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视野中的电视问政
崔曜
【摘 要】本文以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为案例，结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分析电视问政作为新闻评论的新形式如何建构新的公共领域。本文将围绕公共领域三大要素——“公众”、“公共舆论”、“公共媒介”，探析公众在节目中扮演的角色，问政中公共舆论如何形成的，媒体如何作为“公共舆论的载体”提供政府与人民交换意见的场所。
【关键词】电视问政 公共领域 新闻评论
2010年以来，针对城市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武汉电视台相继举办了多场电视问政节目，打造另一个有别于传统评论的舆论空间而备受瞩目。从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来看，2012年6月26日节目播出之际，收视率较往常高出一倍多，最高接近1.6%。
一、公共领域与电视问政的概念及特点
1、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于1962年出版的其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部学术论著并没有就“公共领域”下明确的定义，在另一篇题目为《公共领域》的论文中，哈贝马斯有如下表述：“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 在这些对话中，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 形成了公众。”由此可知公共领域是为公众服务的，公共领域中意见的表达是公开的、自愿的，其议题必须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2、电视问政
“问政”一词出自于《礼记·中庸》，意为咨询、讨论为政之道。电视问政就是以电视为载体，反映观众、专家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质询及评议。电视问政的特点在于问政的直接性，邀请官员上节目，聆听公众意见，接受专家点评，场内观众对电视节目中已曝光的问题拿出说法，给出承诺，最后举牌作出评价，笑脸牌表示满意，哭脸牌表示不满。
不同于一般的问政，电视问政实质上就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新闻评论。问政关键在于“问”，此问非一般的询问、慰问，而是带有批判性的责问、质问，是观众、特邀评论员针对节目中出现的新闻事件犀利、尖锐地评论。
二、公共领域的“三要素”在电视问政中所扮演的角色
1、公众是公共领域的行为主体
公共领域理论中所指的“公众”是超越个体及利益集团之上，不受国家、政党或其他政治势力控制的私人自愿组织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众”。从哈贝马斯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的“公众”理念带有理想化的“乌托邦”倾向。关于这一点， 魏斐德曾经打过比方：“公共领域之于哈贝马斯就如同新教伦理之于韦伯，它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 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对现实的描述。”哈贝马斯对“公众”的解读带有西方政治话语的痕迹，并非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但研究时可取其宽泛意义上的“公众”，即自愿讨论公共事务的社会民众。
电视问政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否聚焦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最密切的民生问题。节目中，作为公众群体的市民广泛参与，嘉宾来源广泛，既有被节目组邀请的，也包括百步亭分会场的社区居民和武汉大学分会场的55名大学生，此外更有难以数计的广大市民通过视频连线、电话采访以及网络留言方式参与，为武汉的发展献计献策。
2、公共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最终表达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舆论是建立在批判意识的基础上，是公众对公权力的监督、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意见。由此可知，公共舆论首先是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讨论，经过意见整合最终形成的。其次公共舆论是建立在批判性与理性基础上，批判性否定了仅仅是同意的、赞成的舆论，它是对现实具有洞察力的反思与质疑，理性地扬弃了公共意见中偏激、情绪化的那一部分，舆论从而成为公众智慧的结晶。
在电视问政第二场有这样一个片段，市民侯先生因拒坐黑车被打，当地公安局却以火车站摄像头尚未安好为由拖延办案。节目播出过程中，尽管公安局长作出解释，亲自起身道歉，但场内外观众几乎全都举起哭脸牌，评论员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足以说明问政绝非某和稀泥式的政治作秀，而是让官员走向前台接受场内外嘉宾与评论员带有批判性的质问，确实把“治庸问责”落在实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到现场鼓励节目组人员，“我特地来给大家撑腰、鼓劲。节目在保持犀利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做到不作秀、不回避问题、不遮遮掩掩。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绕道走，哪怕让台上的领导干部难堪一点，也要问”。
3、公共媒介是公众表达意见的公众场所
公共领域的最终构成要素是公共媒介，公共媒介提供公众场所，使公众的意见能够顺利、有序地表达、讨论乃至最终成形。它在公共领域建构中发挥以下作用：一是公众通过媒体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意见；二是传媒汇集大众观点，增强公众凝聚力，为政府民主决策、科学执政提供准确的民意参考；三是政府通过媒体构建新的公共领域，树立自身公开透明形象，塑造民主宽容的政治环境；四是媒体通过播放问政节目，打造电视台更加权威、有竞争力与公信力的媒介形象。
在具体操作中，问政内容涉及食品安全、市政规划等多方面问题，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总体而言，编导在内容选择上倾向于人文性与生动性。人文性蕴含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比如节目中市民应拒坐黑车被打，公安局却消极办案的新闻被曝光，无论观众还是官员都给予被害者同情，表达对肇事者的义愤，批评公安部门官僚主义作风。评论员黄红云认为：“这里不是官场、会场，大家换一个话语体系，我们把官员当朋友坦诚地交流问题。”生动性意味着节目不是一潭死水，不是枯燥的说教和乏味的点评，气氛是活跃的，节目是充满人情味的。2012年第二场问政开始环节，主持人搞了个小游戏，让官员们根据提示词猜地方，巧妙地设置悬念，引出话题所在的常青北路。在第三场电视问政中，两张出租车票被放大后作为“礼物”送给区长。这个意想不到的环节突然出现，让观众感到有趣的同时又发人深思，为什么出租车驾驶员绕道宰客的恶劣行径屡禁不绝。
三、中西方电视问政节目比较
在西方国家，各大电视台均设置电视问政节目。在美国，下至市镇议员，上至总统国务卿，面对电视镜头已经成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节目诉求存在差异
西方国家因为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官员必然利用公共媒体包装自己形象，阐述己党政见，与未来的选民（公众）进行交流与互动。电视问政节目最能拉近双方距离，因此成为政客首选，百姓乐见。通过电视问政节目争取选民与其说是一场政客公关活动，不如说是一场选举造势活动，这与中国电视问政于民，倾听民意有一定差异。
2、议题设置存在差异
西方国家的电视问政节目最受关注往往是在选举期开始以后，各大政党利用问政节目阐述竞选纲领，即使是在民众的问责中，也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施政理念、打击自己的竞选对手。而我国的电视问政节目在议题选择上更具合理性，多牵涉普通群众衣食住行的民生问题，官员不作秀，专家不当托，保障问政质量，提升节目公信力。
3、发言权不对等
普通嘉宾与评论员之间发言权的不对等是西方电视问政节目最大的弊病。节目嘉宾之中，以资深新闻评论员及拥有丰富从政经历的国会议员居多且比较固定，他们在问政节目中非常擅长分析、点评。另一方面公众在这些“名嘴”滔滔不绝的表演中显得弱势，逐渐失去本应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电视问政节目中，多采用现场民众发问的方式，问政的主体是公众本身。
四、我国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电视问政节目如果不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很难想象节目是否能坚持下去，人走政息的不确定因素仍旧存在。电视问政虽让某些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但那些没能摆上桌面的，电视台暂未曝光的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难题也能像前者那样顺利解决吗？它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问责机制吗？目前节目只停留在民生层面上，如果深入下去就会涉及官员最终是否被问责，体制是否存在漏洞，触及的利益集团是否会竭力阻扰，这都是问政节目未来必然面临的挑战。所以仅仅依靠电视问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探索长效化、制度化的问责机制，把电视问政中的事后问责变为事前问计问需，在节目播出前就要做好调研工作，充分掌握社情民意才是问政的根本之道。
电视问政置于公共领域视野之中考察，它会具有更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更深刻的社会服务意识，更广阔的公共活动场所。电视问政归根到底还是要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的传播优势与特点，促进政府、公众、媒体之间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02-10
②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5-46
③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三联书店，1998：125-129
④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375
⑤何南，《武汉“电视问政”成功的原因探析》[J].《媒体时代》，2012（Z1）：68
（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硕士）
责编：姚少宝
【摘 要】本文以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为案例，结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分析电视问政作为新闻评论的新形式如何建构新的公共领域。本文将围绕公共领域三大要素——“公众”、“公共舆论”、“公共媒介”，探析公众在节目中扮演的角色，问政中公共舆论如何形成的，媒体如何作为“公共舆论的载体”提供政府与人民交换意见的场所。
【关键词】电视问政 公共领域 新闻评论
2010年以来，针对城市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武汉电视台相继举办了多场电视问政节目，打造另一个有别于传统评论的舆论空间而备受瞩目。从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来看，2012年6月26日节目播出之际，收视率较往常高出一倍多，最高接近1.6%。
一、公共领域与电视问政的概念及特点
1、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于1962年出版的其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部学术论著并没有就“公共领域”下明确的定义，在另一篇题目为《公共领域》的论文中，哈贝马斯有如下表述：“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 在这些对话中，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 形成了公众。”由此可知公共领域是为公众服务的，公共领域中意见的表达是公开的、自愿的，其议题必须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2、电视问政
“问政”一词出自于《礼记·中庸》，意为咨询、讨论为政之道。电视问政就是以电视为载体，反映观众、专家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质询及评议。电视问政的特点在于问政的直接性，邀请官员上节目，聆听公众意见，接受专家点评，场内观众对电视节目中已曝光的问题拿出说法，给出承诺，最后举牌作出评价，笑脸牌表示满意，哭脸牌表示不满。
不同于一般的问政，电视问政实质上就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新闻评论。问政关键在于“问”，此问非一般的询问、慰问，而是带有批判性的责问、质问，是观众、特邀评论员针对节目中出现的新闻事件犀利、尖锐地评论。
二、公共领域的“三要素”在电视问政中所扮演的角色
1、公众是公共领域的行为主体
公共领域理论中所指的“公众”是超越个体及利益集团之上，不受国家、政党或其他政治势力控制的私人自愿组织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众”。从哈贝马斯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的“公众”理念带有理想化的“乌托邦”倾向。关于这一点， 魏斐德曾经打过比方：“公共领域之于哈贝马斯就如同新教伦理之于韦伯，它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 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对现实的描述。”哈贝马斯对“公众”的解读带有西方政治话语的痕迹，并非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但研究时可取其宽泛意义上的“公众”，即自愿讨论公共事务的社会民众。
电视问政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否聚焦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最密切的民生问题。节目中，作为公众群体的市民广泛参与，嘉宾来源广泛，既有被节目组邀请的，也包括百步亭分会场的社区居民和武汉大学分会场的55名大学生，此外更有难以数计的广大市民通过视频连线、电话采访以及网络留言方式参与，为武汉的发展献计献策。
2、公共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最终表达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舆论是建立在批判意识的基础上，是公众对公权力的监督、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意见。由此可知，公共舆论首先是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讨论，经过意见整合最终形成的。其次公共舆论是建立在批判性与理性基础上，批判性否定了仅仅是同意的、赞成的舆论，它是对现实具有洞察力的反思与质疑，理性地扬弃了公共意见中偏激、情绪化的那一部分，舆论从而成为公众智慧的结晶。
在电视问政第二场有这样一个片段，市民侯先生因拒坐黑车被打，当地公安局却以火车站摄像头尚未安好为由拖延办案。节目播出过程中，尽管公安局长作出解释，亲自起身道歉，但场内外观众几乎全都举起哭脸牌，评论员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足以说明问政绝非某和稀泥式的政治作秀，而是让官员走向前台接受场内外嘉宾与评论员带有批判性的质问，确实把“治庸问责”落在实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到现场鼓励节目组人员，“我特地来给大家撑腰、鼓劲。节目在保持犀利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做到不作秀、不回避问题、不遮遮掩掩。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绕道走，哪怕让台上的领导干部难堪一点，也要问”。
3、公共媒介是公众表达意见的公众场所
公共领域的最终构成要素是公共媒介，公共媒介提供公众场所，使公众的意见能够顺利、有序地表达、讨论乃至最终成形。它在公共领域建构中发挥以下作用：一是公众通过媒体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意见；二是传媒汇集大众观点，增强公众凝聚力，为政府民主决策、科学执政提供准确的民意参考；三是政府通过媒体构建新的公共领域，树立自身公开透明形象，塑造民主宽容的政治环境；四是媒体通过播放问政节目，打造电视台更加权威、有竞争力与公信力的媒介形象。
在具体操作中，问政内容涉及食品安全、市政规划等多方面问题，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总体而言，编导在内容选择上倾向于人文性与生动性。人文性蕴含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比如节目中市民应拒坐黑车被打，公安局却消极办案的新闻被曝光，无论观众还是官员都给予被害者同情，表达对肇事者的义愤，批评公安部门官僚主义作风。评论员黄红云认为：“这里不是官场、会场，大家换一个话语体系，我们把官员当朋友坦诚地交流问题。”生动性意味着节目不是一潭死水，不是枯燥的说教和乏味的点评，气氛是活跃的，节目是充满人情味的。2012年第二场问政开始环节，主持人搞了个小游戏，让官员们根据提示词猜地方，巧妙地设置悬念，引出话题所在的常青北路。在第三场电视问政中，两张出租车票被放大后作为“礼物”送给区长。这个意想不到的环节突然出现，让观众感到有趣的同时又发人深思，为什么出租车驾驶员绕道宰客的恶劣行径屡禁不绝。
三、中西方电视问政节目比较
在西方国家，各大电视台均设置电视问政节目。在美国，下至市镇议员，上至总统国务卿，面对电视镜头已经成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节目诉求存在差异
西方国家因为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官员必然利用公共媒体包装自己形象，阐述己党政见，与未来的选民（公众）进行交流与互动。电视问政节目最能拉近双方距离，因此成为政客首选，百姓乐见。通过电视问政节目争取选民与其说是一场政客公关活动，不如说是一场选举造势活动，这与中国电视问政于民，倾听民意有一定差异。
2、议题设置存在差异
西方国家的电视问政节目最受关注往往是在选举期开始以后，各大政党利用问政节目阐述竞选纲领，即使是在民众的问责中，也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施政理念、打击自己的竞选对手。而我国的电视问政节目在议题选择上更具合理性，多牵涉普通群众衣食住行的民生问题，官员不作秀，专家不当托，保障问政质量，提升节目公信力。
3、发言权不对等
普通嘉宾与评论员之间发言权的不对等是西方电视问政节目最大的弊病。节目嘉宾之中，以资深新闻评论员及拥有丰富从政经历的国会议员居多且比较固定，他们在问政节目中非常擅长分析、点评。另一方面公众在这些“名嘴”滔滔不绝的表演中显得弱势，逐渐失去本应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电视问政节目中，多采用现场民众发问的方式，问政的主体是公众本身。
四、我国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电视问政节目如果不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很难想象节目是否能坚持下去，人走政息的不确定因素仍旧存在。电视问政虽让某些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但那些没能摆上桌面的，电视台暂未曝光的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难题也能像前者那样顺利解决吗？它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问责机制吗？目前节目只停留在民生层面上，如果深入下去就会涉及官员最终是否被问责，体制是否存在漏洞，触及的利益集团是否会竭力阻扰，这都是问政节目未来必然面临的挑战。所以仅仅依靠电视问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探索长效化、制度化的问责机制，把电视问政中的事后问责变为事前问计问需，在节目播出前就要做好调研工作，充分掌握社情民意才是问政的根本之道。
电视问政置于公共领域视野之中考察，它会具有更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更深刻的社会服务意识，更广阔的公共活动场所。电视问政归根到底还是要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的传播优势与特点，促进政府、公众、媒体之间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02-10
②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5-46
③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三联书店，1998：125-129
④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375
⑤何南，《武汉“电视问政”成功的原因探析》[J].《媒体时代》，2012（Z1）：68
（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硕士）
责编：姚少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