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社区治理与社区营造研究

    黄词捷

    摘 要：文化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近三年来，成都依托自身厚重的文化底蕴优势，以“文”为杠杆，积极开展社区总体营造项目，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从外来引入到本土内生，从参与陪伴到赋权增能的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可持续社区治理之路。以成都崇州为例，在社区治理与营造中，坚持“循序渐进”“资产为本”“因地制宜”等社区营造文化路向实践原则，通过优先挖掘在地文化故事“唤醒”社区乡愁记忆、选拔在地乡贤领袖“引导”社区文明风尚、孵化社区志愿组织“激发”社区集体行动等举措，有效实现了社区居民个体幸福、社区睦邻、民族文化自信等治理成效。

    关键词：社区营造；文化治理；陪伴培力；本土内生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8.06.018

    文章编号：1009-6922（2018）06-86-06副题引题题一题二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以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一直成为学界关注、研究的焦点和基层社会实践的重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空间单元的社区（村），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系统工程的实践场域。“社区营造”作为近几年来引入社区治理领域的“新贵”，从“人、文、地、产、景”等多个维度统筹社区资本要素，为促进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2016年9月，成都市以《2016年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为开端，依托“三社互动”“院落自治”成果，启动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在全市100个社区开启“温暖社区”营造行动。2017年进一步全面开展“全域参与共融发展、全城行动温暖成都”活动，走出了独具一格的“政府主推、第三方运营、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成都社造模式”。从在全国率先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到推出极具含金量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30条”，近三年来，成都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挖掘社区内部资本，持续推进社区总体营造项目。依托自身厚重的文化底蕴优势，以“文”为杠杆，通过各级各类文化组织的多形式文化活动的开展及宣传推广，引导村（社区）居民形成文化认同，提升个人道德水平和交往能力，树立科学价值观念及理想信念，使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更有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探索出了一条从外来引入到本土内生，从参与陪伴到赋权增能的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可持续社区治理之路。

    一、社区治理的文化路径选择：基于理论逻辑与现实导向双起点

    在社会转型期，实现原子化个人的社区认同及凝聚力的有效回归，是当下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的重点。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人类一方面创造文化、享受文化，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的文化规范或约束中改造文化。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润物无声，所以，文化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一）文化路径的理论逻辑基础

    社区作为微观的社会，也是人类主体构建的世界，其必有所属的文化灵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认为：“乡村社区是作为社会生活样式的文化共同体。”说明了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态，就是文化的存在、表现与解释形式，社区治理的深层次症结在于文化的冲突与断裂。吴理财先生认为：“社区是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是文化孕育与生长的土壤，社区实质更是内含着社会资本、身份认同、群体归属与公共性等要素的文化共同体。”我国学者李山指出：“社区共同体重建之根本在于系统性调适社区文化，重构整体性社区生活方式。”可见，文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灵魂，是对社区文化共同体本质属性的深刻认知和客观尊重。文化“通过主动需求一种创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发挥文化的规范、导向、传承、动力等治理功能，实现社区营造“造人”的核心功能。让社区居民在参与合作中转变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提升人的素质技能，建立“生命共同体”精神，从而推动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

    （二）文化路径的现实需求导向

    進一步丰富和提升精神文化服务，是适应新时代社区居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应有之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在解决基本的温饱需求后，人的需求向高层次迈进，实现情感归属、个人尊重和自我价值。而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加速发展，血缘、地缘纽带关系逐渐割裂，公共空间不断挤压，社区人际疏远、道德滑坡、社会失信、价值观紊乱等问题相继出现。一方面，社区治理必须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对社区个体精神需求缺失进行积极回应。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营造蓬勃向上的文化氛围，为社区治理作出正确导向。另一方面，社区治理必须尊重客观区情，利用在地资源。成都地区作为古蜀文明的发源地，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资源。挖掘、保护、创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路径入手促进社区治理，既是延续成都历史文脉的使命担当，更是利用在地资源进行社区营造、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实践之举。

    二、成都市社区治理的文化路径实践

    崇州是成都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古称“蜀州”，有4300多年的历史。2013年开始，崇州逐步试点，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引入外来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工作。近几年来，崇州扬长避短，依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以多元特色文化活动开展为切入点，在外来社会组织的引领下，逐渐加强以在地乡贤为领头人的自组织培育、孵化，实现文化唤醒、文化引领、文化浸润、文化共鸣，有力促进社区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共同体精神的培育和自我服务能力的提高，从而有效实现了社区还权赋能、增能。目前，崇州市培育了以“一心社工”为代表的本土社会组织20家。在成都市实施社区营造项目以来，崇州市已累计开展项目22个，总体上呈现起步、提升、升华三步走的渐进规律。

    （一）挖掘在地文化故事“唤醒”社区乡愁记忆

    共同的乡愁记忆，是凝聚社区集体情感的重要元素。挖掘社区特色历史文化的过程，就是重新寻找共同信仰的过程。外来单一的文化输送无法满足社区居民多元的文化需求，无法整合和凝聚社区自身空间内的人际关系，社区居民只能成为单纯的“看客”。为抓住群众内心，吸引群众参与，调动积极性，崇州依托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特色，借助各个乡镇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管家”模式，有针对性地开设了适合不同社区居民“乡愁”的多种文化套餐，引导居民绘制出社区“文化地图”，推动“氏族文化”“红色文化”“津渡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等有效传承。例如，崇州市崇阳街道依托四川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优势，在朱氏街社区的百年老巷，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老巷生辉”的社区营造项目。项目前期主要以“老街故事会”活动吸引众多社区老人、中青年参与，走访老街居民收集、整理、编辑具有朱氏街地域特色的故事18篇，举办以“历史传说”“红色革命”“艰难岁月”“改革春风”为主题的故事会，开展“故事爷爷进学校”、“身边人说身边事”社区故事讲堂、“寻找崇阳记忆”百姓故事会等活动，累计听众480余人次，开展“老街·古韵”摄影作品征集及评选活动1次，征集反映老街建筑、人文、风景、自然的比赛作品136幅。又如，济协乡在聚居了孔子第73至78代后人的孔家碾社区，深入挖掘孔子儒家文化，推崇儒雅谦恭、恢复礼学仪注；三郎镇龙翔六顶小区、桤泉镇千功村和崇阳街道白云社区，创办本土“社区报”“社区文化集”等社区刊物，开辟“文化直播间”，刊载社区内的人、文、景、事、游、感等，鼓励社区居民投稿，促使居民开始重新审视社区、认识社区，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宿感”，培养共同的社区营造愿景，为盘活社区资源打下基础。

    （二）选拔在地乡贤能人“引导”社区文明风尚

    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更是实现基层社区德治的重要支撑。当公共意识未能在社区全面树立的初期阶段，依托外来社会组织社造项目的有效介入，发掘、培育、选拔社区乡贤能人，是发挥以点带面效果的关键一步。崇州注重乡贤“教化乡民”“温暖故土”作用的发挥，大力推进乡贤文化的发展。通过主动访寻、公开招寻、群众帮寻乡贤，充分调动乡贤能量，不仅给予了乡贤实现更多自我价值的空间，更依托在地乡贤的自身感召力，树立了道德标杆。搭建乡土学校、乡村可持续发展青年研究社、手工艺传习所等文化传播平台，把文化种进社区、植入林盘，引导社区居民转变思想观念，重建邻里关系，推动社区文明新风尚的形成。例如，崇州桤泉镇群安村退休教师骆学林，在半亩塘文化院坝开设乡间讲坛，定期向乡亲们讲古说今，将崇州历史文化、廉政文化、余氏家风家训文化作为传播内容，对传统文化传承、伦理价值维系、乡村道德重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崇州崇平镇吕林老师回乡创办“习风堂”公益文化书院，成为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爱国主义、党史国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课堂；创办《乡村建设》内部刊物，宣传乡村振兴理论研究成果和改革创新实践经验，免费向各级党政部门和基层干部群众赠阅；依托互联网，开通“成都习风堂书院”微信公众号，推送例如“何为孝”“小强谈历史上的崇州”等主题教育文章。书院还向政府部门申请，发起成立“崇州市乡贤文化促进会”，设立“乡村文化发展基金”“乡贤扶助公益基金”“关爱老年人基金”“关爱贫困学生基金”等，实实在在帮助家乡弱势群体，倡导敬老、助困，助力家乡文化、老龄、教育事业发展。再如，元通镇季家林盘季元龙，走家入户讲政策、讲方法、组织居民外出参访，主动为社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作贡献。

    （三）孵化社区志愿组织“规范”社区集体行动

    社区营造关键在人，根本动力在于社区居民。如何实现社区居民能力提升，促进社区可持续性发展是社区治理的重点和最终落脚点。从微观的个人价值重塑到团队能力的整体提升，从林盘环境整理到文化产业共荣，崇州社区营造实现了从意识到行动的“增能”升華。

    1.孵化自组织。目前崇州依托社区营造项目的契机，分文艺兴趣、院落管理、志愿服务三类，培育和转化了多个社区自组织。如龙翔六顶小区依托“心之翼”项目孵化了“文化使者团”，推选60余名院落长参与社区自治，实现了整个小区的33个院落的全覆盖。白头镇五星村依托“整合资源筑梦五星”社区营造项目，孵化了“快乐农夫队”和“创业小分队”。平均年龄65岁的快乐农夫队成员已能独立完成“特色展销会”等活动的策划实施，并通过向游客售卖公共观光区的蔬菜筹措社区发展基金。崇阳街道朱氏街社区孵化培育了15名成员的“老龄帮帮队”，帮助关爱孤寡老人、调解邻里纠纷等。梓潼镇兴裕社区孵化了由18名成员组成的“街巷长”团队，负责街巷的管理服务工作。

    2.规范民主管理。制度是文化的外化、对象化、固定化。社区作为自治、德治、法治的实践场域，必将刚性的外部约束与柔性的内部引导相结合。崇州各个自组织通过内部民主管理会议，讨论制定组织章程，推选自组织带头人，认同岗位身份。依托“社区家规”“村规民约”，规范“院落会议制”“院落长制”“楼栋长制”“联席会议制”等制度，实现社区自组织间的合作共赢。如道明竹艺村、集贤徐家渡林盘、梓潼兴裕社区、桤泉群安村、观胜联义村等，居民通过“老茶馆”等公共空间交流探讨，制定出了各自的村规民约，并将其打造为文化景观，成为村社区的一道“风景线”。白头五星村还探索出了“1+3+6”的社区民主管理模式。锦江清远里林盘探索了林盘治理体系，建立林盘治理委员会，下设项目推进组、环境整治组、综合服务组、公益事业组和宣传教育组，制定了林盘日常事务例会制度、环境卫生综合评比制度、自筹资金维护制度。

    3.刺激能力提升。整合文化站资源，借助艺术家、文化创客等“新村民”“新乡贤”， 不定期开展学习沙龙分享会，学习会议规则，学会如何合理与政府对话、如何解决自己院落内部事务等。如集贤“凡朴生活”创客团队联合崇州“常青藤”社工组织，通过每周五晚免费开放“荒岛书屋”“乡土微党校”，邀请来自WWOOF国际义工组织等多个组织的志愿者、乡土能手等，跟村民交流读书心得、传播自然教育理念、分享沟通管理技能等，促进村民能力提升。

    4.促成共同行动。明确意愿和权责，发挥社区居民主体作用。依托院落会、议事会等自组织民主协商，达成社区发展共识，群众民主投票确定优先发展项目。如锦江乡乌尤村3组，通过议事会找准交通“痛点”，群众通过筹资、筹智、筹力解决修路难题。三郎龙翔六顶小区通过院落会议找到非机动车辆“停车难”这一亟需解决的问题，自主组织小区居民筹资修建了停车棚。

    三、成都社区治理的文化路径成效

    文化的力量足以唤醒居民的公民自觉性，发展文化民主性，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增强社区的居民身份认同感。社区治理既是社区文化生产的过程，也是发挥文化规范和约束作用的实践行动。正是因为文化“隐形”力量的支撑，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让社区内居民无意识、不自觉地践行社区治理，享受到文化路径推动社区治理的实际成效。

    （一）微观层面：满足居民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幸福感

    发掘、解读、呵护本土文化资源“唤醒”社区乡愁记忆的过程，既是满足社会个人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的过程，也是发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举措；既是社区人重新找回个人“存在感”的过程，更是社区人重新找回个体“被需要”的社会价值的过程。一方面，社区流出或外来流入的劳动力，能够依托社区传统节庆特色活动，加深对“家”的感知度，触摸到社区温度，社区人在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肯定中找到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历史贡献；另一方面，社区常住居民，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技能培訓，不仅满足社区居民自我学习提升的需求，更增加社区居民“我能行”的自信心。尤其是社区老人对自身身份重新定义，由以往被外界贴上“低（失）能”标签的群体转变为“社区文化能人”，能够借助以往的职业身份、知识背景等通过口述历史找回“时光”，在文化活动中肯定自身力量，获得“我有用”“被需要”的满足与幸福。

    （二）中观层面：促进社区持续有效的睦邻交往关系，培育社会资本

    首先，文化艺术活动开展，通过“聚拢人气”的方式，重造了信任度紧密的“熟人社会”网络，增进了社区认同感和归宿感。情感的维系，与交往的频度呈正相关。多元特色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使原子化的个人因“趣缘”形成彼此关联的群体，在活动参与中促进相互认知、彼此信任，进一步培育邻里情感，促进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其次，文化艺术活动通过表彰、宣传优秀“家风门风”等形式，实现社区文明“浸润”，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凸显了社区“德治”的力量。社区居民通过管委会、议事会、自治促进会等自治组织内部民主协商的方式，制定“村规明约”等自治制度，推动社区公共生活的有序开展。再次，文化艺术活动通过引起文化“共鸣”，凝聚社区力量，启发社区居民在“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指导下，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文创产业水平，实现社区增收、居民致富。

    （三）宏观层面：坚定维护优秀民族文化的意识立场，增强文化自信

    社区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行动与现实基础，保留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基因，满足个体、家庭和社区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培育，就是文化在政治场域中发挥隐形权力的过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瑰宝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性继承和发扬，能让“华夏儿女”保持文化自觉，清醒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优势，同时又能了解世界，把握本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趋势，更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文化侵略危机此起彼伏的今天，坚定文化立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自觉弘扬民族文化。

    四、成都社区治理的文化路径启示

    社区营造的核心是对人的营造，激发社区人的参与热情和提升参与能力，是社区营造的主轴。成都社区总体营造项目在近三年的实践中，以崇州为代表的区县，紧紧围绕“文化认同”这一核心，通过优先挖掘在地文化故事“唤醒”社区乡愁记忆、选拔在地乡贤领袖“引导”社区文明风尚、孵化社区志愿组织“激发”社区集体行动三个阶段，有效实现了社区发展“培力”的可持续治理目标。

    （一）坚持“循序渐进”，还权赋能

    社区营造是通过培养社区成员的使命感和参与力，最终帮助社区居民自主解决问题，促进社区永续发展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转变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念，着重培养共同体精神，转“看客”为“主人”身份，帮助社区居民人人树立“我想做”的思想。第二步，促进社区居民能力提升，着重引导社区居民在项目开展中学习参与、协商、沟通，帮助社区居民人人掌握“我能做”的能力。为此，瞄准“造人”目标，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前期促进“文化认同”，建立和强化社区居民“我们”的概念。通过历史文脉、价值信仰、生活愿景的“共性”，逐步引导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关系网络，为后续促进社区集体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资产为本”，多元合作

    社区营造是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最后的落脚点是民生福祉。以往的社区治理，更多地强调“需求为本”，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社区发展模式，特别倾向于以满足“需求”为核心。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发现，这样的模式弊端逐渐凸显。部分被动接受者乐于承认自身“不足”，“等、靠、要”思想逐步蔓延。更甚者欲望膨胀，一旦有效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就出现内心焦虑，引发仇视社会心理。为此，将“需求为本”与“资产为本”相结合，既尊重社区居民自身需求导向，同时更注重发挥社会力量，调动社区居民个体、家庭、自治组织、社区团体、驻区单位等不同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发掘各方的能力、特长，不断扩展和巩固社区关系网络，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三）坚持“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独特的地理风貌、人文环境或差异化的产业结构等，是不同社区社造项目开展必须要尊重的基础。所以，不同的村（社区）适合的社造项目侧重点应该是不同的，或者至少切入点、突破口是不一样的。全面覆盖“人、文、地、产、景”五个维度的社造项目，往往因为重点不突出而成效不佳。为此，必须坚持“因地制宜”，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进行社造项目的推动。即便是文化路径的切入，也要聚焦重点，依托本土的历史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多样化的文化特色资源，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找到差异化的文化治理之路。

    参考文献：

    [1]吴理财.处境化经验：什么是农村社区文化以及如何理解[J].人文杂志，2011（1）.

    [2]景小勇等.社会视角下的国家文化治理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3]任洁.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M].杭州：杭州人民出版社，2015.

    [4]胡惠林.国家需要文化治理[N].学习时报，2012-06-18.

    [5]李山.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行动路径[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6]刘兴景.城市社区治理的文化路径探析[J].萍乡学院学报，2017年（2）.

    [7]刘永歌.乡村社区治理的文化路径研究[J].文化学刊，2017（8）.

    [8]刘莉.社会资本、社区文化和城市社区发展[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9]王啸，袁兰.文化治理视域下的文化政策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政策分析[N].人民网理论频道，2013-01-08.

    [10]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秦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