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发展与保障改善民生的逻辑和路径改进

王政武
摘 要: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派生物并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相关服务。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社会财富等由实体经济创造和提供,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必须发挥好实体经济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影响有效产品供给、削弱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社会财富供需与社会收入分配失衡、误导和扭曲人民劳动生产观等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必然结果和由此造成人生存发展保障不足的具体呈现。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具体路径是与多重发展战略相融合发展实体经济,以扩大就业为核心增强对人生存发展的保障;优化实体经济产业结构,提高社会产品供给质量;完善实体经济产业薪酬制度,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
关键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以人民为中心;人的生存发展;保障改善民生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4-0034-06
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导向和必然趋势。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更强的社会价值、人民导向。实体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抑虚向实”的必然逻辑和改革的主导方向;而社会价值创造、社会财富分配、就业推动等对实体经济的依赖强化了实体经济发展对于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时代使命。因此,实体经济发展不是单向度的经济发展问题,它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方向、重点,又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经济发展服务人的发展的具体实践。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逻辑起点,是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化解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风险的理论导向和改进理路。
一、人生存发展保障的重要力量来源于
实体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的生产生活资料
(一)虚拟经济发展无法满足人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生产生活资料需要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两大构成部分。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以及直接为此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能源、交通运输业、通信商业、服务业、建筑業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虚拟经济是一种与实体经济相对应、与传统的物质生产及其有关的一切劳务活动相区别的经济形态,是指金融证券及以资本运作为手段实现增值的经济形态,是基于信用未来收益索取权等的符号经济,[1](P122-123)主要包括金融、证券、保险、租赁、期货交易和房地产交易等现代服务行业的经济活动。可见,实体经济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主,体现的是生产性劳动;虚拟经济是从生产环节分离出来的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非生产性劳动。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构成、发展历史和功能来看,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不可替代。因为,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起点,它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多个层面和领域,居民生活消费、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等需要的产品主要都是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从经济形态发展历程来看,经济首先主要体现在生产性的农业领域,之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改进、人的需要变化,经济形态逐步向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推进,进而催生了以银行、证券、保险业、期货市场、租赁、房地产等为主的虚拟经济并获得迅速发展。实体经济就是国民经济的“本原”,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出现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派生出来的,其目的和功能主要是为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资源配置等提供相关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正所谓实体经济发展,则国家兴盛;实体经济衰退,则国家没落。这从一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历史得以证实。英国由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到丧失霸主地位与其忽视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日本经济增长的停滞和衰退,其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化等影响深远;拉美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过度城镇化实业衰落是不可否认的原因。[2](P68)判断经济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保障作用的主要标准是,其是否能够创造满足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即社会价值或社会财富。劳动价值论揭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论述。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性劳动是给那些使用劳动的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的本质是通过资本的相互交换实现资本增殖的活动。[3](P426)这一点也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产业资本运动的解释中得到证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通过从事生产性劳动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雇佣劳动者的服务性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只是资本家实现价值和分割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换言之即是,社会财富是由产业工人所在的实体经济部门创造的,而虚拟经济部门不创造社会财富,只是参与价值的实现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4](P107)由此判断,虚拟经济发展并不能直接提供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基于这样的事实,虚拟经济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渠道和根本力量。
(二)人生存和发展保障主要是通过实体经济发展来实现
人要能够维持生存和发展前提就在于要获得足够的能够解决其吃穿住行等所需的物质产品,而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劳动来实现的,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中的“劳动”就是指创造社会物质资料主要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性劳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是动态变化的,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种动态的、多元的和持续的需求满足建立在各产业、各领域获得不断发展由此形成的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的基础之上。因为,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不是凭空产生的,也必然不能脱离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共同证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程度进而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尽管人的生存和发展水平与其所处的阶层和收入分配制度等有关,但由收入分配对人的需求的满足程度是通过用实际货币购买消费品来发生作用的,这种作用的实现程度内在地取决于社会对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即决定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据此可以判断,要提高人的生存和发展水平,要真正保障和改善民生,其逻辑起点和关键点都在于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二、“脱实向虚”的经济发展
会弱化其对人生存发展的保障功能
(一)经济发展“脱实向虚”不利于有效产品供给,影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衣食住行等物质产品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些物质产品主要是由实体经济来创造和提供的,由此决定了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和人生存发展保障中的地位与作用。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相关服务,因而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可以通过转移社会价值或社会财富的方式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条件,问题在于这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适度发展且虚拟经济不崩盘的基础上的,而事实上,当前虚拟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虚拟经济又是以资金储备充足为基础的。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和经济发展规律可知,虚拟经济的膨胀式发展必然会引发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和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产生经济泡沫甚至是经济危机。换角度观之,既然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或者依托,那么两者发展之间就必须坚持适度与平衡发展的规律。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深受经济结构失衡的制约,大量的实体企业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升级换代滞后等问题形成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实体经济发展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加剧将无法避免,其必然结果是弱化了虚拟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经济泡沫的产生。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角度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了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那么保障人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摆在中心位置,要牢牢掌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动权、控制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必然会把虚拟经济推向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这也就意味着建立在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物质生产资料要转向国际市场来提供,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背道而驰的,不可能解决好人生存发展的保障问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元的、动态的、立体的,超越了原来的物质文化层次,由原来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拓展与演进。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语境下,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特征,其就是要把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逻辑起点。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又反映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与群体之间,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仅依靠虚拟经济是无法做到的,其必然要立足并聚焦于实体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够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进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创造和提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产品。
(二)经济发展“脱实向虚”会引起社会财富供需和社会收入分配失衡
如前所述,社会财富是由产业工人所在的实体经济部门创造的,而虚拟经济部门不创造社会财富,只是参与价值的实现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基于这样的逻辑,由于生产性劳动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基,那么就很显然,社会财富主要是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创造的,尽管虚拟经济可以创造和优化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主要是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而间接转移价值(社会财富)。现实的问题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深刻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形态,使虚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脱实向虚”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可以从实体经济占GDP比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的比例、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虚拟经济占GDP的比重等方面进行研判。从实体经济占GDP比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的比例来看,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占GDP的比重为64.7%,比2011年的71.5%下降约7个百分点;1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比2009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4](P107)。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4%,居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最高排位,超过美国的7.3%、英国的7.2%。[5]从虚拟经济占GDP的比重来看,呈现出虚拟经济占GDP比重和对GDP贡献率持续上升,而实体经济持续下降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5年全国虚拟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14.5%,比2005年的8.5%增长了164.8%,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42%降至2015年的34.3%,下降7.7个百分點,出现虚拟经济对GDP贡献率逐年上升,而实体经济对GDP贡献率逐年降低的局面。[4](P104)可以预见,“脱实向虚”的经济发展趋势必然会压缩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弱化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和减少社会物质财富,最终陷入社会财富失衡的困境。
(三)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可能会误导人民形成不正确的劳动生产观
现实中,实体经济的萎缩和虚拟经济的持续扩张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本的驱动,即资本投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投资回报率的比差。因为资本的目的和本质就是要实现价值增值即利润最大化。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税收成本、政策成本、土地成本、物流成本、资源约束以及竞争的强化等因素的影响,实体经济企业的获利空间十分有限,与之相反的是,虚拟经济对于上述因素没有构成实质性的阻滞。据测算,中国工业领域平均利润率为6%左右,而证券、银行业的利润率却在30%左右,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也由2012年的106%上升到2015年的140%,巨大的资金投资回报率导致诸多资金脱离实体经济领域而转向流入虚拟经济领域。这种形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企业经营者的投资选择、投资行为上,还折射于一些普通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和致富观念等层面。如一些曾经靠艰苦创业、勤劳和实业致富的生产经营者“弃实从虚”,把资本从实业中抽离出来转向投资于“周期短”“见效快”“回报高”的虚拟经济,近年来炒房、炒股、炒基金、炒资产等现象持续不减正是虚拟经济迅猛发展和实体经济低迷的具体呈现。与此同时,一些原就业于实体经济企业或部门的劳动者也不甘心于领取极为有限的劳动工资,把自己相当大部分的收入和积蓄投资于房地产、股票、基金、虚拟货币等,甚至不惜通过银行借贷或信用支付的方式来筹集投资资金,劳动致富、劳动创造财富等传统观念在虚拟经济发展的冲击下逐渐淡化。
三、基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实体经济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一)实体经济发展与多重发展战略相融合,以扩大就业为核心增强对人生存发展的保障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实体经济发展要有更强的民生思维、民生理念和民生情怀,实体经济发展不仅承担着增强国民经济发展支撑力的内在使命,还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之策。相较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具有分布领域广、涉及行业多、关联性强、就业门槛低等特点,由此形成了实体经济在推进就业方面的优势。有鉴于此,在坚持实体经济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要注意解决好扩大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的问题,这是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一是要把实体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现代农业建设等相互结合、同步推进。实体经济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需要,通过与其他战略相融合实现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经济发展协同性等目的。特别是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现代农业建设等紧密结合,在实施上述战略的过程中,要注重培育实体经济企业,加大对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支持、扶持力度,引导实体经济成为推进上述战略的重要力量。要发挥好上述战略的政策红利,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土地优惠政策等更多倾向农业和工业生产,激励、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资“三农”和社会事业,优化城镇化和乡村发展环境,科学布局和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企业,提高扶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以实体经济为龙头和纽带,优化小城镇和农村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城镇和乡村经济全面振兴,以城镇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做大就业蛋糕,扩大市场就业容量,拓宽和畅通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增强就业灵活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就业政策体系,既要吸收有知识、有能力、有技术的人才到城镇和农村的实体经济企业就业,又要完善就地就业机制,努力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难题,吸引本地在外劳动力返乡就业,以解决就业为核心,增强实体经济对保障人生存发展、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内生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双丰收。
(二)优化实体经济产业结构,提高社会产品供给质量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刻改变了人民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一方面,人民对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的品种需求日趋多样化;另一方面,人民对产品的质量和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是传统的“有用”和“能用”就行,已经逐步从有产品可用向要用好产品,能够体现自身身份、层次的具有特色的产品演进,即从对产品的数量满足向对产品的质量追求转变。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由于长期以来以资本或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市场上出现了部分以次充好的劣质产品、伪劣产品,甚至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赚取更高利润而不惜偷工减料,使用不符合环保安全要求的原材料,或缩减生产工序、改变工艺流程等,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符合环保标准、对人的安全健康产生严重影响,这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极其不相符的。实体经济发展要坚持民生导向,要发挥好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坚持优化产业结构优先,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导向、有利于改善人生存和发展环境、满足人民实现更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有利于生态环保、成长潜力大等特点,特别是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生物制药、现代信息技术产业、物联网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产业,[7](P81)不但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可以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具有绿色循环、低碳节能、环保清洁等优势,这些产业遵循的是经济、生态、人等协调共进发展理念与规律,既能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提供更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又有利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和空间,增强经济与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张力。现代农业是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方向和核心途径,通过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构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体系,既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可以构建“三农”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模式,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变革、农民增收,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生态旅游等探寻一条相互促进、相融共生、相依相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现代服务业是满足人民更高级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提供载体。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美好生活需要不再局限于对衣食住行等生存层面需要的满足,而是向精神享受和未来生活的期待延伸。因此,诸如体育与休闲、旅游业、教育培训业、家政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必然是人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主体,因而大力鼓励、引导和支持上述产业的实体经济发展,使其成为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供给者。
(三)完善实体经济产业薪酬制度,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
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总体而言,虚拟经济行业的劳动力薪酬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行业的实体经济企业的员工工资。对于大部分的民众而言,通过就业以获得相对应的劳动收入即工资,以购买维持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是其生存和发展得以保障的基础前提。人民从对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升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不是说人民可以超越于物质资料的保障而只追求美好生活即可。事实是,不管什么类别的群体,不管处于什么阶段,不管需求怎么变化,其都是建立在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收入的支撑基础上的。现实中,一些人之所以追求投资、就业于虚拟经济行业,原因就在从事或者投资虚拟经济行业可以更容易获得更多的收入或投资回报。要增强实体经济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功能,必須以完善实体经济产业特别是低收入的实体经济行业的劳动者薪酬制度为突破口,保证实体经济行业生产性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对此,在行业收入分配政策上,既要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倾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又要逐步提高传统农林牧渔业、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等低收入行业职工收入,保证其工资正常增长,逐步缩小低收入与高收入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就要建立健全以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导向的薪酬制度,这种薪酬的计算标准要以其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收入是否能够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需要为核心,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要充分体现物价变化、劳动力生产耗费补偿等因素。除了在初次分配环节向实体经济的低收入行业和生产性劳动者倾斜、增加生产性劳动者收入比重外,还应通过增加转移性收入的方式增强对实体经济的低收入行业和生产性劳动者的保障。因此,应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通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式,扩大转移性收入对实体经济低收入行业劳动者的覆盖面,增强其普惠性,[7](P81)使实体经济行业的广大劳动者能够通过劳动收入的增加切实增强对其及其家庭成员生存发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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