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政治动员机制探析
熊智鹏
摘 要：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协调式政治动员有其独特的动员机制。形成结构上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动员的主客体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认同度的构建促使了动员功能的发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动员机制对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动员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8.04.014
文章编号：1009-6922（2018）04-64-06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政策的落实程度，就是怎样让群众最大程度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从理论上需要建立一种协调式、互动式的政治动员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场成果显著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不同于以往的协调式动员模式可以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极大地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高质量、高效率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以往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关于动员机制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大多数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研究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单方面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得失进行分析，很少提及外部环境、思想观念变化等因素，仅仅认为是制度本身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二，对于社会动员的研究是把动员分为行政动员、经济动员、思想动员等方面，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是基于多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往往会忽视了对重点因素的探讨。第三，从动员机制中寻找某个切入点，比如动员产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探讨、社会动员的成效研究或者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单独选择一个来研究，这种研究方式虽然提高了研究的深度，但缺乏一定的整合性。本文通过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动员的形成结构、功能发挥以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整合研究，从政治动员的机制入手，来分析协调式动员模式的实现路径，聚焦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一、农村的困境及体制弊端的显现
1976年到1978年，党在思想上不仅没有改变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在某些方面更甚于前，在政治动员上依旧沿袭建国初期的强制式动员模式，所谓强制式动员模式，就是在国家一元化政治结构之下，在制度安排上有着高度统一的权力运行结构以及强意识形态的功效。在这种动员模式下，加之自然环境的催化，农村经济变得更加困难。
（一）农村的困境
“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扭转了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现象。但在政治动员上采用的强制式模式渐渐失去了它以往所展现出来的政治效率。在经济上，中央号召实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动员政策，这种动员策略的问题在于，其一，客观上的不切实际，中央的战略布局没有兼顾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其二，动员过程缺乏主客体的互动；其三，自1976年后，老一辈领导人相继去世，使得强制式动员模式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因此，在经济政策上的政治动员收效甚微。在“左”倾思想影响下，中央采取的一些措施非但不能实施有效的政治动员，甚至出现了逆动员。
低下甚至逆向的政治动员以及十年“文革”动乱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使原本就落后的农业生产更加艰难。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我国农村居民在食物消费品的数量上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见表1）。
在一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农业生产滞后的问题更为严重，比如安徽省“全省只有10%左右的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大部分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困苦。集体经济成为空壳，全省大约有25%的生产队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8%的生产队即使把全部资产，包括耕牛、农具、房屋全部变卖了，也还是负债累累。”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是当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1978-1979年30年中，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长了78倍，轻工业增长了18倍，而农业只增长了2.41倍。”这导致了消费品、工业原材料的不足，在根源上限制经济的发展。另外，自然灾害以及政治运动导致农业生产极不稳定，产量波动大。
（二）弊端的显现
建国初期，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加之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我国在各方面都借鉴苏联模式。强制式动员模式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此为代表的人民公社制度为我国的工业化起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强制式政治动员的实施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工业的发展，人民公社的经营模式把农业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产品统购统销，以牺牲农业和农民为代价发展工业，我国得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强制式动员模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就逐步突显出来了。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限制是最大的弊端。社會主义工业体系建立后，国家非但没有改变这种经营模式，反而扩大了这种不符合生产力水平的集体化程度，农民长期在自己的辛勤劳作中得不到与劳动价值匹配的物质资料，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其次是环节僵化的问题。生产环节的僵化体现在种植作物的选择上，没有体现因地制宜。在分配环节上的问题是最突出的，首先是干多干少一个样，按劳分配的原则被破坏，基层的群众则动员不起来；其次是分配过程中的价值浪费，由于统一划拨，在运输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降低了效率。“左”倾思想错误，在政治上的最突出的是“两个凡是”，经济上也不例外，一方面是经济模式非但没有放宽，反而不断集中不断僵化，农民的收入几乎都来源于集体，生产力没有得到解放（见表2）。
另一方面，在整体方针上大搞“洋跃进”，大量引进外资、设备，妄图跳跃式发展，结果导致设备不匹配，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问题。政治和经济政策上的“左”倾思想错误反映到政治动员上就是固执地坚守强制式动员模式。
动员模式上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困境，使得无论是中央领导层还是农民本身都在思考解决这些困难的路径。是继续坚持原有的动员模式和生产经营模式，还是换一种方式，这个局由谁来开，怎样开，怎样把各个环节调动起来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成为了各个层面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二、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反应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央与地方的一种双向互动，它体现在主体与客体的二重性。改革的动力既来自于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思想讨论所引发的政治需要，也来自于农村广大群众为解决温饱问题而产生的自发行为。在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始终保持着一种协调式的联系，协调式动员模式就是政治动员呈现出双主体的特征，或者说不再以某一方作为政治运动的推动者，而是动员双方以协调互动的方式推动政治运动的进行。这种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在群众动员的框架之外寻找类似于制度的、法律的、文化的方式来实现政治动员，与强制式动员模式相比，其实就是动员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隐性的动员是主客体之间的暗示，显性的动员是主客体之间直接的对话，正是在这种联系之下，协调式动员催生了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反应。联动反应是协调式动员的演进过程。
（一）隐性动员推动改革初探
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间，是改革开放前的过渡时期。“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粉碎“四人帮”后，“左”的思想在党内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展开的是经济理论大讨论，重申了按劳分配的重要价值，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理论上的思想讨论是对“左”倾思想的最先突破，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上的理论重构，使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党内思想得到了一次有效的解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真理的讨论由此展开，这对后来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以及平反冤假错案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创造了条件。首先是思想条件，思想解放了，才敢突破旧体制的桎梏，才放得开胆子。其次是改革人才的解放，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展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多数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干部对改革有更深刻的理解，后来成为地方上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1976年到1978年中央的一系列关于思想解放的措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逐渐蔓延到农村，错误思想和体制开始被质疑，农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时期，安徽省和四川省起到了先锋作用。1977年6月，安徽省经过深入实际的调查，材料的收集，做了认真的讨论，拟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突破了以前不敢想的原则，动摇了“左”的禁区，后来被称为“省委六条”。与此同時，四川省委也积极展开调研，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再一次鼓舞了农民的改革士气。这种“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方式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果。安徽和四川的改革初探推动其他省份也开始讨论本省的问题，这种情况不久便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政治领域先导下的思想解放所推动的少数地区的改革初探，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双重主体下的隐性动员，这是协调式动员演进过程中的第一步。中央在群众动员框架外寻求主客体的互动，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做动员的直接推动者，但是实际上从哲学上的思考以及观念上的引导这种思想文化的范畴与群众进行互动，以减少动员压力，推动了协调式动员的第二步的出现。中央与地方在改革的意愿和行为上具有一致性与必要性，然而在一些客观困难的阻碍下，双方都显得有些踯躅不前。改革的动力始终是大于阻力的，改革初期的这一组中央与地方的隐性动员其实就是他们之间的相互鼓励，鼓励双方冲破思想枷锁，勇敢迈向改革的下一步。
（二）显性动员全面推广改革
在安徽、四川等地农村改革试点之后，中央在政策上稍有放宽。这种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试点取得的成效，“在最早实行‘双包责任制的凤阳县，1980年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又增长14.2%，许多生产队和农户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这种显著的成果使中央意识到地方的改革能够解放农村的生产力，至此下定决心逐步推广改革。
中央的态度首先通过新闻的方式展现，《人民日报》自1979年1月起，开始广泛报道各地实施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情况，这说明中央已经对各地所实施的改革及其成果表示肯定，并且有了一些扩大实施范围，推广开来的意思。进入80年代以后，中央开始逐渐对各地改革的合法性进行追认，如果说70年代末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中央隐性动员下，地方自发形成的，那么80年代初期的改革成果就要归功于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统筹安排。
对群众的宣传以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性的肯定是中央推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对农村群众的一次有效的显性政治动员。中央的改革指导集中体现在自1983年到1987年的五个一号文件上，五个一号文件层层推进，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得以平稳进行并逐步推广到全国。在中央的指导下，全国农村在短短三四年间便基本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覆盖。“1984年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户数有18397.9万户，占乡（社）总户数比重97.9%，其中，实行大包干的户数有18145.5万户，占实行责任制户数比重98.6%。”
中央在看到改革的初步成效之后，开始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来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展开。这说明在改革范围扩展期，中央逐渐向动员的主体地位转变，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毕竟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必须站出来担当改革的中流砥柱了。在初步实践中所验证的改革措施在取得重大成效，并且没有产生重大风险可能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在政策上予以支持，采取一种显性的政治动员。显性动员似乎表现出了中央在动员中的主体地位，但实际上也是协调式动员模式中的一个过程。在看到改革成效之后，需要在制度这种群众运动框架外给予农民信心以及胆量，这也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毕竟中央考虑到了农民对于自发改革后果的忧虑。
三、政治动员的新型模式及其内生动力
（一）强制式动员到协调式动员的嬗变
政治动员是一个政治主体发挥其政治功能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在政治动员的能力上优于其他政党。执政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在70年代末，在适应时代变化的背景下，它实现了由强制式动员模式向协调式动员模式的转变。
初期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动员能力来源于在民主革命时期树立的政治威信和对国家资源的有效掌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民众集中起来，便于中央对群众实施有效而迅速的动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多种因素的结合推动了政治动员模式的转变。1978年的思想解放蔓延到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与生产力的脱节，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客体力量增强，主力力量削弱的情况下，强制式动员模式便难以执行，随之而来的就是主客体之间相互联动的协调式动员模式，这种新型动员模式促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又推动了这一政治动员模式的定形。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原本保持高度一致性的国家、社会和个体趋于分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得除了中央以外，各社会力量都会占有一定的资源，因此，中央不再具有绝对的力量来实施强制式动员。“社会动员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结构亦随即发生变化。这期间，大量学者提出我国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到‘后总体性社会，或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不能说由强制式动员模式向协调式动员模式转变使得动员效率提高了，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使自己的执政能力趋于科学性而做出的必然变化。
（二）主客体认同度的构建
动员的主体和客体认同度的构建是协调式动员运行的内生动力。认同度的构建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主体认同客体与客体接受主体的统一。从政治动员的角度来说，中央是动员的主体，农民群众是客体，但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个过程来说，无论是中央还是群众都是主体，因此构建政治认同度是双向的，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型的协调式动员模式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中央对群众认同度的构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中央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把实事求是的观点贯彻到了党内外，同时也感受到农民在思想上亦在逐渐发生变化，人民群众一旦在思想上突破了观念上的禁锢，将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这是中央对群众认同度构建的前提。1978年全国多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中央在政策上对一些从前明令禁止的原则有所放宽，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产量，以解决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缺乏问题，这是中央在特殊情况给与农民群众的认同。1979年初，少数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便产生了巨大的成果，这说明“包产到户”是可以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正是基于这种自发行为所带来的成果，因此，中央并没有急于制止，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在舆论上表扬和鼓励。
其次是群众对中央认同度的构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认同度是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逐步建立的，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认可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群众对中央先天的认同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在工作路线上的转变，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使群众感受到了改革风暴即将来临，新一代领导集体突破了“左”的错误，在政策上开始放宽。大量有实干精神的领导和干部被委派到地方甚至基層，把中央的意图传达到了农村，动员主客体双方产生了互动。至此，中央和群众的认同度便相互建构起来。自此，协调式动员便产生了其运行的内在动力。
四、结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中央采用的是协调式动员，是建立在动员的主客体双向互动基础上的。先是中央在思想上的隐性动员，而后是政策上的显性动员，并在此过程中构建起了主客体双方的认同度。这种协调式动员虽然在时间跨度上较长，但是产生的动员效果却是稳固并持久的，过程也更加温和，以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在数年之内便取得巨大成效。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经验是在不断地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经验对现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所实施的政治动员来说依然重要。本文通过对政治动员机制的研究，大致可以得出四点启示：
（一）政治动员要坚持以群众的利益为中心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政治动员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长期面临的困难，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现阶段更加应该保护并尊重农民的利益，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在收入分配、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各方面为农民办实事，缩小城乡差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二）树立政治公信力，加强与群众认同度的构建
维持并巩固良好的政治形象是中央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遵循的原则之一，为了避免对改革的指导遭受农民群众的质疑甚至反感，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总是小心翼翼，采用了有效的策略以温和的协调式动员模式推动改革运行。在新时代，更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公信力才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与农民群众建立互信关系，解决农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三）政治动员要讲究策略，层层推进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政治动员就是先采用隐性动员，后采用显性动员，以一种温和的协调式的动员方式把农民群众引向改革进程中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得国家、社会甚至个人都占有社会资源，中央不再具有统管全部资源的能力，因此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性、急进性的动员模式，应该以温和的方式层层推进改革，使各方对中央的政治动员更加认同。
（四）广泛发挥农民群众的创造力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实践中的时候，将产生巨大的力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正是由于中央放手群众，才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新时代，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知识素质的提高，更加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在政策上给与他们良好的环境，以发挥其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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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