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建设性作用
赵琼
摘 要： 本文立足于社会资本研究范式，探讨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不同于正式的制度与法律，社会资本所包含的普遍信任和公共精神，与国家治理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社会资本在宏观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与中观社会网络和微观的个人价值之间建构了沟通与联系，将社会价值整合、基层社会网络化整合、社会凝聚力，以及基层民主协商与民主化等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深入到正式制度和法律治理难以触及的领域，弥补了刚性制度治理短板，形成国家治理的软实力。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社会资本；国家治理现代化；作用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5-0084-06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时代命题，而且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范式（paradigm）[1]（P20）进行研究。目前对国家治理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以政治学或者行政的视角，主要关注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从其他视角的研究并不多。燕继荣教授提出“改善国家治理要投资社会资本”，[2]（P89）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研究国家治理的新范式。不同于其他政治学研究，社会资本的范式包括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分析工具和分析逻辑，值得深入细化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治理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仅仅是要关注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且还要关注制度的运行及其绩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刚性治理与柔性化软治理共同构成。前者包括政党、法律、制度和军队，后者则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资本和具有文化传承、创新与社会教化功能的文化资本构成。刚性治理遵循合法性逻辑，可以采用强制的手段进行治理。而柔性化软治理则不同，难以用强制的手段达成目标。不同的逻辑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与手段，由此形成不同的路径依赖，集成起来，体现刚柔相济的治理理念，共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资本是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与法律制度、行政命令和运动式治理不同，包括信任、互助、价值共识、公共精神和规范等，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社会资本更多地在基层社会和个人层面上运行，遵循非正式规范和社会网络的逻辑。这种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中的柔性化治理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它能够促进平等沟通、团结协作，推动基层社会网络化整合与自我发展，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和民主化进程，有利于形成國家的凝聚力，对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软实力，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特性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罗瑞（Glenn Loury）提出社会关系不仅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个人自愿，即“社会资本”。[3]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4]（P92）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功能的角度定义，“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他认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但不同的是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他认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财产，其主要形式是信任关系和社会网络、规范和权威关系。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特征，这是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5]（P191）帕特南（Robert D.Putnam）从对意大利南北地区制度运作的绩效研究中发现，由公民共同体构成的社会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一般来说都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常规资本一般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并非从中获益者的私人财产，而是个人寄身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性。[6]（P65）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是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是资本的存量，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它们成为公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共精神共同体也会自我增强。在恶性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鼓励混乱、停滞，在相互强化。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从文化的视角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从社会或社区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的能力。[7]（P90）沃尔特·W·鲍威尔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指出，组织的网络形式既非市场亦非层级，网络是与其他单位相互联结形成资源配置的方式。社会资本包括充满生机的公民社会中的制度性关系，从扩大的家庭到邻里的网络，从社群团体到宗教组织，等等，它们都建立在团结一致的个人主义和积极公民权基础之上。这种公民社会的核心是慈善、同情、信任和参与等价值观。[8]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中可以被行动者获得和利用的资源。[9]
杨雪冬（2000）认为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在社会运行分析上，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社会资本。[10]（P35-37）翟学伟（2009）认为社会资本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有各自抽象度、对应性和社会形态等。两者关系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社会资本的研究基础是公民社会。社会资本是对自愿性的社团、合作、信任、互惠及信息渠道等整合性思考的产物，而两者关系对应的是中国家庭本位社会的展开，追求关系个人的抱负、志向和兴趣等。社会资本的思维逻辑具有公益性，这些带公益性的目的性投资将使投资的个人、社群及社会受益。两者关系的思维逻辑是自利性的。[11]（P109-120）卜长莉（2005）认为社会人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人性假设，以传统文化的和谐概念为机制取向，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12]（P290-333）
（二）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及测量
关于社会资本分析的层次，托马斯·布朗（Thomas Ford Brown）根据系统主义构成要素、结构和环境三个维度提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宏观和中观三个分析层次，分别对应嵌入自我的观点、结构的观点，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观点，从宏观层面来看，布朗认为社会资本嵌入于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中。[10]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提出社会资本形成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他认为社会资本是那些在一个社会中通过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来增强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他从宏观制度分化的动力、中观社团单元和组群的动态变化和微观人际间行为的动态变化来分析各类社会资本的产生。[13]波茨（Alejandro Portes）提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网络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他区分了社会资本的三种功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和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10]罗家德、赵延东（2005）概括了三种测量类型：对社会信任的测量、对社会联结的测量，以及对社会网络结构方式的测量。在个体层面上测量社会资本，他们运用了“个体中心网络”（ego centered network）分析方法，测量个人调用资源总量，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即个人对社会资本的实际使用情况。[14]（P100-142）边燕杰、丘海雄（2000）则提出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来测量企业积累社会资本的情况，即通过社会关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15]（P87-99）。
（二）国家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投资
王浦劬（2014）认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同时，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包容关系、交集关系和区别性联系。在社会自治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则是在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主导下的公民自我管理机制。[16]（P11-17）俞可平（2016）指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共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自治，就难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更难有作为理想政治状态的社会善治。社会自治的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社会自治越发展，民主政治就越发达，社会稳定的基础就越巩固。[17]（P74-75）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在社会领域实现国家治理要求和价值取向，体现国家治理的状况和水平。燕继荣（2010）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丰富组织资源，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促进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形成。因此，我们把旨在提高组织凝聚力的努力称之为“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的总目标在于提高组织凝聚力，增强组织的和谐一致，促成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把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加强社区成员交往和信任、提高社区成员集体行动能力确立为社会资本投资的方向。[18]燕继荣（2009）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强调通过市场、国家和社区三位一体来实现社会治理。社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它构成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即对于一个组织或社会来说，它可以转化为一种凝聚力，体现为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自主能力和合作能力。社会共同体中相对稳定的社会互动模式有助于维持利益相关的集体行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产，拥有较多优良社会资本的社会易于在广泛的领域实现互助性的社会合作，相反，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社会不太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从整个社会来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19]（P62-63）
上述研究表明，不同于其他私人拥有的资本，社会资本形成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中，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借鉴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20]社会资本既是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结构中可以获得的资源，也可以运用于投入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周雪光（2003）提出了组织分析的三种理论解释逻辑，由此对应三种机制，即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21]（P209）社会资本分析是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国家治理中制度治理所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积累社会资本所形成的普遍信任和公共精神，与国家治理目标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指向。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有三个意义：其一，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克服在制度、政策落实过程和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22]（P291）实现社会价值的整合，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对于促进基层社会结构的再组织化，推进基层社会的自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三，对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和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对夯实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二、国家治理中社会资本的
宏观、中觀和微观层次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可以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国家治理中联结个人理性选择与国家凝聚力的媒介。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层次，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社会资本的构成从其载体、价值指向、运作逻辑、资源和能力等方面进行区分。
（一）国家治理中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构成
在本文中，社会资本从纵向来划分，可以划分成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社会资本暂且界定为以国家为载体，中观社会资本主要是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微观社会资本主要是以个人为载体，体现为拥有的资源和获取资源的能力。
图1 国家治理中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构成
在宏观层面上，社会资本以国家为载体，包含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民主、社会诚信、和谐、公共精神，以及社会各系统的协调。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以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为指向，形成的基础在于由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共识，其逻辑在于全社会各方面认知的统一、力量的协调。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强弱与其价值指向密切相关，如果国家凝聚力超强，而其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观出现了偏差，那么，这样的社会资本就有可能对世界带来威胁，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反过来，如果其社会资本积累雄厚、凝聚力强的国家，其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观一致，则造福世界。形成全社会的民主观念、法治精神、诚信体系和公民精神，由此形成构成国家治理软实力的社会资本。这样的社会资本积累越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就越强，社会也就越稳定。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以社区和社会组织为载体，以集体主义价值为指向，是在社区、社会组织内部关系互动的基础上，在平等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形成包括平等、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谐共处在内的社会资源。它既由每个社区或社会组织成员通过关系和行动建构而成，又为每个成员所拥有和利用。与个人指向的社会资本不同，它更趋向于公益精神和利他主义，从而形成友好、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在法治、规范的框架下形成合作共赢的社会秩序。社区和社会组织成员在长期沟通协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主精神、民主程序和民主监督，基层社会的民主协商逐渐形成。因此，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酝酿基层民主的润滑剂。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以个人为载体，以个人自我为价值指向，体现为个人获得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源的能力。首先，要区分个人社会资本与个人的“搞关系”，个人的社会资本虽然是在个人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搞关系”。前者是由个人关系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为其提供了精神和情感的社会支持，成为一个人立足于社会而免于孤独的“精神支柱”。后者则是出于功利的个人目的性行为，为此，关系只是为个人目的服务的工具。个人“搞关系”的能力越强，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也越强，如果其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一致，则造福百姓，造福社会。如果相反，则造成社会腐败，“潜规则”盛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群众利益，形成恶劣的社会风气。其次，个人层面社会资本以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为目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积累丰厚的社会资本，更需要宏观、中观和微观各层面社会资本的协调一致，构成一个整体，才能形成国家治理中柔性化治理的软实力。社会资本既是借助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而形成的无形资产，同时也是可以投入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结构性资源，如同社会文化传统一样，其所发挥的功能远远超出自身价值本身。
表1 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区分
三、社会资本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
社会资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在柔性化软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包括社会价值整合与凝聚力、社会结构的网络化、社会活力与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推动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四个方面的功能。通过发挥这些功能，弥补了刚性治理对于解决价值、信任、合作、公共精神等深层次问题的不足。
（一）价值整合与凝聚力功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且离不开全社会的价值整合与凝聚力。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执政的理念，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方向。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承担价值整合与凝聚力的功能，是因为通过积累社会资本所形成的包含信任、信用、互助网络、公共精神、规范等社会正能量，能够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共识和共同意志的形成，凝聚各个阶层的力量，共同达成国家治理的目标。在宏观层面上，建设性的社会资本带来的是广大人民对国家主流价值观即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在中观层面上，资本可以通过价值认同帮助人们找回自己在社区和组织中的归属感。在微观层面上，充满正能量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获得社会支持，提升自己的发展能力。
（二）社会结构网络化整合功能
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方面。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很难实现现代化。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通过社区和社会组织的网络化结构，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这种网络化结构与行政科层制行政化结构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更强调组织形态的扁平化、网络化，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化。在这种网络化组织的运作中更强调平等、参与、合作与民主协商，有利于每个社会成员实现自己的社会权利，也更加注重组织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通过这种网络化的社会组织，使基层社会不再碎片化、分散化，从而实现了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由此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稳定国家治理的社会根基。同时，社会组织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着力点，通过社会组织来开展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救灾扶贫等，活跃社会生活，推动基层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三）提升社会自我发展能力功能
社会自我发展能力是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正是体现基层社会组织化程度、稳定、有序化水平和个人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因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积极性。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积累越深厚，社区凝聚力越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归属感越强。同时，社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解决纠纷的能力也越强，可以有效降低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对个人而言，社会资本积累得越多，获得社会支持也越多，自我发展能力越强。一个发达的社会治理体系，可以大大减少政府干预和国家治理的成本，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會之间权利的平衡，最终形成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四）推进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功能
社会资本是推动基层民主的重要力量。社会资本是在网络化的关系中形成，又是在网络化的过程中运作。不同于科层化等级组织结构，在这种网络化社会组织中，通过公民平等参与、互助、合作与民主协商的过程，积累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和规范有序的民主程序，培育了具有公共利益指向的公民精神。由此，民主意识、民主程序、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就成为社会民主的基础。因此，积累雄厚的社会资本，成为基层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路径。
四、结论与讨论
社会资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意义在于，它在宏观的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与中观社会网络和微观的个人价值之间建构了沟通与联系，将社会价值整合、基层社会网络化整合、社会凝聚力，以及基层民主协商与民主化等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弥补了正式法律制度治理的短板，形成国家治理的软实力。从引导社会资本的发展来看，社会资本投资强调了制度供给侧的重要意义，但是，投资的概念本身包含了风险控制，如果转换成培育社会资本，就需要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和培育积累社会资本的土壤。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成具有互助互信、关系和谐和公共精神的社会资本，对于减少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提升制度运行绩效，推动社会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因此，把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纳入国家治理战略，不失为一个英明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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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于社会资本研究范式，探讨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不同于正式的制度与法律，社会资本所包含的普遍信任和公共精神，与国家治理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社会资本在宏观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与中观社会网络和微观的个人价值之间建构了沟通与联系，将社会价值整合、基层社会网络化整合、社会凝聚力，以及基层民主协商与民主化等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深入到正式制度和法律治理难以触及的领域，弥补了刚性制度治理短板，形成国家治理的软实力。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社会资本；国家治理现代化；作用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5-0084-06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时代命题，而且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范式（paradigm）[1]（P20）进行研究。目前对国家治理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以政治学或者行政的视角，主要关注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从其他视角的研究并不多。燕继荣教授提出“改善国家治理要投资社会资本”，[2]（P89）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研究国家治理的新范式。不同于其他政治学研究，社会资本的范式包括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分析工具和分析逻辑，值得深入细化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治理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仅仅是要关注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且还要关注制度的运行及其绩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刚性治理与柔性化软治理共同构成。前者包括政党、法律、制度和军队，后者则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资本和具有文化传承、创新与社会教化功能的文化资本构成。刚性治理遵循合法性逻辑，可以采用强制的手段进行治理。而柔性化软治理则不同，难以用强制的手段达成目标。不同的逻辑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与手段，由此形成不同的路径依赖，集成起来，体现刚柔相济的治理理念，共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资本是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与法律制度、行政命令和运动式治理不同，包括信任、互助、价值共识、公共精神和规范等，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社会资本更多地在基层社会和个人层面上运行，遵循非正式规范和社会网络的逻辑。这种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中的柔性化治理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它能够促进平等沟通、团结协作，推动基层社会网络化整合与自我发展，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和民主化进程，有利于形成國家的凝聚力，对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软实力，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特性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罗瑞（Glenn Loury）提出社会关系不仅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个人自愿，即“社会资本”。[3]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4]（P92）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功能的角度定义，“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他认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但不同的是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他认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财产，其主要形式是信任关系和社会网络、规范和权威关系。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特征，这是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5]（P191）帕特南（Robert D.Putnam）从对意大利南北地区制度运作的绩效研究中发现，由公民共同体构成的社会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一般来说都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常规资本一般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并非从中获益者的私人财产，而是个人寄身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性。[6]（P65）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是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是资本的存量，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它们成为公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共精神共同体也会自我增强。在恶性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鼓励混乱、停滞，在相互强化。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从文化的视角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从社会或社区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的能力。[7]（P90）沃尔特·W·鲍威尔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指出，组织的网络形式既非市场亦非层级，网络是与其他单位相互联结形成资源配置的方式。社会资本包括充满生机的公民社会中的制度性关系，从扩大的家庭到邻里的网络，从社群团体到宗教组织，等等，它们都建立在团结一致的个人主义和积极公民权基础之上。这种公民社会的核心是慈善、同情、信任和参与等价值观。[8]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中可以被行动者获得和利用的资源。[9]
杨雪冬（2000）认为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在社会运行分析上，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社会资本。[10]（P35-37）翟学伟（2009）认为社会资本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有各自抽象度、对应性和社会形态等。两者关系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社会资本的研究基础是公民社会。社会资本是对自愿性的社团、合作、信任、互惠及信息渠道等整合性思考的产物，而两者关系对应的是中国家庭本位社会的展开，追求关系个人的抱负、志向和兴趣等。社会资本的思维逻辑具有公益性，这些带公益性的目的性投资将使投资的个人、社群及社会受益。两者关系的思维逻辑是自利性的。[11]（P109-120）卜长莉（2005）认为社会人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人性假设，以传统文化的和谐概念为机制取向，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12]（P290-333）
（二）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及测量
关于社会资本分析的层次，托马斯·布朗（Thomas Ford Brown）根据系统主义构成要素、结构和环境三个维度提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宏观和中观三个分析层次，分别对应嵌入自我的观点、结构的观点，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观点，从宏观层面来看，布朗认为社会资本嵌入于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中。[10]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提出社会资本形成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他认为社会资本是那些在一个社会中通过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来增强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他从宏观制度分化的动力、中观社团单元和组群的动态变化和微观人际间行为的动态变化来分析各类社会资本的产生。[13]波茨（Alejandro Portes）提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网络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他区分了社会资本的三种功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和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10]罗家德、赵延东（2005）概括了三种测量类型：对社会信任的测量、对社会联结的测量，以及对社会网络结构方式的测量。在个体层面上测量社会资本，他们运用了“个体中心网络”（ego centered network）分析方法，测量个人调用资源总量，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即个人对社会资本的实际使用情况。[14]（P100-142）边燕杰、丘海雄（2000）则提出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来测量企业积累社会资本的情况，即通过社会关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15]（P87-99）。
（二）国家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投资
王浦劬（2014）认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同时，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包容关系、交集关系和区别性联系。在社会自治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则是在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主导下的公民自我管理机制。[16]（P11-17）俞可平（2016）指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共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自治，就难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更难有作为理想政治状态的社会善治。社会自治的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社会自治越发展，民主政治就越发达，社会稳定的基础就越巩固。[17]（P74-75）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在社会领域实现国家治理要求和价值取向，体现国家治理的状况和水平。燕继荣（2010）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丰富组织资源，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促进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形成。因此，我们把旨在提高组织凝聚力的努力称之为“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的总目标在于提高组织凝聚力，增强组织的和谐一致，促成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把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加强社区成员交往和信任、提高社区成员集体行动能力确立为社会资本投资的方向。[18]燕继荣（2009）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强调通过市场、国家和社区三位一体来实现社会治理。社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它构成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即对于一个组织或社会来说，它可以转化为一种凝聚力，体现为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自主能力和合作能力。社会共同体中相对稳定的社会互动模式有助于维持利益相关的集体行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产，拥有较多优良社会资本的社会易于在广泛的领域实现互助性的社会合作，相反，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社会不太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从整个社会来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19]（P62-63）
上述研究表明，不同于其他私人拥有的资本，社会资本形成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中，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借鉴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20]社会资本既是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结构中可以获得的资源，也可以运用于投入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周雪光（2003）提出了组织分析的三种理论解释逻辑，由此对应三种机制，即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21]（P209）社会资本分析是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国家治理中制度治理所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积累社会资本所形成的普遍信任和公共精神，与国家治理目标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指向。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有三个意义：其一，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克服在制度、政策落实过程和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22]（P291）实现社会价值的整合，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对于促进基层社会结构的再组织化，推进基层社会的自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三，对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和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对夯实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二、国家治理中社会资本的
宏观、中觀和微观层次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可以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国家治理中联结个人理性选择与国家凝聚力的媒介。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层次，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社会资本的构成从其载体、价值指向、运作逻辑、资源和能力等方面进行区分。
（一）国家治理中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构成
在本文中，社会资本从纵向来划分，可以划分成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社会资本暂且界定为以国家为载体，中观社会资本主要是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微观社会资本主要是以个人为载体，体现为拥有的资源和获取资源的能力。
图1 国家治理中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构成
在宏观层面上，社会资本以国家为载体，包含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民主、社会诚信、和谐、公共精神，以及社会各系统的协调。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以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为指向，形成的基础在于由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共识，其逻辑在于全社会各方面认知的统一、力量的协调。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强弱与其价值指向密切相关，如果国家凝聚力超强，而其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观出现了偏差，那么，这样的社会资本就有可能对世界带来威胁，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反过来，如果其社会资本积累雄厚、凝聚力强的国家，其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观一致，则造福世界。形成全社会的民主观念、法治精神、诚信体系和公民精神，由此形成构成国家治理软实力的社会资本。这样的社会资本积累越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就越强，社会也就越稳定。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以社区和社会组织为载体，以集体主义价值为指向，是在社区、社会组织内部关系互动的基础上，在平等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形成包括平等、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谐共处在内的社会资源。它既由每个社区或社会组织成员通过关系和行动建构而成，又为每个成员所拥有和利用。与个人指向的社会资本不同，它更趋向于公益精神和利他主义，从而形成友好、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在法治、规范的框架下形成合作共赢的社会秩序。社区和社会组织成员在长期沟通协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主精神、民主程序和民主监督，基层社会的民主协商逐渐形成。因此，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酝酿基层民主的润滑剂。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以个人为载体，以个人自我为价值指向，体现为个人获得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源的能力。首先，要区分个人社会资本与个人的“搞关系”，个人的社会资本虽然是在个人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搞关系”。前者是由个人关系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为其提供了精神和情感的社会支持，成为一个人立足于社会而免于孤独的“精神支柱”。后者则是出于功利的个人目的性行为，为此，关系只是为个人目的服务的工具。个人“搞关系”的能力越强，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也越强，如果其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一致，则造福百姓，造福社会。如果相反，则造成社会腐败，“潜规则”盛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群众利益，形成恶劣的社会风气。其次，个人层面社会资本以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为目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积累丰厚的社会资本，更需要宏观、中观和微观各层面社会资本的协调一致，构成一个整体，才能形成国家治理中柔性化治理的软实力。社会资本既是借助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而形成的无形资产，同时也是可以投入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结构性资源，如同社会文化传统一样，其所发挥的功能远远超出自身价值本身。
表1 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区分
三、社会资本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
社会资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在柔性化软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包括社会价值整合与凝聚力、社会结构的网络化、社会活力与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推动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四个方面的功能。通过发挥这些功能，弥补了刚性治理对于解决价值、信任、合作、公共精神等深层次问题的不足。
（一）价值整合与凝聚力功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且离不开全社会的价值整合与凝聚力。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执政的理念，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方向。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承担价值整合与凝聚力的功能，是因为通过积累社会资本所形成的包含信任、信用、互助网络、公共精神、规范等社会正能量，能够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共识和共同意志的形成，凝聚各个阶层的力量，共同达成国家治理的目标。在宏观层面上，建设性的社会资本带来的是广大人民对国家主流价值观即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在中观层面上，资本可以通过价值认同帮助人们找回自己在社区和组织中的归属感。在微观层面上，充满正能量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获得社会支持，提升自己的发展能力。
（二）社会结构网络化整合功能
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方面。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很难实现现代化。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通过社区和社会组织的网络化结构，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这种网络化结构与行政科层制行政化结构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更强调组织形态的扁平化、网络化，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化。在这种网络化组织的运作中更强调平等、参与、合作与民主协商，有利于每个社会成员实现自己的社会权利，也更加注重组织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通过这种网络化的社会组织，使基层社会不再碎片化、分散化，从而实现了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由此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稳定国家治理的社会根基。同时，社会组织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着力点，通过社会组织来开展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救灾扶贫等，活跃社会生活，推动基层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三）提升社会自我发展能力功能
社会自我发展能力是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正是体现基层社会组织化程度、稳定、有序化水平和个人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因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积极性。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积累越深厚，社区凝聚力越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归属感越强。同时，社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解决纠纷的能力也越强，可以有效降低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对个人而言，社会资本积累得越多，获得社会支持也越多，自我发展能力越强。一个发达的社会治理体系，可以大大减少政府干预和国家治理的成本，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會之间权利的平衡，最终形成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四）推进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功能
社会资本是推动基层民主的重要力量。社会资本是在网络化的关系中形成，又是在网络化的过程中运作。不同于科层化等级组织结构，在这种网络化社会组织中，通过公民平等参与、互助、合作与民主协商的过程，积累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和规范有序的民主程序，培育了具有公共利益指向的公民精神。由此，民主意识、民主程序、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就成为社会民主的基础。因此，积累雄厚的社会资本，成为基层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路径。
四、结论与讨论
社会资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意义在于，它在宏观的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与中观社会网络和微观的个人价值之间建构了沟通与联系，将社会价值整合、基层社会网络化整合、社会凝聚力，以及基层民主协商与民主化等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弥补了正式法律制度治理的短板，形成国家治理的软实力。从引导社会资本的发展来看，社会资本投资强调了制度供给侧的重要意义，但是，投资的概念本身包含了风险控制，如果转换成培育社会资本，就需要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和培育积累社会资本的土壤。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成具有互助互信、关系和谐和公共精神的社会资本，对于减少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提升制度运行绩效，推动社会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因此，把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纳入国家治理战略，不失为一个英明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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