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体的矫情化倾向
韦聚彬
从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7·23”动车事故到雅安地震，再到今年的马航MH370失联飞机报道，宣传式煽情作为国内媒体报道重大灾难事件的标准新闻框架，逐渐定型。在这个框架下，公众的情感趋向左右着新闻事实的挖掘和报道，媒体用一种悲情、自伤、自怜的氛围将整个报道环境包裹起来，“××挺住，××不哭，我们都是××人”之类的口号一时响遍大江南北。这类口号固然空洞无物，但让媒体既表达了类似于“政治正确”的道德立场，又轻易俘获了公众的好感。这个运作立场，笔者称之为“矫情化”。
电视节目矫情化的蔓延
媒体的矫情化表现，因灾难报道而起，也在灾难报道中展示得最集中最明显。在电视节目中，不单是灾难报道，近年来已有蔓延到其他节目类型的趋势。
歌唱秀综艺节目中，经常见到观众如痴如醉潸然泪下的镜头，带动收看的观众们也为之情动，很快有人质疑“有那么值得感动吗？”最终证明这些人大都是花钱雇佣的“落泪帝”。综艺节目的选手们也大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奋斗历程，在经过电视手段的精心包装后，更让观众为之动容，现场气氛被酝酿到了最高点。可惜，不少网民“爆料”，这些所谓的“追梦音乐人”大都是二三流的职业歌手，平时混迹于舞厅酒吧谋生。就像相亲节目的女嘉宾一样，一旦身份存在造假嫌疑，故事的煽情程度便大打折扣，反落入矫情的质疑中。
电视剧早已是矫情重灾区。这两年抗战电视剧中出现很多夸张、雷人的虚构场景，因此被网民称为“抗日神剧”。在这些抗日剧中，甚至有真皮沙发搬上战场耍酷、娇俏尼姑杀敌的夸张情节。至于矫情的最高峰，莫过于赤裸少女面向抗日战士行礼的画面了。
矫情之风也蔓延到纪录片中。《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还未播完已经饱受非议，例如矫情的文案风格。这种偏抒情的表达力图寻找隐藏在各种普通食物的制作过程和进食行为背后的人文情怀，由此揭露中国百姓对食物的眷恋、感恩、满足之情。事实上，或许那只是普通的一道食材、一顿饭而已。《舌尖上的中国2》将“吃”这个较为私人的情感体验引申和扩展到更社会化的层面，和深沉的说教联系起来，就已经难免要陷入矫情的窠臼。
媒体矫情化的成因
媒体的矫情化源流追溯起来，有其深层原因和表层原因。
深层原因，与国内电视媒体的定位与属性息息相关。作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机构以及执行党政行政指令的宣传机构，舆论导向是电视机构生存的立足点，也是节目基调的出发点。舆论导向的要求，就是传递正能量，以正面报道正面宣传为主，要以电视媒体为“喉舌”，“帮忙而不添乱”。将电视节目的基调进行矫情化处理，可以有效避开节目中的细节追问，而直接跳跃到情绪鼓动层面，将团结、温暖、顽强、英勇、爱国等正面情绪扩散开来，在受众中渲染这些情绪所包含的“正能量”，符合电视媒体“喉舌”的工具属性和娱乐导向的功能属性。煽情主义、娱乐化等其他传播手法由于目的都在于吸引收众更关注事件细节，所以只能成为辅助，而不能完成把控舆论导向的重任，
矫情化展示了国内电视媒体和其他媒体在新媒体背景下巧妙而高超的传媒适应技巧。相比过去的传播环境，受众接触资讯的渠道更为多元，形成价值观的因素更为丰富，对新闻事件的判断也更有主见。因此，过去那种粗暴、直接、生硬的说教手法已然失效。矫情化手法从人性本位出发，关注受众的内心感受，勇于充当受众情绪的宣泄口，俘获受众的好感是必然的，舆论引导的效果事半功倍。
表层原因，是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媒体的管理层、创作者将新闻媒体拟人化、人格化，使之成为注入自然人情感的“小我”，表面上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灵距离，使之更加“可亲”“可近”，却放弃了作为社会瞭望者、观察者、记录者和监督者的“大我”。
矫情化的表层原因来自于深层原因。媒体为了规避风险，隔靴搔痒地抒情一番是明哲保身的自选动作。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媒体在报道敏感事件特别是重大灾难事故时的惯性思维和行动模式。面对灾难，媒体将主要精力用于报道如何调动人力、物力抗灾救灾，全国人民如何万众一心，灾区群众如何不畏艰难与天灾抗争等等，把救援者及其救灾行动作为报道主体。今年马航MH370事件，由于事件发生在国外，媒体本来不必要采用矫情化的应对策略，无奈新闻专业精神的长久缺失，导致挖掘细节的能力有限，唯有以“无招胜有招”。
由于矫情化以正面情感为皈依，相当于在新闻事件中占领了道德高地，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使得这一手法屡试不爽，即使有所异议，也会淹没在强大的公共道德谴责声浪中。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用5月22日和5月29日两期的“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共42个版面推出超过100篇报道，涉及震灾救援、医疗急救、学校之殇、重建之思等等，因报道对震灾现场人性弱点的真实描述，以及坍塌的学校建筑反思，引发网络激辩。反对者指责《南方周末》“剑走偏锋”“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狼狈之余，使其他新闻机构更加坚定了矫情化的处理手法。
媒体矫情化的危害
矫情化虽然是以感性代替理性、以口号代替行动，但也不能一概予以否定。灾难会自然催生出社会一种众志成城的情感氛围，灾难越大，这种凝聚力也越大，悲壮的情怀会使人们站到一起去感受彼此的温度。而且灾难之初，在灾害中感到无力的人们，也需要情感的表达去寻找一种力量支撑。很多时候并不是灾难中的人需要这种情感支撑，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借助这种表达来释放自己的焦虑。这不是中国特有，每个社会面临灾难的时候，国家和社会都会本能地被动员起来，媒体会表现并推动这种情感凝聚。
这是媒体矫情化的社会心理基础。事实上国内从官方到媒体到民众，真正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如何应对灾难，也是近十年的事。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有声音批评国内民众只知道旁观和祈福，却没有专业的民间救灾行动。于是到2013年雅安地震时，赴灾区救援的民间团体蜂拥而至，却又招来“严重影响救灾效率”“救援力量盲目涌入阻碍救援”等非议。民众已不满足于情感上投入救灾，开始诉诸行动，虽尚待规范和引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媒体矫情化的处理模式已经受到挑战。
损害媒体公信力。今年马航MH370事件从发生至3月20日，在自媒体上，@人民日报发布相关微博达到287条，@央视新闻发布409条，@新华视点发布183条，信息密度峰值甚至达到10分钟更新一条，不可谓不多，可惜几乎全是转发、转载境外媒体的消息。真正原创的，就只有“北京，晴。MH370，等你回家”之类的祈祷和呼喊。一条广泛传播的微信就写道：“马航事件新闻战——几乎所有的干货都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BBC等英美媒体挖出来的。CNN司法口记者找到国际刑警坐实假护照；WSJ（《华尔街日报》）挖掘罗罗（生产和维护引擎的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擎线索，后披露折返；NYT（《纽约时报》）认定西拐，很可能从美政府线人处拿到雷达数据；ABC第一时间披露众包搜索；BBC等最后找到卫星公司，让我们知道了8：11。它们的报道真正对马来西亚政府形成了压力，体现了媒体的力量所在。反观中国媒体，除了搬运外媒，就只会一遍遍喊着‘马航，我们等你回家，为你祈祷作苍白廉价的煽情。”两相比较，报道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直接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损害新闻专业精神。雅安地震中，某女记者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过程，耽误时间，采访灾民时竟然还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这种情景在灾难报道中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舆论批评媒体冷漠、不懂得人文关怀。这是媒体太贴近报道主体的缘故，而矫情化则是另一种极端——与报道主体过度疏离。小情小调式的无休止的煽情和心灵鸡汤，事实上损害了媒体的新闻专业精神。
矫情化看似在情感上与受众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在新闻事实上与受众保持距离。在马航MH370事件刚刚传到国内时，@财经网、@人民日报发出微倡议《请给家属们一个安静空间》，@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环球时报等积极响应，@凤凰网亦跟进转发，微博微信上掀起了一轮针对“无良记者”“嗜血媒体”的声讨。这种看似正义的媒体采访伦理，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新闻专业精神悖论：媒体的缺席难道不就是最严重地违背媒体伦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竟然罕有地意见一致，为了突显“人文关怀”而不惜放弃媒体职责。在《舌尖上的中国2》中，制作方已经承认了多处画面和情节的造假。例如，为拍摄出自贡盐工挥汗如雨的镜头而用水壶洒水“造汗”、藏族小伙攀上高树取蜜实际并没有爬高等。尽管节目组认为并没有违背原则，要表达的“意义”也达到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只管结果、不管过程”“只问意义、不问细节”的思想在作怪，犯了新闻专业精神之大忌。
媚俗、媚众与人祸。一定程度上，矫情化的处理模式是媒体在回应公众的情感期待。2008年《南方周末》关于汶川地震的那组报道，中性、客观、带有距离感的笔调及其背后冷峻的社会制度的思考，显然让很多受众感到难以接受。众怒难犯，国内媒体的温情手法愈来愈纯熟，顾不上报道与记录客观的真实了。长此以往，媒体将陷入媚俗、媚众的媒体伦理误区。这里的媚俗、媚众，与我们以往所批评的综艺节目里的媚俗、媚众有所区别。后者指的是电视节目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社会上的不健康风气，前者指媒体对公众感性化情绪的过分迎合。
矫情化报道模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媒体不应去关注、报道和揭露新闻事件里包含的负面信息，将此类报道视为“污蔑”“有色眼镜”“心理阴暗”“添乱”等。结果是，人性的软弱、利益的冲突，恐惧逃避的行为，以及可能存在的渎职、腐败，都被媒体有意回避和忽视了。这是讳疾忌医式的报道理念，本应得到纠正的某些工作失误被掩盖住，在下一次事故中重复上演。从这个角度看，媒体要对这样的“人祸”负上一定责任。
结语：理性的曙光
在公众迷茫时，媒体要保持清醒；在公众焦虑时，媒体在刨根问底；在公众需要答案时，媒体第一时间做出解释——这是现代大众媒体的职业使命。考虑人心凝聚力，考虑鼓舞士气，情感化的新闻表达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只是媒体在回应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后，应继之以事实、理性和逻辑，因为这是最令人信服的媒体专业表现，是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天然期待。新闻价值应该成为媒体报道策略中最大的决定因素，而非首先考虑如何安抚公众。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矫情化的报道模式，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都已经表露出厌烦，不少媒体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思。理性、客观、冷静的媒体风格和专业的媒体素养，是我们值得期待的未来。
（作者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
栏目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
1.部分资料来自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及凤凰网、人民网、FT中文网等网络媒体。
2.王 卉：《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
3.陈力丹，毛湛文：《期待理性而专业的灾难报道——芦山和汶川地震媒体报道比较》，《新闻爱好者》，2013（6）。
4.郝 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灾难报道——从〈南方周末〉震灾报道引发的争议谈起》，《新闻记者》，2008（7）。
5.陈力丹，李志敏：《复杂信息传播中的公众心理与传媒的职责——以“马航失联事件”为例》，《新闻爱好者》，2014（4）。
6.王传宝，王金礼：《新闻煽情主义的伦理批判》，《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6）。
从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7·23”动车事故到雅安地震，再到今年的马航MH370失联飞机报道，宣传式煽情作为国内媒体报道重大灾难事件的标准新闻框架，逐渐定型。在这个框架下，公众的情感趋向左右着新闻事实的挖掘和报道，媒体用一种悲情、自伤、自怜的氛围将整个报道环境包裹起来，“××挺住，××不哭，我们都是××人”之类的口号一时响遍大江南北。这类口号固然空洞无物，但让媒体既表达了类似于“政治正确”的道德立场，又轻易俘获了公众的好感。这个运作立场，笔者称之为“矫情化”。
电视节目矫情化的蔓延
媒体的矫情化表现，因灾难报道而起，也在灾难报道中展示得最集中最明显。在电视节目中，不单是灾难报道，近年来已有蔓延到其他节目类型的趋势。
歌唱秀综艺节目中，经常见到观众如痴如醉潸然泪下的镜头，带动收看的观众们也为之情动，很快有人质疑“有那么值得感动吗？”最终证明这些人大都是花钱雇佣的“落泪帝”。综艺节目的选手们也大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奋斗历程，在经过电视手段的精心包装后，更让观众为之动容，现场气氛被酝酿到了最高点。可惜，不少网民“爆料”，这些所谓的“追梦音乐人”大都是二三流的职业歌手，平时混迹于舞厅酒吧谋生。就像相亲节目的女嘉宾一样，一旦身份存在造假嫌疑，故事的煽情程度便大打折扣，反落入矫情的质疑中。
电视剧早已是矫情重灾区。这两年抗战电视剧中出现很多夸张、雷人的虚构场景，因此被网民称为“抗日神剧”。在这些抗日剧中，甚至有真皮沙发搬上战场耍酷、娇俏尼姑杀敌的夸张情节。至于矫情的最高峰，莫过于赤裸少女面向抗日战士行礼的画面了。
矫情之风也蔓延到纪录片中。《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还未播完已经饱受非议，例如矫情的文案风格。这种偏抒情的表达力图寻找隐藏在各种普通食物的制作过程和进食行为背后的人文情怀，由此揭露中国百姓对食物的眷恋、感恩、满足之情。事实上，或许那只是普通的一道食材、一顿饭而已。《舌尖上的中国2》将“吃”这个较为私人的情感体验引申和扩展到更社会化的层面，和深沉的说教联系起来，就已经难免要陷入矫情的窠臼。
媒体矫情化的成因
媒体的矫情化源流追溯起来，有其深层原因和表层原因。
深层原因，与国内电视媒体的定位与属性息息相关。作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机构以及执行党政行政指令的宣传机构，舆论导向是电视机构生存的立足点，也是节目基调的出发点。舆论导向的要求，就是传递正能量，以正面报道正面宣传为主，要以电视媒体为“喉舌”，“帮忙而不添乱”。将电视节目的基调进行矫情化处理，可以有效避开节目中的细节追问，而直接跳跃到情绪鼓动层面，将团结、温暖、顽强、英勇、爱国等正面情绪扩散开来，在受众中渲染这些情绪所包含的“正能量”，符合电视媒体“喉舌”的工具属性和娱乐导向的功能属性。煽情主义、娱乐化等其他传播手法由于目的都在于吸引收众更关注事件细节，所以只能成为辅助，而不能完成把控舆论导向的重任，
矫情化展示了国内电视媒体和其他媒体在新媒体背景下巧妙而高超的传媒适应技巧。相比过去的传播环境，受众接触资讯的渠道更为多元，形成价值观的因素更为丰富，对新闻事件的判断也更有主见。因此，过去那种粗暴、直接、生硬的说教手法已然失效。矫情化手法从人性本位出发，关注受众的内心感受，勇于充当受众情绪的宣泄口，俘获受众的好感是必然的，舆论引导的效果事半功倍。
表层原因，是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媒体的管理层、创作者将新闻媒体拟人化、人格化，使之成为注入自然人情感的“小我”，表面上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灵距离，使之更加“可亲”“可近”，却放弃了作为社会瞭望者、观察者、记录者和监督者的“大我”。
矫情化的表层原因来自于深层原因。媒体为了规避风险，隔靴搔痒地抒情一番是明哲保身的自选动作。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媒体在报道敏感事件特别是重大灾难事故时的惯性思维和行动模式。面对灾难，媒体将主要精力用于报道如何调动人力、物力抗灾救灾，全国人民如何万众一心，灾区群众如何不畏艰难与天灾抗争等等，把救援者及其救灾行动作为报道主体。今年马航MH370事件，由于事件发生在国外，媒体本来不必要采用矫情化的应对策略，无奈新闻专业精神的长久缺失，导致挖掘细节的能力有限，唯有以“无招胜有招”。
由于矫情化以正面情感为皈依，相当于在新闻事件中占领了道德高地，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使得这一手法屡试不爽，即使有所异议，也会淹没在强大的公共道德谴责声浪中。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用5月22日和5月29日两期的“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共42个版面推出超过100篇报道，涉及震灾救援、医疗急救、学校之殇、重建之思等等，因报道对震灾现场人性弱点的真实描述，以及坍塌的学校建筑反思，引发网络激辩。反对者指责《南方周末》“剑走偏锋”“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狼狈之余，使其他新闻机构更加坚定了矫情化的处理手法。
媒体矫情化的危害
矫情化虽然是以感性代替理性、以口号代替行动，但也不能一概予以否定。灾难会自然催生出社会一种众志成城的情感氛围，灾难越大，这种凝聚力也越大，悲壮的情怀会使人们站到一起去感受彼此的温度。而且灾难之初，在灾害中感到无力的人们，也需要情感的表达去寻找一种力量支撑。很多时候并不是灾难中的人需要这种情感支撑，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借助这种表达来释放自己的焦虑。这不是中国特有，每个社会面临灾难的时候，国家和社会都会本能地被动员起来，媒体会表现并推动这种情感凝聚。
这是媒体矫情化的社会心理基础。事实上国内从官方到媒体到民众，真正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如何应对灾难，也是近十年的事。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有声音批评国内民众只知道旁观和祈福，却没有专业的民间救灾行动。于是到2013年雅安地震时，赴灾区救援的民间团体蜂拥而至，却又招来“严重影响救灾效率”“救援力量盲目涌入阻碍救援”等非议。民众已不满足于情感上投入救灾，开始诉诸行动，虽尚待规范和引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媒体矫情化的处理模式已经受到挑战。
损害媒体公信力。今年马航MH370事件从发生至3月20日，在自媒体上，@人民日报发布相关微博达到287条，@央视新闻发布409条，@新华视点发布183条，信息密度峰值甚至达到10分钟更新一条，不可谓不多，可惜几乎全是转发、转载境外媒体的消息。真正原创的，就只有“北京，晴。MH370，等你回家”之类的祈祷和呼喊。一条广泛传播的微信就写道：“马航事件新闻战——几乎所有的干货都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BBC等英美媒体挖出来的。CNN司法口记者找到国际刑警坐实假护照；WSJ（《华尔街日报》）挖掘罗罗（生产和维护引擎的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擎线索，后披露折返；NYT（《纽约时报》）认定西拐，很可能从美政府线人处拿到雷达数据；ABC第一时间披露众包搜索；BBC等最后找到卫星公司，让我们知道了8：11。它们的报道真正对马来西亚政府形成了压力，体现了媒体的力量所在。反观中国媒体，除了搬运外媒，就只会一遍遍喊着‘马航，我们等你回家，为你祈祷作苍白廉价的煽情。”两相比较，报道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直接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损害新闻专业精神。雅安地震中，某女记者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过程，耽误时间，采访灾民时竟然还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这种情景在灾难报道中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舆论批评媒体冷漠、不懂得人文关怀。这是媒体太贴近报道主体的缘故，而矫情化则是另一种极端——与报道主体过度疏离。小情小调式的无休止的煽情和心灵鸡汤，事实上损害了媒体的新闻专业精神。
矫情化看似在情感上与受众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在新闻事实上与受众保持距离。在马航MH370事件刚刚传到国内时，@财经网、@人民日报发出微倡议《请给家属们一个安静空间》，@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环球时报等积极响应，@凤凰网亦跟进转发，微博微信上掀起了一轮针对“无良记者”“嗜血媒体”的声讨。这种看似正义的媒体采访伦理，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新闻专业精神悖论：媒体的缺席难道不就是最严重地违背媒体伦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竟然罕有地意见一致，为了突显“人文关怀”而不惜放弃媒体职责。在《舌尖上的中国2》中，制作方已经承认了多处画面和情节的造假。例如，为拍摄出自贡盐工挥汗如雨的镜头而用水壶洒水“造汗”、藏族小伙攀上高树取蜜实际并没有爬高等。尽管节目组认为并没有违背原则，要表达的“意义”也达到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只管结果、不管过程”“只问意义、不问细节”的思想在作怪，犯了新闻专业精神之大忌。
媚俗、媚众与人祸。一定程度上，矫情化的处理模式是媒体在回应公众的情感期待。2008年《南方周末》关于汶川地震的那组报道，中性、客观、带有距离感的笔调及其背后冷峻的社会制度的思考，显然让很多受众感到难以接受。众怒难犯，国内媒体的温情手法愈来愈纯熟，顾不上报道与记录客观的真实了。长此以往，媒体将陷入媚俗、媚众的媒体伦理误区。这里的媚俗、媚众，与我们以往所批评的综艺节目里的媚俗、媚众有所区别。后者指的是电视节目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社会上的不健康风气，前者指媒体对公众感性化情绪的过分迎合。
矫情化报道模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媒体不应去关注、报道和揭露新闻事件里包含的负面信息，将此类报道视为“污蔑”“有色眼镜”“心理阴暗”“添乱”等。结果是，人性的软弱、利益的冲突，恐惧逃避的行为，以及可能存在的渎职、腐败，都被媒体有意回避和忽视了。这是讳疾忌医式的报道理念，本应得到纠正的某些工作失误被掩盖住，在下一次事故中重复上演。从这个角度看，媒体要对这样的“人祸”负上一定责任。
结语：理性的曙光
在公众迷茫时，媒体要保持清醒；在公众焦虑时，媒体在刨根问底；在公众需要答案时，媒体第一时间做出解释——这是现代大众媒体的职业使命。考虑人心凝聚力，考虑鼓舞士气，情感化的新闻表达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只是媒体在回应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后，应继之以事实、理性和逻辑，因为这是最令人信服的媒体专业表现，是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天然期待。新闻价值应该成为媒体报道策略中最大的决定因素，而非首先考虑如何安抚公众。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矫情化的报道模式，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都已经表露出厌烦，不少媒体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思。理性、客观、冷静的媒体风格和专业的媒体素养，是我们值得期待的未来。
（作者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
栏目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
1.部分资料来自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及凤凰网、人民网、FT中文网等网络媒体。
2.王 卉：《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
3.陈力丹，毛湛文：《期待理性而专业的灾难报道——芦山和汶川地震媒体报道比较》，《新闻爱好者》，2013（6）。
4.郝 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灾难报道——从〈南方周末〉震灾报道引发的争议谈起》，《新闻记者》，2008（7）。
5.陈力丹，李志敏：《复杂信息传播中的公众心理与传媒的职责——以“马航失联事件”为例》，《新闻爱好者》，2014（4）。
6.王传宝，王金礼：《新闻煽情主义的伦理批判》，《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