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

    又逢岁末。花相似、人不同的感慨催生出时间流逝的无奈和急迫，也让人不由得抽身反观正要过去的这一年。

    曾经常有人说，一图胜千言；但是当网络时代的千万张图片经常倏忽间地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如何厘清这巨量的影像背后所蕴含的繁复信息，无论是经由文字表述还是影像自身的呈现，都是一个难题，引人慨叹。

    有1万8千多人参加，來稿量高达20多万幅的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是这个年末全国摄影人高度关注的焦点。一来，即使对投稿数量进行了限制，但是如此众多的参与者和又创新高投稿数量，本身就是一个影像的奇迹；二来，这些作品如何记录与表达着如此众多的摄影者与这个时代的关联，也是一个值得细细思量的影像文化话题。

    今年正逢中国摄影家协会自1957年创办全国摄影艺术展览60年，本期推出了近百页的全国影展专题“第26届全国影展，走在 60年的节点上”，本刊记者详细报道此次全国影展的评选过程，其中摘引了许多评委对全国影展的感受和建议。在影像的社会功能和艺术质量之间，在参与者的广泛性与专业高度之间，在全民摄影的潮流和艺术创作的特立独行之间，评委们在纠结中进行着艰难的平衡和选择。这也难怪，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诸多传统沿袭，同时也承载了大众对摄影的激情，对摄影各自不同的理解，各自所系梦想的平台，全国影展是竞技场，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本期专题选登26届全国影展部分作品的同时，还特邀了4位往届全国影展获奖者吴宗其、姜振庆、沈玲、燕雁撰写文章，回忆他们各自与全国影展的缘分，以全国影展为线索，以他们各自精彩的摄影生涯作为铺陈，勾勒出1980年代以来中国摄影的变化。本期专题还邀请了中国摄协理论研究部副调研员许华飞撰写文章，从全国影展的缘起、定位、挑战、未来诸方面对全国影展作了系统梳理和展望。

    本期的“海外”栏目介绍了西班牙摄影师瑞奇·达威拉，从报道摄影作为职业起点，到转向自由创作的历程，让他的作品既保留着与世界结实的关联，又充盈着隐喻和诗意。

    本期“现场”重点介绍了10月底在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举行的“港口与影像：行动中的中国港城影像计划”展览。当代摄影的各种拍摄和制作方式，在这个展览中有了具体而厚重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成为艺术家如何带领公众围绕具体现实事项进行观察和思考的个案。这个展览中，政府机构与独立策展人、自由艺术家的合作也很有意思，制造和展示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性质的图像之外，正在开辟出了一条多元的图像（知识）生成机制，显示出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包括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互相合作的官方和非官方机构，越来越具有开放、自信且包容的文化意识。

    复旦大学教授顾铮先生受邀作为2017-2018 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前往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应本刊之约，顾铮先生从本月开始在本刊开设 “哈佛书简”专栏。开栏文章介绍的是哈佛艺术博物馆和芝加哥大学玛特美术馆分别举办的有关苏联1920 年代和1930 年代的先锋艺术作品的展览。这两个展览应和的是今年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0 周年的话题，正如文章标题所言，是《两个“应景”之展》。“应景”一词在日常使用中常有贬斥之意，应景之物因为临时和匆促，而常常价值低廉。顾铮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应景不怕，关键是“应的是什么景，看此应景在此节点上提出了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话很要紧。其实，追逐报道相关热点是媒体的天性和职责，在此意义上，媒体上展陈的大多是应景之作，不过，我们一直在力图提出问题，即使我们一时也找不到答案。

    《中国摄影》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