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困境下的台湾经济走向与思考
【摘要】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增长在“亚洲四小龙”中持续垫底，这是岛内投资不足、消费动能持续弱化、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不振、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债务问题难以改善等周期性、结构性和机制性原因累积叠加作用的结果。民进党政府上台已一年有余，由于政策不当，岛内上述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加剧，并使社会不安情绪弥漫，政治对立升级，这些都将增加台湾经济摆脱困境的难度，台湾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是大概率事件。台湾要摆脱经济困境，最可行之路就是重回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轨道，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持续深化，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大势。
【关键词】台湾经济困境 经济走向 周期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 机制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3.009
进入新世纪以来，周期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等多重原因的累积叠加困扰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台湾经济一直在低位徘徊。台湾岛内外市场需求不振、产业结构调整前景黯淡、债务累计已达临界点，加上岛外市场开拓能力有限和两岸关系难解的僵局，使岛内外各方对台湾经济前景疑虑加深。台当局试图通过政治加经济的手段“亲美联日”、全面弱化与大陆的联系等举措来摆脱困境，实在是南辕北辙，只能加深台湾经济的困境。
持续低迷的台湾经济回暖乏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低位徘徊已是常态。1981～1990年10年间，台湾经济年均增长率曾高达11.5%，在“亚洲四小龙”中位列前茅。1991～2000年年均GDP增长有所下降，但仍能以年均8.8%的增长率较快增长。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开始先于其他“四小龙”进入低速增长，其中，2001～2010年平均GDP年增长率为3.2%；2011～2017年平均GDP年增长率为3.1%，在“四小龙”中台湾经济增长继续垫底（见表1）。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岛内投资不足，岛外资本投资持续萎缩，岛内消费动能弱化是拉低台湾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
岛内投资不足与资本闲置情况并存。首先，岛内总投资从2012年到2016年连续5年下降，岛内投资占GDP比率（投资率）分别为：21.8%、21.5%、21.2%、20.3%和20.2%（见表2），这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其次，岛内“超额储蓄率”（储蓄率—投资率）持续上升，2012～2016年分别为：8.6%、10.5%、12.4%、14.4%、13.7%，也是近30年所少有。如2001年“超额储蓄率”仅为6.07%，而到2011年增长至8.5%，2016年更达13.7%（见表2）。这一指标显示近年来岛内投资不足、资产闲置情况严重。而且由于台当局债务已超越法定上限，难以复制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举债来进行投资、稀释储蓄的情形，另外，当前岛内企业岛外生产比已超过50%，加之岛内投资环境难以优化，岛内投资空间，尤其制造业投资空间有限，使岛内民间投资尤其占比较高的制造业投资很难提振。
岛外资本投资持续萎缩已成常态。在吸引境外投资方面，台湾地区自国际金融危机后就面临萎缩，2014年岛内吸引外商投资金额比2007年大幅缩减62%。除个别年份由特殊投资案拉动，如2016年由于美光科技（美國）和阿斯麦（ASML，荷兰）对台湾半导体企业的大手笔收购，台湾当年在获得境外投资方面有较大的提升，当年台湾吸引境外投资达110.3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其余年份均在低位徘回，2008～2015年台湾年均获得境外投资仅为53.4亿美元。再者，尽管2016年外资在岛内投资达110.3亿美元，但与当年台湾对外投资相比，资金仍呈净流出态势。另一值得关注的点是，美国、日本等与台湾经济关系密切、且为台湾产业链上游的经济体，近十年来对台湾的投资也是持续下降，如美国2007年对台湾投资为31.4亿美元，2008年为28.5亿美元，而2015和2016年分别降至1.3亿～1.4亿美元；日本2006年15.9亿美元，2016年降为3.5亿美元。
岛内消费动能持续弱化。岛内消费动能趋弱难以拉抬主要是受岛内经济不振、就业困难、薪资增长停滞、股市低迷、贫富差距扩大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由于对经济前景悲观，台湾民众持币而不敢消费，如近年来台湾人民储蓄总额在5万亿～6万亿新台币之间，连续7年储蓄率（储蓄总额/GDP）超过30%（见表2）。同时，台湾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2007～2014年8年间，台湾工业与服务业受雇人员薪资增长总额仅为6.6%，而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9.3%，薪资增长落后于物价增长。据台湾“主计处”数据，2016年岛内民间消费增长率仅为1.36%，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而台湾民间消费占GDP总量50%以上。在岛内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解决以前，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必然会弱化。
对外贸易周期性与结构性难题并存
台湾是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国际贸易占其GDP的比重在100%以上，高度受制于国际经济周期性的波动。2014年，台湾商品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60.3%，2015和2016年稍有回落分别为54.3%、52.9%，而同期韩国为45.0%左右，美国和日本也仅为9.4%和15.2%。面对近年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台湾外贸备受冲击。
国际经济周期性因素对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增大。从此轮经济周期的需求面看，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如2012～2015年全球经济年均增幅3.3%，而全球贸易年均增长3.1%，低于全球经济增幅。作为曾经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作用最强的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对全球贸易的拉动效应也明显减弱。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7059.78亿美元，同比下降2.9%，其中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2.8%。据日本海关统计，2016年日本货物进出口额为12521.4亿美元，同比下降1.6%。其中，出口同比增长3.2%，进口同比下降6.3%。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6年，欧盟27国进出口额为38355.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1%。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7%，进口同比减少1.5%。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台湾对外贸易振幅加大。从总量情况看，2011年台湾对外贸易达到近年峰值，对外贸易总额创纪录（为6009.9亿美元），而2016年则直降至5108.9亿美元，两者相差901亿美元，降幅达15%。如无稳定增长的两岸贸易，其对外贸易的大幅波动对岛内经济的冲击将更大。再者，长期以来台湾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近年以来更为严重，2010～2016年7年间年年贸易顺差，且累计达2452.2亿美元，年均顺差达350亿美元。
必须强调的是，当前国际贸易格局正处在深刻调整时期，对外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将是常态。据WTO数据测算，全球外贸依存度1970年为27.9%，1990年为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而2016年则回落至42.2%。与此同时，2010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13.9%，其中发达国家为13.4%，此后一路下滑，2013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3.1%，其中发达国家降至2.5%，2016年增长速度更降为1.7%，2017年的预测为1.8%～3.1%[1]。因此，台湾岛内推动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寄望于外部周期转好、外需大幅提升的拉动效应了。
优化贸易结构难以突破。台湾对外贸易在量上难有大的突破，但如果台湾对外贸易在结构上顺应市场，有所提升和优化，对外贸易的扩大还是有一定空间的，至少不会出现衰退隐忧。但我们从台湾进出口贸易结构看，台近10年来在这方面的变化有限，从贸易产品的要素密集度角度分析，台湾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进口额有所降低，2011年为1544.6亿美元，2016年降至1107.19亿美元；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也由2011年的1124.66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997.86亿美元（见表3）。从出口情况看，资本密集度高和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出口均有所降低，如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由2011年的1783.63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1592.15亿美元，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由2011年的1612.30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1555.44亿美元，而能源密集度中等和劳力密集度中等的产品则分别由2011年的1197.44亿美元和1364.76亿美元分别上升至2016年的1322.9亿美元和1411.68亿美元（见表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岛内产业结构和产品的竞争力难以提升，甚至有所倒退的现状。
发展前景堪忧。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已经开始。美国已开始推动制造业回流、德国实施工业4.0、日本《2015年版制造白皮书》正在落实、大陆《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在全面进展中。我们知道，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强项在信息技术、石化产业和精密机械等方面。但从目前来看，台湾这些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产业正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与压力。以信息产业为例，现在世界正进入后PC时代，国际上的竞争重点已?再是台湾具有一定优势的信息硬件技术、标准化产品与价格方面的竞争，而是过渡到以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三网融合、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集成电路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高端软件等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上的竞争，一向以代工为主的台湾相关产业，在在这些方面的技术创新储备明显偏弱，除了高性能集成电路方面的代工外，其他产业方面的优势有限。
岛内產业结构调整缺少亮点
2016年5月，蔡英文政府上台后随即提出产业政策方面的具体举措：打造亚硅谷、智能机械、绿能科技、生技医药以及军工产业等五大创新产业。为此，台湾行政部门2017年2月颁布“2017～2020年四年发展规划”，其关注点主要在两大产业：一是将台湾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半导体产业，确定为“提振岛内经济的第一主轴”；二是重点为岛内生技医药产业规划了具体的发展路径，将其定位为“建置台湾成为亚太生医研发生产重镇”，提出持续大力度培育生技医药产业作为下一个产业亮点，并在捉襟见肘的预算额度中少有地划拨了2017年度109.47亿元新台币的专项预算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两大产业责任重大，既有保持既有产业优势、稳固岛内经济发展的重责，又有培育堪当大任的新兴产业、维持岛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期待。但这两大产业的前景如何呢？
岛内各界对台湾IC产业心态复杂。当前岛内约有250家IC设计厂商、15家IC制造厂商（包含晶圆代工及内存制造）、27家专业封装与测试厂商。其中，当前台湾晶圆代工世界第一（占有率约70%）、IC封装测试世界第一（占有率约50%）、IC设计世界第二（占有率约20%）。毫无疑问，IC业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以世界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TSMC）为例，其2016年全年营收为创纪录的9479.38亿新台币，占台湾制造业产值的20%，而且过去5年，台积电的加权平均毛利率更达为48.6%。可见IC业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但台湾IC业的短板也显而易见，还以台积电为例。
第一，台积电在瓦森纳协议[2]的保护或制约下生存，自主性很低。如台积电的材料、设备、制程均在瓦森纳协议体系的清单中。换言之，台积电的经营权的独立性、自主性是受质疑的。其未经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允许，是不能与其他企业、经济体、机构合作的，甚至台积电在海外设立晶圆制造厂区（FAB），都要按照瓦森纳协议条款审核，决定权不在企业手里，台当局也不可掌控。
第二，实质上台积电现今已是一家在岛内运营的外资公司。当前台积电股本结构主要为：外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和自然人）占78.98%，台湾当地投资人（当地法人、自然人、官方以及该公司全体董事、监察人、经理人）仅占21.02%，其中，岛内自然人股东仅为8.09%。因此，说到底，台积电是一家设立在台湾的以外资为绝对主导的电子公司。[3]
第三，当今台积电已是带动整个台湾IC产业的核心和支柱，也是台湾经济的基石，没有台积电，台湾IC产业的竞争力就会打一个巨大的折扣，甚至引致整个产业链的断裂。现在台积电已经占了台湾股票市场近20%的权重，台积电股票涨，台股就涨，台积电股票跌，台股就跌，将其经营情况直接、间接地传导至台湾整个产业和经济。
生技医药产业成为台湾下一个支柱产业充满变数。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生技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十大科技领域之一，2007年在亚太地区率先颁布实施了《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2009年又颁布《生技起飞钻石行动方案》，以加速生物医药相关产、学、研机构研发成果的商品化，鼓励岛内企业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的投资。2014年，台湾共有850家生物制药公司，其中500家为生物技术公司，其余为药企。民进党当局希望岛内生技医药产业?增长率达6%～9%，高于同期GDP增长，并计划2020?使岛内生技医药产值达到5008亿元新台币。
2015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已超过1万亿美元，[4]未来5年的年增长率在4%～7%，预计在2020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将达到1.4万亿美元。但台湾能否在这一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推动台湾生技产业成为又一个支柱产业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
一是能否另辟蹊径，以小博大，异军突起，完成不对称发展。以生技产业中相关新药的研发为例，这是一个收益及风险都很大的项目。由于当前研发过程更为复杂，相应的研发费用投入也越来越多，2011年美国获得批准的生物药品研发费用需要花费12亿美元，传统小分子化合物药品需花费13亿美元，[5]近年来更是在15亿美元以上。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塔夫茨药物研发中心2014年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称，如果将直到上市的全部费用计入，那么开发一个处方药的费用最高估计可达25.6亿美元或28.7亿美元。台湾基本没有以上硬条件，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有所成就。
二是能否将相关企业整合成一个跨领域、跨团队，从全球竞争与合作着眼的产业团队。除了高昂的费用支出外，创新药物从研发到上市的产业链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据研究，平均每5000～10000个化学或生物分子中可筛选出250个先导化合物进入临床前研究阶段，其中约5个可以进入临床研究阶段，最终仅有1个被批准上市，而这一个新药从发现到成功上市通常要经历10～15年的时间。[6]岛内业者均属中小型企业，本身缺乏完整的药物开发经验，因此岛内生技医药产业起步虽早，但至今没能拿出一个像样的产品，其症结之一在于没有培育出一个相关旗舰企业及一批舰队企业。
根据以上分析，台湾五大产業中除了电子、精密机械在瓦森纳协议保护之下还有若干年的领先优势外，其余产业若想通过蔡当局产业政策的推动而异军突起，难度极大。
持续恶化的岛内债务问题难以改善
近年来岛内财政支出增长持续下降。2009年台湾财政总支出为26708.9亿元新台币，2016年台湾财政总支出为27457.0亿元新台币，仅微增7.5亿元新台币，这种近乎于零增长的财政投入对岛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已造成严重影响，首当其冲的是降低社会福利、退休抚恤及其他民生支出的能力；同时，也开始影响岛内社会稳定以及民众对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期；制约台当局利用财政工具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并对岛内经济未来发展造成伤害。
首先，已导致科技研发展水平降低。台当局在整个经济发展方面的支出，2009年为6018.9亿元新台币，而2016年大幅降至3947.2亿元新台币，8年间直降2071.7亿元新台币。其中，由于当局在财政方面支持乏力，岛内整体科技经费的支出大大降低。其一，当局研发经费2009年支出为1061.5亿元新台币，2015年为1075.6亿元新台币，仅增长14.1亿元新台币，基本上原地踏步；其二，当局研发经费支出的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岛内企业、岛内外资企业的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2009年台湾整体科技研发经费为226.5亿美元，2014年也仅为323.1亿美元，而同期2009年韩国全部研发经费投入为459.9亿美元，2014年为722.7亿美元[7]，远远超过台湾。
其次，也使基础科学研发水平降低。台湾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支出2009年为5815.4亿元新台币，2016年的支出为6649.3亿美元，增长104.2亿元新台币，相较其他经济实体而言增长缓慢，加上效率等方面的原因，台湾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水平全面下降。从相关科技成果在国际上的排名看，2009年台湾科技工作者在SCI论文发表篇数为2.4万篇，世界排名第16位；EI论文发表篇数为1.9万篇，世界排名为第9位；而2016年台湾科技工作者在SCI论文发表篇数为2.6万篇，世界排名降为21位，下滑5位；EI论文发表篇数为1.8万篇，世界排名为第16位，下降7位。
尽管改善财政收支恶化状况一直是台当局试图解决的问题，但一直难以找到“良药”，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与财源，才能获得更多的税收。但台湾经济发展动力与后劲严重不足，很难达成这一目标。同时经济低速增长的基本态势和较高的岛内各种支出的需求，又衍生出各种社会矛盾，对经济的发展形成障碍。
第二，已无空间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债务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是各经济体常采用的政策举措。但台湾的财政赤字在过去二十多年大多数年份都在3%以上，个别年份赤字占GDP比重超过6%。[8]截至2015年5月末，台湾地区债务总额达6.5万亿元，若加上各种隐型债务18万亿元，债务总额近25万亿元，[9]远超当年台湾GDP总额（16万亿元），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达156%，已超过2010年希腊的债务水平，[10]也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财政赤字安全线标准，[11]在债务方面持续宽展风险加大、空间有限。
第三，非经济因素严重制约台湾财政改革。要恢复岛内健全的财政功能，必须从“开源、节流”即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推动。但从岛内的政治大环境看，各政治势力为争取选票，不仅不敢加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反而通过诸如废除证所税、艺术品拍卖所得税、减免综合所得税等减少税源，以照顾特定的政治势力；在财政支出方面更是以增加“中央”支出的形式直接“关照”属于“本党”的地方政权。这种在政党政治的社会背景下，选票考量重于一切，财政回归正常相当困难。因此，岛内财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似悬在头上的利剑，而财政困境又将是难以克服的执政困境，这是笼罩在台湾上空的又一片经济和政治阴霾。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困难重重
台湾是外贸导向的经济体，为实现竞选承诺，蔡英文上台后即刻开始推动其“降低对单一国家、单一市场的依赖”“亲美远中”的国际经贸布局，其主要举措有三：一是推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二是争取与其他经济体签署FTA；三是启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但由于台当局这些政策虽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之名，但实质是“台独政治工作者”们获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因此这三大举措难以落实。
首先，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已走入僵局。其一，推动加入TPP受挫。过去几年，加入TPP一直被视为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目标。到了蔡英文时期，TPP一度成了唯一的战略目标。蔡英文在就职前后的多次谈话中，都一再重申加入TPP的决心，试图通过加入TPP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并获取政治利益。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确定退出TPP，支撑到最后的蔡英文才不得不暂时放下TPP。其二，台湾参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难以实现。台湾经济本身发展以及台湾业界均盼望参与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但由于两岸相关部门交流的停摆，这条路也是个“断头路”。其三，台湾其他相关期待也没有现实可能。如蔡当局试图在前期就参与日本等国正在研究的、由日本主导的TPP，以及日本、印度合作建设“自由走廊”计划。研究显示，即使日本领头主导TPP计划，但此TPP已非彼TPP；“自由走廊”计划更是尚未启动便已走入僵局，即使这般，台湾的加入也不被看好。
其次，台湾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署FTA难以如愿。在加入TPP受挫后，蔡英文在会见日本业界人士时公开表示，希望尽快与日本展开台日自由贸易协议（FTA）的协商；台湾当局也表示将在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基础上，为签署台美自由贸易协定（FTA）作准备，并表示台湾将“自我主导经济国际化之路”，显示台湾签署FTA既是其重振台湾经济，防止经济“边缘化”的需要，也是其意图抗衡祖国大陆，弱化与祖国大陆联系的政治布局。
但现实是2016年美台贸易总额324.4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3.7万亿美元的0.08%，大陆与美国则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2016年中国大陆对美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1%。很难有经济上的理由假设，没有中国大陸的首肯，美国特朗普政府会与台湾签署政治意涵远远大于经济利益的FTA。就日本而言，从经济层面看，日本也已表示过，台湾当前平均关税已经较低，加上日本与台湾贸易数额也不大，仅占日本贸易总额的4.8%，也没有理由与台湾签署FTA。
最后，“新南向政策”前景渺茫。“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当局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政策一方面试图将台湾经济触角延伸至东南亚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和地区，以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空间；另一方面意欲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建构21世纪新伙伴关系”，践行其“从世界走向大陆”计划，弱化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从经济上看，台商已在东南亚国家经营多年，有一定基础，但能否使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更进一步，取决于以下三点。其一，如何处理“新南向政策”与RCEP的关系。当前，大陆与东盟之间的关税已大幅下降，RCEP的推动将使大陆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更为紧密，而且其内容除了贸易及投资开放，亦包含经济及技术合作。如果台湾不能加入这一区域合作的进程，其“新南向政策”带来的只能是资本单向流出、岛内产业的空心化及失业率的扩大。其二，如何处理“新南向政策”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被认为“超乎想象”。从当前情况看，台湾在不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善用大陆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利基的情况下，很难推进和提升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其三，如何处理两岸产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关系。如果两岸产业合作思路没有转变，两岸产业尤其传统产业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很可能大于合作，而且如果产业趋同性过高的话，不排除这种竞争会演变成恶性竞争，综合来看，结果必然是台湾企业难占上风。
在两岸没有政治互信的前提下，台湾“新南向政策”必然面临重重挑战，其失败在刚刚起步就已成定局。即便如此，蔡当局仍会“硬”推“新南向政策”，因为这盘棋局进可收获台商自身努力及前人的成果，退可将责任推给大陆，确保民进党当局在政治上进有所得，退无可失，稳赚不赔，台湾经济的未来并非其考虑重点。
两岸经济合作面临挑战
自2016年5月民进党上台，蔡英文政府就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出现僵局，两岸经济合作面临冲击。
首先，两岸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断。2008年以来，两岸两会恢复协商，达成23项协议，使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由过去的间接单向走向直接双向，在众多领域建立起合作平台，使涉及两岸公权力的制度化经济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自2016年5月民进党正式执政后这些平台工作完全停摆，如两岸两会领导人的制度化协商中止；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停止运作（该委员会是推动ECFA落实的两岸公权力授权机构）；两岸达成的23项协议存量部分暂时没受影响，不过一旦遇到问题时公权力部门很难介入；相关协议执行效率也不会乐观。
其次，两岸经济政策协商模式将转为博弈模式。蔡英文当局明确宣示：“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12]其目的在于改变两岸经济互补互利、联系日益密切的合作模式。蔡当局上台至今没有出台一项有助于两岸经贸的政策措施，反而抛弃了旨在实现两岸经贸园区对接的台湾经济自由示范区，并强化管制、积极推动所谓“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工作，试图用相关法律牵制两岸经济合作，一旦通过，两岸协商和所达成协议的权威性必会受损。
最后，大背景的变化将使民进党“远大陆”的政策备受挑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与扩大势必也会融入大陆经济结构升级的大潮之中。多年的磨合使两岸经济合作已有其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积蓄了抵御风险的能量，受市场规律作用的影响。因此，在两岸民间经济交流日益深化的前提下，两岸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加强、扩大，台湾“远大陆”的经济政策将备受挑战，同时，未来的两岸经贸交流、产业合作恐将更往大陆倾斜，越来越以大陆为主场。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台湾经济叠加困境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机制性原因，同时还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多重原因的累积叠加困扰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是大概率事件。台湾要摆脱经济困境，最可行之路就是重回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轨道，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持续深化，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但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在加剧，社会不安情绪弥漫，政治对立升级，引致台湾经济困境的各种因素短期内不会消失，这些都将增加台湾经济摆脱困境的难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两岸金融合作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3&ZD053;、13AGJ007）
注释
[1]世界贸易预测，参见WTO网站。
[2]文章名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
[3]台积电创立之初，台当局曾持有台积电40%股份，其后陆续对外释股，至今只剩下6.38%左右的股份。
[4]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数据显示。
[5]李晓婉：《新药研发成本评估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初探》，《中国药事》，2014年第2期。
[6]高婧：《全球创新药物研发趋势分析》，《中国新药杂志》，2015年第24期。
[7]中国台湾“科技部”：《科学技术统计要览》。
[8]殷存毅、李鼎：《台湾财政困境分析》，《台湾研究》，2015年第6期。
[9]参见台湾《“财政部公库署当前财政状况”报告》，2016年7月。
[10]单玉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选择》，《福建金融》，2016年第7期。
[11]马约规定的欧盟国家财政红线，被认为是财政赤字安全线：一是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3%，二是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60%。
[12]蔡英文：《给民主进步党党员的信》，《联合报》（台），201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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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樊保玲
【关键词】台湾经济困境 经济走向 周期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 机制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3.009
进入新世纪以来，周期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等多重原因的累积叠加困扰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台湾经济一直在低位徘徊。台湾岛内外市场需求不振、产业结构调整前景黯淡、债务累计已达临界点，加上岛外市场开拓能力有限和两岸关系难解的僵局，使岛内外各方对台湾经济前景疑虑加深。台当局试图通过政治加经济的手段“亲美联日”、全面弱化与大陆的联系等举措来摆脱困境，实在是南辕北辙，只能加深台湾经济的困境。
持续低迷的台湾经济回暖乏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低位徘徊已是常态。1981～1990年10年间，台湾经济年均增长率曾高达11.5%，在“亚洲四小龙”中位列前茅。1991～2000年年均GDP增长有所下降，但仍能以年均8.8%的增长率较快增长。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开始先于其他“四小龙”进入低速增长，其中，2001～2010年平均GDP年增长率为3.2%；2011～2017年平均GDP年增长率为3.1%，在“四小龙”中台湾经济增长继续垫底（见表1）。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岛内投资不足，岛外资本投资持续萎缩，岛内消费动能弱化是拉低台湾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
岛内投资不足与资本闲置情况并存。首先，岛内总投资从2012年到2016年连续5年下降，岛内投资占GDP比率（投资率）分别为：21.8%、21.5%、21.2%、20.3%和20.2%（见表2），这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其次，岛内“超额储蓄率”（储蓄率—投资率）持续上升，2012～2016年分别为：8.6%、10.5%、12.4%、14.4%、13.7%，也是近30年所少有。如2001年“超额储蓄率”仅为6.07%，而到2011年增长至8.5%，2016年更达13.7%（见表2）。这一指标显示近年来岛内投资不足、资产闲置情况严重。而且由于台当局债务已超越法定上限，难以复制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举债来进行投资、稀释储蓄的情形，另外，当前岛内企业岛外生产比已超过50%，加之岛内投资环境难以优化，岛内投资空间，尤其制造业投资空间有限，使岛内民间投资尤其占比较高的制造业投资很难提振。
岛外资本投资持续萎缩已成常态。在吸引境外投资方面，台湾地区自国际金融危机后就面临萎缩，2014年岛内吸引外商投资金额比2007年大幅缩减62%。除个别年份由特殊投资案拉动，如2016年由于美光科技（美國）和阿斯麦（ASML，荷兰）对台湾半导体企业的大手笔收购，台湾当年在获得境外投资方面有较大的提升，当年台湾吸引境外投资达110.3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其余年份均在低位徘回，2008～2015年台湾年均获得境外投资仅为53.4亿美元。再者，尽管2016年外资在岛内投资达110.3亿美元，但与当年台湾对外投资相比，资金仍呈净流出态势。另一值得关注的点是，美国、日本等与台湾经济关系密切、且为台湾产业链上游的经济体，近十年来对台湾的投资也是持续下降，如美国2007年对台湾投资为31.4亿美元，2008年为28.5亿美元，而2015和2016年分别降至1.3亿～1.4亿美元；日本2006年15.9亿美元，2016年降为3.5亿美元。
岛内消费动能持续弱化。岛内消费动能趋弱难以拉抬主要是受岛内经济不振、就业困难、薪资增长停滞、股市低迷、贫富差距扩大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由于对经济前景悲观，台湾民众持币而不敢消费，如近年来台湾人民储蓄总额在5万亿～6万亿新台币之间，连续7年储蓄率（储蓄总额/GDP）超过30%（见表2）。同时，台湾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2007～2014年8年间，台湾工业与服务业受雇人员薪资增长总额仅为6.6%，而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9.3%，薪资增长落后于物价增长。据台湾“主计处”数据，2016年岛内民间消费增长率仅为1.36%，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而台湾民间消费占GDP总量50%以上。在岛内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解决以前，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必然会弱化。
对外贸易周期性与结构性难题并存
台湾是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国际贸易占其GDP的比重在100%以上，高度受制于国际经济周期性的波动。2014年，台湾商品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60.3%，2015和2016年稍有回落分别为54.3%、52.9%，而同期韩国为45.0%左右，美国和日本也仅为9.4%和15.2%。面对近年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台湾外贸备受冲击。
国际经济周期性因素对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增大。从此轮经济周期的需求面看，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如2012～2015年全球经济年均增幅3.3%，而全球贸易年均增长3.1%，低于全球经济增幅。作为曾经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作用最强的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对全球贸易的拉动效应也明显减弱。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7059.78亿美元，同比下降2.9%，其中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2.8%。据日本海关统计，2016年日本货物进出口额为12521.4亿美元，同比下降1.6%。其中，出口同比增长3.2%，进口同比下降6.3%。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6年，欧盟27国进出口额为38355.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1%。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7%，进口同比减少1.5%。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台湾对外贸易振幅加大。从总量情况看，2011年台湾对外贸易达到近年峰值，对外贸易总额创纪录（为6009.9亿美元），而2016年则直降至5108.9亿美元，两者相差901亿美元，降幅达15%。如无稳定增长的两岸贸易，其对外贸易的大幅波动对岛内经济的冲击将更大。再者，长期以来台湾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近年以来更为严重，2010～2016年7年间年年贸易顺差，且累计达2452.2亿美元，年均顺差达350亿美元。
必须强调的是，当前国际贸易格局正处在深刻调整时期，对外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将是常态。据WTO数据测算，全球外贸依存度1970年为27.9%，1990年为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而2016年则回落至42.2%。与此同时，2010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13.9%，其中发达国家为13.4%，此后一路下滑，2013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3.1%，其中发达国家降至2.5%，2016年增长速度更降为1.7%，2017年的预测为1.8%～3.1%[1]。因此，台湾岛内推动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寄望于外部周期转好、外需大幅提升的拉动效应了。
优化贸易结构难以突破。台湾对外贸易在量上难有大的突破，但如果台湾对外贸易在结构上顺应市场，有所提升和优化，对外贸易的扩大还是有一定空间的，至少不会出现衰退隐忧。但我们从台湾进出口贸易结构看，台近10年来在这方面的变化有限，从贸易产品的要素密集度角度分析，台湾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进口额有所降低，2011年为1544.6亿美元，2016年降至1107.19亿美元；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也由2011年的1124.66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997.86亿美元（见表3）。从出口情况看，资本密集度高和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出口均有所降低，如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由2011年的1783.63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1592.15亿美元，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由2011年的1612.30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1555.44亿美元，而能源密集度中等和劳力密集度中等的产品则分别由2011年的1197.44亿美元和1364.76亿美元分别上升至2016年的1322.9亿美元和1411.68亿美元（见表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岛内产业结构和产品的竞争力难以提升，甚至有所倒退的现状。
发展前景堪忧。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已经开始。美国已开始推动制造业回流、德国实施工业4.0、日本《2015年版制造白皮书》正在落实、大陆《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在全面进展中。我们知道，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强项在信息技术、石化产业和精密机械等方面。但从目前来看，台湾这些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产业正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与压力。以信息产业为例，现在世界正进入后PC时代，国际上的竞争重点已?再是台湾具有一定优势的信息硬件技术、标准化产品与价格方面的竞争，而是过渡到以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三网融合、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集成电路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高端软件等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上的竞争，一向以代工为主的台湾相关产业，在在这些方面的技术创新储备明显偏弱，除了高性能集成电路方面的代工外，其他产业方面的优势有限。
岛内產业结构调整缺少亮点
2016年5月，蔡英文政府上台后随即提出产业政策方面的具体举措：打造亚硅谷、智能机械、绿能科技、生技医药以及军工产业等五大创新产业。为此，台湾行政部门2017年2月颁布“2017～2020年四年发展规划”，其关注点主要在两大产业：一是将台湾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半导体产业，确定为“提振岛内经济的第一主轴”；二是重点为岛内生技医药产业规划了具体的发展路径，将其定位为“建置台湾成为亚太生医研发生产重镇”，提出持续大力度培育生技医药产业作为下一个产业亮点，并在捉襟见肘的预算额度中少有地划拨了2017年度109.47亿元新台币的专项预算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两大产业责任重大，既有保持既有产业优势、稳固岛内经济发展的重责，又有培育堪当大任的新兴产业、维持岛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期待。但这两大产业的前景如何呢？
岛内各界对台湾IC产业心态复杂。当前岛内约有250家IC设计厂商、15家IC制造厂商（包含晶圆代工及内存制造）、27家专业封装与测试厂商。其中，当前台湾晶圆代工世界第一（占有率约70%）、IC封装测试世界第一（占有率约50%）、IC设计世界第二（占有率约20%）。毫无疑问，IC业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以世界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TSMC）为例，其2016年全年营收为创纪录的9479.38亿新台币，占台湾制造业产值的20%，而且过去5年，台积电的加权平均毛利率更达为48.6%。可见IC业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但台湾IC业的短板也显而易见，还以台积电为例。
第一，台积电在瓦森纳协议[2]的保护或制约下生存，自主性很低。如台积电的材料、设备、制程均在瓦森纳协议体系的清单中。换言之，台积电的经营权的独立性、自主性是受质疑的。其未经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允许，是不能与其他企业、经济体、机构合作的，甚至台积电在海外设立晶圆制造厂区（FAB），都要按照瓦森纳协议条款审核，决定权不在企业手里，台当局也不可掌控。
第二，实质上台积电现今已是一家在岛内运营的外资公司。当前台积电股本结构主要为：外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和自然人）占78.98%，台湾当地投资人（当地法人、自然人、官方以及该公司全体董事、监察人、经理人）仅占21.02%，其中，岛内自然人股东仅为8.09%。因此，说到底，台积电是一家设立在台湾的以外资为绝对主导的电子公司。[3]
第三，当今台积电已是带动整个台湾IC产业的核心和支柱，也是台湾经济的基石，没有台积电，台湾IC产业的竞争力就会打一个巨大的折扣，甚至引致整个产业链的断裂。现在台积电已经占了台湾股票市场近20%的权重，台积电股票涨，台股就涨，台积电股票跌，台股就跌，将其经营情况直接、间接地传导至台湾整个产业和经济。
生技医药产业成为台湾下一个支柱产业充满变数。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生技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十大科技领域之一，2007年在亚太地区率先颁布实施了《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2009年又颁布《生技起飞钻石行动方案》，以加速生物医药相关产、学、研机构研发成果的商品化，鼓励岛内企业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的投资。2014年，台湾共有850家生物制药公司，其中500家为生物技术公司，其余为药企。民进党当局希望岛内生技医药产业?增长率达6%～9%，高于同期GDP增长，并计划2020?使岛内生技医药产值达到5008亿元新台币。
2015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已超过1万亿美元，[4]未来5年的年增长率在4%～7%，预计在2020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将达到1.4万亿美元。但台湾能否在这一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推动台湾生技产业成为又一个支柱产业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
一是能否另辟蹊径，以小博大，异军突起，完成不对称发展。以生技产业中相关新药的研发为例，这是一个收益及风险都很大的项目。由于当前研发过程更为复杂，相应的研发费用投入也越来越多，2011年美国获得批准的生物药品研发费用需要花费12亿美元，传统小分子化合物药品需花费13亿美元，[5]近年来更是在15亿美元以上。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塔夫茨药物研发中心2014年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称，如果将直到上市的全部费用计入，那么开发一个处方药的费用最高估计可达25.6亿美元或28.7亿美元。台湾基本没有以上硬条件，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有所成就。
二是能否将相关企业整合成一个跨领域、跨团队，从全球竞争与合作着眼的产业团队。除了高昂的费用支出外，创新药物从研发到上市的产业链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据研究，平均每5000～10000个化学或生物分子中可筛选出250个先导化合物进入临床前研究阶段，其中约5个可以进入临床研究阶段，最终仅有1个被批准上市，而这一个新药从发现到成功上市通常要经历10～15年的时间。[6]岛内业者均属中小型企业，本身缺乏完整的药物开发经验，因此岛内生技医药产业起步虽早，但至今没能拿出一个像样的产品，其症结之一在于没有培育出一个相关旗舰企业及一批舰队企业。
根据以上分析，台湾五大产業中除了电子、精密机械在瓦森纳协议保护之下还有若干年的领先优势外，其余产业若想通过蔡当局产业政策的推动而异军突起，难度极大。
持续恶化的岛内债务问题难以改善
近年来岛内财政支出增长持续下降。2009年台湾财政总支出为26708.9亿元新台币，2016年台湾财政总支出为27457.0亿元新台币，仅微增7.5亿元新台币，这种近乎于零增长的财政投入对岛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已造成严重影响，首当其冲的是降低社会福利、退休抚恤及其他民生支出的能力；同时，也开始影响岛内社会稳定以及民众对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期；制约台当局利用财政工具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并对岛内经济未来发展造成伤害。
首先，已导致科技研发展水平降低。台当局在整个经济发展方面的支出，2009年为6018.9亿元新台币，而2016年大幅降至3947.2亿元新台币，8年间直降2071.7亿元新台币。其中，由于当局在财政方面支持乏力，岛内整体科技经费的支出大大降低。其一，当局研发经费2009年支出为1061.5亿元新台币，2015年为1075.6亿元新台币，仅增长14.1亿元新台币，基本上原地踏步；其二，当局研发经费支出的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岛内企业、岛内外资企业的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2009年台湾整体科技研发经费为226.5亿美元，2014年也仅为323.1亿美元，而同期2009年韩国全部研发经费投入为459.9亿美元，2014年为722.7亿美元[7]，远远超过台湾。
其次，也使基础科学研发水平降低。台湾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支出2009年为5815.4亿元新台币，2016年的支出为6649.3亿美元，增长104.2亿元新台币，相较其他经济实体而言增长缓慢，加上效率等方面的原因，台湾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水平全面下降。从相关科技成果在国际上的排名看，2009年台湾科技工作者在SCI论文发表篇数为2.4万篇，世界排名第16位；EI论文发表篇数为1.9万篇，世界排名为第9位；而2016年台湾科技工作者在SCI论文发表篇数为2.6万篇，世界排名降为21位，下滑5位；EI论文发表篇数为1.8万篇，世界排名为第16位，下降7位。
尽管改善财政收支恶化状况一直是台当局试图解决的问题，但一直难以找到“良药”，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与财源，才能获得更多的税收。但台湾经济发展动力与后劲严重不足，很难达成这一目标。同时经济低速增长的基本态势和较高的岛内各种支出的需求，又衍生出各种社会矛盾，对经济的发展形成障碍。
第二，已无空间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债务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是各经济体常采用的政策举措。但台湾的财政赤字在过去二十多年大多数年份都在3%以上，个别年份赤字占GDP比重超过6%。[8]截至2015年5月末，台湾地区债务总额达6.5万亿元，若加上各种隐型债务18万亿元，债务总额近25万亿元，[9]远超当年台湾GDP总额（16万亿元），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达156%，已超过2010年希腊的债务水平，[10]也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财政赤字安全线标准，[11]在债务方面持续宽展风险加大、空间有限。
第三，非经济因素严重制约台湾财政改革。要恢复岛内健全的财政功能，必须从“开源、节流”即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推动。但从岛内的政治大环境看，各政治势力为争取选票，不仅不敢加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反而通过诸如废除证所税、艺术品拍卖所得税、减免综合所得税等减少税源，以照顾特定的政治势力；在财政支出方面更是以增加“中央”支出的形式直接“关照”属于“本党”的地方政权。这种在政党政治的社会背景下，选票考量重于一切，财政回归正常相当困难。因此，岛内财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似悬在头上的利剑，而财政困境又将是难以克服的执政困境，这是笼罩在台湾上空的又一片经济和政治阴霾。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困难重重
台湾是外贸导向的经济体，为实现竞选承诺，蔡英文上台后即刻开始推动其“降低对单一国家、单一市场的依赖”“亲美远中”的国际经贸布局，其主要举措有三：一是推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二是争取与其他经济体签署FTA；三是启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但由于台当局这些政策虽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之名，但实质是“台独政治工作者”们获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因此这三大举措难以落实。
首先，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已走入僵局。其一，推动加入TPP受挫。过去几年，加入TPP一直被视为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目标。到了蔡英文时期，TPP一度成了唯一的战略目标。蔡英文在就职前后的多次谈话中，都一再重申加入TPP的决心，试图通过加入TPP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并获取政治利益。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确定退出TPP，支撑到最后的蔡英文才不得不暂时放下TPP。其二，台湾参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难以实现。台湾经济本身发展以及台湾业界均盼望参与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但由于两岸相关部门交流的停摆，这条路也是个“断头路”。其三，台湾其他相关期待也没有现实可能。如蔡当局试图在前期就参与日本等国正在研究的、由日本主导的TPP，以及日本、印度合作建设“自由走廊”计划。研究显示，即使日本领头主导TPP计划，但此TPP已非彼TPP；“自由走廊”计划更是尚未启动便已走入僵局，即使这般，台湾的加入也不被看好。
其次，台湾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署FTA难以如愿。在加入TPP受挫后，蔡英文在会见日本业界人士时公开表示，希望尽快与日本展开台日自由贸易协议（FTA）的协商；台湾当局也表示将在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基础上，为签署台美自由贸易协定（FTA）作准备，并表示台湾将“自我主导经济国际化之路”，显示台湾签署FTA既是其重振台湾经济，防止经济“边缘化”的需要，也是其意图抗衡祖国大陆，弱化与祖国大陆联系的政治布局。
但现实是2016年美台贸易总额324.4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3.7万亿美元的0.08%，大陆与美国则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2016年中国大陆对美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1%。很难有经济上的理由假设，没有中国大陸的首肯，美国特朗普政府会与台湾签署政治意涵远远大于经济利益的FTA。就日本而言，从经济层面看，日本也已表示过，台湾当前平均关税已经较低，加上日本与台湾贸易数额也不大，仅占日本贸易总额的4.8%，也没有理由与台湾签署FTA。
最后，“新南向政策”前景渺茫。“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当局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政策一方面试图将台湾经济触角延伸至东南亚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和地区，以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空间；另一方面意欲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建构21世纪新伙伴关系”，践行其“从世界走向大陆”计划，弱化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从经济上看，台商已在东南亚国家经营多年，有一定基础，但能否使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更进一步，取决于以下三点。其一，如何处理“新南向政策”与RCEP的关系。当前，大陆与东盟之间的关税已大幅下降，RCEP的推动将使大陆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更为紧密，而且其内容除了贸易及投资开放，亦包含经济及技术合作。如果台湾不能加入这一区域合作的进程，其“新南向政策”带来的只能是资本单向流出、岛内产业的空心化及失业率的扩大。其二，如何处理“新南向政策”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被认为“超乎想象”。从当前情况看，台湾在不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善用大陆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利基的情况下，很难推进和提升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其三，如何处理两岸产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关系。如果两岸产业合作思路没有转变，两岸产业尤其传统产业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很可能大于合作，而且如果产业趋同性过高的话，不排除这种竞争会演变成恶性竞争，综合来看，结果必然是台湾企业难占上风。
在两岸没有政治互信的前提下，台湾“新南向政策”必然面临重重挑战，其失败在刚刚起步就已成定局。即便如此，蔡当局仍会“硬”推“新南向政策”，因为这盘棋局进可收获台商自身努力及前人的成果，退可将责任推给大陆，确保民进党当局在政治上进有所得，退无可失，稳赚不赔，台湾经济的未来并非其考虑重点。
两岸经济合作面临挑战
自2016年5月民进党上台，蔡英文政府就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出现僵局，两岸经济合作面临冲击。
首先，两岸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断。2008年以来，两岸两会恢复协商，达成23项协议，使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由过去的间接单向走向直接双向，在众多领域建立起合作平台，使涉及两岸公权力的制度化经济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自2016年5月民进党正式执政后这些平台工作完全停摆，如两岸两会领导人的制度化协商中止；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停止运作（该委员会是推动ECFA落实的两岸公权力授权机构）；两岸达成的23项协议存量部分暂时没受影响，不过一旦遇到问题时公权力部门很难介入；相关协议执行效率也不会乐观。
其次，两岸经济政策协商模式将转为博弈模式。蔡英文当局明确宣示：“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12]其目的在于改变两岸经济互补互利、联系日益密切的合作模式。蔡当局上台至今没有出台一项有助于两岸经贸的政策措施，反而抛弃了旨在实现两岸经贸园区对接的台湾经济自由示范区，并强化管制、积极推动所谓“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工作，试图用相关法律牵制两岸经济合作，一旦通过，两岸协商和所达成协议的权威性必会受损。
最后，大背景的变化将使民进党“远大陆”的政策备受挑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与扩大势必也会融入大陆经济结构升级的大潮之中。多年的磨合使两岸经济合作已有其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积蓄了抵御风险的能量，受市场规律作用的影响。因此，在两岸民间经济交流日益深化的前提下，两岸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加强、扩大，台湾“远大陆”的经济政策将备受挑战，同时，未来的两岸经贸交流、产业合作恐将更往大陆倾斜，越来越以大陆为主场。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台湾经济叠加困境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机制性原因，同时还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多重原因的累积叠加困扰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是大概率事件。台湾要摆脱经济困境，最可行之路就是重回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轨道，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持续深化，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但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在加剧，社会不安情绪弥漫，政治对立升级，引致台湾经济困境的各种因素短期内不会消失，这些都将增加台湾经济摆脱困境的难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两岸金融合作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3&ZD053;、13AGJ007）
注释
[1]世界贸易预测，参见WTO网站。
[2]文章名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
[3]台积电创立之初，台当局曾持有台积电40%股份，其后陆续对外释股，至今只剩下6.38%左右的股份。
[4]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数据显示。
[5]李晓婉：《新药研发成本评估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初探》，《中国药事》，2014年第2期。
[6]高婧：《全球创新药物研发趋势分析》，《中国新药杂志》，2015年第24期。
[7]中国台湾“科技部”：《科学技术统计要览》。
[8]殷存毅、李鼎：《台湾财政困境分析》，《台湾研究》，2015年第6期。
[9]参见台湾《“财政部公库署当前财政状况”报告》，2016年7月。
[10]单玉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选择》，《福建金融》，2016年第7期。
[11]马约规定的欧盟国家财政红线，被认为是财政赤字安全线：一是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3%，二是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60%。
[12]蔡英文：《给民主进步党党员的信》，《联合报》（台），201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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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樊保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