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教材分析

王英 王叶军
[关键词]小农经济,精耕细作,超稳定系统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3-0034-07
人民版《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一课,由“‘神农的传说”“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大禹和他的继承人”等共五块组成。而选用人民版的浙江省在其教学指导意见中又把“‘神农的传说”和“沉重的赋税和力役”两块列入“学生课外阅读内容”。在笔者近年多次接触的有关本课的公开课中,绝大多数教师无论采取导学案还是其他形式,基本上只讲了“生产工具和技术的革新”“耕作方式”及“水利工程”三块知识。为因应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老师们要么在南方经济发展上多做些文章,体现“时空观念”;要么在曲辕犁或耧车上做文章,体现“史料实证”。但本质上仍是散乱无序,对于“古代中国农业耕作技术为何难以实现进一步的革命性的发展”的命题,只是机械地给出“长期的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的传统农业”的答案。
为更好地落实国家新课程关于历史学科素养“历史解释”和“唯物史观”的要求,笔者对本课内容作一教材分析。
一、要从核心素养的要求
重建历史教学逻辑
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怎么样的人,据此可以选择怎样的教学内容和怎样来进行教学,即如何契合育人目标重建学科的知识逻辑和构建开放的学科教学逻辑,这是任何一门学科教学面临的核心问题。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其本质规律,考察其发展中的多重可能性,汲取其蕴涵的文明力量,促使学生联系现实世界进行思考,是我们历史学科学习价值之所在。
就教育学知识与学科知识孰轻孰重的问题,笔者与许多同仁在实践中感到,越是到高年级,对学科知识的理解越是重要。发现和重建知识逻辑是形成教学逻辑的前提,尤其是在中学偏人文社会方向的学科教学上,因为这些学科的知识需要不断掸去蒙着的灰尘,方法需要不断地现代化,观念更是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笔者以为在当前历史教学中,知识逻辑构建的最大弊端在于运用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皮毛”来进行“引领”。如在经济史教学中,简单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来开展教学活动,这样至少存在两方面不良后果:(1)简单的框架限定了材料的选用服从于既有之结论:一方面,只承认课本的观点,缺乏相应的冲突性设计和辨析,从而即使教学过程存在互动也丧失了对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考察;另一方面是论证的时候缺乏必要的方法而显得粗糙,特别使必要条件代替了充分条件,给出的正确结论缺乏证据和证据链的支撑。(2)简单的框架本身违背唯物史观,只看到是简单的互动,不强调重点方面,特别没有认识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限制的一面,看不到先进的生产力固化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一面。这两方面的后果长期发酵不但不利于我们对历史本相的探索与理解,显然更不利于学生批判性、审辩式思维的发展: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何以在封闭性社会和开放性社会有不同的体现?作为历史主体中的我们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如何选择及做出何种选择?
国家从“两个一百年”整体发展的战略出发,在课程改革中提出“核心素养”目标和实践途径,我们理应加强研究,将其内化于学科知识逻辑和教学逻辑的建构过程中。这是我们的下一代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公民水准的重要条件,这也是我们许多希望静心教书的教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笔者在长期的实践研究中,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对古代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还比较认同对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笔者认为可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这些观点、假说来对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进行知识逻辑的建构。
二、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讨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互动
(一)古代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如何出现的
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处于温带季风气候,一方面冬天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适宜植物生长,适于农业发展;另一方面是夏季来临和退却有早有迟,降雨量有大有小,导致旱灾和水灾频繁。正如汤因比所说“自然界对人类的挑战正好适度,既不过于强大到使应战者无法应付也没有弱小到不足以引起胜利的应战,有利于文明的产生”。我国的原始人在经历采集和狩猎活动后,于距今7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小农经济是其基本特征。
小农经济的概念源于马克思,它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农业经营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其两大特征:(1)以直接生产者小私有制为基础的;(2)具有分散、封闭、自给自足特点的生产性质。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这两大特征非常重要,正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或者说小私有和小生产的统一上才使“小农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而且值得说明的是,小农经济概念源于西欧样本,并不包括“精耕细作”,而放到中国历史语境下,则需要包括无疑。
追根溯源小农经济,个体家庭何时出现是先要回答的问题。作为从事生产和有独立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的出现,是分散的、个体的劳动出现之必然结果。耒耜等简单工具的出现、粟与水稻的培植、禽畜的驯养均使原始采集和狩猎经济向种植经济转移,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劳动方式因此逐渐被分散的个体劳动所代替。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都有生产工具、粮食、窑穴、陶器的小型住房。这表明具有生产职能的个体家庭及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已经出现,并在夏商周三代史迹延绵不断、灼然可辨。如有关“小农阶级”存在的例证:一方面,《国语》云“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孟子也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说明与处于社会上层的“君子”“劳心者”对应的“小人”“劳力者”即为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同样是《国语》,又说“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此处的“众”,即“小人”,他们是不同于没有祭祀、当兵“守邦”权利的奴隶,是有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小生产者。
值得指出的是,西周时的宗法制及其井田制为表征的家族生产主要适用于由姬姓氏族为基础的,士以上的社会上层。何况家族生产亦是以个体家庭生产为基础。而“野人”“私田”、《诗七月》有关于农民生产生活的描述等等都表明小農经济在西周的普遍存在。
据此可以认为,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最迟到夏商周已形成。为便于说明本文主旨,我们不妨把这时形成的小农经济称为1.0版的中国古代小农经济。
(二)超稳定性体制保护了小农经济
1.超稳定性体制是如何出现的?
小农经济分散的、孤立的特征,使它在对抗自然力量时显得非常脆弱,需要得到政权的保护,成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坚实基础。
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塑造也起着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的分析要从三个角度进行:(1)从文明起源看: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及其支流,在渭河、汾河、泾河、漳河、卫河等支流流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向黄河集中的“朝贡”心理。这就是当时形成宗法制并在此基础上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演变的“地理一心理”原因。(2)从国内环境看:拥有较大的平原,境内天然的屏障不多。一方面,如果不实行极端的统治,没有统一的文化,就会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秦的吞并战争实际上开启了秦国制度的扩张之路和中国实行统一集权的道路,华夏文化的向心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幅员广阔及其足够的回旋余地,使所有的入侵者和外来文化被地理中国和华夏文化大熔炉消于无形。(3)从外部环境看:中国被沙漠、高原、丛林、大海环绕,偏居一方,相对封闭,与世界其他文明相隔遥远。这就使中国无法借助外部力量来获得发展的动力和开辟新的路径。
生活在平原流域的人们,由于巨川大江的灌溉而土地肥沃,又有四季有序之助,所从事的是农业。“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再加上旱灾水灾的频繁使政府需要兴修水利来保障农业生产,民众在大型工程建设中被广泛动员起来,中间势力、民间力量不断被压缩。最终,“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使这个“伟大的王国”体制和文化不断地固化,使“中国文明体现了连续性、独特性,特别是超稳定性的特点”。
2.超稳定体制是怎样保护小农经济的?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必然要求以农立國,历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包括劝民农桑、奖励垦荒、限制土地兼并,组织和兴建水利灌溉工程,指导农民不误农时等。需要看到的是,尤其是“重农抑商”对保护小农经济起到重要作用。“重农抑商”自商鞅正式提出后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的“国策”,它在保护小农经济上的政策至少包括:(1)土地制度:自“初税亩”首次承认土地私有制后,历代政府采取“计口授田”“更名田”等制度承认自耕农小土地私有制;在土地兼并引发政权更迭后,“皇庄”“官庄”和大地主的“私庄”多数覆灭,小土地私有制回到主流;国家又以屯田、均田制等方式,将国有土地分发给农民耕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异化为租佃制,走向小私有制。(2)户籍制度:先是县、乡、里行政区域的有效控制,然后是“编户齐民”,将农民牢牢钉死在土地上,严格控制劳动力向工商业流动。(3)租税制度:我国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形式的递进和历史上“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人亩”及“地丁银”改革都没有本质上减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而对工商业课以重税,阻滞工商业对农业的冲击。(4)垄断经营:政府对盐、酒、铁、茶等重要商品垄断性经营,“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抑制私商发展官商,在明清更发展到“行会制度”“一口通商”。这些政策一方面使地权生产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工商业难以发展无法冲击固有的经济结构,这两方面共同阻断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结起来,稳定了分散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需要认识到的是,从先秦以来我国气温不断出现高低交替变化,西周后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到南宋中期、明清两代是四个寒冷期,恰恰也是周边环境恶化和“重农抑商”最为厉害,市场也最为衰败时期。尤其是在温暖期结束,如东汉末、唐末、元末、明末,均在农民大起义后重新造就了小农经济,重新支撑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又进一步固化了小农经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宋元时期,市场经济和分权政治已出现一些近代化的苗头,但明代开国初年即运用权势回归集权政治和小农经济的原点,清朝初年重复这个故事,工商业自由独立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形成,小农经济仍是包打天下。
需要承认的是,这个超稳定体制保护的是小私有权,而绝非大官僚大地主私有权。恰恰相反,政府始终以“国家主权即最高产权”的政治强力瓦解大官僚大地主私有权以解除他们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如对遗产继承,即规定无论长子、幼子,对族产和遗产均平均分配,地主家庭便不断分化。特别是对官僚地主频繁的“抄没”表明,“由于收益权和处置权常常被国家主权践踏,所谓的私有制始终处于不完全、不独立、不稳定的状态”。这就抑制了大地产、庄园经济,使小土地私有制更为普遍。私有制的不完全、不独立、不稳定既保护了小农经济,也反过来支撑了政治体制,共同促成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发展到后来,只能被别人“轰出中世纪”。
除了政治因素,超稳定的文化也起到了保护小农经济的作用。“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在先,“存天理,灭人欲”于后。在科学上重伦理、经验、实用,轻数理、逻辑、思辨。具体到古代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上,重综合轻分析,重定性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重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与利用,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始终没有达到可控的实验水平,缺乏精确的数据和概念体系。它借用阴阳五行等哲理性的概念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能较好反映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却难以反映事物的特性。这些都是古代中国小农经济难以突破瓶颈的内在原因。
这个在古代中国社会兴盛期间的、周而复始的小农经济,我们不妨称其为2.0版的中国古代小农经济。
(三)耕作工具与技术的进步固化了小农经济
为何古代中国的科技发明不能像蒸汽机那样冲破“天花板”?为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并不存在?如何破解李约瑟命题,钱学森之问。关键在于超稳定体系,特别是其体制。如果说只是从教育、文化的领域进行探讨,那真是如托克维尔评论重农学派寄望于教育改良政治一样“借助于文学性的胡言碎语来代替所有的政治保障”。
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总是有两面性的:一是作用力:瓦解;二是反作用力:固化。思想者总是推进作用力,统治者总是推进反作用力,而历史总是较量和合力的结果。在古代中国,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精耕细作,对小农经济主要起了固化作用。
精耕细作首先是指人们农业种植中以因时、因地、因物制宜为原则,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或劳动,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进行细致耕作,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增加产品总量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在农耕文明的中国,它在夏商周时期即已萌芽,当时原始农业形态向传统农业形态过渡,耒耜、沟洫、井田三位一体,构成黄河流域上古农业的基本特点;战国到南北朝时期即为它的成型期,当时铁器牛耕得到应用,诸多水利工程得到开辟,对农业的经验也有了《齐民要术》等系统总结;隋唐到宋元时期则扩展到南方;明清时期则发展到顶峰,土地利用率达到最高水平。
在古代中国,主要由于小土地私有权与经营权的结合,再加上盐碱地、干旱地过多,自然条件太差等原因,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实际上陷入了基于小农经济的精耕细作的泥潭。特别到了明清时期,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经营规模进一步狭窄,牛耕普及程度逊于前代,即使在地力尚算肥沃的江南地区,精耕细作“越来越偏向‘多劳倾向,陷于劳动力过量投入,结果略有增长却没有什么发展‘糊口小农经济。”若不是玉米、马铃薯等物种的引入,在中国要养活这么多人还真难以想象。
这个在明清发展到顶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小农经济,我们不妨称其为3.0版的中国古代小农经济。
(四)西欧封建农庄经济为什么能走向现代化
历史学科的每个专题都可以从古今相通、中外相连的视角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然后启示未来。中国小农经济不能走向现代化,西欧的封建农庄经济走向了现代化,我们对此需要比较和分析。
“分裂”与“封建”是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两大特征,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理解西欧农业经济的表现与出路。笔者之所以在上面段落中避免出现“封建”这个概念,就是怕混淆了不同历史语境下封建的涵义。但现在又无法绕开,文章的主旨不允许我对中西“封建”概念進行较大篇幅的比较。这里只好简单地说明,这本文所涉之“封建”以西欧为模板,不适用于中国。
区别于中国“君主-平民”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庞大的贵族阶级,封建庄园制普遍存在,私有制比较完整、独立、稳定,人们享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斯塔尔夫人所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法国小农经济的普遍出现、私有产权被破坏实际上主要是在路易十四加强中央集权之后,或者说是大革命本身的后果,这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阐释得非常清楚。再说,欧洲气候差异巨大,除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空间,这个因素与四分五裂、封建庄园结合在一起,使任何单一的政策绝不可能像中国的“重农抑商”那样一以贯之、一竿到底。何况在欧洲主流文化中,“追求财富并不可恶,只要是为了国家、家庭、穷人及公共福利的目的,就可以追求利润”。这一切实际上是撬动了限制技术进步的“天花板”,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理性精神不断高扬,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逐渐形成,人们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受精的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促成了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性发展。
圈地运动后18世纪的英国,城市人口增多,农村人口减少,为了增加农产品的供应,在推行诺克福轮栽制的同时,各种以畜力、水力或蒸汽动力的农业机械陆续出现,在改进农业技术的同时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在18世纪已经相当明显,这和当时中国小农经济裹足不前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城市的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汲取。
三、构建本课教学逻辑的思考与认识
1.正确认识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
“农业无疑是带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运转的一根‘中轴”。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1)它是成功的“糊口经济”。从当时讲“这种生产,从资本利润率角度看也许不合算,但从效果看,它可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使人民得到足够的食物,对小农经济养家糊口来说,仍是可行的”。它使中国以世界1/7的土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人们至今引以为豪。(2)它使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文明闻名于世。从1820年以前看“对于它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起了重要作用……如果世界历史发展到1820年时即中止的话,一部假定的‘全球史中关于经济史的描述必定集中在勤劳革命的成功上面。而西欧当时的发展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录而已”。(3)它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和文化。小农经济是中国长期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上比欧洲封建社会更光辉灿烂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数理、逻辑、思辨方面落后于西方的重要根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其顽强的复活和再生能力支撑了中国文明的周期性、连续性特点;另一方面,直到今天中国的小农思想仍然在顽强地抵抗市场经济及其基础上的社会进步和政治改良。
2.提升历史教学的方法
专业的教学方法能激活人的思维,启迪人的思想,能防止某种人或某种势力随心所欲地造就人们。在古代史教学中,李约瑟命题、资本主义萌芽命题、地理环境命题到了哪儿都绕不开,问题是要通过合适的方法从不同的侧面来给予解决的方案。基于现在教学中的问题,特别提出以下重点方向:
(1)历史求证方法:历史的结论除了需要清晰的、充分的证据和证据链的支撑外,还需要从事物链中系统地去考察。如笔者在本文中将古代中国的农业放到历史的长河和广阔的空间去分析,考其源、循其流、探其势。
(2)历史比较方法:先要界定概念,然而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比较。中国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农业经济比较即须遵循此原则。当世界逐渐连成一体,现代化进程从英美向外扩散,我们的历史比较还要把握历时性与共时陸的问题,这样才能得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结论,如目前我们的教育中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还是中国的问题?是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还是后现代的问题?就可尝试这个方法。
(3)历史分析方法:注意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思想、文化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如果就经济讨论经济而不去从政治高度把握就会不着边际。具体讨论经济的时候也有必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如我们讨论产权,就需要从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去分析去综合,去看看限制技术进步的“天花板”究竟是什么?而不仅是笼统地观察、业余地回答。如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活动受自然因素较大的制约,地理环境对文明的产生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在讲到中国精耕细作式小农经济的发生和發展时,必须详细地讨论地理环境的因素。
(4)历史评价方法:要以共同价值为标准,用抽象继承的方法,以现代阐释为路径进行。中国农业讲求因时、因地、因物制宜为原则,讲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做到天人相参、精耕细作。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本性,为现代农业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路提供必要的启示。它强调的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被推广到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渗透到各派学说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斑斓的色谱是的一种“原色”,可以在其基础上培育现代公民所需的“工匠精神”。
3.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
历史教学的育人目标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通过教学让学生看到历史的可能性,反思路径依赖的弊端,对我们在开放社会中的历史选择作些有益的启示。
时代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过去”存在于“现实”之中,历史仍然在延续。无非这个“过去”不再局限于主流的历史中,而是需要增加一些“执拗的低音”。“我们必须从‘执拗的低音中考察历史有多种发展的可能。”例如“在明末清初的江南经济已与大航海时代带来的‘丝-银贸易流结合起来了:18世纪的清代江南已出现了‘市场经济”。现在,“江南仍然是江南。由于今日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中的主要传统因素大多源自清代前中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清代出现的那些变化,就很难想象江南经济近代化”。我们是否可以想到18世纪的江南为何出现了“市场经济”却没有“资本主义”?我们被“轰出中世纪后”,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这块“天花板”是否揭开了不久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合上了?对改革正在过大关的中国,我们作为历史中的主体将做出怎样的选择,进而来创造历史?
德国学者耶格尔说:“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和对时势的不断观察,笔者越来越能理解这句话,越来越觉得在引导学生理解历史必然性之外,更需要通过“执拗的低音”引导学生了解历史的可能性。笔者在写作此文时,就在不断思考,在开放社会,作为历史主体中的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历史,选择怎样的历史?另外,要交代读者的是,本文也因应历史学科素养的要求,融合了与经济史相关的内容,想象了即将颁行全国的高中历史新教科书可能涉及的内容,这也是添置了副标题的原因。
[作者简介]王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叶军,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教师发展中心高中历史教研员,主要研究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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