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于国也》备课札记
摘要：《寡人之于国也》是高中教材文言文中的典范之作。在备课时，教师应通过深入解读走进文本，尽可能挖掘出文章的学习价值。
关键词：《寡人之于国也》；为王之道；为言之道；为人之道
《寡人之于国也》是人教版和苏教版都入选的文言文经典篇目。既然它被如此看重，那肯定有它本身的独特性。教师应充分挖掘优秀经典作品的思想价值，进而与学生一起去体会其独特性和永恒的魅力。
我们知道，本文记录的是孟子与梁惠王之间的对话，既然是对话，就应该有问答。有问答，那谁问谁答、问什么答什么、怎么问怎么答等都应该是我们在进行教学的时候需要探讨与学习的。对于这篇文章，本人觉得可以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来展开进行解读：1.文章中梁惠王之问的实质是什么？孟子又给出了哪些建议？2.孟子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让梁惠王明白这些道理的？3.从中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孟子？而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以下三个方面：为王之道；为言之道；为人之道。
先说为王之道。梁惠王劈头就说自己对老百姓是如何好，不是移民就是移粟，但是结果呢？跟邻国一比，自己的百姓也没有变得更多，邻国的百姓没有变得更少，这是为什么呢？不难看出，梁惠王之问其实就是关于“为王之道”的，即统治者怎样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安居乐业，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那么孟子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呢？孟子认为，王道与霸道不一样，王道应该从仁政开始，应该以民为本。所以他向梁惠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文章后三段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顺应自然。孟子说，应该让百姓有时间去耕种，那样才可以有粮食吃，很密的网不能进入河里，那样就有鱼吃了，斧头也要按时进入山林去砍伐木材，那样木材就可以用不完了。细细想一想，这些不就是要求我们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吗？不就是要求我们顺应自然规律来进行生产生活吗？一旦做到这些，国王就可以让百姓的生活没有顾虑了，百姓没有顾虑了，“王道”就可以说是开始了。
其次，改造自然，实行教化。那是不是做到顺应自然就是王道了呢？孟子觉得还不尽然，前面只是尊重自然，而仅仅这样还不能算是王道，还需要改造自然，毕竟自然不能提供的还有很多，所以他又说了第二方面：要在五亩大的土地上种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蓄养鸡狗猪这些牲畜，而且不能耽误他们繁殖的时机，这样百姓就有肉可以吃了；百亩大的土地，按照季节去耕耘播种，数口之家的人家就可以不挨饿了。这些措施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它着重是要求人们去改造自然，种桑树、养牲畜、种庄稼，已经不是靠天吃饭了，而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除此之外，孟子觉得还没有达成真正的“王道”，因为要想让老百姓真正安居乐业，还需要发挥教育的作用。所以紧接着孟子就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然后“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背负或头顶重物在路上行走了”，说明人们已经从温饱转向了更高的精神追求。那么如果国王做到这样，老百姓就可以不饥饿、不寒冷。最后他说：“做到这样不能称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此时的孟子说得是多么自信，多么斩钉截铁。
那么是不是做到“改造自然，实行教化”就可以“称王”了呢？是不是他们的对话到此就结束了呢？此时的梁惠王就这样“善罢甘休”吗？就这样听从孟子的“教诲”吗？文中虽然没有把梁惠王的质问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对孟子之前的一番劝说与建议，他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非我也，岁也”。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都不是我的原因，是年岁不好，是收成不好，所以老百姓受苦受难”。针对梁惠王推卸责任的言辞，孟子却是据理力争，言辞犀利。他说，诸侯家的猪狗吃人，主人却不加以制止；遇到路上饿死的人却不知道打开粮仓赈济百姓，看到人死了，就说“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这样做跟杀了人然后说“不是我的错，是兵器的错”有什么区别呢？大王只要不归咎于年成，而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天下的百姓都会来归顺你的！如果天下的百姓都来归顺，王道就真正实现了。这就是第三方面：改变自我。
由“顺应自然”到“改造自然”再到“改变自我”，层层推进，条理清晰，但是不是当时的梁惠王就可以明白呢？或者说孟子是怎么让梁惠王明白的呢？这就涉及到孟子的为言之道。
梁惠王开始提出问题的时候，孟子似乎就已经知道了他的意图，但是他没有直接说，而是拐了一个弯，说：“大王喜欢打仗，我就用打仗做比喻吧！”接着就引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让梁王回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孟子自己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把解答问题的话筒交给了梁惠王。此刻的孟子是何等的聪明，何等的机智。他深知，梁惠王作为国君，作为打仗高手，明白的东西比自己不少，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梁惠王肯定不能说“五十步笑百步”是对的，因为这样也就是承认自己发动战争、征调百姓是对的。梁惠王忽略了，虽然他对老百姓也不错，尽心尽力，可是他不知道他的那一套是霸道思想。小恩不可能让百姓幸福，更不可能让国家发达，让王位稳固。可以说，这就是孟子的“为言之道”，旁敲侧击，让梁惠王在不经意间知道自己的主张，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紧接着，他在为梁惠王提出建议的时候，频繁运用整齐的排偶句式，阐明“王道之始”连用了三组排偶句，论述“使民加多”连用了四组排偶句，无形之中就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让对方无话可说，想必当时的梁王应该也是比较“狼狈”的。
除此之外，在最后指出梁惠王“罪岁”的时候，孟子依旧是很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和对比。他把统治者怪罪年成不好与杀了人却怪罪兵器作对比，这样一来，梁惠王听了之后感觉上比直截了当地说应该会舒服一些。
那么孟子为什么会说这些，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接着我们看一看第三个问题：孟子的为人之道。彼时的梁王与孟子，前者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后者乃四处“游荡”的普通说客，地位悬殊，一般的说客可能早就跟秦舞阳一样被吓得战战兢兢了。但是孟子却义正言辞、步步紧逼，能够做到不卑不亢、机智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王道的主张与建议。无论是批评梁惠王不应该发动战争，还是批评梁惠王不应该归咎年成，都说明他深谙为人之道——心存浩然之气，有自己，有他人。可以说，这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犹记得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曾经这样评价孟子，说他是“思想与辩才的神奇组合”。有思想的高度，才可能有雄辩的口才，有雄辩的口才方可让梁惠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王道”，怎么样才能实现“王道”，从而最终说服梁惠王施行孟子的主张——“仁政”。
作者简介：蔡家美（1984—），男，安徽省霍山文峰学校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