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之民心相通：以文化交流为根基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以文化交流为中心的民心相通是其他“四通”的基础。文化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征，“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论容易割裂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阻碍民心沟通。在文化交流中促进民心相通的内涵，是要做到心理情感相通、价值理念相通、目标意识相通。
关键词：“一路带一路”；民心相通；文化交流；文化普遍性；文化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8）01-0070-06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标准。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联合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强调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是深化双多边合作坚实的民意基础。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再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这表明，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其他“四通”的基础，而民心相通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文化交流。
一、文化的普遍性特征是民心相通的根源
文化，从最抽象的定义来说，和人类的实践方式和实践产物有关，是这两者的总和。[2]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化的思想中，文化一般包括人类所有生活的生产，不仅指意识、精神领域内的生产实践，也指物质生活的生产；社会劳动或者说社会实践活动是文化产生的源泉与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以劳动为起点，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文化的看法，他认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3]298只有通过社会的劳动才能真正成为文化的源泉，孤立的个人的劳动是创造不了财富和文化的，“‘劳动只有作为社会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3]300，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3]300，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3]300其实，来自于社会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文化，其普遍性特点也和社会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普遍性特点有关。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4]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从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时，都要遇到和需要解决共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发现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因此，社会实践在社会生产中遇到矛盾的普遍性，以及解决矛盾方式的普遍性，决定了社会实践的普遍性。所谓社会实践的普遍性特点，也正是指实践以符合并能动地发现和实现事物的普遍必然性的特点，文化的普遍性就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在社会实践中，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所决定，与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紧密联系的各种文化事实，其所决定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也有普遍性特点。
文化的社会性决定文化带有普遍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人类劳动有目的的对象化以及有意识的对象化，形成了对象化劳动结果，也就是社会关系。因此，从人化的形式来讲，社会也是文化的形式。正是由于人类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决定了文化的社會性和客观性，这种社会性和客观性是不同形态的文化具有共性的基础，也是不同文化能够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基础。
人类基本需要或需求具有共同性，这同时决定文化具有普遍性。人类的需要，彼此相互依存，这是人类满足自身需求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也就是，单个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社会，需要依赖群体的共同存在和彼此联系。人类有共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需要，也有共同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需要，这些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广义的文化。因为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的基本需求，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文化，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有相互通约的共同文化规范和制度。试想，如果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对国际上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的承认与遵守，必然到处是冲突和战争。因此，人类基本需求的一致性是文化普遍性产生的原因之一。
人类交往活动的普遍性决定文化具有普遍性特点。人在本质上是交往交流的，这是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一个根本特征，而正是人类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活动中产生了文化。“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6]不仅是语言和意识，其他思想观念的产生也与生产实践、物质交往紧密联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72。人类交往活动的产生及交往范围扩大的普遍性，持续拓展着单一族群、单一民族的文化。异文明之间的交流，其形成的成果，推动了交流对象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已被历史屡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交往活动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趋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互动愈加频繁，使得原来那种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并使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和同质性日益增强。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心相通是不同民族灵魂的交流，也正是文化的交流。文化本身具有的普遍性、共通性特质，使得文化可以交流，也使得不同国家的人民的民心能够相通。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是物质产品的交流，但器物交流不可能独立依存，它必然承载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内涵。民心相通，最初和表面的表现是器物的传播和交流，致使物品和生活多样化，丰富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交流范围的深入与扩大，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层次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致使不同民族的人民对某些观念会形成共识，民心渐渐沟通。“物质的东西，交流比较简单。比如动物、植物、矿物等，以及科技的制造与发明，就像中国的蚕、丝、纸、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等等，别的国家和民族，一接触到这些东西，觉得很有用，很方便，用不着多少深思熟虑，也用不着什么探讨研究，立即加以引用，久而久之，仿佛就成了自己的东西，仿佛天造地设，有点数典忘祖了。”[7]一般地讲，器物先于技术的传播，技术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会后于或慢于其成果的交流；但器物的交流，必然内含和推动着技术交流，进一步推动技术内部的知识价值的交流，致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经济关系、上层建筑、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变化。器物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简单地应用和扩散，技术引进和推广，则要在不断提高知识水平的过程中慢慢吸收，而且还会受政治取向、经济发展程度、社会价值观取舍的影响。但技术的交流和广泛应用，却会比器物能更直接和更广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猛烈地对社会文化产生甚大的影响。民心相通，一般也经由器物通、技术通、精神通的途径，并对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的特殊性是民心相通的丰富内涵
实践的个性和差异性特征，决定在其中产生发展的文化也具有特殊性。社会实践，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利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实践主要是指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劳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但它并不否定实践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也就是说实践具有个人主体的直接现实性品格。不同的实践个体，其改造客体的方法和结果不同，不仅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实践个体有不一样的实践活动，而且实践不同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志，这些都是实践特殊性和个性的表现。实践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具体地说，文化差异表现为民族差异、历史传统差异、地域差异、宗教价值观差异等。首先，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都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例如，中华民族文化就是由56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组成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中华文化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其次，文化的历史地理差异是指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一定时代特点，都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上产生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时代特征，“所谓文化的时代性差异，是指由于各地域或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产生的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或者说是先进和和落后的差异”[8]。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物质基础，不同的民族无论是处于直接的自然条件下，还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其生产交往活动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产生文化差异。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会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不对的，因为自然环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形成相对封闭、独特的文化，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文化交往范围会进一步加大，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会在文化融合和互动中发生变化。另外，受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影响，不同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思维观念，再加上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历史传统等叠加因素的作用，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宗教观、世界观等，从而具有各具特色的文化价值观。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做到民心相通，必然涉及民族文化自觉、对不同文化的态度、对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认识和方式等。文化自觉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清醒认识和反省，形成正确的文化自觉非一昔之功，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9]费孝通先生后来又将这段话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是先明确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对自己文化有足够深刻的理解，同时充分理解尊重其他文化，在和其他文化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后，最终形成一种天下大同的世界文化。自己有了自觉、自尊、自强的文化，在与其他多元文化接触中，对待其他文化，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文化霸权主义态度，认为其他文化应同化、服从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才是普世的、惟一正确的文化；求同存异的态度，即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甚至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也有足够的理解，并且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存在，在寻找文化间的最大公约数的努力中进行有效沟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是以认识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前提，通过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间的交流对话，促进友谊和相互理解，从而带动贸易、科技、艺术等的交流和相互促进，实现双方和多方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这种民心交流对话，是双向辩证关系，是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交流，也是一种转换视角，从“他者”的文化价值体系角度进行的思维与情感的交流，这种方式的交流，能真正从差异中看到不同文化的生机和优点，从而不断汇聚自己文化的力量和实现文化创新，最终达到民心相融、相互繁荣进步发展的目的。
三、文化交往中的“文化主义”对民心相通的影响
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文化先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通过文化传播与交流构筑民心相通的根基。“一带一路”战略是否可以顺利推行，是否能真正从文化建设角度实现民相亲、心相交，我们需要警醒两种“文化主义”对搭建民心相通桥梁和纽带的影响，一是文化中心主义，一是文化相对主义。
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共性与个性、同质与异质的辩证统一体。这种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使其在文化间的交流交往中，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用静止的、僵化的思维去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或文明，比较容易产生的两种文化论调就是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盲目夸大文化的普遍性，把自己的文化当成普世的文明，进而以一己的文化方式、价值观当作中心和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和要求其他文化向自己看齐，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非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或任何一个国家、区域和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都是一种封闭文化发展交流、容易形成文化独裁和钳制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文化思想。伴随文化中心主义的往往是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妄图以自己的强势文化对异己文化进行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的同化和影响，这样的文化观会阻碍文化自由平等交流沟通，容易引起民族矛盾和国际间的文明冲突，是民心相通充满不确定性、缺乏根基、心路桥梁断裂的一个主要障碍。
文化相对主义则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平等的，不存在普遍的文化价值观与绝对的价值标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曾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和和平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10]文化相对主义反对以任何一种文化或民族作为中心，但它同时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它易于夸大文化的特殊性与差异性，陷入文化价值相对论或普遍价值虚无论，从而否认文化价值的普遍性特点。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它扩大了民族文化传统中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强调认同、回归、捍卫本民族文化传统，认为本土文化优越，忽视或否定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从而具有封闭、狭隘和固步自封的个性。我们主张的民心相通的文化根基认为文明之间是多元、平等和包容的，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尽管有时难免会有一些冲突，但文明交往是常态，这种主张虽然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样都承认不同文化价值是平等的，但它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它不是为了本文化对其他文化进行孤立和隔绝，而是强调平等交流，相互尊重。文化价值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文化民族主义某种表现形式，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会增强民族自豪感，但其盲目自大性和排外性特点，对民心相通会产生很大的阻碍作用。
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都是一种封闭静止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文化中心主义虽然承认文化的普遍性，但是它强调推广自己的文化，并进一步使其普遍化，把自己的文明当成普遍先进的文明，其他文明以走向他们的文明为归途。文化中心主义对文化普遍性的肯定，表明它是承认世界存在不同的特殊文明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它对其他文明的态度，是抹杀、取消和代替，这对我们提倡的以文化交流来畅通民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具体而又特殊的历史产物，其价值具有相对性，文化没有绝对、统一的价值标准，拿一种文化模式的价值观念衡量另一种文化模式是不合适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夸大文化相对性的倾向，它否认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否认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和统一性，认为人类文化只是一些各自独立的变迁着的文化与文明的总和。这种文化观点显然是拒绝通过文化交流来沟通民心的，它只看到了文化的个性而且无限拔高这种个性，以至看不到或者否认文化间可以传播交流的共性的因素，它虽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抨击了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但同样是阻碍了以文化交流来沟通民心的渠道。
四、在文化交流中促进民心相通的内涵
民心相通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心理情感相通、价值理念相通、目标意识相通等，而要做到这些方面的相通，文化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可以大大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均存在文化差异，但是通过文化交流，大家总是可以找到一种互通的、贴合受众情感、引起文化和情感共鸣的事物，从而打通彼此之间的心理情感通道。打通情感的文化交流，既有雪中送炭、体现国际人道精神的物质文化交流，又有大家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大众通俗文化如歌舞、电影、戏剧等方面的交流，也有包括微信、博客、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交流。总之，人类有共同的情感基础，那些能有效推动心理情感互融互通的文化交流传播手段，都是我们应该提倡和借鉴的。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追求的价值理念，正是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合作原则，也就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历代相传，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丝路沿线各国以此为纽带，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这种价值理念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文化基础，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丝路精神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国家不断传承和发扬的精神，它在文化交流与合作，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和发展的。这种文化精神沟通东西方文化、交融多元文明，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心中持久积淀，形成了共同历史文化记忆和美好向往。这个共同的丝路精神价值理念，集中体现了我们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尊重各国自主多元、可持续均衡发展要求，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全方位、满足多方需求的互联互通网络，是我国首倡、各国受益的重要文化价值理念。
民心相通需要共同的目标意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 合作中的主要内容，这也可以说是“一带一路”最终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五通的共建原则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这充分体现，共同体意识是“一带一路”的目标意识，也是民心相通的目标意识。共同体意识包括利益共同体意识、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责任共同体意识，强调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责任与使命。[11]在民心相通中逐渐形成和达成一致的共同体意识，同样需要多层次、多形式和多渠道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通过交流协商消弭差异或求同存异，找到矛盾共处的合理方式。共同体意识也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要求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内涵，必将会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会通当中产生，而“一带一路”提倡的民心相通，为共同体目标意识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实践先行的区域。
民心相通是最坚实最基础最长久的互联互通，以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民心相通，寻求的相通原则与目标是包融与共，强调“共”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文化理念，着重“情”通“心”通，希望通过各国、各族之民心诉求、感情诉求之共同表现，真正做好普惠世界各地人民、效果明显的民心相通项目。其宗旨是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約性，在国与国、族与族、民与民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文化交流中文化互访、文化活动、文化合作等形式，最易潜移默化地促进彼此的心灵相通，是比较容易实施，效果也比较明显的沟通路径。
当然，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文化沟通理念，虽以文化普遍性为哲学基础，但也注重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的特点，注意守护文化的多样性的原生态。命运共同体是倡导文化多样性、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命运共同体。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我们能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也能学会尊重他人的文化价值观。这样的交流和沟通，才不是以一元文化强势逻辑取代文化独立性、异质性和完整性的沟通。民心相通追求的“共通”文化理念，是“多样”与“差异”基础上的“共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才能最终民心相通，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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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J.Herskovits.Cultural Relativism，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Pluralism[M].New York：Random House，1973：32-33.
[11]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報，2015-03-29（04）.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clude policy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Unicom， trade flow， financial capital and People-to-people bond. And the common-sense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cultural exchange is the foundation of other “four-ways”. Culture has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enter doctrine” and “cultural relativism” theory easily separ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ulture， and hinder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public.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e connotation of promoting the common sense is to achieve the empathy， the value ide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ame goal.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eople-to-people bond； Cultural exchange； Cultural universality； Cultural specificity
责任编辑：王廷国
关键词：“一路带一路”；民心相通；文化交流；文化普遍性；文化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8）01-0070-06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标准。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联合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强调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是深化双多边合作坚实的民意基础。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再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这表明，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其他“四通”的基础，而民心相通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文化交流。
一、文化的普遍性特征是民心相通的根源
文化，从最抽象的定义来说，和人类的实践方式和实践产物有关，是这两者的总和。[2]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化的思想中，文化一般包括人类所有生活的生产，不仅指意识、精神领域内的生产实践，也指物质生活的生产；社会劳动或者说社会实践活动是文化产生的源泉与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以劳动为起点，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文化的看法，他认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3]298只有通过社会的劳动才能真正成为文化的源泉，孤立的个人的劳动是创造不了财富和文化的，“‘劳动只有作为社会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3]300，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3]300，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3]300其实，来自于社会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文化，其普遍性特点也和社会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普遍性特点有关。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4]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从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时，都要遇到和需要解决共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发现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因此，社会实践在社会生产中遇到矛盾的普遍性，以及解决矛盾方式的普遍性，决定了社会实践的普遍性。所谓社会实践的普遍性特点，也正是指实践以符合并能动地发现和实现事物的普遍必然性的特点，文化的普遍性就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在社会实践中，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所决定，与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紧密联系的各种文化事实，其所决定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也有普遍性特点。
文化的社会性决定文化带有普遍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人类劳动有目的的对象化以及有意识的对象化，形成了对象化劳动结果，也就是社会关系。因此，从人化的形式来讲，社会也是文化的形式。正是由于人类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决定了文化的社會性和客观性，这种社会性和客观性是不同形态的文化具有共性的基础，也是不同文化能够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基础。
人类基本需要或需求具有共同性，这同时决定文化具有普遍性。人类的需要，彼此相互依存，这是人类满足自身需求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也就是，单个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社会，需要依赖群体的共同存在和彼此联系。人类有共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需要，也有共同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需要，这些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广义的文化。因为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的基本需求，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文化，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有相互通约的共同文化规范和制度。试想，如果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对国际上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的承认与遵守，必然到处是冲突和战争。因此，人类基本需求的一致性是文化普遍性产生的原因之一。
人类交往活动的普遍性决定文化具有普遍性特点。人在本质上是交往交流的，这是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一个根本特征，而正是人类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活动中产生了文化。“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6]不仅是语言和意识，其他思想观念的产生也与生产实践、物质交往紧密联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72。人类交往活动的产生及交往范围扩大的普遍性，持续拓展着单一族群、单一民族的文化。异文明之间的交流，其形成的成果，推动了交流对象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已被历史屡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交往活动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趋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互动愈加频繁，使得原来那种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并使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和同质性日益增强。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心相通是不同民族灵魂的交流，也正是文化的交流。文化本身具有的普遍性、共通性特质，使得文化可以交流，也使得不同国家的人民的民心能够相通。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是物质产品的交流，但器物交流不可能独立依存，它必然承载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内涵。民心相通，最初和表面的表现是器物的传播和交流，致使物品和生活多样化，丰富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交流范围的深入与扩大，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层次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致使不同民族的人民对某些观念会形成共识，民心渐渐沟通。“物质的东西，交流比较简单。比如动物、植物、矿物等，以及科技的制造与发明，就像中国的蚕、丝、纸、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等等，别的国家和民族，一接触到这些东西，觉得很有用，很方便，用不着多少深思熟虑，也用不着什么探讨研究，立即加以引用，久而久之，仿佛就成了自己的东西，仿佛天造地设，有点数典忘祖了。”[7]一般地讲，器物先于技术的传播，技术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会后于或慢于其成果的交流；但器物的交流，必然内含和推动着技术交流，进一步推动技术内部的知识价值的交流，致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经济关系、上层建筑、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变化。器物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简单地应用和扩散，技术引进和推广，则要在不断提高知识水平的过程中慢慢吸收，而且还会受政治取向、经济发展程度、社会价值观取舍的影响。但技术的交流和广泛应用，却会比器物能更直接和更广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猛烈地对社会文化产生甚大的影响。民心相通，一般也经由器物通、技术通、精神通的途径，并对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的特殊性是民心相通的丰富内涵
实践的个性和差异性特征，决定在其中产生发展的文化也具有特殊性。社会实践，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利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实践主要是指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劳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但它并不否定实践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也就是说实践具有个人主体的直接现实性品格。不同的实践个体，其改造客体的方法和结果不同，不仅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实践个体有不一样的实践活动，而且实践不同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志，这些都是实践特殊性和个性的表现。实践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具体地说，文化差异表现为民族差异、历史传统差异、地域差异、宗教价值观差异等。首先，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都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例如，中华民族文化就是由56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组成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中华文化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其次，文化的历史地理差异是指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一定时代特点，都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上产生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时代特征，“所谓文化的时代性差异，是指由于各地域或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产生的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或者说是先进和和落后的差异”[8]。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物质基础，不同的民族无论是处于直接的自然条件下，还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其生产交往活动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产生文化差异。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会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不对的，因为自然环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形成相对封闭、独特的文化，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文化交往范围会进一步加大，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会在文化融合和互动中发生变化。另外，受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影响，不同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思维观念，再加上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历史传统等叠加因素的作用，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宗教观、世界观等，从而具有各具特色的文化价值观。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做到民心相通，必然涉及民族文化自觉、对不同文化的态度、对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认识和方式等。文化自觉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清醒认识和反省，形成正确的文化自觉非一昔之功，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9]费孝通先生后来又将这段话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是先明确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对自己文化有足够深刻的理解，同时充分理解尊重其他文化，在和其他文化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后，最终形成一种天下大同的世界文化。自己有了自觉、自尊、自强的文化，在与其他多元文化接触中，对待其他文化，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文化霸权主义态度，认为其他文化应同化、服从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才是普世的、惟一正确的文化；求同存异的态度，即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甚至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也有足够的理解，并且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存在，在寻找文化间的最大公约数的努力中进行有效沟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是以认识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前提，通过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间的交流对话，促进友谊和相互理解，从而带动贸易、科技、艺术等的交流和相互促进，实现双方和多方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这种民心交流对话，是双向辩证关系，是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交流，也是一种转换视角，从“他者”的文化价值体系角度进行的思维与情感的交流，这种方式的交流，能真正从差异中看到不同文化的生机和优点，从而不断汇聚自己文化的力量和实现文化创新，最终达到民心相融、相互繁荣进步发展的目的。
三、文化交往中的“文化主义”对民心相通的影响
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文化先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通过文化传播与交流构筑民心相通的根基。“一带一路”战略是否可以顺利推行，是否能真正从文化建设角度实现民相亲、心相交，我们需要警醒两种“文化主义”对搭建民心相通桥梁和纽带的影响，一是文化中心主义，一是文化相对主义。
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共性与个性、同质与异质的辩证统一体。这种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使其在文化间的交流交往中，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用静止的、僵化的思维去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或文明，比较容易产生的两种文化论调就是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盲目夸大文化的普遍性，把自己的文化当成普世的文明，进而以一己的文化方式、价值观当作中心和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和要求其他文化向自己看齐，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非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或任何一个国家、区域和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都是一种封闭文化发展交流、容易形成文化独裁和钳制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文化思想。伴随文化中心主义的往往是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妄图以自己的强势文化对异己文化进行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的同化和影响，这样的文化观会阻碍文化自由平等交流沟通，容易引起民族矛盾和国际间的文明冲突，是民心相通充满不确定性、缺乏根基、心路桥梁断裂的一个主要障碍。
文化相对主义则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平等的，不存在普遍的文化价值观与绝对的价值标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曾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和和平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10]文化相对主义反对以任何一种文化或民族作为中心，但它同时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它易于夸大文化的特殊性与差异性，陷入文化价值相对论或普遍价值虚无论，从而否认文化价值的普遍性特点。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它扩大了民族文化传统中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强调认同、回归、捍卫本民族文化传统，认为本土文化优越，忽视或否定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从而具有封闭、狭隘和固步自封的个性。我们主张的民心相通的文化根基认为文明之间是多元、平等和包容的，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尽管有时难免会有一些冲突，但文明交往是常态，这种主张虽然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样都承认不同文化价值是平等的，但它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它不是为了本文化对其他文化进行孤立和隔绝，而是强调平等交流，相互尊重。文化价值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文化民族主义某种表现形式，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会增强民族自豪感，但其盲目自大性和排外性特点，对民心相通会产生很大的阻碍作用。
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都是一种封闭静止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文化中心主义虽然承认文化的普遍性，但是它强调推广自己的文化，并进一步使其普遍化，把自己的文明当成普遍先进的文明，其他文明以走向他们的文明为归途。文化中心主义对文化普遍性的肯定，表明它是承认世界存在不同的特殊文明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它对其他文明的态度，是抹杀、取消和代替，这对我们提倡的以文化交流来畅通民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具体而又特殊的历史产物，其价值具有相对性，文化没有绝对、统一的价值标准，拿一种文化模式的价值观念衡量另一种文化模式是不合适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夸大文化相对性的倾向，它否认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否认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和统一性，认为人类文化只是一些各自独立的变迁着的文化与文明的总和。这种文化观点显然是拒绝通过文化交流来沟通民心的，它只看到了文化的个性而且无限拔高这种个性，以至看不到或者否认文化间可以传播交流的共性的因素，它虽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抨击了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但同样是阻碍了以文化交流来沟通民心的渠道。
四、在文化交流中促进民心相通的内涵
民心相通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心理情感相通、价值理念相通、目标意识相通等，而要做到这些方面的相通，文化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可以大大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均存在文化差异，但是通过文化交流，大家总是可以找到一种互通的、贴合受众情感、引起文化和情感共鸣的事物，从而打通彼此之间的心理情感通道。打通情感的文化交流，既有雪中送炭、体现国际人道精神的物质文化交流，又有大家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大众通俗文化如歌舞、电影、戏剧等方面的交流，也有包括微信、博客、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交流。总之，人类有共同的情感基础，那些能有效推动心理情感互融互通的文化交流传播手段，都是我们应该提倡和借鉴的。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追求的价值理念，正是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合作原则，也就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历代相传，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丝路沿线各国以此为纽带，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这种价值理念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文化基础，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丝路精神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国家不断传承和发扬的精神，它在文化交流与合作，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和发展的。这种文化精神沟通东西方文化、交融多元文明，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心中持久积淀，形成了共同历史文化记忆和美好向往。这个共同的丝路精神价值理念，集中体现了我们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尊重各国自主多元、可持续均衡发展要求，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全方位、满足多方需求的互联互通网络，是我国首倡、各国受益的重要文化价值理念。
民心相通需要共同的目标意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 合作中的主要内容，这也可以说是“一带一路”最终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五通的共建原则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这充分体现，共同体意识是“一带一路”的目标意识，也是民心相通的目标意识。共同体意识包括利益共同体意识、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责任共同体意识，强调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责任与使命。[11]在民心相通中逐渐形成和达成一致的共同体意识，同样需要多层次、多形式和多渠道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通过交流协商消弭差异或求同存异，找到矛盾共处的合理方式。共同体意识也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要求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内涵，必将会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会通当中产生，而“一带一路”提倡的民心相通，为共同体目标意识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实践先行的区域。
民心相通是最坚实最基础最长久的互联互通，以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民心相通，寻求的相通原则与目标是包融与共，强调“共”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文化理念，着重“情”通“心”通，希望通过各国、各族之民心诉求、感情诉求之共同表现，真正做好普惠世界各地人民、效果明显的民心相通项目。其宗旨是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約性，在国与国、族与族、民与民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文化交流中文化互访、文化活动、文化合作等形式，最易潜移默化地促进彼此的心灵相通，是比较容易实施，效果也比较明显的沟通路径。
当然，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文化沟通理念，虽以文化普遍性为哲学基础，但也注重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的特点，注意守护文化的多样性的原生态。命运共同体是倡导文化多样性、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命运共同体。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我们能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也能学会尊重他人的文化价值观。这样的交流和沟通，才不是以一元文化强势逻辑取代文化独立性、异质性和完整性的沟通。民心相通追求的“共通”文化理念，是“多样”与“差异”基础上的“共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才能最终民心相通，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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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報，2015-03-29（04）.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clude policy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Unicom， trade flow， financial capital and People-to-people bond. And the common-sense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cultural exchange is the foundation of other “four-ways”. Culture has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enter doctrine” and “cultural relativism” theory easily separ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ulture， and hinder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public.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e connotation of promoting the common sense is to achieve the empathy， the value ide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ame goal.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eople-to-people bond； Cultural exchange； Cultural universality； Cultural specificity
责任编辑：王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