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外贸结构跃升研究
孔庆
【摘要】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 以强大的资金优势和基建能力使沿线国家的资源、能源实现了良性的结合，为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构筑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一带一路”建设蕴含着塑造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的潜力，在推行的过程中，我们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权宜之计与长远谋划之间实现各国经贸关系的协调，使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在合作中实现层次的提升。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贸易 层次提升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08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其全球制造中心的角色。然而，这一增长模式正面临着人工成本上升、淘汰落后产能、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这种转变，将增长重点转向扩大国内消费，并积极寻求跨境贸易新机遇，适时发出“一带一路”的规划倡议。这两条贸易走廊有望成为中国及沿线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支柱。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取决于它是否能为贸易走廊上的所有市场带来经济效益。这需要沿线国家的密切合作，统筹规划自己的贸易产业结构，使之更适应“一带一路”大市场的需求。我国也要抓住有利时机，不断提升对外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争取成为该区域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引领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升级我国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势在必行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东西双向开放的方式，在巩固和拓展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为广大西部和中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内陆、沿边城市充分利用自身地缘、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将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区域合作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重要机遇。随着部分产业加快沿线区域布局，境外加工有利于带动国内材料、装备制造业和金融、物流、电信、技术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的增长；部分传统产业转移也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腾出更大空间，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信息时代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结构层次的跃升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在信息时代，全智能和互联化的现代工业生产模式更适合当前的社会管理需求和世界经济形势，面对有限的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要求，低碳的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要求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污染排放更低，生产的产品等更适合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这就需要企业加大投资，提高技术管理水平，促使产品结构层次的转变。全信息化的企業管理，可以极大降低管理成本，通过资产、大数据信息的共享，整合资产信息及金融资源，将原来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处于闲置状态的诸多资产进行优化配置，真正从整体解决方案入手，通过信息互联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从而大大促进资产共享和资源整合，提高整个社会资产的使用效率。信息时代为企业资产的优化整合，产品生产技术的提升和档次的提高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应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调整对外贸易的层次结构，使之更绿色、环保和人性化。
同质化、低层次的行业竞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在中国即将进入和部分“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已经进入的后工业时代，人们更注重产品的价值内涵和相关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在互联共享的新时代、新常态下，商业模式正在从产品转向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从提供高质量产品，转移到了客户价值的创造上。企业之间一味地靠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的方式进行的低成本、低层次的竞争模式将被摒弃，这就要求外贸企业不仅要注重新技术的应用与升级，改善产品的结构层次，还要更加专注于提供高价值的服务方案，使企业的经营方式从传统的工业商业模式向价值导向的服务领域发展，原先硬件创造的价值与软件服务创造的价值共享，最终使不同区域的消费者都能从其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充满人性化的体验。
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的资金实力相对较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区域的经贸合作以南南合作为主要方式。资金短缺一直是南南合作面临的突出问题，但与其他区域南南合作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是资金比较充裕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的修建完善，不同区域产业园的规划布局，都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因此，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有效利用各国的闲置资金，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应积极规划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产业布局，调整对外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加大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将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产业，避免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现象出现。中国国际贸易体系结构层次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作为经济规模最大、科研和基建等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国，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引领者角色和重任。但是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对外贸易的中低端加工模式在短期内也难以扭转，这种现状都将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国际贸易体系结构层次的跃升造成程度不等的阻力和障碍。
外贸产品仍以中低端为主。2012年，中国以20%的比重开始跃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这一地位和成就保持至今。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加工品品种超过排名第二、三位的德国和美国的总和。中国已成为全世界2/3以上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远超第二贸易大国美国。“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全球任何角落都有“中国制造”的存在，全世界都在享受着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外贸产品虽然在质量和档次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在全球部分高端制造业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对外经贸产业的拓展过分注重规模效益，产品附加值低，单位产品生产能源消耗大，造成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对外贸易体系的这种结构层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背离，亟需改变。
依靠海运的外贸产品过多，滞后的陆路交通严重影响了注重时效性的外贸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90%以上是通过海运完成的。凭借超强的海上军事和全球投射力量，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控制着世界各主要贸易航路通道。无论是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几乎都在美军的军事覆盖范围之内。这不仅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必须承担贸易路线遭到破坏、切断的风险，而且还需要长期缴纳昂贵的通行费和管理费。开拓连通的亚非欧陆路大通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环节，然而，沿途国家不同风格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千差万别的文化风俗所带来的诸如毒品控制、恐怖主义、索贿受贿、难民以及轨距不统一、铁路难对接等现实问题构成“一带一路”规划建设必须时刻面对的问题。快速便捷的陆路交通问题不解决，注重时效性的生鲜农业等产业就难以发展起来，严重依靠海运的国际贸易体系结构也就很难改变。
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贸易规则。旧三角贸易一般用于描述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者用纺织品、果酒、杂货等货品到非洲换取奴隶，再用黑奴去美洲换取金银、棉花、矿产品等生产资料，最终制成商品再运到非洲购买奴隶的循环贸易活动。因其贸易涉及欧、美、非三洲，故称三角贸易。在新三角贸易中，行为主体分别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消费国、以中国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生产国和以中东产油国为代表的资源国。这种三角循环的运转方式体现为：生产国从资源国进口原材料并向资源国和消费国输出制成品，消费国向生产国和资源国提供资本、技术和服务，而生产国和资源国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则大量流向消费国，三者之间呈现出提供金融技术服务、生产商品和输出原料的明确分工。从表面上看，中国已成为新三角贸易中联系消费国与资源国的枢纽，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定价结算贸易体系是不合理的新三角贸易结构得以运转的前提。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承担了新三角贸易格局下发达国家所消费的资源、能源的成本转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有赖于中国高端制造技术的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准的提高和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的建立。然而，这些举措无疑动了发达国家的“奶酪”，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层次的调整升级必然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力打压。“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国际贸易结构层次跃升的措施
“一带一路”建设蕴含着塑造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的潜力，在推行的过程中，我们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权宜之计与长远谋划之间实现各国经贸关系的协调，使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在合作中实现层次的提升。
加大促进贸易结构层次跃升的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产业、交通、能源、科技、卫生、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规划建设中，金融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和助推器。金融企业要综合运用进出口信贷、互惠贷款、对外担保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大力支持惠及双边经贸合作的项目。重点支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清洁能源等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产业的建设发展，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国家和区域高度重合的境内外经营网络布局；支持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境外收购及兼并重组；应面向交通运输、航天海运、能源电力、基础设施、文化商贸等重点领域，与行业重点客户展开深入沟通合作，提供多样化、有针对性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服务方案；给予“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和企业绿色授信通道，确保审批时效并在贷款利率定价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发挥信贷、融资和结算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为港口、铁路和海运等项目建设提供配套支持与服务。
通过“智能融合”的方式使对外贸易中的高中低端产业协调发展。发展高端产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可以显著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质量。但是与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中低端产品的生产亦不可忽视。高端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毕竟有限，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还是适合到中低端产业就业。过分地注重高端产业，忽视中低端产业不仅会造成日用品等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且会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影响社会的稳定。只有保持高中低端产业协调发展，世界经贸活动才能维持健康平稳的运行态势。互联网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利用大数据精准地调控各个具体产业的规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可以在“一带一路”的产业规划中搭建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的管理体系服务平台，实现人、机、物、信息、组织之间高度的“智能融合”。“智能融合”的终极目标是使制造、建设、服务等各行业最终脱离劳动力禀赋、信息沟通效率的桎梏，打破行业、资产、数据、技术的壁垒，从而以最低的生产成本，实现最高的生产效率。
在积极开展和扩大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基础上，促进贸易结构层次的提升。在“一帶一路”建设中，中国应积极向沿线的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发出三方合作的倡议，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于我国的外贸产品而言相当于几十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且多数处于工业化初期，对各层次工业品的需求呈旺盛之势。由于中国产品的性价比较高，因此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的建设和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目前中国诸多品类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仍需采购自沿线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提高，中国对这些设备和零部件的采购力度会进一步加大，这可以有力地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三方共赢倡议不仅有助于加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也将使全球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得到发展进步的机遇，从而有利于世界包容发展。就中国和欧盟而言，可以基础设施为切入点，以装备制造为重点，在与中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等第三方合作上寻求突破。我们的外贸产业规划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应着眼于在积极与沿线各国的广泛合作中整合国内国外多种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循序渐进调整对外贸易体系结构，使其在层次跃升的同时，更好地适应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满足各国人民的实际需求。
责 编/郑韶武
【摘要】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 以强大的资金优势和基建能力使沿线国家的资源、能源实现了良性的结合，为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构筑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一带一路”建设蕴含着塑造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的潜力，在推行的过程中，我们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权宜之计与长远谋划之间实现各国经贸关系的协调，使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在合作中实现层次的提升。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贸易 层次提升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08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其全球制造中心的角色。然而，这一增长模式正面临着人工成本上升、淘汰落后产能、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这种转变，将增长重点转向扩大国内消费，并积极寻求跨境贸易新机遇，适时发出“一带一路”的规划倡议。这两条贸易走廊有望成为中国及沿线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支柱。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取决于它是否能为贸易走廊上的所有市场带来经济效益。这需要沿线国家的密切合作，统筹规划自己的贸易产业结构，使之更适应“一带一路”大市场的需求。我国也要抓住有利时机，不断提升对外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争取成为该区域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引领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升级我国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势在必行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东西双向开放的方式，在巩固和拓展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为广大西部和中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内陆、沿边城市充分利用自身地缘、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将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区域合作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重要机遇。随着部分产业加快沿线区域布局，境外加工有利于带动国内材料、装备制造业和金融、物流、电信、技术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的增长；部分传统产业转移也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腾出更大空间，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信息时代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结构层次的跃升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在信息时代，全智能和互联化的现代工业生产模式更适合当前的社会管理需求和世界经济形势，面对有限的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要求，低碳的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要求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污染排放更低，生产的产品等更适合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这就需要企业加大投资，提高技术管理水平，促使产品结构层次的转变。全信息化的企業管理，可以极大降低管理成本，通过资产、大数据信息的共享，整合资产信息及金融资源，将原来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处于闲置状态的诸多资产进行优化配置，真正从整体解决方案入手，通过信息互联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从而大大促进资产共享和资源整合，提高整个社会资产的使用效率。信息时代为企业资产的优化整合，产品生产技术的提升和档次的提高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应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调整对外贸易的层次结构，使之更绿色、环保和人性化。
同质化、低层次的行业竞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在中国即将进入和部分“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已经进入的后工业时代，人们更注重产品的价值内涵和相关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在互联共享的新时代、新常态下，商业模式正在从产品转向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从提供高质量产品，转移到了客户价值的创造上。企业之间一味地靠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的方式进行的低成本、低层次的竞争模式将被摒弃，这就要求外贸企业不仅要注重新技术的应用与升级，改善产品的结构层次，还要更加专注于提供高价值的服务方案，使企业的经营方式从传统的工业商业模式向价值导向的服务领域发展，原先硬件创造的价值与软件服务创造的价值共享，最终使不同区域的消费者都能从其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充满人性化的体验。
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的资金实力相对较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区域的经贸合作以南南合作为主要方式。资金短缺一直是南南合作面临的突出问题，但与其他区域南南合作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是资金比较充裕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的修建完善，不同区域产业园的规划布局，都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因此，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有效利用各国的闲置资金，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应积极规划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产业布局，调整对外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加大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将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产业，避免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现象出现。中国国际贸易体系结构层次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作为经济规模最大、科研和基建等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国，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引领者角色和重任。但是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对外贸易的中低端加工模式在短期内也难以扭转，这种现状都将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国际贸易体系结构层次的跃升造成程度不等的阻力和障碍。
外贸产品仍以中低端为主。2012年，中国以20%的比重开始跃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这一地位和成就保持至今。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加工品品种超过排名第二、三位的德国和美国的总和。中国已成为全世界2/3以上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远超第二贸易大国美国。“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全球任何角落都有“中国制造”的存在，全世界都在享受着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外贸产品虽然在质量和档次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在全球部分高端制造业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对外经贸产业的拓展过分注重规模效益，产品附加值低，单位产品生产能源消耗大，造成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对外贸易体系的这种结构层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背离，亟需改变。
依靠海运的外贸产品过多，滞后的陆路交通严重影响了注重时效性的外贸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90%以上是通过海运完成的。凭借超强的海上军事和全球投射力量，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控制着世界各主要贸易航路通道。无论是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几乎都在美军的军事覆盖范围之内。这不仅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必须承担贸易路线遭到破坏、切断的风险，而且还需要长期缴纳昂贵的通行费和管理费。开拓连通的亚非欧陆路大通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环节，然而，沿途国家不同风格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千差万别的文化风俗所带来的诸如毒品控制、恐怖主义、索贿受贿、难民以及轨距不统一、铁路难对接等现实问题构成“一带一路”规划建设必须时刻面对的问题。快速便捷的陆路交通问题不解决，注重时效性的生鲜农业等产业就难以发展起来，严重依靠海运的国际贸易体系结构也就很难改变。
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贸易规则。旧三角贸易一般用于描述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者用纺织品、果酒、杂货等货品到非洲换取奴隶，再用黑奴去美洲换取金银、棉花、矿产品等生产资料，最终制成商品再运到非洲购买奴隶的循环贸易活动。因其贸易涉及欧、美、非三洲，故称三角贸易。在新三角贸易中，行为主体分别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消费国、以中国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生产国和以中东产油国为代表的资源国。这种三角循环的运转方式体现为：生产国从资源国进口原材料并向资源国和消费国输出制成品，消费国向生产国和资源国提供资本、技术和服务，而生产国和资源国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则大量流向消费国，三者之间呈现出提供金融技术服务、生产商品和输出原料的明确分工。从表面上看，中国已成为新三角贸易中联系消费国与资源国的枢纽，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定价结算贸易体系是不合理的新三角贸易结构得以运转的前提。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承担了新三角贸易格局下发达国家所消费的资源、能源的成本转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有赖于中国高端制造技术的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准的提高和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的建立。然而，这些举措无疑动了发达国家的“奶酪”，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层次的调整升级必然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力打压。“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国际贸易结构层次跃升的措施
“一带一路”建设蕴含着塑造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的潜力，在推行的过程中，我们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权宜之计与长远谋划之间实现各国经贸关系的协调，使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在合作中实现层次的提升。
加大促进贸易结构层次跃升的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产业、交通、能源、科技、卫生、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规划建设中，金融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和助推器。金融企业要综合运用进出口信贷、互惠贷款、对外担保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大力支持惠及双边经贸合作的项目。重点支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清洁能源等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产业的建设发展，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国家和区域高度重合的境内外经营网络布局；支持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境外收购及兼并重组；应面向交通运输、航天海运、能源电力、基础设施、文化商贸等重点领域，与行业重点客户展开深入沟通合作，提供多样化、有针对性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服务方案；给予“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和企业绿色授信通道，确保审批时效并在贷款利率定价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发挥信贷、融资和结算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为港口、铁路和海运等项目建设提供配套支持与服务。
通过“智能融合”的方式使对外贸易中的高中低端产业协调发展。发展高端产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可以显著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质量。但是与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中低端产品的生产亦不可忽视。高端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毕竟有限，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还是适合到中低端产业就业。过分地注重高端产业，忽视中低端产业不仅会造成日用品等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且会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影响社会的稳定。只有保持高中低端产业协调发展，世界经贸活动才能维持健康平稳的运行态势。互联网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利用大数据精准地调控各个具体产业的规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可以在“一带一路”的产业规划中搭建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的管理体系服务平台，实现人、机、物、信息、组织之间高度的“智能融合”。“智能融合”的终极目标是使制造、建设、服务等各行业最终脱离劳动力禀赋、信息沟通效率的桎梏，打破行业、资产、数据、技术的壁垒，从而以最低的生产成本，实现最高的生产效率。
在积极开展和扩大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基础上，促进贸易结构层次的提升。在“一帶一路”建设中，中国应积极向沿线的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发出三方合作的倡议，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于我国的外贸产品而言相当于几十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且多数处于工业化初期，对各层次工业品的需求呈旺盛之势。由于中国产品的性价比较高，因此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的建设和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目前中国诸多品类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仍需采购自沿线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提高，中国对这些设备和零部件的采购力度会进一步加大，这可以有力地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三方共赢倡议不仅有助于加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也将使全球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得到发展进步的机遇，从而有利于世界包容发展。就中国和欧盟而言，可以基础设施为切入点，以装备制造为重点，在与中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等第三方合作上寻求突破。我们的外贸产业规划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应着眼于在积极与沿线各国的广泛合作中整合国内国外多种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循序渐进调整对外贸易体系结构，使其在层次跃升的同时，更好地适应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满足各国人民的实际需求。
责 编/郑韶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