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徐汤峰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八一南昌起义犹如一声春雷，好似黑暗中的灯塔，使中国人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终于找到了依靠武装斗争才能最终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光辉道路。如今，这段历史已经过去90年了，它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页光辉夺目的历史篇章，更是值得后人不断学习、永远继承的精神财富。为此，本期“档案文化”栏目特别策划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专题，刊发了一系列围绕档案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历史、发展历程以及所经历的经典战役等内容的文章，以此追忆90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缅怀、传承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上紧紧靠近五角星的符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上镶嵌在五角星中的符号。曾有人呼吁把这个符号改成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九月九日”或三湾改编的“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坚决反对。1967年，毛泽东专门对时任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要杨成武将这段话的内容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眼中的“八一”，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军事事件，而是第一枪，是发令枪，它既不像“七一”那样在秘密中完成，也没有“十一”那样的从容不迫，它是我们党反复思索未来道路的缩影，它是我们党争分夺秒筹备暴动的定格，它是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次朴实严谨的评价。
一、武装起义是必由之路
自1921年建党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了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处于秘密状态，到走上公开舞台；从联合共产国际，到被确认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采取独立的政策到国共合作，大多数党员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着革命事业的方向，已是悬崖百丈冰，党在危急关头找到了一条电闪雷鸣映衬下的前路——举行武装起义，直接领导革命军队。
（一）惨痛的教训摆在全党面前
1924年至1927年，一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国共两党在现阶段革命任务和目标相同的情况下，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正确建议，实现了党内合作，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曾真诚地相信，通过国共合作能够实现革命目标，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然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清党”，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这次决裂，不是不欢而散，而是强权的血腥屠杀。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惨痛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不武装反抗、不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武装斗争上，就只有死路一条。南昌起义10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说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二）党孕育了自己的武装革命思想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影响下，早期的共产党人对军事颇不以为然，他们眼中的總司令，是学生游行的领导者，是工人运动的指挥者，而不是部队的统帅。这个阶段甚至可以追溯到建党前，例如，早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就曾在亲笔撰写的创刊宣言中说：“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悲剧是命中注定的，共产党经常批评国民党只抓军事工作不抓群众工作，结果被国民党教了一课，无血革命付出了血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党认识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早期瞿秋白在宣传鼓动北伐战争时指出：“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1926年，毛泽东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八七会议本应在7月27日召开，后因故推迟，又是在中央委员不到半数的情况下紧急召开，而且只开一天即匆匆结束，整个八七会议看似充满不确定性，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等会议精神已经成为党内的主流思想，并实质上领导着前后的武装起义。思想准备决定组织准备，同一时期，党内开始实行民主集中，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中央改组，否定了陈独秀一人领导下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发表7月13日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这里开始，主张武装反抗的力量在中央取得领导地位。
（三）党具有发动武装起义的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势力大大超过共产党，却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反而因为其愈发地依赖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持，导致矛盾加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人民变革现状的期望依然强烈，所以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深厚，它必然会在短暂低潮中沉潜，而且随着压迫得越深，愈发积累能量，并在下一次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立于潮头。
再看我党，在参与领导大革命过程中，虽然开始时是一个小党，却走在了时代前列，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通过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彰显了党的先进性，空前地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威望，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吸引了一批追求进步的军事人才。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党在参与建立黄埔军校、北伐战争等过程中积累了建军治军、政治工作和指挥作战等方面的经验，培养磨砺了党的军事素养，影响和掌握了一些武装部队。
二、南昌是最理想的起点
既已经决定武装斗争，紧接着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制订行动计划。南昌被后人称为军旗升起的地方，不是由于一次擦枪走火，也不是因为一场毫无预料的遭遇，它是深处重围中的一丝空隙，更是慎重考虑后的前进方向，内忧外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为它增添了神秘色彩，时移世易蕴含的战略艺术才是它的本来面目。
（一）宁汉合流后的立足之地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民主革命，史称宁汉合流。大革命高潮时期，国民政府从广东发展到湖北、江西、福建一带，中共中央机关随之从上海迁往武汉。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及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转入地下；唐生智、朱培德等军队纷纷“礼送共党”；北洋军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拉拢国民党等原因，更是趁机大肆打压共产党。随着国民党反革命面目的日益明显，大革命开辟的民主土壤逐渐被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
共产党失去了国共合作时期的立足之地武汉，急需找到新的立足之地，于是选择了广东的海陆丰一带。这种选择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希望掌握海陆丰的港口，尽可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二是考虑广东作为国共合作开始的地方，革命思想较为活跃，以二次北伐为旗帜有利于革命发展；三是避开宁汉锋芒，远离中原这个诸侯角力的战场，免受倾轧波及。目的地有了，接下来就要规划路线。彼时东有蒋介石、西有唐生智，只有控制赣北南浔线的国民党势力没有公开反共，而那条自九江至南昌而后南下的“中间路线”本就不是为中国共产党设计的，可此时却成了我党临时的庇护所。
（二）“依张回粤”已然行不通
南昌起义一个月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大部分力量联合张发奎重回广东，这就是“依张回粤”。提起“依张回粤”，就不能不提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就不能不提张发奎这个人。张发奎，1912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参军，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后因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后被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当局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各界重视。张发奎不愿同汪精卫、唐生智“东征讨蒋”，又在两湖没有地盘，所以企图率部南下广东另开局面，即“回粤运动”，行军所用路线即上文提到的“中间路线”。
汪精卫酝酿“分共”图谋时，张发奎拥兵自重本就对汪三心二意，部下中亦有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员且多为骨干，他又是格外爱护袍泽，因此并不热心反共，甚至曾明确表示保护中共党员。因此，我党在四面环敌时把目光望向了身边的张发奎。然而张发奎没有认准中国共产党。7月14日，武汉国民党召开秘密会议，张发奎同意分共。随后的种种迹象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此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三）南昌城内我强敌弱
1927年7月份的华中地区，正经历着一个各方瞩目的大事件，即国民党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汪精卫集团打算东扩地盘，同时借机掩盖反共叛变阴谋，因此调动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力量参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酝酿着转移中央、南下广东，因势利导地将自己的力量向江西集中。一时间，九江汇聚了国共两党大量部队。随着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特别是察觉张发奎命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实际是要把贺龙、叶挺部队调往德安解除兵权后，我党决定紧急动员，从速移师南昌。
为何是南昌？起义前夕的南昌地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有第11军第24师、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3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此外还有预定参加起义的第4军第25师第73团、第75团，总兵力约两万人，队伍中更是云集诸多后来名列开国将帅的将星们，可谓是兵强马壮。相比之下，国民党守军的力量就显得十分薄弱了，唯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颇有战斗力，算上第3军、第6军和第9军的几个团，全部兵力约3000人。南昌本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久留之地，集中兵力形成我强敌弱态势，出其不意速战速决，以此为起点打出武装革命旗号，趁国民党主力部队赶到之前快速转移，是当时中央贯彻南下方针的最好选择。
三、掰着指头数出来的八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原本打算7月30日举行起义，后来改为8月1日凌晨4点，却在最后一个晚上决定提前两个小时，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武装起义的叹号要变成问号。谁都知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起义时间一波三折的背后，是意志的碰撞。
（一）有的人消极，所以会一拖再拖
首要消极的人，准确说是一个组织，即共产国际。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就是正牌上级，它看好中国革命，但最看好的不是中国共产党，更没有看好共产党的武装起义，而几乎是从头到尾让我党辅助国民党、依靠国民党部队、不要给国民党添乱。在起义箭于弦上时发出的电报命令中仍然用“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这样含糊的字句作为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党的部分领导人或多或少对于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缺乏清醒认识。例如，陈独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始终对国民党一厢情愿地抱有幻想。又如，张国焘不愿去南昌参与行动决策，7月30日提出停止起义等等。辩证地看，对南昌起义持消极态度的人们，很多也都怀着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革命事业做了重要贡献，但正是因为有这个前提，在紧要关头的迷茫犹豫，才造成了思想、组织、军事准备的拖延，而这恰恰构成了历史的完整。
（二）有的人软弱，才导致千钧一发
如果说彷徨者是在拖延中使得形势一天天被动，那么泄密者就是在愚蠢中导致形势迅速恶化。最著名的泄密事件听起来匪夷所思。1927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传达到了中国，史称“五月指示”，指示中提出“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让某些老领袖对待事变坚定起来或者变成废物”，“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组织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承办蒋介石”等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始终希望能够拉拢汪精卫，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政治能量。为表示信任，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五月指示”部分内容，结果讓汪精卫把电报抄本要了去。过去汪精卫一直利用孙中山“联苏联共”的政治遗产抗衡蒋介石，近来已经在“分共”十字路口越来越摇摆，这个电报抄本给了他一个冠冕堂皇的反革命借口，也使中国共产党措手不及，几乎撕裂了国共之间本已脆弱的合作纽带。另有一件泄密事件，虽然其影响没有“五月指示”那么广泛深远，却因发生在紧要关头，也非常危险。贺龙部队一个名叫赵福生的副营长叛变，他是在7月31日下午5点与师里营以上军官一起接到的暴动命令，尽管他抓紧时间向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告密，但泄密事件已无法迅即改变武装起义大局，贺龙亲自找周恩来商量改变起义时间，最终前敌委员会决定提前两小时尽快行动。
（三）更多人积极，才有了力挽狂澜
万事俱备，这时的武装起义已不是某个人或某支部队的事，而是全党的事，停步不前的人无论身居何等高位，投敌叛变的人无论带来多大危险，都已不能阻挡这股洪流。面对7月30日关于是否停止起义的党内争论，有周恩来的“拍案而起就欲辞职”，也有李立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面对国民党守军，有朱德的夜办酒宴，也有贺龙的临危不乱。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满天的星星点点下，哪名起义官兵能够酣然入睡，他们无心畅想未来，只为当下在跟共产党干一番大事业而激动不已。那是怎样一个紧急关头，张发奎在31日决定最后勒令贺龙、叶挺第二日上庐山开会，并将部队开回九江，“如胆敢违抗军令，我就地制裁，也算是仁至义尽”，最终共产党棋快一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谁也不知道后人将如何评价自己，谁也无法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决策当下的行为，但总有一些人，以高度的革命觉悟融入到历史的进程中，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如当年参与南昌起义的那些人们。
不翻开历史，就无法想象那个一句信仰说出口会决定性命的年代，就无法理解革命先辈们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按照”到“参照”究竟走了多么伟大的路，更难以体会他们从准备到爆发武装起义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智慧。瓜熟蒂落，一声枪响，南昌城头诞生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此掀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事业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