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处长经济学”现象说开去

    张培元

    “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在4月15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须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

    处长的权力有多大？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室副主任陈国卫的观察，处级作为国家部委最基本的工作单位，处长名义上没有实权，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副部长部长手里，但处长作为具体执行官员，拿出的意见常常最有分量。因而国务院一位领导在一次开玩笑中说过：“我们这里处长最有权力了。”而朱镕基同志也曾在某个公开场合怒斥某些部委对下属约束失范，成了“部长领导下的处长负责制”。

    国务院常务会讨论通过的重大政策迟迟不能落地，部长们参与研究的问题还要再拿回去让某些处长“把关”，漫长的“会签”手续将好政策的能量提前透支损耗—这种不该有的权力程序倒置，再次形象印证了朱镕基同志那番辛辣批评。“部长领导下的处长负责制”，说轻了是繁冗拖沓、作风浮漂、审批长征，说重了就是玩忽职守、懈怠工作、误国误民。

    有专家将这种权力梗阻现象称为“处长经济学”，意思是在权力决策、权力运行、政策落地的各个环节，承上启下、负责工作实务的处长岗位最容易成为瓶颈，最容易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蓄意拉拢的对象，也最容易在糖衣炮弹攻击下沦陷。在“跑部钱进”之风最为突出的时期，个别腐败掮客最先摆平的就是某些部委的处长们，不少贴着政绩工程标签的重复建设项目和污染项目，就在层层失守中一路过关得以审批。

    让好政策尽快“落地”，必须打破权力的肠梗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让“处长经济学”彻底失去存在土壤。根治“处长经济学”，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完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最大化等问题。从机制源头矫治“部长领导下的处长负责制”病症，一方面要强化权力运行管理，强化工作纪律和办事规矩，杜绝机关办事人员的玩弄权术、不作为乱作为，另一方面也要提升部委领导的专业能力、驾驭能力和操控能力，不能总是摆脱不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事事处处被下级牵着鼻子走，更不能满足于当当传达员、中转站、甩手掌柜，对下级的推诿拖沓效能低下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