽管洪水也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但它并没有导致早期文明的衰落，恰恰相反，先民们利用有利的地貌条件，通过与洪水的争斗，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诞生。”[3]这一结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我们解释了史前时期中原地区大洪水发生的成因和造成的后果，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大禹治水”的真实可信。
2 上古时期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是大禹治水事件真实性的有力佐证
大禹治水很早就见于先秦文献的记载。关于尧舜禹时代的洪水记载，见于《尚书·尧典》、《史记》、《稽古录》等多种经典文献中。《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尧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以及宋代司马光的《稽古录》中，除了记载尧之时的洪水外，还记载了尧派鲧治水九年而未成功，而后又派鲧的儿子禹治水13年，领导人们疏通沼泽，开挖沟渠，修通道路，使原先蒙受洪水灾难的人们能在低湿地种植水稻[4]。
1、大禹治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尧舜时期的气候总体比现在炎热，降雨量也比现在要大，因此每年夏秋之季的暴雨成灾往往成为常态。洪水泛滥，冲毁农田，淹没聚落，对先民的生命和财物造成很大的威胁。《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下》也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可见当时因江河堵塞，防洪艰难，藪泽遍地。地势高低不平，又缺乏科学的排水系统，阴雨连绵之际，造成洪水横流，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防治水害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尧根据四方酋长们的推荐，派夏部落酋长鲧去治理大洪水。但是鲧却“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尧禅位于舜之后，舜在“巡狩行视鲧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5]。舜又征求四方酋长的意见，任命鲧之子禹为司空，继承其父的事业，继续治水。
“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6]，总结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鲧是以防堵为主要措施，用这种方法来治水，只会造成更大的灾害。同时又不能排除内涝，致使积水漫流淹没农田，毁坏庄稼。禹吸取这个教训，改变思路，采取疏导的方法来治水：“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度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7]”这种“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的方法和《淮南子·原道训》所说的“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是相一致的，即根据洪水的流向，因势利导，疏浚通道，让它流入大江大河最终归于大海。禹的治水方法完全符合自然规律，所以，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治水成功。大禹治水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疏川导滞”，即疏通被壅塞的河道，让洪水尽快汇入大江大河，二是“致费于沟域”，《论语·泰伯》記载，“致力乎沟洫”。《尚书·皋陶谟》记载大禹自述自己治水的情形，他说：“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浚畎浍距川”就是通过在田间挖掘沟渠的办法将积水排入大江大河，使农田的水位降低，以保证庄稼免受淹没，同时还能排除土壤中的盐碱，优化土壤，增强地力。商周农田建设中所盛行的沟洫制度就是大禹时期开创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大禹对中国古代农田基本建设的一个伟大贡献[8]。
2、沟洫制度
夏商周三代的王畿之地都是在靠近河流、灌溉方便、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王畿和诸侯封国最初都是在这些地方。如夏商在汾水流域和黄河冲积扇地区，西周的王畿在渭水流域等。这些地方的土质疏松肥沃，地势平坦，农田水利工程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在农田之间修建许多排水沟渠，也就是大禹所说的“浚畎浍”。由这些大小不同的畎浍所组成的农田排水系统，就是后世所称的“沟洫”。大禹当时是“浚畎浍距川”，说明当时的农田中已经有了“畎浍”的存在，可能长年失修，很多已经被堵塞，导致积水成灾，淹没农田，大禹才加以疏浚。洛阳矬李后冈第二期文化煤山类型的遗址中，发现了属于夏文化的水渠，宽2-3米，深约1米[9]，可以作为夏代确有沟洫的实证。商代的甲骨文的“田”字的写法是4、6、8、9、12各不等的方块摞在一起的形象，这说明田间已有纵横交错的沟洫系统。甲骨文还有一个“甽”字，从田从川，就是田间行水的沟渠，也就是“畎”字。《汉书·食货志》说：“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后稷曾经协助大禹治水，并专门负责指导农业生产，大禹曾经“浚畎浍”，浚的应该就是后稷主持规划的农田中的畎浍，后稷也会在自己的家乡推广这种设施，并为其后代所继承。从甲骨文“田”字的结构来看，说后稷始畎浍制度的推广者是有可能的。古代的长亩施宽1步，长100步，甽旁为垄（当时也叫做亩），一个长亩中既然有三条甽，当然也就有三条亩。当时一个农夫耕种100亩田，由300条长垄与300条长甽相间组成，正好成为正方形的农田，与甲骨文“田”字形象相符。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商代农田沟洫遗迹，但[10]从“田”的形象可以窥见当时沟洫的大致结构，也可推测夏代畎浍大概离此不远。沟洫制度的推行，缓和了水旱的矛盾，保障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提高了作物的产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综上所述，从大禹治水时代的气候变化、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与水患防治的观念与行动等诸多方面来看，当时的人们深受水患之苦，除了想办法治水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对于“大禹治水”事件本身而言，史籍记载的细节可能有一些虚妄附会之处，但其核心是真实的，有洪水必有治理洪水的行为。所以，从神话中，从典籍记载中，剥离伪托的成分，还原历史的真实，去伪存真，是治上古史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9页
[3]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4 ka 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6期
[4]王守春：《黄河流域气候环境变化的考古文化与文字记录》，载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4页
[5]《史记·夏本纪》
[6]《史记·夏本纪》
[7]《国语·周语下》
[8]陈文华：《中国农业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9]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10]黄展岳：《考古纪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摘 要：大禹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古史传说时代研究的热门课题，经过学术界多年的努力，诸如大禹的身份界定，大禹与先夏民族的关系，大禹传说与古代文化传承的关系，大禹与上古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等课题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学术思维的差异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许多有关大禹问题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矛盾。对于“大禹治水”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我们认为“大禹治水”这一历史事件的内核是真实的，这可以从大禹所处时代和地域的气候变化、洪涝灾害、水利水患等诸多方面加以证实。由之，我们也认为，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剥离其伪托附会的成分，探求我们想要知道的历史真相，是可行的上古史研究方法。
关键词：大禹治水；真实性；气候变暖；洪水泛滥
大禹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也是上古史中有名的古帝王之一。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大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神话体系中，他是掌管山川之神；在上古史体系中，他是带领人们战胜洪水的英雄，也是夏王朝的奠基者。围绕着大禹神人之辩的研究历代从未停止，特别是“古史辨”派领袖人物顾颉刚先生对大禹事迹的全面质疑，把这种争论推向高潮。当时的大家如徐旭生、杨宽、丁山等先生对此也多有论述。时至今日，这种争讼仍未有止歇的迹象。关于大禹的研究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对完全相同的史料进行解读时，不同的学者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局面的改善恐怕有待于研究手段的推陈出新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在这里，我们只针对“大禹治水”这一焦点事件阐述我们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以大禹为代表的治水英雄是一个群体，不是单个的人，大禹作为一个个体，没有单独面对并治理史前期末期的大洪水的能力；二、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治水行为是真实可信的，这是因为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证实，彼时“洪水滔天”是不争的事实；三、从神话传说中剥离历史内核是可行的，长期纠结于大禹地位的界定，在没有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的前提下，无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基于这样几点认识，我们想简单地勾勒史前期末期到夏商周三代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原地区水利与水患概况，以从侧面证实那时候治水事件之不诬。
1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气候变暖是洪水泛滥的重要成因
根据文献记载的分析，上古时期在古气候上大致与“仰韶温暖期”重合。结合大禹治水事件的时代背景，我們认为大禹治水实质上反映了古史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水患情况。关于仰韶温暖期的起讫时间，学界有多种说法，而以施雅风先生及其率领的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最为完备和明晰，也为学术界所广泛采用。施雅风先生认为，在距今8500～3000年之间，年均气温比现在要高2℃左右，可以称为“仰韶温暖期”，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仰韶温暖期的最为精确的年代数据[1]。大禹治水的时候，正处于“仰韶温暖期”的后期。诸多文献揭示的事实说明，中国北方全新世期间普遍存在着较今温暖潮湿的高温期阶段，由于在中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草原和半荒漠地带，湿度的变化往往超前于温度的变化，故整个大暖期还存在着阶段性差异。从距今8500～7000年为波动升温期，距今7000～6000年为大暖期中稳定暖湿阶段，因为其自然环境优越，有助于中原地区的早期仰韶文化的发展，表现就是其聚落变大、数量增多。距今6000～5000年为波动降温期，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遗存和文化特征表明了农业范围的扩大，气温和降水量较今增加。这一时段在中期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北方普遍出现过落叶阔叶林一度减少，寒温性和温性针叶树种的增加以及海面下降。距今5000～4000年为较稳定温暖期，众多的文化遗址、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工具等伴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这一时段丰富的环境考古学证据。在距今3000～2500年，也就是大暖期结束后的初期阶段，华北地区的孢粉资料均反映温带落叶林面积减少，喜温干的松林和草原扩展，在许多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更多的农作物遗存[2]。
关于史前时期洪水灾害，文献中也多有提及。《尚书·尧典》上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益稷》云：“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林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天下篇》云：“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山海经·海内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管子·山权数》载：“禹五年水。”《吕氏春秋·爱类》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勤劳为民，无苦乎禹者矣。”《史记·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上述文献都形象记载了史前期末期大洪水的发生情景。
此外，夏正楷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调查表明，4 ka B.P.前后是我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的时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不同形式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异常洪水事件的出现与当时的降温事件有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可能是造成这次异常洪水事件的主要原因。出现于华夏文明诞生前夕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对华夏文明的演进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在黄河上游的山间盆地和下游的黄淮海平原，异常洪水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导致这些地区早期文明的衰落；而位于我国地貌大势二级阶梯与一级阶梯之间的中原地区，尽管洪水也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但它并没有导致早期文明的衰落，恰恰相反，先民们利用有利的地貌条件，通过与洪水的争斗，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诞生。”[3]这一结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我们解释了史前时期中原地区大洪水发生的成因和造成的后果，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大禹治水”的真实可信。
2 上古时期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是大禹治水事件真实性的有力佐证
大禹治水很早就见于先秦文献的记载。关于尧舜禹时代的洪水记载，见于《尚书·尧典》、《史记》、《稽古录》等多种经典文献中。《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尧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以及宋代司马光的《稽古录》中，除了记载尧之时的洪水外，还记载了尧派鲧治水九年而未成功，而后又派鲧的儿子禹治水13年，领导人们疏通沼泽，开挖沟渠，修通道路，使原先蒙受洪水灾难的人们能在低湿地种植水稻[4]。
1、大禹治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尧舜时期的气候总体比现在炎热，降雨量也比现在要大，因此每年夏秋之季的暴雨成灾往往成为常态。洪水泛滥，冲毁农田，淹没聚落，对先民的生命和财物造成很大的威胁。《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下》也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可见当时因江河堵塞，防洪艰难，藪泽遍地。地势高低不平，又缺乏科学的排水系统，阴雨连绵之际，造成洪水横流，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防治水害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尧根据四方酋长们的推荐，派夏部落酋长鲧去治理大洪水。但是鲧却“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尧禅位于舜之后，舜在“巡狩行视鲧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5]。舜又征求四方酋长的意见，任命鲧之子禹为司空，继承其父的事业，继续治水。
“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6]，总结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鲧是以防堵为主要措施，用这种方法来治水，只会造成更大的灾害。同时又不能排除内涝，致使积水漫流淹没农田，毁坏庄稼。禹吸取这个教训，改变思路，采取疏导的方法来治水：“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度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7]”这种“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的方法和《淮南子·原道训》所说的“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是相一致的，即根据洪水的流向，因势利导，疏浚通道，让它流入大江大河最终归于大海。禹的治水方法完全符合自然规律，所以，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治水成功。大禹治水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疏川导滞”，即疏通被壅塞的河道，让洪水尽快汇入大江大河，二是“致费于沟域”，《论语·泰伯》記载，“致力乎沟洫”。《尚书·皋陶谟》记载大禹自述自己治水的情形，他说：“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浚畎浍距川”就是通过在田间挖掘沟渠的办法将积水排入大江大河，使农田的水位降低，以保证庄稼免受淹没，同时还能排除土壤中的盐碱，优化土壤，增强地力。商周农田建设中所盛行的沟洫制度就是大禹时期开创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大禹对中国古代农田基本建设的一个伟大贡献[8]。
2、沟洫制度
夏商周三代的王畿之地都是在靠近河流、灌溉方便、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王畿和诸侯封国最初都是在这些地方。如夏商在汾水流域和黄河冲积扇地区，西周的王畿在渭水流域等。这些地方的土质疏松肥沃，地势平坦，农田水利工程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在农田之间修建许多排水沟渠，也就是大禹所说的“浚畎浍”。由这些大小不同的畎浍所组成的农田排水系统，就是后世所称的“沟洫”。大禹当时是“浚畎浍距川”，说明当时的农田中已经有了“畎浍”的存在，可能长年失修，很多已经被堵塞，导致积水成灾，淹没农田，大禹才加以疏浚。洛阳矬李后冈第二期文化煤山类型的遗址中，发现了属于夏文化的水渠，宽2-3米，深约1米[9]，可以作为夏代确有沟洫的实证。商代的甲骨文的“田”字的写法是4、6、8、9、12各不等的方块摞在一起的形象，这说明田间已有纵横交错的沟洫系统。甲骨文还有一个“甽”字，从田从川，就是田间行水的沟渠，也就是“畎”字。《汉书·食货志》说：“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后稷曾经协助大禹治水，并专门负责指导农业生产，大禹曾经“浚畎浍”，浚的应该就是后稷主持规划的农田中的畎浍，后稷也会在自己的家乡推广这种设施，并为其后代所继承。从甲骨文“田”字的结构来看，说后稷始畎浍制度的推广者是有可能的。古代的长亩施宽1步，长100步，甽旁为垄（当时也叫做亩），一个长亩中既然有三条甽，当然也就有三条亩。当时一个农夫耕种100亩田，由300条长垄与300条长甽相间组成，正好成为正方形的农田，与甲骨文“田”字形象相符。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商代农田沟洫遗迹，但[10]从“田”的形象可以窥见当时沟洫的大致结构，也可推测夏代畎浍大概离此不远。沟洫制度的推行，缓和了水旱的矛盾，保障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提高了作物的产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综上所述，从大禹治水时代的气候变化、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与水患防治的观念与行动等诸多方面来看，当时的人们深受水患之苦，除了想办法治水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对于“大禹治水”事件本身而言，史籍记载的细节可能有一些虚妄附会之处，但其核心是真实的，有洪水必有治理洪水的行为。所以，从神话中，从典籍记载中，剥离伪托的成分，还原历史的真实，去伪存真，是治上古史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9页
[3]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4 ka 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6期
[4]王守春：《黄河流域气候环境变化的考古文化与文字记录》，载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4页
[5]《史记·夏本纪》
[6]《史记·夏本纪》
[7]《国语·周语下》
[8]陈文华：《中国农业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9]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10]黄展岳：《考古纪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