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中国早期红色音乐
居其宏
摘要：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最早关注音乐问题、从事红色音乐传播和创作的共产党人。他不但有“心弦上乐谱的记录”，已能窥见其对音乐艺术的挚爱，且是第一个将《国际歌》完整的词曲中译本公开发表的译配家；由他作词作曲的歌曲《赤潮曲》，则是我国最早的原创性革命歌曲作品，在中国红色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关键词：瞿秋白；《国际歌》；《赤潮曲》；红色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4-0020-03
瞿秋白（1899.1-1935.6），祖籍江苏宜兴，出生于常州，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最早关注音乐艺术问题、从事革命音乐传播和红色音乐创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瞿秋白对于我国革命文艺和红色音乐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基于唯物主义反映论关于文艺功能的阐发以及《国际歌》的译配和歌曲《赤潮曲》的创作中。早期革命活动及其“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20年，瞿秋白即以《晨报》记者身份出访苏联，并写作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本散文集，作者用激情洋溢的笔调和充满诗意的优美文字，如实而具体地报道了他在苏联采访期间所看到的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一个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崭新世界。这可说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部文学游记。前者于1922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题为《新俄国游记》。
至于瞿秋白是否接受过基础性的音乐教育和熏陶，目前尚无确凿史料可证；但从他将自己的这两本散文集称为“心弦上乐谱的记录”看，瞿秋白对音乐艺术的挚爱、其内心之音乐艺术情结和修养可见一斑。
《赤都心史》写成的1922年，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分界线——是年，经张太雷和张国焘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此从一个热烈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文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反映论
其实，早在1920年，瞿秋白在其文章中便明确提出文学的反映论和“喉舌”论：
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因为社会的不安人生的痛苦而有悲观的文学，譬如人因为伤感而哭泣，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寄之处……中国现在的社会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
在引征了瞿秋白关于文学与社会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之后，有必要指出：
其一，瞿秋白对文学本质的看法，自覺将其哲学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点之上；因之，对于指导和推动我国新文学、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至于他在文学与生活相互关系上所运用的反映论、文学与革命相互关系上所提出的武器论、工具论、“喉舌”论，在民族危机深重、革命风云激荡的20年代，自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必要性；事实上，这些理论和观念对于当时革命文学的指导意义和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且也为由此诞生的诸多优秀作品所证实。而其中隐含着的某些粗浅和略带片面的倾向，既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初来中国、瞿秋白等人对之理解不够全面和研究不够深透来解释，也可理解为对列宁“齿轮和螺丝钉”理论的真诚服膺和直接套用，因此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当代人万不可求全责备。
《国际歌》的译配与传播
不仅如此。直接就音乐艺术这个专业领域说，瞿秋白的第一个巨大功绩，便是将《国际歌》译配为中文。
1920年底，瞿秋白在前往苏联途径哈尔滨时，平生第一次听到欧仁·鲍狄埃作词、皮埃尔·狄盖特作曲的法国革命歌曲《国际歌》。它那深沉博大的歌词气概和一往无前的铿锵旋律，直令瞿秋白热血贲张、激情沸腾。有史料称：他正是哼着这首歌在莫斯科从事足足两年的革命活动——亲耳聆听列宁的教诲，从事马列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并在莫斯科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此间，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国际歌》推介给国内革命者和劳苦大众。为此，1921年，瞿秋白与在俄文专修馆的同窗好友耿济之和郑振铎三人合译，以诗歌形式将译文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号”上，时称《第三国际党颂歌》。
这便是《国际歌》歌词最早的中译本。可惜，因当时未附曲谱而无法传唱。
1922年底，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随前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陈独秀等人动身返回祖国。1923年6月，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瞿秋白被任命为主编。直到此时，瞿秋白才将《国际歌》歌词译文和译成的简谱同时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即“共产国际号”上，率先为这首歌在国内的广泛传唱提供了完整的词曲版本。
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是参照俄文版、从法文版转译而来。作为联共（布）党歌和苏联国歌的《国际歌》，都只有三段，分别对应于法文原文的一、二、六节。早期的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因此，《国际歌》的中文译本也参照了俄文版的格局。瞿秋白在其译本说明中，曾经披露过这一事实：“法文原稿，本有六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三节，中国译文也暂限于此。”
最令人感佩者，是瞿秋白在译配时，为了体现“‘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之立意，乃决定将法文“国际共产主义”一词改用音译，使得“英德纳雄纳尔”不仅在词与曲相互关系的处理上尊重原作，令歌者唱来顺畅谐和；尤为重要的是，还有利于全世界的无产者每每歌唱至此之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营造出以“异语同声”之歌、期“世界大同”之境的神奇效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列宁对于《国际歌》的高度评价：
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个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毋庸置疑，《国际歌》是以声乐作品形式承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革命观和人生观的伟大创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音乐标志，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的进军号角。此后，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自己的党歌，革命家兼诗人的毛泽东也曾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这首歌巨大的精神伟力。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它的悲壮旋律均响彻于共产党人的各种庄严场合乃至祖国的四面八方。
正因为如此，从译配艺术看，瞿秋白率先译配的《国际歌》是我国音乐家在外国声乐作品译配方面颇具独创性的成果；从我国近代音乐史和红色音乐传播史看，更不愧为我国革命音乐的先声。
《赤潮曲》
当然，瞿秋白对于音乐艺术的挚爱情结及其对于我国革命音乐的贡献，不单单是译配了《国际歌》的中文版本。从音乐创作角度看，更重要的，是瞿秋白以“秋渠”为笔名，又在发表《国际歌》完整词曲中译本的同一期《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出版）上，发表了由他作词作曲的《赤潮曲》。
谱例1《赤潮曲》
作品以充沛的革命激情、昂揚的音调和坚定的节奏，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崇高理想，真挚地表达了一个伟大革命者爱国家、爱民族、爱劳工的博大情怀；在作品的中段和结尾处，仿照《国际歌》起句四度上行的号角音调（这一号角音调后来也被聂耳在其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歌的起句、中段与结束句中使用），向工农大众发出为反抗压迫而一往无前地“猛攻，猛攻”“奋勇，奋勇”的呐喊，并对“共产大同”寄予了无限期待。
这首作品成为建党初期最早的原创红色歌曲之一；今天看来，在早期红色歌曲盛行“旧曲填新词”的编创风气中，瞿秋白的这首歌曲作品以其独具的原创性思维在我国红色音乐史上益显其历史文化价值。
此后，瞿秋白在上海直接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其间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落入敌手，虽经受了种种威逼利诱与残酷的身体折磨，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经蒋介石亲批，将瞿秋白枪决。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上刑场，高唱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慷慨就义。而传唱至今的《国际歌》中文歌词，虽经诗人萧三多次推敲修订而成，但“国际共产主义”一词仍用音译（今将瞿秋白译本中的“英德纳雄纳尔”改译为“英特纳雄耐尔”），其首创之功当属瞿秋白无疑；尤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者，是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信仰上坚定不移，而且在严酷革命斗争实践中身体力行，从而将自己36年短暂而光辉的生命，义无反顾地奉献给了《国际歌》所纵情歌唱的、伟大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
责任编辑：钱芳
摘要：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最早关注音乐问题、从事红色音乐传播和创作的共产党人。他不但有“心弦上乐谱的记录”，已能窥见其对音乐艺术的挚爱，且是第一个将《国际歌》完整的词曲中译本公开发表的译配家；由他作词作曲的歌曲《赤潮曲》，则是我国最早的原创性革命歌曲作品，在中国红色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关键词：瞿秋白；《国际歌》；《赤潮曲》；红色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4-0020-03
瞿秋白（1899.1-1935.6），祖籍江苏宜兴，出生于常州，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最早关注音乐艺术问题、从事革命音乐传播和红色音乐创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瞿秋白对于我国革命文艺和红色音乐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基于唯物主义反映论关于文艺功能的阐发以及《国际歌》的译配和歌曲《赤潮曲》的创作中。早期革命活动及其“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20年，瞿秋白即以《晨报》记者身份出访苏联，并写作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本散文集，作者用激情洋溢的笔调和充满诗意的优美文字，如实而具体地报道了他在苏联采访期间所看到的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一个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崭新世界。这可说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部文学游记。前者于1922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题为《新俄国游记》。
至于瞿秋白是否接受过基础性的音乐教育和熏陶，目前尚无确凿史料可证；但从他将自己的这两本散文集称为“心弦上乐谱的记录”看，瞿秋白对音乐艺术的挚爱、其内心之音乐艺术情结和修养可见一斑。
《赤都心史》写成的1922年，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分界线——是年，经张太雷和张国焘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此从一个热烈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文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反映论
其实，早在1920年，瞿秋白在其文章中便明确提出文学的反映论和“喉舌”论：
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因为社会的不安人生的痛苦而有悲观的文学，譬如人因为伤感而哭泣，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寄之处……中国现在的社会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
在引征了瞿秋白关于文学与社会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之后，有必要指出：
其一，瞿秋白对文学本质的看法，自覺将其哲学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点之上；因之，对于指导和推动我国新文学、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至于他在文学与生活相互关系上所运用的反映论、文学与革命相互关系上所提出的武器论、工具论、“喉舌”论，在民族危机深重、革命风云激荡的20年代，自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必要性；事实上，这些理论和观念对于当时革命文学的指导意义和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且也为由此诞生的诸多优秀作品所证实。而其中隐含着的某些粗浅和略带片面的倾向，既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初来中国、瞿秋白等人对之理解不够全面和研究不够深透来解释，也可理解为对列宁“齿轮和螺丝钉”理论的真诚服膺和直接套用，因此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当代人万不可求全责备。
《国际歌》的译配与传播
不仅如此。直接就音乐艺术这个专业领域说，瞿秋白的第一个巨大功绩，便是将《国际歌》译配为中文。
1920年底，瞿秋白在前往苏联途径哈尔滨时，平生第一次听到欧仁·鲍狄埃作词、皮埃尔·狄盖特作曲的法国革命歌曲《国际歌》。它那深沉博大的歌词气概和一往无前的铿锵旋律，直令瞿秋白热血贲张、激情沸腾。有史料称：他正是哼着这首歌在莫斯科从事足足两年的革命活动——亲耳聆听列宁的教诲，从事马列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并在莫斯科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此间，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国际歌》推介给国内革命者和劳苦大众。为此，1921年，瞿秋白与在俄文专修馆的同窗好友耿济之和郑振铎三人合译，以诗歌形式将译文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号”上，时称《第三国际党颂歌》。
这便是《国际歌》歌词最早的中译本。可惜，因当时未附曲谱而无法传唱。
1922年底，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随前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陈独秀等人动身返回祖国。1923年6月，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瞿秋白被任命为主编。直到此时，瞿秋白才将《国际歌》歌词译文和译成的简谱同时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即“共产国际号”上，率先为这首歌在国内的广泛传唱提供了完整的词曲版本。
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是参照俄文版、从法文版转译而来。作为联共（布）党歌和苏联国歌的《国际歌》，都只有三段，分别对应于法文原文的一、二、六节。早期的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因此，《国际歌》的中文译本也参照了俄文版的格局。瞿秋白在其译本说明中，曾经披露过这一事实：“法文原稿，本有六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三节，中国译文也暂限于此。”
最令人感佩者，是瞿秋白在译配时，为了体现“‘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之立意，乃决定将法文“国际共产主义”一词改用音译，使得“英德纳雄纳尔”不仅在词与曲相互关系的处理上尊重原作，令歌者唱来顺畅谐和；尤为重要的是，还有利于全世界的无产者每每歌唱至此之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营造出以“异语同声”之歌、期“世界大同”之境的神奇效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列宁对于《国际歌》的高度评价：
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个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毋庸置疑，《国际歌》是以声乐作品形式承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革命观和人生观的伟大创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音乐标志，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的进军号角。此后，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自己的党歌，革命家兼诗人的毛泽东也曾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这首歌巨大的精神伟力。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它的悲壮旋律均响彻于共产党人的各种庄严场合乃至祖国的四面八方。
正因为如此，从译配艺术看，瞿秋白率先译配的《国际歌》是我国音乐家在外国声乐作品译配方面颇具独创性的成果；从我国近代音乐史和红色音乐传播史看，更不愧为我国革命音乐的先声。
《赤潮曲》
当然，瞿秋白对于音乐艺术的挚爱情结及其对于我国革命音乐的贡献，不单单是译配了《国际歌》的中文版本。从音乐创作角度看，更重要的，是瞿秋白以“秋渠”为笔名，又在发表《国际歌》完整词曲中译本的同一期《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出版）上，发表了由他作词作曲的《赤潮曲》。
谱例1《赤潮曲》
作品以充沛的革命激情、昂揚的音调和坚定的节奏，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崇高理想，真挚地表达了一个伟大革命者爱国家、爱民族、爱劳工的博大情怀；在作品的中段和结尾处，仿照《国际歌》起句四度上行的号角音调（这一号角音调后来也被聂耳在其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歌的起句、中段与结束句中使用），向工农大众发出为反抗压迫而一往无前地“猛攻，猛攻”“奋勇，奋勇”的呐喊，并对“共产大同”寄予了无限期待。
这首作品成为建党初期最早的原创红色歌曲之一；今天看来，在早期红色歌曲盛行“旧曲填新词”的编创风气中，瞿秋白的这首歌曲作品以其独具的原创性思维在我国红色音乐史上益显其历史文化价值。
此后，瞿秋白在上海直接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其间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落入敌手，虽经受了种种威逼利诱与残酷的身体折磨，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经蒋介石亲批，将瞿秋白枪决。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上刑场，高唱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慷慨就义。而传唱至今的《国际歌》中文歌词，虽经诗人萧三多次推敲修订而成，但“国际共产主义”一词仍用音译（今将瞿秋白译本中的“英德纳雄纳尔”改译为“英特纳雄耐尔”），其首创之功当属瞿秋白无疑；尤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者，是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信仰上坚定不移，而且在严酷革命斗争实践中身体力行，从而将自己36年短暂而光辉的生命，义无反顾地奉献给了《国际歌》所纵情歌唱的、伟大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
责任编辑：钱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