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覃志立 严红
摘 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快我国乡村振兴步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分析四川省2007—2017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运用一般回归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展开论证，发现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皆为单门限效应，在高于门限值之后，二者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动更多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农村金融；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8.06.013
文章编号：1009-6922（2018）06-59-07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新政策、新规定和新举措的相继出台、落实，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在改善民生、发展科技、培育产业、城乡协调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与新成就。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然突出。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2倍。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不仅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还制约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经济问题已成为民生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很大，必须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农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因此，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快我国乡村振兴步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及主要观点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领域的学术专著、科研论文和研究报告非常丰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
Greenwood，Jovanovic（1990）认为，在一国经济增长的初步阶段，金融发展会拉大国内城乡收入差距；当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正向影响会在抵达某一特定拐点之后发生转向，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整个过程与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形态类似。国内一些学者也持相同看法。如乔海曙、陈力（2009）通过运用Mann-Kendall法，发现在金融深度小于20%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大幅扩大；金融深度在70%以上的地区，差距明显缩小；金融深度在20%—70%的地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
（二）金融发展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部分学者认为，在一些金融抑制严重的国家或地区，“倒U型”结论并不适用。Madhu Sehrawat、A K Giri（2015）通过采用印度1982—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展开研究，发现该国金融发展加剧了短期和长期的收入不平等；杨俊、李晓雨、张宗一（2006）在收集1978—2003年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将明显拉开城乡收入差距；孙永强（2012）利用VECM模型展开论证，发现金融业综合实力的提升会拉开城乡收入差距。
（三）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部分学者通过长时间的考察，证实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Clarke G R G（2003）选用美国1961—1996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Beck（2012）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研究两者关系，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刘赛红、朱建（2017）基于中国所有省份近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差分GMM估计方法，考查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的动静态关系，得出城镇化率及金融发展规模的提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
从研究视角上看，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侧重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一国整体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角度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从农村金融自身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角度研究的较少；二是已有研究主要依据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有关理论进行阐释，而很少基于农村金融自身发展层面展开论述。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研究大多选用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展开实证研究，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基于一国不同地区间发展程度各异的现实，选用全国整体数据进行研究可能不能反映局部的现状；二是VAR模型本身需要大跨度时间序列数据，否则，实证检验所得的计量结果可能不显著。从指标选取上看，多数已有研究仅用金融规模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忽视了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由此可见，在研究二者关系时，选用的视角、指标、方法等各异，所得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因此，本文在深入剖析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选用四川省2007—2017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运用一般回归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并寻求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良方。
二、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机理分析
金融发展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金融规模、市场、效率、监管体系等各方面，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并不局限于某一时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渗漏效应、非均衡效应、减贫效应以及门槛效应。
（一）渗漏效应
渗漏效应是指伴随着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金融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日渐成熟，极大地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村金融规模的持续扩大促使金融市场中的资金配给者数量增加，既有效缓解资本供给不足，也让更多小产业者的投资得以实现，进而刺激农村经济增长；第二阶段，农村经济发展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创业就业机会、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等方式帮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非均衡效应
非均衡效应是指由于金融资源总量有限，其在区域、城乡之间往往配置不均衡，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及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整体而言，金融资源配置，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比较倾向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这类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一是因为金融政策的偏向性。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资金流动大、劳动力供给充足等，国家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在国家金融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沿海城市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二是因为金融机构的逐利性。金融机构比较青睐风险低、收益高的项目，而传统农业项目往往周期较长、回报不高、随意性大，故难以成为金融机构的首选对象。这种非均衡效应抑制了农村经济发展，影响了农民收入，进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减贫效应
减贫效应是指通过发展小微金融业务，为农村贫困家庭提供支付、储蓄、小额信贷等金融服务，让其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活动，获得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改善，进而缩小与高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减贫效应的直接机制，即借助小额贷款、汇兑等金融服务，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及乡镇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增加农村居民就业机会，缓解乡镇企业融资难困境，进而提高农村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贫效应的间接机制，即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将促进农村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门槛效应
门槛效应是指在金融市场中，经济状况不佳的个人或家庭由于收入有限，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即便能取得贷款，也难形成投资规模，即遭遇“金融门槛”。这主要由于金融机构出于避险动机，更偏向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个人或家庭。门槛效应主要从居民或企业获得金融投资角度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个人来说，农村居民由于家庭储蓄不足，可抵押资产少，收入渠道受限，难以享受良好的金融服务；而城市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人均收入普遍较高，易受各类金融机构青睐。而与城市企业相比，农村企业贷款门槛高、限制多，业务发展容易受阻，难以吸收更多的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企业发展程度将会影响员工的收入待遇，从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1.指标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用城乡收入比率（UARGN）来表示，即：
UARGN=
（2）解释变量——金融发展，用金融发展规模（FDS）和发展效率（FDE）来衡量。其中，金融发展规模用戈氏指数金融相关比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之比）来代表，金融发展效率用各市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比来表示。
（3）控制变量——由政府经济行为（GEB）、外贸依存度（FTD）、城市化水平（UL）、经济结构（ES）来衡量，以增强模型解释力。
2.数据的来源。鉴于实证数据的有效性及可获取性，本文选用四川省2007—2017年10年间的市级面板数据展开论证，建模所需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各市州的统计年鉴。
（二）模型的构建
本文着重分析四川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门限面板回归法，选用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作为门限变量参与实证研究。先尝试运用单门限回归模型，待检验后再深入拓展。具体模型如下：
LnUARGNit =θ1 X jI（Xj ≤γ）+θ 2X jI（X j> γ）+γ1 LnUL +γ2LnFTD +γ3LnGEB +γ4LnES +μ1+ξit （1）
注：字母i表示第i个地级市；字母t表示第t年；γ表示待估计门槛值。
X1：门槛变量，①j=0，X：金融发展规模；
②j=1，X：金融发展效率。
（三）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考虑到结果获取比较方便，本文以面板回归分析为基准模型。首先，对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证实每个变量都为一阶单整序列。其次，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验证了各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故可用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论证。整个模型通过Hausman测试检验，前四个集合为固定效应模型，第五个为随机效应模型。详情见表1。
模型（1）中只有4个控制变量，从最终结果上看，只有城市化率和政府行为较为显著，可见城市化水平愈高，收入差距愈小。在模型（1）的基础上，模型（4）引入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两大核心解释变量，经分析论证发现，经济结构也变得显著，可见随着第三产业的规模扩张，收入差距将扩大。考虑到四川省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并不高，外贸依存度在上述模型中并不明显。尽管金融规模系数为负，但检验不够明显，有待进行更深入地研究；金融效率系数为负，证明其对收入差距有反向作用。
（四）门限面板模型实证分析
1.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限变量。
（1）验证门限值存在。本文通过自助抽样法验证门限值是否存在，待验假设包括不存在、存在一个或两个门槛值。详情见表2。
由上述结果可知，单一门槛P值为0，F值为18.675，超过1%条件下的临界值，单一门槛效应显著。而双重及三重门槛都未通过验证，故将金融发展规模作为门槛变量，经自抽样检验后，有且仅有一个门槛值，可见两者关系属于非线性。
（2）确定门槛值。本文运用序贯估算法估算置信度95%的置信区间，得到表3的结果。在单一门槛模型中，门槛估计值为0.765，不仅处在对应的置信区间内，也处于双重、三重门槛模型中的置信区间，这证实单一门槛模型的正确性。
（3）得出结论。利用门槛值构建门限面板模型，得到表4的结果。当lnFDS小于门槛值0.759时，lnFDS统计量不显著；当lnFDS大于门槛值0.759时，模型系数为-0.09，通過t检验。可见，在其大于门槛值后，金融发展规模能缩小收入差距。
2.以金融发展效率为门限变量。同样，先构建相应模型，并经过显著性检验确定单一门槛，再确立门槛值为5.125，处在相应置信区间（见表5）。最后，利用门槛值构建门限面板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当lnFDE小于门槛值5.125时，模型系数为0.075；当lnFDE大于门槛值5.125时，模型系数为-0.083。可见，当其大于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效率能缩小收入差距。
3.门限回归结果分析。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当金融发展规模小于门限值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当大于门限值后，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同样，当突破门限值后，金融发展效率也能有效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四、研究结论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本文选用四川省2007—2017年各市州统计数据，通过一般回归和门槛效应两大模型，就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展开论证，证实四川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呈负相关关系，皆为单门限效应，在高于门限值之后，皆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增加农村正规金融的有效供给
1.强化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要改变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家独大的支农格局，逐步构建高效多元、竞争有序、相互补充的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新格局。各地的农村发展银行要积极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根据自身信贷业务范围继续增加农村信贷，推动各项强农政策落地见效，努力满足农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及农村路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农业银行要积极推动“金穗惠农通”等工程升级，着力打造集咨询服务、结算缴费、信息采集、电商交易等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站点，实现金融服务新突破；邮政储蓄银行要充分发挥基层网点多、广的优势，从投向和投量上优化信贷结构，把小额信贷业务作为振兴农村的主打产品，为农村地区特色行业量身定制，帮助农村家庭解决贷款难题。
2.合理调整涉农正规金融机构支农重点，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并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尽管四川省小规模兼业农户数量较多，但由于兼业农户的贷款需求逐渐下降，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需求逐渐上升，故应将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的重点贷款对象范围。同时，应及时合理调整涉农正规金融供给方向，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农业企业，为“三农”和边远地区提供更加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以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为中心，依据其所在地区、所属类型及所处发展阶段，提供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由于传统小额贷款方式难以满足新时代农村经济对信贷资金的批量式需求，故应逐步建立供给额度更大、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涉农正规金融信贷方式，不断创新担保方式规避信贷风险，进而提升涉农正规金融信贷的投放效率。
（二）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非正规金融已发展成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1.明确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大多因非正规金融存在组织形式多变、内部管理松散、经营风险高、违约成本大等问题，往往视其为“杂牌军”，致使其极易异化为“非法金融”，故迫切需要地方政府的仔细甄别。对经营管理完善且足够经营规模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要加以规范引导，让其成为满足基层农户金融诉求的补充渠道。要严格监管各类非正规金融，限制或取缔所有异常的非正规金融活动，维护农村经济稳定。同时，政府要通过法律手段对非正规金融的市场准入、交易方式、利率管制、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并定期对典当行、抵押担保公司、投资理财公司等非银行融资机构开展资质评估，强化对其经营行为的日常监管，进而推动农村非正规金融向规范化方向健康发展。
2.提高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化程度，完善运行制度和提升运行效率。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化程度并不高，机构运行总体较为混乱，故要积极引导其从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等方面向正规金融机构靠拢，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实现规范有序运行，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行水平。同时，要建立健全农村非正规金融大数据交易平台，实时披露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双方的借贷、担保、用途、违约等情况，增强交易信息的透明度，便于金融机构及利益相关方获知交易最新进展情况。一旦出现违约事件，要及时进行处理，提升金融债权实现效率，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深度融合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各有优势，前者具有交易手续简单、信息获取便捷、成本负担不高、贷款期限灵活等优势，后者具有良好的组织结构、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因此，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信息优势和发展活力，克服长期存在的银农信息不对称问题，从农村地区筛选出信用度较高的农户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降低农村借贷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充分发挥自身资本优势，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国家承认非正规金融合法性的基础上，允许双方在资金供给上展开竞争，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不足，也能让正规金融在竞争压力下不断改善金融服务质量，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同时促使非正规金融逐步走向正规化，让契约关系不受保护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得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正规化并非在政府主导下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强制性的改造或重组，而是创造条件破除其发展障碍，比如在产权形式、信用关系等方面给予法律认可和保护，让农村非正规金融成长为“自筹资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竞争者。
（四）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有利于遏制民间非法集资现象、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还有利于提升农村资本存量、减缓农村资金外流，对于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涉农金融机构要积极转变业务发展理念，改善农村金融人才环境。由于四川省农村金融市场长期践行金融服务供给优先的原则，放大了金融机构产品市场化供给的实践效果，忽视了农村家庭的真实信贷需求，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故要转变发展思路，不断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同时，由于农村地区金融人才总量较少，整体素质不高，不利于农村金融工作的高效开展，故要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以优质政策吸引专业化金融人才，从而为农村金融注入新鮮血液，提升当地金融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
2.政府要进一步加强风险防范，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加大信用宣传力度，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企业”等评选活动，给予其贷款优先、利率优惠、额度增加等多项优惠政策。同时，对违约失信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大幅提高违约失信成本，依法维护金融债权，为回流农村信贷资金创造更有利的环境。要完善“政府+银行+保险”的多方贷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分散金融机构贷款风险，鼓励其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快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缓解农民因缺乏抵押物而深陷信贷约束的困境，降低农户因自然灾害和生产波动而造成的信贷风险，达到增强涉农金融机构资本投入信心及减轻农户经济损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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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