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王虎 洪巍
摘 要：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作为风险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同时，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妥善处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无锡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进行了问卷调查，以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为理论依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影响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和相关利益方参与都会直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相关利益方参与和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也会通过影响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进而间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正向影响。
关 键 词：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10-0059-12
收稿日期：2018-08-12
作者简介：王虎（1994—），男，安徽亳州人，江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与网络舆情；洪巍（1983—），男，安徽滁州人，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与网络舆情。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演化机理与应对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7130309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6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中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食品安全事件监测大数据平台与政府监管模式转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JUSRP51641A。
引 言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食品行业和食品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食品安全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全球性问题。[1][2][3]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而对食品安全性的风险感知决定了公众的消费态度和购买行为，会使其消费信心和购买行为受到严重影响。[4][5]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希望能够参与到食品安全治理当中。食品供应链和生活环境等因素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日趋复杂，这些因素给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评估和监管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促使政府必须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和構建基于风险分析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6]风险交流作为风险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在食品安全管理过程中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风险交流的目的是促进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理解，其能够增强公众对食品行业的信心，对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7]
风险交流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风险交流的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环境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演化为一门涉及风险评估、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领域和多学科的新兴学科。[8]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用指南》中明确指出：“风险交流是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9]这意味着风险分析涉及到的所有人都是风险交流的参与者，包括政府管理者、风险评估专家、消费者、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由此可以看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内涵非常丰富， 包括知识普及、媒体沟通、制定应对方案等，风险交流贯穿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妥善处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11]但风险交流在我国起步较晚，而且是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与国外相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差距。Charlebois和Summan（2015）构建了一种以风险沟通模式为核心的食品安全监管核心风险沟通策略，这种风险沟通策略通过影响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改善食品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相互作用来减少食品安全风险，并加强食品安全风险预防和缓解。[12]Tonkin（2016）等通过对食品标签的研究认为，食品标签是食品系统管理传统风险的标志，提高了人们对以前未考虑的现代风险的认识，减少了关于食品风险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消费者亲自管理、感知现代风险的工具，加强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13]Cope（2010）和Frewer（2014）分别从消费者对不同食品风险管理偏好和风险感知的角度研究了如何进行更有效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14][15]Konstantinos和Zafiro（2016）研究了以风险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管理的结构和功能以及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相互关系。[16]上述文献基本上都是从理论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很少从实证角度对风险交流工作方法进行研究。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风险交流具体工作方法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推进食品安全治理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及模型构建
从风险交流的定义中可以看出，风险交流的目的是促进利益相关方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根据风险分析理论，风险分析包括风险评估、风险交流和风险管理三个过程，并且风险交流贯穿于风险分析的全过程。[17][18]风险评估是对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并形成科学的依据，一般都是由相关的食品安全专家完成这一过程；风险管理是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控制的过程，但食品安全专家和管理者之间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这就会给食品安全问题的顺利处理造成阻碍，而风险交流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因此，本文在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主要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两个方面进行。
（一）风险评估相关影响因素
⒈建立风险交流平台。王殿华等（2012）通过对国外风险交流经验的研究认为，应逐步建立民间风险交流平台，通过平台发布科学、真实和客观的信息，并发挥政府等风险交流部门的桥梁作用，更有效地开展风险交流活动。[19]钟凯等（2012）在分析中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现状、问题、挑战时，提出应大力扶植、培育民间交流平台，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科学家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平台。[20]
⒉风险评估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袁小武（2007）认为，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制度，必须成立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利用管理机构推进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21]李思（2011）认为，应设立独立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并绝缘于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机构。[22]范凯（2013）认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隶属行政部门，使得风险评估工作不能独立、科学地开展风险评估，因此，有必要保证风险评估机构完全独立地运行。[23]
⒊风险评估过程的透明性。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风险交流的应对措施中提到风险评估应保持透明性，不仅风险评估结果要公开透明，评估过程也要保持透明。[24]马仁磊（2013）通过对国外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现状的总结和分析提出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与公众进行及时沟通，减少因虚假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恐慌，提高风险交流的效率。[25]周应恒和彭晓佳（2005）通过对风险分析体系的研究认为，应做到风险评估各项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并提出信息的公开是评估工作透明化的前提。[26]岳改玲（2013）认为，应及时发布有关食品安全的预警信息，并进一步增强食品安全检测与评估工作的透明性和开放性，这样，才能有利于各方建立信任。[27]
⒋风险评估过程的专家模式和规范。一般而言，公众对于食品风险的直觉或者依照生活得到的认知有时是带有主观性的或不正确的，而专家的食品风险观才是中立且无偏见的，但公众和专家的食品风险知识都是在潜在的社会、文化过程所构建产生的，是文化理解和认知过程的产物，所以，专家对风险的判断也不一定比公众中立且正确。[28]曾娜（2011）认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可以通过外行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从不同的视角了解食品风险的本质，并掌握公众对于食品风险的看法，同时可以避免因专家不周全的考虑等因素给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以发挥公众参与的正面功能。[29]唐文娟（2016）通過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的研究认为，通过公众与政府、专家、被评估主体等各方的对话互动，有助于弥补专家专业评估存在的缺陷。[30]叶军等（2009）认为，应尽快制定和完善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相关的法律规范，避免具体操作过程中的相互混淆或彼此冲突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纠纷和矛盾。[31]孙颖（2016）从社会共治的角度认为，风险交流制度和规范的完善有利于建立食品安全长效评估机制。[32]
（二）风险管理相关影响因素
⒈风险管理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参与。Arvai（2009）的研究表明，公众更愿意支持那些通过利益相关方参与产生的风险决策，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中。[33]Lin和Dan（2007）认为，不同的目标群体需要不同的交流方式，对交流信息要作不同的表述。[34]周敏（2016）认为，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的、完整的和循环的过程，包括风险分析、应对措施、实施决策等。有必要通过一种科学的途径让公众参与到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来。[35]樊永祥（2008）认为，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利益相关方可以就风险和采取的措施进行交流，为监管者提供有效决策所需的信息和依据，能够有效地提高风险管理水平。[36]Renn（1991）认为，掌握利益相关方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看法，可以帮助政府监管部门预测消费者对风险的反应，并以此为基础制定风险交流和管理策略。[37]Regina（2009）和Kasperson（1991）的研究表明，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过程中，风险交流机构应当主动联系媒体，表现出服务于媒体的姿态，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以便重新找回话语权。[38]Bomlitz（2008）和Slovic（2007）的研究表明，受众的风险感知与相关信息的报道强度有关，并且同样程度的负面信息的影响力要明显强于正面信息，因此，可以加强媒体对正面信息的报道和对负面信息的压制。[39][40]Van（2008）等认为，消费者如何有效地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交流具有重要意义。[41]
⒉风险管理过程中的透明度。Siegrist（2003）认为，风险管理的透明，不仅是指风险管理工作结果的公开透明，在风险管理过程和决策机制方面也要透明。[42]魏益民等（2014）认为，在风险交流过程中应遵循公开性、透明性、时效性和应对性的原则。[43]叶军等（2009）通过对日本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体制的研究，提出应构建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保证食品监管信息的透明性和发布方式的多样性。Rutsaert（2014）等认为，社交媒体凭借其传递信息的速度和使用的便捷性等优势，在食品风险管理和相关利益沟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增强了公众对风险认知的透明度，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一个工具。[44][45]
基于以上文献的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风险交流平台会对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影响
H2：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会对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影响
H3：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会对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影响
H4：相关利益方参与会对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影响
H5：风险评估机构会对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影响
H6：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和相关利益方参与会通过影响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进而影响风险交流工作效果
基于风险分析理论并综合上述相关风险交流影响因素的研究构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一）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围绕影响风险交流工作效果的因素来进行。为保证问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卷设计主要是基于风险交流的相关文献和在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并结合实际情况。问卷设计25个问题，包括21个可测量的变量（见表1）。除个体特征部分外，其余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
（二）样本选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通过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实地调查得出的。无锡市位于长江三角洲，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无锡市拥有大量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是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重要城市。近年来，无锡市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以及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认知。为了确保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样本的有效性，使调研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本文选择了无锡市辖区的滨湖区、锡山区、梁溪区、崇安区和惠山区为调研对象。调查员均选择江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在调查过程中，选择人流密集区作为调查点，尽量选择年龄在18岁以上并且对风险交流概念知晓者作为受访者。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239份，有效回收率约达80%。
（三）数据统计和受访者基本特征
从统计结果来看，受访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女性占57.32%）；受访者年龄跨度较大，其中，20-30岁的比例最高，为54.39%，20-50岁的占到受访者总数的92.88%；受访者主要以普通职工和在校学生为主，并且学历层次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82.85%，较高学历的受访者占比保证了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问卷样本统计如下（见表2）。
三、问卷实证分析
（一）问卷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⒈因素分析。在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后，为分析影响风险交流工作效果的因素，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降维，得到潜变量用于表示测量变量的主要信息。通过SPSS 22.0软件对测量变量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测量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KMO值和Bartlett检验值分别为0.886和1676.034，显著性P值为0.000，拒绝原假设，表明原始变量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于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斜交旋转，提取出六个公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1.623%，说明对原始变量的解释力度较大。为了保证结构方程模型的有效性，每个公因子至少包含3个测量变量，并且每个测量变量的因子载荷都要至少大于0.5，再对每个公因子筛选，总共得到4个符合条件的公因子（见表3）。
其中，观测变量X5、X6、X7、X8、X9、X14、X19、X20由于没有满足上述条件被剔除。根据各公因子所包含的测量变量的含义分别对每个公因子进行命名，其中，X12、X15、X21、X22表示的是公众在风险评估过程和管理决策过程中的透明程度，将其命名为“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X23、X24、X25表示的是风险交流的效果和作用以及公众对风险交流的满意程度，将其命名为“风险交流的工作效果”；X13、X16、X17表示的是在风险评估过程中的专家模式和设置相应规范，将其命名为“风险评估过程中的规范”；X10、X11、X18表示的是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整个过程中的相关利益方参与，将其命名为“相关利益方参与”。
⒉信度效度分析。为了保证问卷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运用SPSS 22.0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见表4）。
从表4可知，本问卷测量指标的总量表以及各潜变量的Cronbaths系数和折半信度系数均达到相应标准，说明问卷量表的可靠度和可信度良好，可以进行实证分析。
（二）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考虑多个因变量，根据可度量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相应无法度量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将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变成可以观测和处理的测变量，而且可以将难以避免的误差纳入到模型之中。因此，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风险交流工作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主要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其中，测量模型主要反映潜变量和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主要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方程如下：
X=ζ Λ x+δ
Y=Λ y η +ξ
η=B η+Γ ξ+ζ
结合问卷测量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4个潜变量，运用AMOS21.0软件，建立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并对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中的各个评价指标基本达到理想状态，模型整体的拟合度较好，说明因果模型与问卷调查数据相契合，路径分析的假设模型有效。
从表6可以看出，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相关利益方参与和风险交流工作效果四个潜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在95%的置信度下存在显著性差异。相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49、0.458和0.331，说明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相关利益方参与均会对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正向影响，同时，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相关利益方参与也会对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产生正向影响。由此假设H2、H3、H4和H6得到验证。
四、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文以风险分析为理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风险交流工作效果的因素，结果显示：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相关利益方参与是影响风险交流工作效果的主要因素。其中，風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的影响最大（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58），其次是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49）和相关利益方参与（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31）。在我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在面对食品安全事件时，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及时发布事件的发展、处理结果等相关信息，而公众却又迫切希望得到相关信息，这就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和相关机构等的误解和不信任，致使政府的权威性降低。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在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时，应尽量保持评估和管理过程的公开性，征询公众关于透明度问题的意见，了解公众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在进行信息公开时，要保证信息发布渠道的畅通性，让公众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相关信息。风险评估属于专业领域，一般公众对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不了解，通过对风险评估过程中的专家责任进行规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有效地保证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过程及其结果往往会涉及到公众、企业、媒体等各方的利益，相关利益方参与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各方的利益冲突，使风险交流更有效。同时，从结构方程的路径系数图中可以看出，评估过程的规范和相关利益方参与不仅会直接影响风险交流工作效果而且会通过影响中间变量——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间接影响风险交流工作效果。因此，相关利益方参与到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过程中以及对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都会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风险交流工作效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问卷调查样本量较小，在对风险交流工作效果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可能没有穷尽相关主要因素，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会扩大调查样本的地区和数量并完善模型的变量，以进一步提高调查问卷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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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高 静）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Based on Survey Data in Wuxi
Wang hu，Hong Wei
Abstract：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sk analysis framework，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At the same time，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is vital in solving food safety incidents properly.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in Wuxi，based on risk analysi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And attempts to figure out the relevant factors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transparency of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process、the criterion of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directly.Th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process of risk assessment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by influencing the transparency of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processes.
Key words：food safety risk；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