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继百年学脉探寻中国道路

    【摘要】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如何从学术思想上讲述中国模式、解释中国道路，成为迫切的任务。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物质上的崛起，也要为世界贡献一种文明形态和一种生活样式。在此背景下，“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问世显示了其时代意义。丛书的三个宗旨在不同层面上贴切地回应了时代精神的要求，因为一种文明无论是崛起抑或复兴，背后都需要强大的思想力量做支撑。

    【关键词】学术传统；预流；中国道路

    【作者单位】白中林，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一、时代精神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近年来，人们已经明显意识到中国作为一股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崛起，面对中国的强势复兴与崛起，世界其他民族感到有些措手不及，而且我们自身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即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崛起，我们还应为世界贡献了一种文明形态和一种生活样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问世显示了其时代意义。丛书的宗旨有三：一、探寻百年学脉，承起思想创新；二、让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在世界上赢得应有的尊严和一席之地；三、为中国模式探寻思想和文化根源。这三个宗旨，在不同层面上贴切地回应了时代精神的要求。因为一种文明无论是崛起抑或复兴，背后都需要强大的思想力量做支撑。这也是时代赋予学术的无形担当。西学东渐的大潮激起的中国学人思想爆发力，正是体现在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过程中，形成各种不同的学术传统，而非对西方思想和理论的生吞活剥。

    该丛书自2010年开始推出第1辑，到2015年底，已经陆续出版了6辑205种学术专著，明年将陆续推出第7—8辑。丛书涉及的学科从传统的文史哲到西学东渐以来新兴的政、经、法等，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门类，收录了晚清至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百余年来海内外华人学者的原创性学术著作。然而，在社会转型的激荡下，这些学术传统或显或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或重视，所以探寻百年学脉，对中国现代思想的积累做一个全景巡阅不仅是接续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思想开新。

    二、“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中的传承与创新

    从我国晚清时期学者严复主动译介西方现代思想开始起算，这种积极的西学东渐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学术传统并没有稳定地继承下来。因为大陆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经历了十余年的冲击和中断，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大范围的学科重建。然而，学科的传统重建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接续上的。在港台地区虽然不存在学术传统断裂的问题，但是由于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随着老一代学者的淡出，新生代的学者渐渐失去了对中国当代问题的宏大关怀，游离于时代精神之外，使学术陷入琐碎的状态。所以，在中国力量崛起的21世纪，必须重新接续我们的学术传统，在发展史中走出自己的道路。

    面对时代精神的呼唤，也是出于出版界的文化自觉，出版界相继推出了许多种丛书，例如最早的“民国丛书”“中国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等大型系列。这也体现了学界自身的努力。例如，河北教育出版社在戴逸主持下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系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等丛书对学科经典的整理。总体来看，这些丛书是各具特色的。

    首先，版本整理功能非常突出。例如“民国丛书”和“中国文库”很大程度上就是立足于此进行整理出版的，开创之功不可没。当然，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每本书在当下学术传统中的意义，那么旧籍的整理和出版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而且会真正有益于我们当下的学术进展和思想勃发。

    其次，对学术年表或导读的重视。就此而言，即使年表或导读不够完备，也已经比单纯的版本整理要有意义得多，这意味着对传统学术理解在加深。例如，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这套书中，每本都有一篇刘梦溪先生的总序，最后附上作者的学术年表。稍微遗憾的是，每本书都缺少一个导读或者述评，通过总序可以知道中国学术的整体变迁大势，但是具体到每一本书在学术传统中的位置，却是模糊的。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与“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这两套书，就比较有特色，即每本书前面都有前言或者述评，知人论书，使读者很快就能明白作者及其著作在学术传统中的位置和贡献。然而，稍显不完善的是这两套书都疏忽了作者学术年表的制作，仅仅附上作者的著述要目。毕竟学术年表与著述要目存在根本不同，一份好的学术年表，可以展示作者的学术成长过程，及其与所在学术传统的互动过程，著述要目只是静态意义上的一个罗列。

    从系统的观点看，做得越好的学科越会把握现代学术的总体局势。因为单一的学科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子系统，了解近代中国学问从传统四部之学到现代西式分科之学转变的学者都比较清楚，现代学问已经不是传统的通人之学，必须透彻地抓住各个学科的核心问题，才能最终把握整体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尤其是在当今科际整合的时代，这一点更为明显。

    所以，基于上述语境，“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与前述几套丛书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与已有的丛书相比，“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究竟在什么地方更能推进学术传统的继承呢？我想重要的一点在于格局的确立，即全面地总结百年来中国学界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建树，而无流派立场的偏见，既不否定官方主流学术的立场，又能充分包容少数学派的坚守和特异之处。例如以该丛书中收入最多的史学为例，在推出李大钊、郭沫若关于唯物主义史学开山之作的同时，还推出 “二陈”（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柳诒徵等其他史学流派学者的代表作。

    当然，这种总体格局的意义还必须通过体例的创新、版本的精校和选目的精良来传递，其中版本精校是最见功夫的。因为有些书籍已然经过整理出版，如果要作为“中华学术名著”再次出版，就不仅仅是拿来主义的问题了，还必须要做到学术研究的定本。例如广为人知的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次列入丛书就做到了5个版本的合校，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丛书版本则附有详细的勘误表。

    选目问题同样重要。如果说精校是基础的话，那么选目则是方向性的问题。因为如果选目没有什么价值，精校做得再好也只是适得其反，而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如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专家遴选程序一样。“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在选目方面经来新夏、陈来、陈平原、楼宇烈、王铭铭、渠敬东等各学科领域专家的推荐和论证。正是由于选目环节的严格和精到，我们才得以看到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次系统整理以及滕固在西洋做的博士论文《唐宋画论》四易其稿、首次全面被回译成母语出版。

    与版本精校、选目精良相比，体例上的创新或许可称为这套丛书的点睛之笔。可以说，“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充分吸取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和“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等几套书的优点，在每本书后面附有翔实的作者学术年表和导论或述评。以年表而论，《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中国民治论》作者鲍明钤、《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作者吴景超、《通货新论》作者马寅初等一批学者的学术年表都是首次整理。为什么导论或者述评也是必需的呢？这一点与本丛书推进中国学术传统的努力密切相关。因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几经摧折遗珠散处，各传统脉络也若隐若现，要完整地展现百年学脉和促进学术传承的开新，必须点出每本书在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位置及其贡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套书的不少选目并非公认的经典，而是需要我们在学术传统中进一步解释出来的经典。所以，这个体例设计中的解读或述评是极其重要的。

    三、学术传统中的“照着讲”和“接着讲”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讲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近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上，必须“预流”才能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那么在出版的使命上，也必须进行“预流”才能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与国家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事业有两大结点：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尤其是如何认识和学习西方文明的问题，这时商务印书馆集严复汉译名著和五六十年代馆内编译群体的积累，陆续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以满足民众强烈的西学新知需求，这是一种出版“预流”。二是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和平崛起之时，如何探寻中国模式，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思想说明，此时对百年来中国学人进行深刻的学术思考进行汇总和接续，尤为当务之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在已有的基础上，承继百年学脉，探寻中国道路，亦是“预流”的一种新体现。

    在这种“预流”中，展现的百年学脉波澜壮阔：从梁启超最初提倡“ 新史学”历经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到钱穆、吕思勉、潘光旦分别在其著作中的回应和发展，充分呈现了新史学的多种面貌。反观当代蓬勃发展的新儒学，在这套从书中则可以发现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先贤在20世纪早期的开创性功绩；通过丛书学术年表的梳理，即使是昙花一现的“食货学派”也能在瞿同祖、杨联陞等学者的著作和心路历程中，发现其领袖陶希圣的社会史路径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道路，是集体的选择，这种选择需要思想上的总结说明，也需要学术思想的激荡和引导。所以，百年学脉必然反映中国人民百年来的探索：我们要走什么样的中国道路？在这种探索中，首先形成对张的是“社会史论战”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由此既可以看到郭沫若、翦伯赞等侧重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普遍性解释，也可以发现陶希圣、何兹全等人更侧重中国特性的具体性解释；在中国乡村和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则可以看到梁漱溟、晏阳初、杨开道等人对比中西历史，或张扬中国传统资源，或提倡西方权利意识，诸种方案齐头并进地努力。

    今天，我们通过出版勾连观念与现实，所要做的不是直接宣扬某一种方案或者优化中国道路，而是通过百年学脉的内化和进一步呈现诸种竞争方案的深层机理，来解释中国道路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丛书中的学术年表和解读文章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学术年表，我们得以知晓该学者的思想历程，通过解读文章我们得以承继核心的问题意识。如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的学术年表也比较丰富，显示出费老对当前学界的影响力。由青年学者杨清媚写的解读性文章，也是别具一番风格，不仅简明扼要地点出了费孝通学术关注所在，更阐明了费孝通社会理论与潘光旦等学界不同传统的关系及其理论的困境所在。这种理论困境恰恰是承继的新起点，在此学脉将会得到新的发展，费孝通先生提倡的社区建设亦将融于中国道路中。

    对“承继百年学脉，探寻中国道路”的使命而言，丛书的出版仅仅是第一步，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承继学脉，需要真正将其融入当下的学术血液，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过程。首先，确立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需要说出其道理，名著的确立有论证的过程，然后才是当下研究的“接着讲”。例如刘朗泉的《中国商事法》，此书虽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材，然而就此书涉及领域和问题而言，完全需要并且可以通过解读性文章把本书作为名著的分量解释出来。因为此书涉及法律、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其中论及的问题直接与我国民法典的形式体例、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等基本理念密切相关。遗憾的是，就学界目前的研究来讲，只能呈现为简单的年表和看似长篇的论述，实则忽略了实质问题的解读。于此，“照着讲”的功夫就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重要的问题意识，“照着讲”是讲不出来的。那些已经内化于当前学术思想的名著，则可以“接着讲”，例如上文提到的对居正和费孝通等几位学者的解释性文章，已经迈入了接着讲的过程。

    既然这套丛书抱持着如此大的雄心，当然也存在许多困难。其一，即如何挑选名著的问题，这又涉及如何从一个著名学者众多著作中选目和如何把握名著的学科分布问题。例如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大家，很难说哪一本著作代表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有公认的著作还好，例如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纵然如此也有一个取舍标准；而像梁漱溟，是选其《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乡村建设理论》，则难以取舍。不过，这个问题在后续出版中已经逐渐解决，可以多选几种来说明一个学者在学术传统中的位置。其二，则是名著的学科分布问题。名著的学科分布与中国现代学术大势直接相关，可以说现代学科建设以来，新史学建功最多，所以在已出丛书中，史学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就中国文明秩序建设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却在政法和社会制度方面，因为20世纪的社会史论战和社会性质论战指向都是中国走什么样的社会道路问题，训政和宪政的争论则直接关涉政法制度的奠基。以丛书的第一批100种为例，政治和法律类的名著才各占6种，格局稍显局促，这个均衡期待在接下来的出版中逐步实现。然则，这种期待亦需社会风气之昌明与思想言论自由之格局的有效形成。

    百年学脉的承继与中国道路的探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随着中国道路独特性的呈现，“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也必将经历一个不断遴选和披沙沥金的过程。或许当学术足以阐释中国道路的时候，正是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确立最充分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