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编辑职业化历程回顾与价值分析

    【摘要】数字编辑的职业化历程经历了专业技术职务的确定化和专业技术资格的法定化过程，该过程与数字出版业务的部门制、公司制等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北京市首开数字编辑职称的先河，开创了数字出版从业者“三横三纵”的职称体系，实现了数字编辑职务与职称相匹配，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为数字出版从业者提供了权威的身份认证和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法定化；主任编辑；三横三纵

    【作者单位】张新新，地质出版社。

    随着2010年电子书元年的开启，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设立，2013年全国首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的公布，2015年全国第二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的评审和公布，数字出版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呈现出蒸蒸日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发展态势。尤为可喜的是，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网络视听、移动多媒体、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推动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工艺美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016年，重磅政策利好频频来袭，与数字出版从业者息息相关的是，数字出版人的身份认证和评价机制终于确立并开始实施。

    2016年1月初，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出台了《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并正式启动了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等数字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工作。2016年3月初，北京市完成首次数字编辑初级（助理级）、中级职称评审报名审核工作，并将于2016年5月14日进行第一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于2016年6月开展首次数字编辑副高、正高职称评审工作。

    一、数字编辑职业化历程回顾

    数字编辑的职业化是指数字出版从业者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职业化要求数字出版人能够完成并胜任出版转型升级、媒体融合发展的职责和使命。数字编辑职业化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职务的确定性，即明确数字出版部门主任、内容编辑、技术编辑、运维编辑等职务属性和职务内容。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数字出版负责人培训，这次培训在业界也被称为数字出版主任的“黄埔一期”，对明确数字出版主任职务、促进数字出版行业交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各出版机构的数字出版编辑也大都按照产业链的配置，分别担任内容制作、技术应用、运营维护和项目管理等角色。

    第二，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的法定化，也就是在政府主管部门层面以法定化、公开性的政策文件确认数字出版从业者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即职称的确立和实施。数字编辑职称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统筹部署下，在人事部门相关负责人的大力推动下，历经四年，数次修订，终于在2016年得以确立和实施；其过程之艰辛、任务之艰巨、工作之繁复只有参与其中的行业人士才可体味和诉说。

    总体而言，数字编辑的职业化历程先后经历了数字出版从业者数量的增加、主任编辑话语权的提升、人才队伍的梯次培养等阶段。在这些阶段中，数字编辑职称的确立和实施无疑是一个最具标志性的里程碑。

    1.职务的确定化历程

    数字编辑职务的确定化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间夹杂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反对、质疑、观望、不置可否，直至最终的确定。数字出版业务负责人的职务确定化过程是与数字出版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的。就发展模式而言，数字出版业务负责人的职务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兼职角色阶段，时间段在2012年以前。早些年的数字出版业务负责人的职务大多数是兼职性质，或者由总编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出版部主任兼任。时至今日，仍然有一小部分出版社的数字出版业务负责人属于兼职性质，其职务的确定化仍然没有实现。

    （2）部门主任或者分社社长阶段，时间段分布于2012—2014年之间。到2012年以后，大量出版机构才直接以确定的数字出版主任或者分社社长的职位来给予主任编辑确定的职务称号。2013年的图书出版单位数字出版业务负责人的培训，在出版界起到了为数字出版负责人“正名”的积极作用。自此以后，各出版社步入了数字出版独立“部门制”的发展阶段，纷纷成立数字出版部、数字出版分社、数字出版事业部来推动数字出版新兴业态的发展，解决数字出版负责人的职务确定性和独立性问题。

    （3）公司高管阶段，时间段分布于2015年之后。当数字出版模式迈入“公司制”发展阶段后，数字出版业务负责人的职务相应调整为各数媒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向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目前成立数字出版公司的多为各出版集团，单体出版社成立数字出版公司的还不是很多，但是企业化运作、市场化经营始终是数字出版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也意味着从职位设置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数字出版业务负责人将走上公司高管的岗位。

    （4）高管后阶段，时间段是当下。在数字出版的发展模式历经“部门制”“公司制”之后，有的出版机构开始采取“股份制”的发展模式，通过吸纳社会资本、设立多种所有制公司的形式来促进数字出版的发展。这个阶段的数字出版负责人职务除公司高管以外，还充当公司股东的角色。在股份制公司的格局中，数字出版负责人可以采取股东式的做法，也可以采取高管股权激励的方式。两种做法各有利弊，至于其对数字出版市场化、产业化的助推效果，仍然需要时间来观察和判断。

    2.职称的法定化历程

    长期以来，数字出版负责人都过着“有职务无职称”的日子。这种“有职务无职称”的现象部分表现为没有任何职称却担任数字出版主任，更多的情况是没有独立的数字编辑职称而长期担任数字出版主任。当然，这些数字出版负责人可能拥有传统出版的职称，或者是拥有工程师等序列的职称。我国数字编辑职称的确立过程，也是数字出版专业技术资格的法定化过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适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音像电子出版的载体是磁带、光盘、硬盘、U盘、软盘等，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技术的高速发展，音像电子出版产业的影响力、从业者规模都表现出日益萎缩的趋势，其单独的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机制也失去了法定化的最佳时机。而数字出版所依托的载体是互联网，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数字出版将是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和大势所趋，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媒体人会向数字编辑的方向转变和升级。

    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的出台恰恰是“互联网+”的时代要求，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内容产业对数字出版从业者职业资格和执业能力的一种评价方式和认可方式。从数字编辑职称教材的内容来看，专业技术资格的考核内容和评价方式与传统出版职业资的格迥然不同。数字编辑需要把握互联网传播的规律和特点，需要理解大数据、云计算、语义分析等诸多高新技术，需要以更专业的水准、更严格的要求来开展数字传播工作。

    “互联网+”时代，数字传播对出版、新闻、视听从业者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更高的标准。首先，“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和传播规律要求数字编辑增强把握网络传播阵地的能力，提升驾驭互联网传播的能力，增强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坚持数字传播产业的导向意识和主旋律意识。对数字编辑而言，这是一条红线，不可触碰，也是政府主管部门出台职称评定办法和规范从业者行为的初衷和目的所在。其次，“互联网+”时代对数字编辑的技术理解和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编辑需要及时把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新技术和新业态，理解和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语义分析等与数字传播紧密相关的高新技术。再次，“互联网+”时代对数字编辑的新产品认知和运用能力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数字编辑应树立与时俱进的意识，在第一时间认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领域传播的新工具、新形态和新产品，同时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好微博、微信等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力大的社交工具和传播形态。

    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辅导教材的出版，恰恰反映了上述“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在国内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概括和阐述了这几年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而“考评结合”的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一方面对助理级编辑、中级编辑的数字传播知识和能力进行了全面的考核，另一方面对副高级、正高级数字编辑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前瞻性业务把控能力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2）参与者从耄耋之年到“80后”。在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的确立过程中，参与专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更广的参与面。首先，就所处领域而言，参与的专家囊括了数字出版、数字新闻、数字视听、数字游戏、数字动漫和传统出版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真知灼见，确保了数字编辑职称教材编写的权威性，保障了数字编辑职称序列设置的科学性，提升了数字编辑职称评审和考核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次，就年龄结构而言，参与的专家既包含耄耋之年的资深专家，也吸收了“80后”的年轻专家，以老、中、青三代专家的视角全面梳理了数字出版萌芽、发展、壮大等各阶段的观点、理论和业务实践技能，立体化呈现了数字出版业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风貌。再次，就工作分工而言，北京市先后启用了数批专家分别进行教材的大纲编纂、内容创作、统稿调整和试卷命题，既保证了数字编辑教材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又确保其能兼容并蓄，吸收和采纳各领域专家的业务专长。

    （3）数易其稿。数字编辑教材的编纂过程，遵循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首先，对数字传播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在梳理的基础上，概括和总结出通用性、共识性的观点和理论；其次，在原有稿件的基础上，历经对一稿、二稿、三稿、四稿等数次稿件的修订和调整，对过时的观点进行删除，对先进的观点进行修订，对前瞻的技术进行介绍和补充；再次，在教材的统稿环节，集中聘请了长于写作且长期从事数字出版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的专家，进行终极的审核和把关。

    （4）历时数年。数字编辑职称的探索经历了艰辛的4年，这也是数字出版从业者锐意创新、矢志不渝的4年。2011年底开始调研和论证；2013年初数字编辑职称被纳入北京市职称评审序列，向全社会发布；2016年初数字编辑职称评审办法公布，并在春季完成了初级、中级编辑职称的报名审核，在2016年5月举行第一次考试。

    北京市首开数字编辑职称评定的先河，这也是全国第一次为数字出版从业者量身定制的职称考试，标志着广大数字传播产业的编辑们将首次拥有权威的身份认证。此举极大地提高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积极性，增强了从业者的信心，有利于整个数字出版行业健康、快速、科学地发展，也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

    二、数字编辑职业化的价值浅析

    数字编辑职称的确立和实施，完成了数字编辑职业化历程的重要步骤，第一次实现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权威身份认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职务与职级相统一，开创性地设置了新闻、出版、视听“三横三纵”的支撑体系，创新性地树立了初级编辑、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四级职称级别。

    （1）首次实现权威的身份认证。长期以来，数字出版作为一种出版业内部的新兴业态，拥有规模庞大、数量与日俱增的从业者，这些从业者实质性地从事着数字资源建设、数字产品研发、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产品销售等工作，然而，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官方评价机制，缺乏与之适应的人才认可机制。这种评价和认可机制的缺位，一方面会降低从业者的职业信心，人为地拖慢市场化、产业化的步伐，给整个数字传播产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会影响从业者的薪资待遇，打击从业者的工作积极性，成为他们事业规划和发展的职业瓶颈。

    令人欣慰的是，数字编辑职称的公布与实施，使得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实现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权威身份认证，形成了对数字出版从业者的评价机制和认可机制。

    （2）率先实现职务与职称相统一。一直以来，数字出版从业者，尤其是数字出版负责人都处于“有职务无职务”的工作状态。在岗位设定上，数字出版负责人常被冠以数字出版主任、数字出版分社长等职务，而在职称序列中却没有职称头衔，或者是只有出版编辑、副高级编辑的头衔。这种职务与职称不匹配，或者不完全匹配的情况存在了多年，终于在数字编辑职称确立后而被终止。

    不过，目前仍然存在着传统出版职称和数字编辑职称的衔接问题。例如，传统出版的中级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可评定为数字编辑的副高级职称，传统出版职称与数字编辑职称能否相互承认，相互承认的条件是什么，数字编辑职称与数字出版职称在出版机构是否具备同一效力等。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数字编辑职称的设置至少已经实现了职务与职称的相统一、相匹配，至于上述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都不是主要问题。

    （3）开创“三横三纵”的职称体系。数字编辑职称首创了“三横三纵”职称体系：“三横”指的是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这三个领域构成是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核心；“三纵”指的是内容、技术、运维，这三个方面贯穿了数字传播产业链的全部环节。

    “三横三纵”职称体系确立了数字编辑职称的九个细分方向——数字新闻内容编辑、数字出版内容编辑、数字视听内容编辑；数字新闻技术编辑、数字出版技术编辑、数字视听技术编辑；数字新闻运维编辑、数字出版运维编辑、数字视听运维编辑。“三横三纵”职称体系首次对我国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领域、产业链环节进行了梳理和概括，也是第一次以官方的身份认可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具体工作构成和业务环节。

    （4）创新了职称等级序列。传统出版的职称序列分别为：初级、中级、副高（副编审）和高级（编审）；而数字编辑的职称序列为：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副高（主任编辑）、正高（高级编辑）。两者最大的差别有两处：其一，数字编辑职称没有沿用编审、副编审的叫法，与传统出版职称比较，有其相对独立性；其二，数字编辑职称的副高级序列命名为“主任编辑”。为何以“主任编辑”命名副高职称，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无法知晓，但笔者以为这是对数字出版负责人多年来辛勤工作的官方认可。

    当下，正值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好时机，恰逢出版转型升级、知识服务开展的进行时，数字编辑职称制度的出台和实施，给广大数字出版从业者打了一剂强心针，也为整个数字传播产业的壮大与繁荣提供了发展保障。海阔帆舞，正是共襄盛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