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全政策取向及对东北亚的影响
吕耀东
【摘要】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及政策走向，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新安保法”已成为日本实现全球性安全战略意图的依据，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依托日美同盟机制，借东盟峰会设定海洋安全议题，刻意曲解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构想基于价值观的安全合作机制，推动“印太”战略理念的落实。
【关键词】日本 日美同盟 朝鲜半岛 中日关系 “印太”战略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04
近年来，日本在年度《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扩大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篇幅，明确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施压力度，渲染“中国威胁”，扩大钓鱼岛、东海和南海问题事态，强化日本安全政策的针对性攻势。日本安全政策的指向性调整，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及周边安全环境，增大了东亚各国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问题的处理难度，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为了增强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提出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的国家发展构想。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意图，日本在通过《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计划》的基础上，以落实海洋权益的名义，开展全方位的战略性外交，构建全球性海洋国家联盟，力图实现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实质性飞跃。日本的安全战略调整必然会反映在具体的安全政策实施之中。安倍晋三2017年初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从日本海到东海、南海，地区形势逐渐紧张，围绕我国的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日本要“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同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携手，切实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到印度洋之间地区的和平与繁荣”。[1]安倍的上述执政理念就是要通过相关安全合作机制，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整合亚太及全球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相关国家，扩大日本参与东亚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本外交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对外关系的最大课题而展开，特朗普执政后，安倍即与其确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日美“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进一步明确日美同盟的指向性和针对性。特别是，安倍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构想，设置了一个体现日本作为亚洲代表且具有主导性的议题，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及中国海洋维权活动作为国际安全保障问题提出，继续渲染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性。“新安保法”实施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点
如今日本的安全政策已完全背离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理念。随着“安全保障相关法”的生效，使得自卫队违反“和平宪法”的海外动武成为可能。对此，安倍首相宣称：“我们的自卫队将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为世界和平做出较以往更多的贡献。和平安全法制，获得了来自世界的支持和高度评价。对其贴上‘战争法案标签等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这就是最好的佐证”。“现在已不是任何国家仅依靠一国之力就能守卫和平的时代了。为本国防卫目的而允许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等，使无疏漏应对成为可能，并提高威慑力。”[2]这样的言论表明，安倍政府以和平主义的旗号，在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行使海外集体自卫权，借此增强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以一贯的“中国威胁论”渲染东亚周边紧张局势，力求在海洋战略层面遏制中国海洋维权。日本“新安保法”及其安保法制的全面铺开，成为自卫队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化依据，是战后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质的变化，将对亚太及全球安全环境及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从“新安保法”通过的政治目的来看，就是力求实现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修宪”的构想，为自卫队海外动武制造法律依据。日本新“安保法”重点在于应对“灰色地带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和“存亡危机事态”三个方面安全问题，涉及日本最高决策者主导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如何判断、解释和应对日本未来在可能的冲突及战争中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问题。具体来说，所谓“灰色地带状态”即介于和平状态与武力冲突之间的事态，在未达到武力攻击的状况下，当日本的警察力量無力或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之时，就可出动自卫队加以应对。其表面上是要保卫日本“西南诸岛”，实则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事态发展，直接指向与中国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所谓“重要影响事态”，是指“若置之不理则可能导致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等情况、给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事态”。[3]日本已将应对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态的《周边事态法》（1999年）更名为《重要影响事态法》，这使得日本安全保障范围现在应对范围已远远突破周边地理范围的限制。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日本的生存亦处于明显危险境地，且民众生存、幸福与自由权利受到威胁”之时，日本可行使武力予以还击。这就是说，日本已经改变二战战败以来的“专守防卫”安全政策，变成可以依据“同盟国及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的国家受到攻击时，并危及到日本国家安全的状况”发动主动性武力还击。上述三种事态实的“判断”已成为自卫队恃机发起武力攻击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内法依据，极具引发战争的危险性。以日本自卫队旨在就“尚未与他国处于战争状态、但仅靠警察与海上保安厅（人员）难以应对‘灰色地带事态进行合作”的演习为例，[4]虽然对外宣称日本警察、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联合训练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点”，但显然是针对钓鱼岛这样的所谓“离岛”。在日本警察、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联合训练的同时，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多次在冲绳本岛周边海域实施设想发生“重要影响事态”的联合训练。这种演习是具体落实日本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随着“新安保法”的成立，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基于新安保政策的海洋安全合作陡然增强，以维护海上通道为由，与南海声索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深化日美同盟的海洋合作力度。安倍将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作为“战略性国际防卫合作”政策的重要环节，遏制中国的正当海洋维权。譬如，日本与菲律宾于2017年3月27日就提供2架海上自卫队训练机“TC-90”完成租借移交，此举意在帮助菲律宾军队提高警备能力以对付中国在南海的海洋维权活动。双方还谋求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的联合训练，旨在为针对中国海洋维权而加强与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的密切合作，提高这些国家的海洋警备及应对能力。
以朝鲜的核与弹道导弹开发以及中国的海洋活动为借口，日本自卫队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实施突破“专守防卫”的进攻性政策。一是自卫队实施保护美军舰艇在内的“武器等防护”。设想以美军舰船为主的保护，因此也被称为“美舰防护”。也就是说，海上自卫队将防护对象扩大至正在进行所谓“保卫日本”的美军舰艇。这种设想是从平时到对日本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重要影响事态”的多种情况下展开的。这就意味着日本可出动自卫队护卫舰随同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到日本海，实施对朝鲜军事攻击的战斗部署。二是为防备朝鲜半岛因朝鲜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构建有关自卫队应对举措的情景模拟。主导该工作的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指挥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其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按“事态”不同，分别讨论与美军的合作以及自卫队的具体应对措施。并设想了包括美军先发制人攻击朝鲜、朝鲜军队进攻韩国、两军出现偶发性冲突、朝鲜导弹落入日本等情况的应对。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对于朝鲜半岛事态进行了三种事态设想：若美军先发制人发动攻击，预计朝鲜军队将对驻韩美军基地实施反击等。若该情况被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日本就能实施向美国军机提供燃料补给等后方支援。若朝鲜的军事行动升级，成为“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就能派遣护卫舰对美国军舰实施防护等。若出现“武力攻击事态”，日本就能够发出“防卫出动”命令。日本政府将根据不同“事态”，梳理美军与自卫队共同应对的动作等，谋求在政府内部实现共享。[5]
可见，安倍政府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化，事实上已使得日本海上力量脱离了“专守防卫”，这意味着自卫队随时可能“依法”海外动武。日美同盟的对华指向性及其影响
日本基于“新安保法”在美日同盟内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华意向日益突出。特朗普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安倍和特朗普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意向，进一步明确了美日两国政府通过盟约应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也表明了“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指向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多次明确表示，“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安排，我们坚决反对利用这一同盟损害第三方利益”。[6]中方要求日方信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不要在非法“国有化”钓鱼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行动，严重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东亚安全环境。
首先，日美通过修改《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深化双边同盟机制。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实施，为日美强化同盟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2017年4月，经修改后的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通过获批。其主要内容为扩大自卫队对美军的后方支援，以加强双边同盟关系。基于新安保相关法，在原先的“战斗区域”提供弹药将成为可能。修订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中规定，即使是包括可能发生战斗场所在内的“战斗区域”，除正发生战斗行为的“战场”外，自卫队可向美军提供物资。物资包括弹药等作战装备。这相比原先仅限于“非战斗区域”的旧协定有了大幅调整和修改。此前若日本没有受到直接攻击或没有达到预计会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不允许提供物资。修订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中所谓“战斗区域”后方支援是指，若日本政府判断“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受到攻击、陷入日本存亡受到威胁的事态”等情况下，可向美军提供物资。该修订版协定生效后，日本政府可在不制定新法律的情况下，对美国舰船及正在准备进攻的美军战斗机供油。[7]也就是说，在新安保法施行后，针对朝鲜半岛问题及东亚安全环境的恶化，甚至发生“战斗区域”的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以给介入作战的同盟国或“与日本安全相关的”国家提供弹药等战事物资支援。
其次，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严重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恶化了东亚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安倍以防范中國军事崛起为借口，强调日美同盟的针对性。强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中已写明，“各缔约国宣布在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领域，对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会被认为危及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将依照本国宪法上的规定和程序，为应对共同的危险而采取行动”。[8]为此，日美通过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特别是，安倍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为由，要求美国保持既往亚太战略的可连续性，力图将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落到实处，并体现在美国防卫日本安全的实际行动上。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强调，中日希望日方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为地区有关国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特朗普上台后，日本等美国亚洲盟国十分担心特朗普总统会放弃奥巴马执政时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路线。安倍不失时机要求特朗普总统继续介入亚太地区事务，以日美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频繁海洋活动”。他希望与特朗普总统共同应对亚洲安全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要与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抗衡”，强调美国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不可或缺。为了化解日本对美国亚太政策持续性的疑虑，特朗普及时表明了日本对于美国维护自身亚太利益的重要性。安倍进一步强调：“维护东海、南海、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遵循国际准则至关重要。”并主张日美同盟应针对中国海洋维权采取强有力的安保合作措施加以应对。日本在东亚构建“安全合作机制”的目的及特点
安倍晋三上台伊始就表示日本外交政策的要务就是扩大本国的战略范围。针对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他构想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应该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接着，安倍宣称：“在开放的海洋之下，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成为伙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需要不断强化这种关系。”[9]安倍力图依托美日同盟，整合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构建全球性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为推进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首先，安倍提出構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是日本“价值观外交”的目的所在。日本以维护“亚太及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共同目标”的名义，积极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及政治和安全机制。在安倍看来，日本必须要成为一个规则推动者、公共资源捍卫者以及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有效盟国和合作伙伴。为此，安倍通过价值观外交，呼吁“拥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国际合作，强调“海洋民主国家”结盟是亚太乃至全球“安全和稳定的核心支柱”。
其次，日本通过外长防长磋商（2+2）机制与法英澳等国强化双边防务及安全合作，着手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2017年初，日本和法国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双方一致认为，考虑到中国加强海洋活动的东海和南海局势，基于“法治”原则和平解决纷争是不可或缺的。并确认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及防卫装备相关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加快签署日本自卫队与法军进行物资和劳务相互融通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的进度。日本的目的在于与在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亚和新喀里多尼亚拥有基地的法国加强合作，从而制衡中国。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称：“法国是在亚太地区也拥有领土的太平洋国家。加强日法关系的必要性正在提高。”她妄称中国加强海洋维权行动“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关切事项”。[10]希望通过与法国合作牵制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
对日本而言，英国是欧洲防卫合作最紧密的国家。日英两国政府2017年初缔结了自卫队与英军进行食品与燃料等物资、运输与修理等劳务相互融通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该协定日英将运用于联合训练、灾害处理、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等方面，同时也适用于国外发生紧急事态时，保护和运送本国国民等情况。2017年4月安倍首相到访英国，与特雷莎·梅首相就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确保“自由航行”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并协商了日本自卫队和英国军队的联合训练及防卫装备的研究等安全合作项目。
日本还力图与澳大利亚构建“准同盟关系”，共同应对东亚安全问题。日本以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口号，积极构建日澳双边安全合作关系。针对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中国崛起，日澳两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积极响应美国的亚太战略，一致认同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参与不可或缺性。安倍希望同澳大利亚共同努力，力促美国不要减弱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度。双方确认以日美、美澳同盟为基轴，加强三国针对东亚安全问题的意见沟通。同时，日澳两国加快构建“准军事同盟关系”，签署了让提供弹药成为可能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修改版，推进了双边防务合作深度。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深化“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就南海问题以及朝鲜核与导弹等问题加强安全合作。伴随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的施行，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日澳通过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版，强化防务合作磋商机制，已缔结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旨在共同演习顺畅化的协定。显然，日本力图借此开展价值观外交，拉拢和统合欧美国家，共同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
再次，日本在亚太地区层面加强与“日本安全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根据新的“安全保障相关法”相关条款，日本要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日本安全相关”东亚国家进行防卫及安全合作交流。日本常常以“亚洲优等生”的身份，力求掌控东亚事务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安倍执政以来非常重视东盟，积极主动提升与东盟各国关系，以期纳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框架。日本不断渲染“南海问题”，千方百计割裂、离间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关系，希望同南海声索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遏制“海洋活动渐趋活跃的中国”。
日本以“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的借口，倡导所谓基于法律原则的海洋秩序理念，力图在炒作南海问题的大背景下形成对华包围圈。日本政府将东南亚的南海声索国作为“战略性国际防卫合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帮助其提升海上安全能力建设，成立专门机构为南海声索国提供人员培训，向合作对象国提供防卫装备，等等。日本海上保安厅从2017年度起致力于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海上安全机构的能力。已成立专门负责支援及人才交流的新组织，扩大参加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实务培训的对象国范围，并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等加强合作关系。在日本防卫部门看来，为了应对海洋事故、灾害以及中国东海南海维权活动等问题，共享维护所谓“法律原则的海洋秩序”，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完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十分必要。2017年8月，河野太郎外相对外宣布，为帮助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沿岸国家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提升应对能力，日本将从2017年到2019年的3年间提供约5亿美元援助，以提供巡逻船、防卫装备品及人才培养为主，进一步推进与东南亚各国安保和防卫合作。
加强与地处海上通道要冲、经济持续增长的东南亚国家关系，刻意将东亚系列峰会的议题引到南海问题上来，成为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性外交选项。
总之，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情况下，日本希望加大与美国以外的各国之间的防务合作，应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与朝鲜核导开发等安保环境的变化。以钓鱼岛、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海洋维权
安倍等外交决策者力图将南海、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作为对华海权攻势的切入点，频频激化中日海洋权益之争，不断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安倍再次执政以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冲突的潜在危险在增大。[11]这样的事态已成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突破现行“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主要借口。
首先，日本不断强化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的所谓西南列岛的防卫力量。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显著加强日本防卫实力，尤其是突出面向中国的日本西南方防卫政策力度。2018年3月20日，鉴于自民党通过了为制定新防卫力建设指针《防卫计划大纲》的建议，日本政府加快讨论引进可短距离起飞的最尖端隐形战机F-35B。考虑到搭载F-35B，政府还将把护卫舰“出云”号改装为事实上的航母纳入视野。计划在防卫大纲等中反映相关内容。显然搭载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战机的航母化构想超出了日本防卫基本方针“专守防卫”的范畴。自民党的建议主旨中提出部署F-35B以加强防空战力。由于其在跑道较短的机场也能起降，还考虑用于包含钓鱼岛在内的南西诸岛防卫。[12]
基于放大中国东海和南海海洋维权的目的，安倍首相在2018年3月出席日本海上保安学校毕业典礼时，就应对中国巡航钓鱼岛一事强调：“不允许制造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尽管他使用了“外国公务船”一词，没有点名中国。[13]但此举旨在以“中国威胁论”提高海上保安人员针对中国海洋维权的“士气”。以强化南西列岛防御能力的名义，日本防卫省在距离钓鱼岛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使用雷达对附近活动的过往船只飞机进行监控。日本不断强化“西南地区”岛屿的军事能力，正在冲绳县宫古、石垣两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大岛推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计划，以强化西南列岛及海域的防卫力。2018年3月27日，负责日本陆上自卫队部队统一运用的“陆上总队”和防卫离岛的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成立。这是1954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以来最大一次组织改编，意在统一指挥命令系统并强化南西诸岛的防卫能力。其中，水陆机动团以长崎县佐世保市相浦驻地的西部方面军普通科连队为中心成立，约为2100人。该团作为陆上总队的直辖部队，负责钓鱼岛等南西诸岛离岛“被占据时”的夺回作战。[14]
其次，日本妄言中国军力发展是针对“领土问题”。日本防卫省智库发表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称，中国快速推进国产航母建造，是“试图在领土问题上继续强化存在感”。这可能导致在东亚范围内的“美中紧张局势升级”，形成地区紧张局势。[15]这显然是希望美国加强介入钓鱼岛、东海及南海问题的力度，遏制中国。近年来，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逐年扩大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篇幅，重点放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问题方面。安倍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价值观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不断向国际社会散布“中国威胁论”，渲染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危险性，为其修宪、谋求政治军事大国战略目标铺路。结语
总之，日本的安全政策基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政治诉求非常明确。日本共同社评论指出，日本陆上自卫队于2018年3月成立陆上总队后，“首次拥有了统率所有部队的司令部。海空自卫队已具有同样的组织框架，在应对朝鲜和中国方面发挥存在感。包括创设水陆机动团在内的此次组织大幅改编，也隐约反映出陆自谋求生存出路的意图”。[16]这充分表现出日本政府力求摆脱“和平宪法”、谋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安倍通过价值观外交，积极构建全球性“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他不再满足日美同盟的对等性追求，力求拉拢所谓价值观相同的“民主国家”“海洋国家”，不断扩大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合作范围。安倍以维护“民主、自由和法治”及“航行自由”的名义，积极开展遏制中国海洋维权的活动，将日本自身打扮成“国际法”的捍卫者。可以说，日本联手一些欧美国家及南海声索国共同遏制中国，已演化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日本上述安全战略的政治诉求，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环境。特别是，安倍政府歪曲中国正当合法的海洋维权活动，渲染朝鲜半岛危机，为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制造国内外舆论氛围，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
注释
[1]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70120siseihousin.html。
[2]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60122siseihousin.html。
[3]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1/133112.html。
[4]《日本举行应对“灰色地带事态”首次三部门联合训练》，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11/130028.html。
[5]日本安保法认定的所谓“事态”包括（1）若置之不理则可能导致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的“重要影响事态”；（2）因发生针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的武力攻击，存在威胁到日本存亡的明确危险，故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3）日本受到直接攻击的“武力攻击事态”等。参见《日本瞄准朝鲜半岛突发状况构建自卫队应对情景模拟》，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12/0d15a2b76de5.html。
[6]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53375.shtml。
[7]《修订版日美ACSA获批 允许在“战斗区域”提供物资》，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4/b302dd553ce2-acsa-.html。
[8]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1/133235.html。
[9]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10]《日法将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加强亚洲安保合作》，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1/132563.html。
[11]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第3页。
[12]《日本政府加快讨论引进F-35B战机》，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3/d812b7b6c4b3-f-35b.html。
[13]《安倍出席海上保安大學毕业式并致贺词》，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3/3ddb1a69d105--.html。
[14]《陆上自卫队新设总队以统一指挥》，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3/f918b3051056-27.html。
[15]《日本防卫省智库发布<中国安保报告2016>》，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3/115962.html。
[16]《陆上自卫队大幅改编旨在谋求生存出路》，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3/7b9812438080.html。
责 编/郑韶武
【摘要】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及政策走向，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新安保法”已成为日本实现全球性安全战略意图的依据，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依托日美同盟机制，借东盟峰会设定海洋安全议题，刻意曲解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构想基于价值观的安全合作机制，推动“印太”战略理念的落实。
【关键词】日本 日美同盟 朝鲜半岛 中日关系 “印太”战略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04
近年来，日本在年度《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扩大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篇幅，明确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施压力度，渲染“中国威胁”，扩大钓鱼岛、东海和南海问题事态，强化日本安全政策的针对性攻势。日本安全政策的指向性调整，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及周边安全环境，增大了东亚各国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问题的处理难度，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为了增强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提出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的国家发展构想。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意图，日本在通过《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计划》的基础上，以落实海洋权益的名义，开展全方位的战略性外交，构建全球性海洋国家联盟，力图实现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实质性飞跃。日本的安全战略调整必然会反映在具体的安全政策实施之中。安倍晋三2017年初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从日本海到东海、南海，地区形势逐渐紧张，围绕我国的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日本要“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同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携手，切实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到印度洋之间地区的和平与繁荣”。[1]安倍的上述执政理念就是要通过相关安全合作机制，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整合亚太及全球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相关国家，扩大日本参与东亚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本外交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对外关系的最大课题而展开，特朗普执政后，安倍即与其确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日美“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进一步明确日美同盟的指向性和针对性。特别是，安倍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构想，设置了一个体现日本作为亚洲代表且具有主导性的议题，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及中国海洋维权活动作为国际安全保障问题提出，继续渲染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性。“新安保法”实施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点
如今日本的安全政策已完全背离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理念。随着“安全保障相关法”的生效，使得自卫队违反“和平宪法”的海外动武成为可能。对此，安倍首相宣称：“我们的自卫队将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为世界和平做出较以往更多的贡献。和平安全法制，获得了来自世界的支持和高度评价。对其贴上‘战争法案标签等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这就是最好的佐证”。“现在已不是任何国家仅依靠一国之力就能守卫和平的时代了。为本国防卫目的而允许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等，使无疏漏应对成为可能，并提高威慑力。”[2]这样的言论表明，安倍政府以和平主义的旗号，在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行使海外集体自卫权，借此增强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以一贯的“中国威胁论”渲染东亚周边紧张局势，力求在海洋战略层面遏制中国海洋维权。日本“新安保法”及其安保法制的全面铺开，成为自卫队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化依据，是战后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质的变化，将对亚太及全球安全环境及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从“新安保法”通过的政治目的来看，就是力求实现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修宪”的构想，为自卫队海外动武制造法律依据。日本新“安保法”重点在于应对“灰色地带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和“存亡危机事态”三个方面安全问题，涉及日本最高决策者主导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如何判断、解释和应对日本未来在可能的冲突及战争中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问题。具体来说，所谓“灰色地带状态”即介于和平状态与武力冲突之间的事态，在未达到武力攻击的状况下，当日本的警察力量無力或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之时，就可出动自卫队加以应对。其表面上是要保卫日本“西南诸岛”，实则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事态发展，直接指向与中国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所谓“重要影响事态”，是指“若置之不理则可能导致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等情况、给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事态”。[3]日本已将应对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态的《周边事态法》（1999年）更名为《重要影响事态法》，这使得日本安全保障范围现在应对范围已远远突破周边地理范围的限制。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日本的生存亦处于明显危险境地，且民众生存、幸福与自由权利受到威胁”之时，日本可行使武力予以还击。这就是说，日本已经改变二战战败以来的“专守防卫”安全政策，变成可以依据“同盟国及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的国家受到攻击时，并危及到日本国家安全的状况”发动主动性武力还击。上述三种事态实的“判断”已成为自卫队恃机发起武力攻击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内法依据，极具引发战争的危险性。以日本自卫队旨在就“尚未与他国处于战争状态、但仅靠警察与海上保安厅（人员）难以应对‘灰色地带事态进行合作”的演习为例，[4]虽然对外宣称日本警察、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联合训练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点”，但显然是针对钓鱼岛这样的所谓“离岛”。在日本警察、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联合训练的同时，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多次在冲绳本岛周边海域实施设想发生“重要影响事态”的联合训练。这种演习是具体落实日本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随着“新安保法”的成立，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基于新安保政策的海洋安全合作陡然增强，以维护海上通道为由，与南海声索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深化日美同盟的海洋合作力度。安倍将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作为“战略性国际防卫合作”政策的重要环节，遏制中国的正当海洋维权。譬如，日本与菲律宾于2017年3月27日就提供2架海上自卫队训练机“TC-90”完成租借移交，此举意在帮助菲律宾军队提高警备能力以对付中国在南海的海洋维权活动。双方还谋求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的联合训练，旨在为针对中国海洋维权而加强与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的密切合作，提高这些国家的海洋警备及应对能力。
以朝鲜的核与弹道导弹开发以及中国的海洋活动为借口，日本自卫队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实施突破“专守防卫”的进攻性政策。一是自卫队实施保护美军舰艇在内的“武器等防护”。设想以美军舰船为主的保护，因此也被称为“美舰防护”。也就是说，海上自卫队将防护对象扩大至正在进行所谓“保卫日本”的美军舰艇。这种设想是从平时到对日本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重要影响事态”的多种情况下展开的。这就意味着日本可出动自卫队护卫舰随同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到日本海，实施对朝鲜军事攻击的战斗部署。二是为防备朝鲜半岛因朝鲜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构建有关自卫队应对举措的情景模拟。主导该工作的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指挥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其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按“事态”不同，分别讨论与美军的合作以及自卫队的具体应对措施。并设想了包括美军先发制人攻击朝鲜、朝鲜军队进攻韩国、两军出现偶发性冲突、朝鲜导弹落入日本等情况的应对。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对于朝鲜半岛事态进行了三种事态设想：若美军先发制人发动攻击，预计朝鲜军队将对驻韩美军基地实施反击等。若该情况被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日本就能实施向美国军机提供燃料补给等后方支援。若朝鲜的军事行动升级，成为“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就能派遣护卫舰对美国军舰实施防护等。若出现“武力攻击事态”，日本就能够发出“防卫出动”命令。日本政府将根据不同“事态”，梳理美军与自卫队共同应对的动作等，谋求在政府内部实现共享。[5]
可见，安倍政府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化，事实上已使得日本海上力量脱离了“专守防卫”，这意味着自卫队随时可能“依法”海外动武。日美同盟的对华指向性及其影响
日本基于“新安保法”在美日同盟内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华意向日益突出。特朗普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安倍和特朗普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意向，进一步明确了美日两国政府通过盟约应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也表明了“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指向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多次明确表示，“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安排，我们坚决反对利用这一同盟损害第三方利益”。[6]中方要求日方信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不要在非法“国有化”钓鱼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行动，严重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东亚安全环境。
首先，日美通过修改《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深化双边同盟机制。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实施，为日美强化同盟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2017年4月，经修改后的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通过获批。其主要内容为扩大自卫队对美军的后方支援，以加强双边同盟关系。基于新安保相关法，在原先的“战斗区域”提供弹药将成为可能。修订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中规定，即使是包括可能发生战斗场所在内的“战斗区域”，除正发生战斗行为的“战场”外，自卫队可向美军提供物资。物资包括弹药等作战装备。这相比原先仅限于“非战斗区域”的旧协定有了大幅调整和修改。此前若日本没有受到直接攻击或没有达到预计会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不允许提供物资。修订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中所谓“战斗区域”后方支援是指，若日本政府判断“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受到攻击、陷入日本存亡受到威胁的事态”等情况下，可向美军提供物资。该修订版协定生效后，日本政府可在不制定新法律的情况下，对美国舰船及正在准备进攻的美军战斗机供油。[7]也就是说，在新安保法施行后，针对朝鲜半岛问题及东亚安全环境的恶化，甚至发生“战斗区域”的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以给介入作战的同盟国或“与日本安全相关的”国家提供弹药等战事物资支援。
其次，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严重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恶化了东亚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安倍以防范中國军事崛起为借口，强调日美同盟的针对性。强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中已写明，“各缔约国宣布在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领域，对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会被认为危及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将依照本国宪法上的规定和程序，为应对共同的危险而采取行动”。[8]为此，日美通过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特别是，安倍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为由，要求美国保持既往亚太战略的可连续性，力图将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落到实处，并体现在美国防卫日本安全的实际行动上。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强调，中日希望日方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为地区有关国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特朗普上台后，日本等美国亚洲盟国十分担心特朗普总统会放弃奥巴马执政时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路线。安倍不失时机要求特朗普总统继续介入亚太地区事务，以日美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频繁海洋活动”。他希望与特朗普总统共同应对亚洲安全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要与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抗衡”，强调美国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不可或缺。为了化解日本对美国亚太政策持续性的疑虑，特朗普及时表明了日本对于美国维护自身亚太利益的重要性。安倍进一步强调：“维护东海、南海、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遵循国际准则至关重要。”并主张日美同盟应针对中国海洋维权采取强有力的安保合作措施加以应对。日本在东亚构建“安全合作机制”的目的及特点
安倍晋三上台伊始就表示日本外交政策的要务就是扩大本国的战略范围。针对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他构想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应该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接着，安倍宣称：“在开放的海洋之下，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成为伙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需要不断强化这种关系。”[9]安倍力图依托美日同盟，整合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构建全球性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为推进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首先，安倍提出構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是日本“价值观外交”的目的所在。日本以维护“亚太及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共同目标”的名义，积极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及政治和安全机制。在安倍看来，日本必须要成为一个规则推动者、公共资源捍卫者以及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有效盟国和合作伙伴。为此，安倍通过价值观外交，呼吁“拥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国际合作，强调“海洋民主国家”结盟是亚太乃至全球“安全和稳定的核心支柱”。
其次，日本通过外长防长磋商（2+2）机制与法英澳等国强化双边防务及安全合作，着手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2017年初，日本和法国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双方一致认为，考虑到中国加强海洋活动的东海和南海局势，基于“法治”原则和平解决纷争是不可或缺的。并确认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及防卫装备相关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加快签署日本自卫队与法军进行物资和劳务相互融通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的进度。日本的目的在于与在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亚和新喀里多尼亚拥有基地的法国加强合作，从而制衡中国。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称：“法国是在亚太地区也拥有领土的太平洋国家。加强日法关系的必要性正在提高。”她妄称中国加强海洋维权行动“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关切事项”。[10]希望通过与法国合作牵制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
对日本而言，英国是欧洲防卫合作最紧密的国家。日英两国政府2017年初缔结了自卫队与英军进行食品与燃料等物资、运输与修理等劳务相互融通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该协定日英将运用于联合训练、灾害处理、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等方面，同时也适用于国外发生紧急事态时，保护和运送本国国民等情况。2017年4月安倍首相到访英国，与特雷莎·梅首相就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确保“自由航行”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并协商了日本自卫队和英国军队的联合训练及防卫装备的研究等安全合作项目。
日本还力图与澳大利亚构建“准同盟关系”，共同应对东亚安全问题。日本以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口号，积极构建日澳双边安全合作关系。针对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中国崛起，日澳两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积极响应美国的亚太战略，一致认同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参与不可或缺性。安倍希望同澳大利亚共同努力，力促美国不要减弱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度。双方确认以日美、美澳同盟为基轴，加强三国针对东亚安全问题的意见沟通。同时，日澳两国加快构建“准军事同盟关系”，签署了让提供弹药成为可能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修改版，推进了双边防务合作深度。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深化“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就南海问题以及朝鲜核与导弹等问题加强安全合作。伴随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的施行，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日澳通过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版，强化防务合作磋商机制，已缔结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旨在共同演习顺畅化的协定。显然，日本力图借此开展价值观外交，拉拢和统合欧美国家，共同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
再次，日本在亚太地区层面加强与“日本安全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根据新的“安全保障相关法”相关条款，日本要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日本安全相关”东亚国家进行防卫及安全合作交流。日本常常以“亚洲优等生”的身份，力求掌控东亚事务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安倍执政以来非常重视东盟，积极主动提升与东盟各国关系，以期纳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框架。日本不断渲染“南海问题”，千方百计割裂、离间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关系，希望同南海声索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遏制“海洋活动渐趋活跃的中国”。
日本以“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的借口，倡导所谓基于法律原则的海洋秩序理念，力图在炒作南海问题的大背景下形成对华包围圈。日本政府将东南亚的南海声索国作为“战略性国际防卫合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帮助其提升海上安全能力建设，成立专门机构为南海声索国提供人员培训，向合作对象国提供防卫装备，等等。日本海上保安厅从2017年度起致力于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海上安全机构的能力。已成立专门负责支援及人才交流的新组织，扩大参加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实务培训的对象国范围，并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等加强合作关系。在日本防卫部门看来，为了应对海洋事故、灾害以及中国东海南海维权活动等问题，共享维护所谓“法律原则的海洋秩序”，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完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十分必要。2017年8月，河野太郎外相对外宣布，为帮助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沿岸国家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提升应对能力，日本将从2017年到2019年的3年间提供约5亿美元援助，以提供巡逻船、防卫装备品及人才培养为主，进一步推进与东南亚各国安保和防卫合作。
加强与地处海上通道要冲、经济持续增长的东南亚国家关系，刻意将东亚系列峰会的议题引到南海问题上来，成为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性外交选项。
总之，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情况下，日本希望加大与美国以外的各国之间的防务合作，应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与朝鲜核导开发等安保环境的变化。以钓鱼岛、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海洋维权
安倍等外交决策者力图将南海、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作为对华海权攻势的切入点，频频激化中日海洋权益之争，不断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安倍再次执政以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冲突的潜在危险在增大。[11]这样的事态已成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突破现行“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主要借口。
首先，日本不断强化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的所谓西南列岛的防卫力量。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显著加强日本防卫实力，尤其是突出面向中国的日本西南方防卫政策力度。2018年3月20日，鉴于自民党通过了为制定新防卫力建设指针《防卫计划大纲》的建议，日本政府加快讨论引进可短距离起飞的最尖端隐形战机F-35B。考虑到搭载F-35B，政府还将把护卫舰“出云”号改装为事实上的航母纳入视野。计划在防卫大纲等中反映相关内容。显然搭载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战机的航母化构想超出了日本防卫基本方针“专守防卫”的范畴。自民党的建议主旨中提出部署F-35B以加强防空战力。由于其在跑道较短的机场也能起降，还考虑用于包含钓鱼岛在内的南西诸岛防卫。[12]
基于放大中国东海和南海海洋维权的目的，安倍首相在2018年3月出席日本海上保安学校毕业典礼时，就应对中国巡航钓鱼岛一事强调：“不允许制造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尽管他使用了“外国公务船”一词，没有点名中国。[13]但此举旨在以“中国威胁论”提高海上保安人员针对中国海洋维权的“士气”。以强化南西列岛防御能力的名义，日本防卫省在距离钓鱼岛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使用雷达对附近活动的过往船只飞机进行监控。日本不断强化“西南地区”岛屿的军事能力，正在冲绳县宫古、石垣两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大岛推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计划，以强化西南列岛及海域的防卫力。2018年3月27日，负责日本陆上自卫队部队统一运用的“陆上总队”和防卫离岛的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成立。这是1954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以来最大一次组织改编，意在统一指挥命令系统并强化南西诸岛的防卫能力。其中，水陆机动团以长崎县佐世保市相浦驻地的西部方面军普通科连队为中心成立，约为2100人。该团作为陆上总队的直辖部队，负责钓鱼岛等南西诸岛离岛“被占据时”的夺回作战。[14]
其次，日本妄言中国军力发展是针对“领土问题”。日本防卫省智库发表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称，中国快速推进国产航母建造，是“试图在领土问题上继续强化存在感”。这可能导致在东亚范围内的“美中紧张局势升级”，形成地区紧张局势。[15]这显然是希望美国加强介入钓鱼岛、东海及南海问题的力度，遏制中国。近年来，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逐年扩大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篇幅，重点放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问题方面。安倍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价值观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不断向国际社会散布“中国威胁论”，渲染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危险性，为其修宪、谋求政治军事大国战略目标铺路。结语
总之，日本的安全政策基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政治诉求非常明确。日本共同社评论指出，日本陆上自卫队于2018年3月成立陆上总队后，“首次拥有了统率所有部队的司令部。海空自卫队已具有同样的组织框架，在应对朝鲜和中国方面发挥存在感。包括创设水陆机动团在内的此次组织大幅改编，也隐约反映出陆自谋求生存出路的意图”。[16]这充分表现出日本政府力求摆脱“和平宪法”、谋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安倍通过价值观外交，积极构建全球性“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他不再满足日美同盟的对等性追求，力求拉拢所谓价值观相同的“民主国家”“海洋国家”，不断扩大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合作范围。安倍以维护“民主、自由和法治”及“航行自由”的名义，积极开展遏制中国海洋维权的活动，将日本自身打扮成“国际法”的捍卫者。可以说，日本联手一些欧美国家及南海声索国共同遏制中国，已演化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日本上述安全战略的政治诉求，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环境。特别是，安倍政府歪曲中国正当合法的海洋维权活动，渲染朝鲜半岛危机，为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制造国内外舆论氛围，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
注释
[1]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70120siseihousin.html。
[2]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60122siseihousin.html。
[3]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1/133112.html。
[4]《日本举行应对“灰色地带事态”首次三部门联合训练》，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11/130028.html。
[5]日本安保法认定的所谓“事态”包括（1）若置之不理则可能导致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的“重要影响事态”；（2）因发生针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的武力攻击，存在威胁到日本存亡的明确危险，故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3）日本受到直接攻击的“武力攻击事态”等。参见《日本瞄准朝鲜半岛突发状况构建自卫队应对情景模拟》，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12/0d15a2b76de5.html。
[6]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53375.shtml。
[7]《修订版日美ACSA获批 允许在“战斗区域”提供物资》，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4/b302dd553ce2-acsa-.html。
[8]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1/133235.html。
[9]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10]《日法将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加强亚洲安保合作》，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1/132563.html。
[11]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第3页。
[12]《日本政府加快讨论引进F-35B战机》，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3/d812b7b6c4b3-f-35b.html。
[13]《安倍出席海上保安大學毕业式并致贺词》，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3/3ddb1a69d105--.html。
[14]《陆上自卫队新设总队以统一指挥》，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3/f918b3051056-27.html。
[15]《日本防卫省智库发布<中国安保报告2016>》，日本共同社，参见：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3/115962.html。
[16]《陆上自卫队大幅改编旨在谋求生存出路》，参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3/7b9812438080.html。
责 编/郑韶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