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洞见

    马晓燕

    摘 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全面从严治党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四个全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洞见，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战略指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四个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8.06.004

    文章编号：1009-6922（2018）06-18-05

    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的探索，经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实践的挫败，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过了170年的历程。在当代，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展现出无限生机，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拓宽了人类社会进步道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践有机结合，开创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四个全面”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基于对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形成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洞见。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本质上可以概括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追问以及实践，经过不懈的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即“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于改革开放奠定的坚实基础，当代中国实际上已经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面临着新的历史性拷问，即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如何通过改革拓宽中国道路？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在改革理论和政策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思想。把中国改革开放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使新时期深化改革呈现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更新和完善本身是其宝贵的理论品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改革这个内在要求上做出严格和自觉的要求。在辩证唯物论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实践和理论的内在要求，就是既要坚持勇于创新、大胆突破的大无畏精神，又必须要立足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既要强调不能以偏概全、全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优化效率。比如，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吸取人类文明共有的思想成果，坚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又要立足中国实践，坚持政府主导的分配公平及社会整体福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 “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无论采取哪种进步的方式，在通往最终的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进行改革就是其内在的本质要求。

    二、全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秩序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古代罗马格言“只要有社会就会有法律”概括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存在着与主張行为受法律控制和社会生活受规范调整的观念相反的意见，但对历史的研究似乎可以表明，有序生活方式要比杂乱生活方式占优势。”启蒙时代以来，基于对单一的土地资源的依赖性的降低，建立在封建宗法关系上的通过垄断土地形成的统治关系被破坏了，人们借助于技术的普及，拥有更多的上升途径，现代性进程的结果就是等级制度的瓦解，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重大成就就是法治秩序取代了专制秩序成为社会的主流。

    然而，资本主义法权在保护了人的政治平等的同时，也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隐蔽地形成了经济上的等级制度。在这个既定的规则下，看似平等的法治严格地保证着实质上的不平等。社会主义法治正是在这个方面以人和人之间普遍的平等和资本主义法治区别开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对于在包括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普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来说，既然等级被瓦解了，那么社会秩序就只能采取平等的个体的自我统治，与之相适应，社会关系也必然从统治变成自由意志之间相互依存的某种形式，即社会主义法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法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

    虽然社会主义法治在本质上跟资本主义法治有着原则上的区别，但是在采取的制度形式上，却往往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法治成果。就制度形式来说，“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表明，一些进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和相似的历史情势下不断重复地展现。在建构和管理人类社会方面，并不存在无限的可能性；一些政治、社会和法律形式会在似乎不同的外衣下重复出现，而且一旦他们重复出现，就会以一些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以后，现在已经非常完善，其中有许多反映了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政治文明的共同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不可回避，必须学习的，比如分权制衡、程序正义、竞争性选举、审判独立、政治参与、私权自治、依法行政、平等博弈、政治公开、以人为本等等，这些方面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已经被充分证明反映了政治发展和政治运行的规律，是人类文明共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首先提出和实践的，就加以排斥和否定。

    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标志，政党政治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并被认为是促使现代民主政治诞生的重要工具。“毫无疑问，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则不容质疑地与政党互栖共生。”在西方传统政治视野下，政治领域必须要和市民社会隔离开来，政党一般被作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政党可以履行许多不同的功能，而且不同的结构都可以履行利益综合功能。”因此，“为了综合政策背后的利益和资源，大国往往会发展出比较专业化的组织，政党就属此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程表明，作为一个政党，这样的表述是不能解释党的政治活动的全部内容。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艰难图存之际，不但是工人阶级这个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摆脱剥削、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先锋队，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但是阶级党，同时也是民族党，不但是斗争党，也是建设党，不但是革命党，也是执政党。面对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深刻变化，从严治党的实质是通过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提高党的道德素质，约束成员行为，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使之更加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执政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地位和合法性问题。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的重大政治现象，现代政党是和代议制的政治制度一起发展起来的，意味着人类的政治发展提供这样的可能，即“使得社会的多数人（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多数）能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其中包括政治斗争），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成长到能够直接管理社会（即不需要借助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而由全体社会成员直接进行管理）的程度。”天赋人权的对象是人民而不是政党，因此，政党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是人民本身，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现了政治统治和管理的分离，在资本家和政治家集团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关系，这一重大的政治现象的后果就是当代社会普遍的政治冷漠，人民看不到代议制的真实性，普遍表现出对政党的不信任。“不管是在原欧盟15国，还是在欧盟新成员国，老百姓最不信任的依然是政党：原欧盟15国有76%的民众不信任政党，而新欧盟国家有高达82%的民众不信任政党。”与之相反，西方政党的衰落映衬了中国共产党的兴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它表现出更大的内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其内部功能是以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为基础的高度集中制结构的产物，而其外部控制功能（即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功能）是和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权力结构的产物。”

    和西方政党进入政治生活的途径不一样，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性上具有排他性，“使它一旦进入角色，便设法巩固并维持下去，而且还要不断采取政治和组织的方式使领导权日益强化，以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权力淡化所造成的权力能量的消耗。”党的这种合法性的自我强化机制建立在两个方面，即通过建立现实政绩强化政治上的合法性以及从组织建设的角度开展从严治党，强化政党本身的素质和代表性。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建设现代政党的需要

    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因为直接参与政治过程，其成员既是普通公民，同时又必须体现出政党所要求的素质，比如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较高的政治敏感性等。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又和西方政党那种松散的组织有很大的区别。

    當历史不能提供一种可能，即每个人的自我管理是社会自我管理的前提和基础的时候，那么对民主的现实追求就只能形成两种实际的要求：第一，人民必然要求把“人民的意志”转化成现实可行的制度，即代议制的制度形式；第二，人民的意志决定了管理者之后，必须保留经常性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确立了核心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也容易滋生某些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这不但侵蚀了党作为现代性执政党的健康的组织肌体，同时也脱离了群众，弱化了党的政治合法性。这些现象的产生，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腐败现象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危及党的先锋队和执政地位。”

    作为长期执政的现代政党，其基层组织是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核心组织者，这个特征和西方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最早把政党类型进行分类，他提出三种政党模式：大众型、精英型和信徒型。“群众型政党（the mass parties）组织化程度高，拥有大量的、在意识形态方面高度认同的成员，如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依靠成员的缴费来获得资金。相反，干部型政党（the cadre parties）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组织化程度较低，主要依靠党内活跃的政治精英。”迪韦尔热把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这样的政党称为“信徒”（devotee）型政党，这种个人魅力型政党在失去其创建者之后便很难维持下去。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表明了最广泛的代表性和先进性，组织化程度高、执政水平优异、既有大量忠诚的党员，也有活跃的政治精英，兼有大众型和精英型政党的双重特征，党的领导核心实现换届的无缝过度及维持政策的延续性，又表明了党和信徒型政党的本质区别。

    政党的来源和基础是普通公民，是现代政治领域中表达民意的组织，它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民众的意志带到政治共同体中去的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国家主权和大众利益要求，对国家的政党政治形式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全面从严治党，则从政党本身的素质建设上，紧密契合中国人民利益要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夯实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贯穿于所有的人类历史的始终，关于什么是社会的理想状态，曾产生过各种不同的观点。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著作都描绘了一幅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好社会图景。与此相应，中国传统上也有着丰富的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资源，从孔子的“有道”模式，老子“小国寡民”的设想，庄子“至德之世”梦想，荀子的“王制”社会等等，显示出中华文明对于这一问题深刻的思考和哲学思辨。所有的这些关于理想社会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因为缺乏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认识，往往归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社会主义才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深刻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和根本动力的理想社会方案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消除贫富对立，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上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目前发展中世界只有约14%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1990年为47%。中国做出了最大贡献，将本国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0%降到2015年的4%，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全面小康预示着人民生活的幸福图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不分地域限制，没有阶级差别，惠及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领域、全方位的小康社会，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政治上的小康，指的是民主政治权利的真实实现；经济小康，指的是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文化小康，指的是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社会小康，指的是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生态小康，指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今天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把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最深厚历史传统、最复杂地域差异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壮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樊篱；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核心，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体现出社会主义无比的生机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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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康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