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历史与现实
关键词 古典民主，现代民主，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新型民主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23-0003-11
民主这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火爆，不仅中国人不断热议，而且全世界都在讨论。现在我国领导人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内容提出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非常重要，也很了不起。但要讨论民主，就必须弄清楚民主是什么？它有什么用？能起什么作用？如何去构建？民主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劣势？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否则民主就不可能付诸实践。我今天讲一讲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通过讲解，可以回答以上的问题。
讲到“民主”，就需要弄清民主是什么，也就是民主的定义。按照一般的理解，民主是所谓“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人们一般都接受这个说法。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一个人的统治”，也就是君主制；第二种是“少数人的统治”，也就是贵族制，或者说是精英制、寡头制；第三种是所谓的“多数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就是民主。后来的很多的人，或者说多数人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说法——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我今天先根据这个定义来讨论民主，我认为这个定义是一个初级定义。
按照这个定义来理解民主，就可以知道：迄今为止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民主的形式，第一种是古典民主，就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第二种是现代民主，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以代议制形式存在的民主，这种民主在概念、内容、形式和执行方式上都与古典民主有极大不同。不同之处在哪里？通过追溯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先看古典民主。古典民主也叫城邦公民民主，它发生在古代希腊这块土地上。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古希腊出现许多很小的政治实体，叫城邦，城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地域狭小，其中最大的城邦，拿地理面积来说，斯巴达大约是8500平方千米，其次是雅典，大约有6000平方千米，大体上相当于一个上海市，这就是两个最大的城邦。此外还有很多很小的城邦，古希腊大约两百个城邦中，最小的只有22平方千米，相当于回归之前的澳门，当然现在的澳门已经不止22平方千米了，因为填海，现在它有40多平方千米。22平方千米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弹丸之地。大部分希腊城邦都只有几十平方千米，相当于一两个澳门那么大，少数达到一二百平方千米，可以说是“小国林立”。人口方面，雅典是一个“超级大国”，在最鼎盛的时期大约有40万人，斯巴达有30多万，在32～35万之间。后世的人经常会把雅典和斯巴达拿出来作为希腊城邦的典型来讨论，原因是它们在希腊城邦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位最重要、制度方面也最有特色。
两百多城邦是彼此对立的，相互间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战争永不休止。今天的人把古代希腊理想化了，认为古希腊实在了不起，仿佛是升空的太阳光芒万丈。其实不是，那个时候的古希腊每天都有打不完的仗，只是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才出现一个停战期，谁都不许打仗，战场转移到运动场，在运动场上比高低，运动会结束后继续打。由此来看，城邦的生存环境很不好，每一个城邦都是另一个城邦的潜在威胁。除此之外，希腊外部还有强大的波斯以及其他地方，它们都虎视眈眈，随时可以入侵希腊。而每一个城邦内部又矛盾重重，最主要的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希腊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奴隶在各城邦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不是“人”，当然就更不是公民，所以，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公民——也就是自由人，和奴隶的比例如何呢？举个例子：在雅典大约是1 9，就是一个自由人、九个奴隶。这个比例已经很不错了，在斯巴达，人口大约32万，公民有8000，是1 40的关系，奴隶占多大的比重，看看就知道了。可见，城邦内自由民的比例是很小的，人口多数是奴隶。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構中，矛盾会非常尖锐，城邦是放在火山口上，随时都可能喷发。于是，内、外压力要求城邦在政治方面有特殊安排，以确保城邦的存在。其实，城邦完全依赖自由人而生存，依赖他们的维持。自由人差不多就是公民，公民本来就很少，如果再在他们当中划分等级，分出三六九等，彼此矛盾和冲突，那么城邦就很难生存下去了。所以，为了让每一个城邦能够生存，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就出现了，这种制度能保证凝聚公民的力量，对奴隶进行共同的统治，对外敌实行共同的抵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邦公民民主制。今天我们经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希腊这个地方出现了古典形态的民主政治，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都不出现；可是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就不会感到太奇怪，那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
古典民主有什么样的制度架构？它基本上通过这样几个机构在起作用：一是执政官，执政官是行政首长，在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名衔，比如在斯巴达叫国王，在雅典叫将军，雅典除将军之职外，还可另设执政官一职。第二个机构是议事会，议事会在雅典有500人，即五百人院；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这么多人，100或者200，甚至更少，但功能是一样的，即负责政务，相当于现在的政府。第三个机构是公民大会，一切有公民权的人都可以参加，参与讨论城邦事务，所谓的公民民主在公民大会中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公民大会是决定城邦大事的地方，比如打仗、罢免官员等等。公民大会有多少人？从理论上说，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比如雅典有4万公民，那么开会时可以有4万人参加，但实际上不可能来那么多的人，很多人不感兴趣，其他人没有时间，或者身体不好，诸如此类，情况很多。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大约有三四千人参加大会，人多的时候6000到8000。即便这样，与会的人也太多了，想想大学一个系七八百个学生，开会时讨论一件事，七嘴八舌发表意见，会乱成什么样！最后一个机构是司法机构，即陪审团，陪审团的人也很多，在雅典有6000人，这不是个小数字，如果有一个案子要审理，陪审员全来了，决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这个说有罪，那个说没罪，就会吵成一团。
一般来说，每个城邦都会有以上这几种机构，具体的设计可以不同，但大同小异，不会有本质区别。人们一般说雅典的制度是民主的，斯巴达的制度是不民主的、寡头的、集权的，甚至专制的，但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种政治机构，无论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都存在。可是雅典和斯巴达有没有区别？还是有的，区别就在于雅典的民主在其辉煌时期，也就是伯里克利时代，每一个公民不管有钱还是没钱，再穷，都可以当官，直接履行公务。可是官员是通过什么途径产生的？听起来很奇怪，因为产生的方式是抽签！那么多人在一起，谁抽到执政官，他就是执政官，谁抽到陪审员，他就是陪审员，任期一般一年，第二年再抽签。总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通过抽签产生的，不需要选举。这么一来，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当官，能上能下，最高首长也是由抽签来决定的，天意所在，不必争斗！这个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伯里克利被看作是雅典民主的旗手，但十分矛盾的是，尽管按照雅典的规定，公务员应该一年一换，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将军，却接连14年连任，没有中断，直到他患传染病死去为止。
希腊各城邦的公职很多，职务重叠，比如说，斯巴达有两个国王，雅典有十个将军，打起仗来，如果十个将军同时出现在战场上，那么每位将军轮流指挥一天，看起来很公平，人人有份，但是打仗却很不方便，因为指挥权分散。雅典的议事会也就是行政机构有500人，分成10个委员会每天轮流办事，效率也不会高。斯巴达不是这样，斯巴达的制度比较精英化，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能直接执行公务，一般公民只参加公民大会，这是斯巴达和雅典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差别；斯巴达的行政机构是元老院，只有30人，军事指挥员即国王只有两个，权力就比较集中。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失败，也许和权力不集中有关。
伯里克利有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很有名，被后人看作是民主的宣言书。演讲的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双方各组成一个同盟帮自己打仗，希腊世界一分为二，拼死斗争，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有一批雅典人战死疆场，于是伯里克利在阵亡战士的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多数人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民主的事业是正义的，不民主的事业是非正义的，雅典人为正义的事业打仗，所以虽死犹荣。他说的“多数人”是指雅典，“少数人”指斯巴达，雅典民主就在伯里克利的演说中出现了。但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之前有一场希波战争，在那场战争中，希腊获胜，波斯战败，雅典人感到非常自豪，认为自己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于是在希波战争结束后就试图称霸希腊世界，消灭或挟持其他城邦，形成一统天下。以斯巴达为首的一批城邦不愿接受雅典的扩张，反抗雅典奴役，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所以归根结底，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所谓的“雅典帝国主义”，而不是政治制度不同。但伯里克利需要鼓舞士气，需要向雅典人解释为什么打仗，因此他说：我们雅典人勇敢，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制度最伟大、最美好，敌人虽然也勇敢，但他们是盲从的、送死的；所以，雅典的事业一定胜利。
但战争的结局恰恰相反，雅典被打败了，斯巴达却胜利了，这么一来民主的优越性就出问题了：民主的事业那么好，雅典为什么打不过斯巴达？当时就有一些雅典人开始反思：雅典的制度究竟如何？结果，战争的结局造成了希腊思想界一边倒，许多人说雅典的制度不好，斯巴达的制度反而好了，以前一些学习雅典的城邦现在开始学斯巴达，其影响不仅在那个时代起作用，而且在以后一千多年时间中都起作用，在那一千多年時间中，人们都说民主不好。其实，雅典的失败，第一是因为它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它侵略别人，试图称霸希腊；第二是它的制度设计中确实有缺陷，比如十个将军轮流指挥，都是第一把手，这个仗怎么打法？
对雅典制度的负面思考就一直流传下去。雅典不仅在战争中被打垮，自身的制度也发生变化，它丢掉自己的民主传统，转而实行僭主制。后来，民主派又试图恢复民主制，但始终没有恢复到伯里克利时代，民主的辉煌期已经过去了。战争使希腊世界一片混乱，斯巴达和科林斯先后称霸，城邦战争变得更频繁了，最后，希腊北方一个叫马其顿的地方征服了整个希腊，而这个地方在当时的希腊人眼中是个蛮族之邦，但它有强大的王权，还有强大的军队，乘着希腊世界一片混乱，就把它给征服了。这以后，有一个人物登场了，就是亚历山大，他带着由整个希腊组成的军队打向东方，一直打到印度河边。亚历山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君主，古典民主就此结束了，以后再没有恢复过。
大家可能问：罗马是什么情况，它没有民主吗？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罗马已经在亚平宁半岛上崛起，它原来也是一个城邦，早期的发展与希腊城邦相当相似，而且也出现向公民民主转变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没有能延续下去，原因是罗马城邦的领土扩张，它先在意大利半岛扩张，吞并了整个意大利，之后又把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都吞并了，地中海就成了罗马内湖。如此急速的扩张，一方面使罗马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国家——这是雅典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另一方面，又使得公民民主制度不可能形成。原因有两个：第一，打仗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罗马一直在打仗，打了二百多年，战争的剧烈与民主的构建不能同步而行，于是民主构建就向战争扩张让路，民主制度死于襁褓之中；第二，国家版图越大，人口越多，公民民主这样一种直接的民主就越无法执行，如我刚才已经讲到：雅典公民大会有6000人参加，从理论上说可以有40000人参加；而罗马随着它扩张的势头不减，享有公民权的人越来越多，起先可能是4000人，后来是40000人，再后来变成400000人，也许更多，到这个时候，公民大会怎么开呢？不能到地中海上去开吧！所以希腊式的公民民主到罗马国家就不可能存在了，公民民主是小国寡民的制度，只有在希腊那种奴隶众多而“公民”极少的社会，才有可能实行。
从罗马开始，古典民主就丢失了。罗马起先是一个城邦，后来变成一个共和国，再往下，就变成一个帝国，领土越来越大。从政治制度看，罗马不仅没有向民主制过渡，而且按现代人的标准，似乎是越变越坏：先是共和国，然后是军人独裁，接着是帝国，皇帝也从“好”到“坏”，最后是暴君。历史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不是有点怪？但历史就是历史，进步和退步都是人为的标签，是后来人贴上去的。历史的事实是：古罗马似乎是人类政治制度的试验场，它有王政，有僭主政治，有共和制、贵族制、帝制，也有强人政治和军事统治，人们想得到的政治制度在古代罗马都出现过，唯独没有民主制，这个现象很耐人寻味。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在西欧出现封建社会，很多同学知道这个情况，但不见得真正懂得什么是封建社会。在西欧封建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国家的主权被分割。我们说：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主权，在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国家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绝对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但封建时期主权是被分割的，由于土地分封，一切权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立法、军事等等方面的权力，全都和土地一起被分割出去，分割到大大小小的领主手里，每一个领主都掌握一部分权力，但都没有绝对的主权，国王和其他领主一样，只是等级分封阶梯上的一个梯级，虽然是最高梯级。大家也许知道土地是层层分封的，但不知道权力也是层层分割的，在这样一个政治结构里，民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领地和庄园、领主和农奴，领主是他这块领地上绝对的主人，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谈不上民主的权利。西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欧就进入这种状态，按历史学家的说法，大约延续了一千年，这就是后来西方人所说的“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确实使西方大大地落后了，如果说，在罗马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汉帝国在很多方面实力相当，发展程度差不多，那么，封建时期的西欧与东方几个文明相比——包括东亚、南亚、中东，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落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社会被分割了，土地分封分裂了国家，割裂了主权，庄园破坏了共同的经济，领地打碎了共同的利益，社会力量分散在无数的领主手中，这种社会是注定要落后的。
文艺复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觉得古代世界很辉煌，现在的时代不好，就想去恢复古代，再创一个辉煌。但结果却不是恢复古代，而是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包括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这些变化使西方迅速追赶，赶上并超过了东方，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事。可是在西方的崛起中有一个因素常被人忽视，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就是社会整合。谁能够完成社会整合呢？是王权，只有王权能够克服封建状态，形成强大的权力中心，重新统一国家，完成社会整合，这是西方崛起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出现了，那就是专制的国家，专制主义王权（absolute monarchy）。西方崛起的第一步，就是依靠专制王权来统一国家，消除分裂的，君主起了关键作用。专制国家是以民族作为支撑点、以高度集中的权力作为统合手段的新型国家，它不同于希腊城邦，不同于罗马共和国或罗马帝国，更不同于封建时代，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是你们所知道的“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的第一个阶段。专制王权的出现，使大航海得以进行，重商主义蔚然成风，科学技术被重视，经济发展第一次成了国家行为。西方就是在这个支点上开始崛起的，统一的国家正是这个支点。我们回溯每一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几乎都经历过专制主义阶段，早起步的国家早经历这个阶段，晚起步的国家晚经历这个阶段，不经历专制主义的地方不形成现代国家，晚走一步，就会比其他国家落伍许多，德国和意大利就是这样。波兰的情况更糟糕：波兰一直没有形成专制制度，结果就被不断瓜分，最终亡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复国，但很快又被瓜分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再重新复国。
讲到这里，大家会感到奇怪：本文的主题是民主，但讲了半天，怎么讲到专制主义上去了？是这样的：我們梳理了从古希腊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西方历史，跨度从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后1800年，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称为“民主”的时期，只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这一段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存在，大家可能感到惊讶：完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西方有2000年的民主传统！
下面我们来讲现代民主。如上所说：自公元前4世纪以后，民主就在西方丢失了，一丢就是2000年。丢失的民主是古典民主，它和现代民主不是同一个东西。现代民主不是从古典民主发展出来的，它的源头在中世纪。
前面说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个阶段是专制国家，现代西方国家都是从专制制度起步的。但专制国家自身的悖论埋藏着变化的种子，现代民主就是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而第一个发生变化的是英国。
专制国家出现的时候很有道理，因为它帮助西方走出了封建状态，走进了现代；但它又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以民族的代理人自居，却剥夺了民族的权利。这是专制主义的悖论。为了扭转这个悖论，英国发生了革命，旨在推翻专制王权。但英国革命没有能创造出一种可以取代专制王权的新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专制制度复辟。可是复辟之后不久又发生一件事，这在英国历史上叫“光荣革命”。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缔造了一种新的体制，叫君主立宪制，在这个制度下，王位是被保留的，不像克伦威尔时期那样把王权推翻；但国家的权力中心转移了，转移到议会手里，议会成为国家的主权，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这样就出现了英国的制度：有君主，但服从立宪，立宪的职责在议会，议会高于君主。这样就把权力从国王一个人手里拿出来了，国家机构从外形上看没有发生变化，但实质变化了。议会取得国家主权，这是英国的创造。
很多人以为有了议会就有民主，议会统治就是民主制。这是一个误解。议会只是一种形式，它可以在任何制度下发挥作用，为任何制度服务。英国的议会在中世纪就形成了，具体说是在13世纪末，经过大约400年的演变，才发展到光荣革命，在这400年中，议会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但议会的角色却不断变化。在封建时代，议会是等级君主制的议事场所。在专制时代，议会是专制王权的统治工具，英国的专制王朝是都铎王朝，都铎这个政权非常有趣，它是一个专制的权力，却通过议会进行统治，人们通常以为议会和专制权力水火不相容，但在都铎时期，议会和专制王朝却水火相容。议会反抗王朝的统治是在斯图亚特时期，那个时候，议会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是革命的大本营。复辟以后，议会再次成为王朝的工具，但后来又发动光荣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制度。所以议会在英国历史上发挥着奇特的作用，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定地位。由此可知，议会是英国历史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希腊、罗马的继承人。
光荣革命以后，议会成为权力的中心，但民主制度并没有到来。光荣革命解决了一个人统治国家的问题，但创造的是“少数人的统治”，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精英的统治或贵族的统治。光荣革命之后的150年是典型的贵族时代，在英国，就是几十个大贵族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议会统治是一种协商的统治、博弈的统治，那么协商是在贵族内部进行的，博弈也是在贵族内部进行的，没有其他人的份。这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如同在都铎时期，王朝通过议会进行专制的统治，光荣革命以后，贵族通过议会进行寡头的统治，这当然不是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在英国历史上叫“旧制度”。其实，相对于光荣革命以前的专制制度而言，它已经是一个新制度了，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社会，新制度变旧了，新的变化又会发生，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新旧更替是永无止尽境的，新的变旧，旧的更新，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并没有什么“普世价值”。
从光荣革命的发生——1688年，到第一次议会改革——1832年，150年间，英国就处在贵族精英的统治之下。这150年在英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因为工业革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恰恰由于“少数人的统治”，英国率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顺便说一下：从那个时候起，世界各国都逐渐走上工业化道路，虽说有早有晚，但共同点却是：工业革命（或经济起飞）都发生在这个“少数人的统治”的时期，这又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一再说，我讲的是事实，不是想象，想象替代不了历史，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事实。
关于工业革命的影响，我们不说它在技术方面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强大的经济力量，等等，我们今天不谈这些；我们也不说帝国的扩张、殖民活动，诸如此类。我们今天关心的是，它对英国社会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如何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工业革命在这方面的影响是：长期以来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产生了两个新的社会集团，或“阶级”，一个是工业家—企业家—资本家集团，他们构成资产阶级；一个是穷人—受苦人—打工者集团，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是工人阶级。这两个集团对当时的社会都不满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占据了很多财富，资本的价值超过了土地，但贵族控制国家的权力，资产阶级却完全没有份。他们反对贵族政治，希望得到与财产相当的政治权力。工人感受到自己的痛苦，认为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造成苦难，因此希望改变这种制度，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由于这两个集团在人口上占多数，在财产上占上风，这两个集团都要求进行变革，变革就不可避免了。
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旧制度终于开始变化，英国采用的是改革的方式，没有打仗，也没有革命，最后把旧制度改造了。这个过程在英国历史上叫议会改革，第一次议会改革发生在1832年，这次改革的力度很小，旧制度只受到很小的触动，不过这是英国民主化的第一步，步伐虽小，方向却很明确，就是扩大选举权，让更多的人参与选举，并且让选举的方式更公平。以后，差不多经过100年的时间，总共5次议会改革，到1928年，英国实现了不分性别、不分贫富、不分职业、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的平等选举权，现代民主制度也在英国最终确立。大家注意1928年，离现在多少时间？只不过88年！这就是现代西方民主的真实年龄，我们不要弄错了——一直以来社会上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西方民主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了，但这不是真实，只是神话；神话好听、好看、漂亮，但不好用、不经用、不能信。
除英国之外，在现代民主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国家也发挥了重大作用，那就是美国。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了，打败了英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非常重要，作为新独立的殖民地，它既不想建立一个和英国完全一样的国家，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英国的传统，结果我们看见：美国的制度和英國的制度相差并不大，美国有议会（“国会”），国会包括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国家元首（“总统”），还有几乎和英国一样的司法体系（“普通法”）。但是英国有国王，美国不要国王；英国有贵族，美国不要贵族；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它只有“英国宪政”（British Constitution），美国制定了一部宪法，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美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是美国让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彼此对立、互相制衡，这叫“三权分立”；英国的三权是不分立的，它们融合在同一个议会之内。
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它必须有合法性。就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它们都不存在合法性问题，这些国家的合法性是由历史赋予的。但新独立的国家却存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是谁给了它权利，让它建立新的国家、建立新的制度？这就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不断讨论、辩论不休的问题。结果他们认定：是人民给了这个权力，人民把权力交给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既然得到人民的授权，就可以行使这个权力，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决定这个国家今后的命运，同时也决定国家范围内人民的命运。人民代表从人民那里得到权力，就可以决定人民的命运，这句话有点绕口，但是太重要了，这就是“代议制”，是现代民主和古典民主最大的区别。议会代表人民，这本来是英国的理念，英国革命就是举着这面旗帜反抗专制王权的。美国现在把这个口号接过来为建立新国家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为美国的制度设定一块基石。古典民主由公民直接行使权力，代议制却是由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人民！有一点奇怪：只要成了“人民代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代表人民，因此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人民是不是愿意禁枪呢？人民是不是愿意加税呢？人民同意吸毒吗？人民喜欢同性恋吗？人民有没有给代表们权力去宣布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合法呢？人民是不是同意派军队到伊拉克去打仗呢？好像都不是。不过不要紧，因为一旦授权，人民代表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并且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这些都是人民让他们做的！这种合法性理论是由美国人发明的，这个发明就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基础——所谓“代议制”民主。
在现代民主发展中，做出贡献的第三个国家是法国。法国与英国不同，它发动革命，推翻专制王权，试图践行古典民主，让公民直接行使权力。它把法国等同于雅典那样的希腊城邦，可是雅典只有40000公民，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公民有好几千万。这样就发生了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人们一旦对现实不满，就拿起枪，到街头闹革命，让公民权付诸于武力。因此在大革命过程中，夺权的事件层出不穷，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古典的公民民主。但这个思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却行不通，法国不是希腊城邦，法国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于是大革命失败了，法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拿破仑专政就趁势而起。后来又经过漫长的波折，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脱离革命的道路，开始改变发展方式，它不再用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而学会用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其实就是接受了代议制。那是在第三共和国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870年，这时离大革命已经将近100年了。
这就迫使人们去反思：为什么直接的公民权力行不通，而美国的代议制却行得通？看来，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代议”是可行的民主形式，古典的公民民主已经不可能死灰复燃了。但是代议制确实不是由公民行使权利，从这个时候起，民主的内涵（“多数人的统治”）和民主的实践（“代议”）就分手“拜拜”了。后来有些学者讥讽代议制是选民定期去投票站，被动地选举自己的主人，一旦选举结束，“代表”就成了他所代表的人的主人。
讲到这里可以给西方政治制度史做一个小结：西方政治传统是断裂的，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其中君主制所占时间最长，包括古代王政、帝制、封建等级君主制，也包括君主专制，所有君主制加在一起的时间在西方政治长河中所占比例最大，整个中世纪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君主制的天下。接下来是共和制，罗马共和国有500年历史，中世纪一些意大利城邦也实行共和制，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再往下才是民主制，包括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两种形式，两个民主加在一起大概280年左右的时间，它们不仅在时间上相隔很远，内涵也不一样，相互并没有承接的关系，“两千年的民主传统”是不存在的。现代代议制民主是从中世纪孕育出来的，而不是古代希腊。很多西方人其实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但他们的书没人看，人们喜欢煽动性的作品，喜欢想象的编造。“两千年的民主传统”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了，它扎在不学历史的人们的脑子里，似乎是一道公理。
讲完历史，接下来看现状。首先看西方的选举制度，如果说代议制的合法性依据是“人民授权”，那么运作原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仍然以英国为例，看看“人民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简单地说，英国议会选举采用“领先者获胜”的原则。怎么叫领先者获胜？其实很容易懂：英国现在有600多个选区，每一个选区选出一名下议院议员。假设某个选区有5名候选人，100个选民，每个选民都投了票，经过激烈的选战后，候选人A得20张票，候选人B得20张票，候选人C同样得20张票，候选人D只得到19票，候选人F得到21张票，那么，得21票的候选人F就胜出了，他成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下议院议员。这就是“领先者获胜”。但问题来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怎么体现呢？我们知道他只得到21票，是个明显的少数，不投他票的有79人，他们才是多数；可是另一方面，他得到的票比其他候选人都多，所以也是个多数，叫“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讲到这里，大家发现西方人很会制造概念，相对多数明显违背多数原则，然而只要“相对”一下，就变成多数了。假如，在整个英国600多个选区中只有这个选区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其实不大；但如果在几十甚至一二百个选区中都出现种情况，问题就大了。换句话说，选出来的这一届议会，不是由多数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少数选民选出来的，少数选民选出了一个多数的议会，这个议会组建一个多数的政府，这届政府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统治。除了选举中的多数、少数问题，还需要考虑选举中的投票率，就是有多少选民参加了选举，把这个因素算进去，没有哪一届议会的选举，是由多数人选出来的。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关于民主的定义受到挑战了；事实上，“多数人的统治”在现实中完全做不到，统治一直是少数人的事。
那么美国的情况怎样呢？美国的总统选举又是一番景象，它采用选举人制。美国选民不是把票投给候选人，而是投给候选人的选举人。根据安排，一个选区选出的选举人，哪一个党占了多数，这个党就“通吃”，把所有选举人都归到自己名下；当一个州各选区结果都出来后，哪一个党得到了更多的选举人，这个州的全部选民就都归这个党了；然后，再用同样的办法到全国去计票。这种“通吃”的办法有可能使少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变成由“多数”当选的候选人，再用多数的名义进行统治。
法国的历史跳跃性很大，变化很多，法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部宪法，每一部宪法都会有不同的选举办法。现在的宪法是第五共和国宪法，按照现行规定，法国采用两轮选举制，第一轮选举中如果得到绝对多数，超过了50%以上的选票，那么这个候选人就当选了。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产生绝对多数，就要进行第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只采用相对多数的原则，谁得到相对多数，谁就当选。这就出现了像英国那样的“领先者获胜”，多数原则在事实上已被丢弃了。但是如果不丢弃，结果会怎样？结果是无限制地选下去，永远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没有多数的多数成为多数。政治总是要运转的，原则在现实面前只能让步。
由此可以看出：制度的设计是有问题的。可是如果让制度的设计没有问题，情况又会如何？在西方国家中，德国、意大利这些地方采用比例代表制，就是根据大选中每一个政党的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议会席位，比如某一个党得到30%的选票，它就得到30%的议席。根据这个逻辑，一个党得到50%以上的选票，它就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它就组成多数党政府。然而现实却是：在比例制选举的制度设计中几乎不可能得到50%以上的选票，参加竞争的党派会很多，选票会很分散，没有哪个党可以获得多数选票，于是只好组建联合政府，让参加政府的各党选票相加总和可以超过50%，以保证“多数”原则得以实行。但这个政府是很不稳定的，党派联盟很容易破裂，所以在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二战以后政府更迭非常频繁，有些政府几个月就倒台了，甚至还有几天就倒台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是这样，政局高度不稳造成了第四共和国的解体和第五共和国的形成，而第五共和国就抛弃了比例代表制、宁愿接受“相对多数”。
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原来“相对多数”的设计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识的。“相对多数”能够确保在选举中产生一个“多数”，尽管这个多数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多数！“相对多数”把选票集中在两个党手中——所谓的“两大党”，其他黨派、其他政见、其他选民早就被排除了，尽管这些“其他”加在一起，可能是真正的多数。
所以，理念与现实背离，原则与事实脱节，是代议制民主的最大悖论，这个悖论永远不可解决。这样，我们又要回到亚里士多德关于民主的定义上去了，亚里士多德说：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的统治在古代雅典确实出现过，但结果并不好，前面已经说过了；代议制民主是可以成功的，如在现代西方国家，但必须以默认抛弃“多数”原则为前提。看来亚里士多德是误导了，我们需要给民主设一个新的定义，让理念与现实能够融合。
在这样做之前，先看看民主有什么用，它能够做什么。要知道民主能做什么，首先要知道民主不能做什么。我们仍然以历史事实来说话，不是凭空想象。
第一，有人说，有了民主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
这不对，而且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可能是腐败的温床。雅典的政治其实是很腐败的，尤其在伯里克利时期，当时有公民大会，也有500人大会，并且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一些精明的人拿钱去收买大会的成员，让他们按自己的旨意行事。收买这些人很容易，因为大多数成员是穷人，穷人是很容易被收买的，而且不须花很多钱。通过收买，精明的人就能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比如制定某项政策，或者罢免某个官员。与此相似，英国的“旧制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买选票，贵族们花钱，让选民按他们的意图投票，选出他们指定的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很腐败，那个时候，法国已开始走进民主时代。19世纪末美国有一个“镀金时代”，这个时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时代，但政治领域贿赂成风，从总统到一般公务员都可以腐败，由此才触发了“进步运动”。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的腐败程度却是全世界都公认的。韩国，每一个总统上台时都以反腐败开始，然后以腐败被赶下台，等等。无数事实说明，民主不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腐败问题的是法治，是严格的法的约束，以及社会的监督。
第二，有人说，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尤其是英、法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原因是有民主制度。这是不对的，完全说反了。前面说过：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被改变了，这样才产生了民主的要求，因此，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没有工业革命，是没有现代民主化进程的。反过来说的人，要么是不知道历史，要么是知道却故意说反话。看一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工业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既非一个人统治又非多数人统治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读一读书就知道了。
第三，有人说，民主是和平的保障，民主国家不发动战争。这是西方人为自己辩白，伊拉克战争是谁发动的？利比亚战争是谁发动的？越南战争是谁发动的？相关的例子多得很。更早一点，美西战争是谁发动的？英布战争是谁发动的？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美国和英国那时都还没有完成民主化进程，都还在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不是靠想象可以说明的，我们需要事实。
第四，还有人说，有了民主就有法治，首先要民主，才能有法治。但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又要讲到英国的历史了，因为英国是最早启动民主进程的，为代议制的出现做出巨大的贡献。英国的法治传统有多久？大家可能知道大宪章，大宪章的实质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是依法办事，国王也要遵守法律，所谓“王在法下”。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到英国革命推翻专制王权是430年，到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是470年，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走向民主化是600多年，在这么长时间里，法治始终被看作是英国最宝贵的传统。打一个比方：代议制民主就好像玩一副牌，玩牌的人都必须遵守规矩，规矩就是法，法是约束，没有法的约束，牌局早就散了。任何游戏都要有规矩，民主也要有规矩，只要有一个人不守规矩，民主制度就无法运作。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我们已经知道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中有太多的弊病，诸多不合理，可是任何人想要参与这个制度，就必须接受这些不合理，按事先设计好的游戏规则行事。不可以说：因为制度不好，所以我输了，因此我不接受选举结果，我要推倒重来。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好民主、坏民主之分，“好民主”的前提是高度的法治，“坏民主”发生在没有法治、或法治不健全的地方，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香港最近的“占中”行为就非常危险，因为它企图超越法治；台湾的“太阳花”已经破坏了法治的根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最后再提一种说法：有人说，民主制度能够把最优秀的人选为国家领导人，从而把国家治理得最好。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票选出来的人只会是平庸之辈。我们看历届美国总统，出色的很少，有些还很糟，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人凤毛麟角，糟糕的总统却有一大堆。英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英国，由选举产生的优秀首相屈指可数，像丘吉尔这样的优秀政治家，只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才可能出线，有意思的是，丘吉尔不是选出来的，是张伯伦失败之后递补上去的，而战争刚刚结束，他又被选下来了！
其他说法还有种种，这里就不多讲。但如此一来，民主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有用的，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要解决的是与政治权力相关的问题，所以它的第一个用处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权力的分配与更替。在民主制度下，不必像19世纪的法国那样，动辄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政府，也不必像中国古代那样，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按照民主的制度安排，人们只要按规矩出牌，就不必用暴力手段解决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以及政权更替，这是很大的优越性。由此，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避免社会动荡，国家可以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而这些是一个国家最需要、最求之不得的。
第二，民主提供了一个出气口，让民众泄愤。事实上，所有的当权者，不论是谁，总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就会有人不满意，即使不犯错误也还是有人不满意，不可能人人都满意，于是就需要一个散发的空间，来收容这些不满。而民主的出气口是什么呢？是每个人手上的一张票，不满意就不投他的票，气就算出过了，情绪也发泄了，尽管这张票事实上没有用，不满意的那个人还是当选了，不过那也没办法，民主的程序就是这样。出气口很重要，必须有，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度确立以后就趋于稳定了，在此之前都很不稳，常常是动荡不定的，甚至有溃乱的风险。
第三，在理论的层面上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即“权力是谁给的”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代议制从本质上说，不是所谓“多数人的统治”，更不是全体人民的统治，那么，凭什么一个国家的命运就交给一小批人去决定，大部分人只能服从这些人的摆布？凭的就是所谓“授权”，这是理论的合法性。人类历史上也有其他合法性来源，比如武力打天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权力更替的方式是非常暴烈的，总是对社会造成破坏。世襲制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血统的继承，长子继承制，其他人都被排除了，这种制度安排也是可行的，所以在中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几千年的历史上皇权政治相当稳固，然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合法性依据，比如说根据能力和品德等实行禅让制，根据成就决定领导人，古代和现代都有不少国家是以此作为合法性依据的，但业绩好不好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况且在没有掌权之前，很难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因此往往要用其他办法先取得政权，然后才表现自己的能力。相比之下，民主的合法性更契合于现代的理念，所以它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价值。
仅此三种，民主就很有用了，尽管说民主解决不了很多问题，但有这三个用途，就已经很好。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需要建设民主。
如何建设民主呢？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西方的模式建立在西方的土壤上，搬到其他地方就水土不服。21世纪，西方用武力推行它的“民主”，结果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了，惨痛的教训已经警示了世人。非洲很多国家，生搬硬套模仿西方，结果造成部族混战，国家动乱，平民百姓生灵涂炭。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拿过来的；民主的建设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国家其实也是有深刻的教训的，像法国那样企图一夜之间完成民主，一刀切断历史，结果造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
西方代议制有一个悖论，它的理念与现实背离，从理念上说，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但在现实中，“多数人的统治”并不存在。这种背离对民主其实是一种伤害，在西方国家，“多数人的统治”经常只是说说而已，政治家内心里并不相信，普通人则对它感到失望。对那些正在建设自己的民主、或希望建设自己的民主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就会更加不利。这样，我们应该对民主的定义作重新思考：民主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民主的时候，他脑子里只有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尽管如此，他已经指出了古典民主的重大弊病，就是混乱。现代西方的代议制度克服了混乱，却背弃了古典民主的基本原则，即“多数人的统治”。那么，现代民主究竟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我愿意提供一个思路：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民主是一种权力向下的结构，即权力对人民负责。
我们这样来考虑问题：君主制是一种权力向上的政治结构，权力一层一层向上负责，最终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贵族制（寡头制）也是一种权力向上的政治结构，权力一层一层向上负责，最终集中到一批人手里。民主却是权力向下的，国家的每一个层级都对人民负责，人民则监督国家机关。可以看出来，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政治形态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有三种政治形态），只有民主制是权利向下的。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可以创造出很多具体形式。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在实行过程中有很多欠缺，其中一个人所共知的缺陷，就是政客在竞选时任意许愿，狮子大开口，当之选后却无法兑现，不了了之。这种民主可以被称为“许愿的民主”，一旦“授权”就万事大吉了，兑现不兑现都无所谓，等到下一次选举继续许愿。这种现实就造成了在现代西方国家，人们对选举越来越冷漠，觉得可有可无，为什么选举的时候投票率经常很低？原因就在这里。
代议制民主并非一无是处，它的作用仍然显著，前面已讲过这个问题。但是，可否设想一种更高层次、更贴切的民主，让人民由被动选举变成主动检查？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考核的民主”。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干部考核是由组织部门进行的，基本上是领导检查下级的情况。可以设想把领导考核和群众考核结合起来，让群众参与干部考核；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政府的工作做出评价，得不到群众认可的官员，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用这个办法，迫使官员向群众负责，而不仅仅向上级负责。这就把权力的指向扭转过来了，官员们都应该意识到：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
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多，西方代议制应该不是标准的版本，也不是唯一的版本。我想强调：民主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生搬硬套、或外部强加的。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让人民参与制度设计。民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积累，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完善。如果说西方社会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酝酿民主化，那么经过150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初步完成這个过程。美国要到1970年，民权运动告一段落，才走完民主化道路。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注意，民主建设需要有法治的保障，在法治保障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一定能在中国确立并且完善。
【作者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23-0003-11
民主这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火爆，不仅中国人不断热议，而且全世界都在讨论。现在我国领导人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内容提出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非常重要，也很了不起。但要讨论民主，就必须弄清楚民主是什么？它有什么用？能起什么作用？如何去构建？民主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劣势？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否则民主就不可能付诸实践。我今天讲一讲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通过讲解，可以回答以上的问题。
讲到“民主”，就需要弄清民主是什么，也就是民主的定义。按照一般的理解，民主是所谓“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人们一般都接受这个说法。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一个人的统治”，也就是君主制；第二种是“少数人的统治”，也就是贵族制，或者说是精英制、寡头制；第三种是所谓的“多数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就是民主。后来的很多的人，或者说多数人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说法——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我今天先根据这个定义来讨论民主，我认为这个定义是一个初级定义。
按照这个定义来理解民主，就可以知道：迄今为止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民主的形式，第一种是古典民主，就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第二种是现代民主，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以代议制形式存在的民主，这种民主在概念、内容、形式和执行方式上都与古典民主有极大不同。不同之处在哪里？通过追溯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先看古典民主。古典民主也叫城邦公民民主，它发生在古代希腊这块土地上。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古希腊出现许多很小的政治实体，叫城邦，城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地域狭小，其中最大的城邦，拿地理面积来说，斯巴达大约是8500平方千米，其次是雅典，大约有6000平方千米，大体上相当于一个上海市，这就是两个最大的城邦。此外还有很多很小的城邦，古希腊大约两百个城邦中，最小的只有22平方千米，相当于回归之前的澳门，当然现在的澳门已经不止22平方千米了，因为填海，现在它有40多平方千米。22平方千米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弹丸之地。大部分希腊城邦都只有几十平方千米，相当于一两个澳门那么大，少数达到一二百平方千米，可以说是“小国林立”。人口方面，雅典是一个“超级大国”，在最鼎盛的时期大约有40万人，斯巴达有30多万，在32～35万之间。后世的人经常会把雅典和斯巴达拿出来作为希腊城邦的典型来讨论，原因是它们在希腊城邦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位最重要、制度方面也最有特色。
两百多城邦是彼此对立的，相互间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战争永不休止。今天的人把古代希腊理想化了，认为古希腊实在了不起，仿佛是升空的太阳光芒万丈。其实不是，那个时候的古希腊每天都有打不完的仗，只是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才出现一个停战期，谁都不许打仗，战场转移到运动场，在运动场上比高低，运动会结束后继续打。由此来看，城邦的生存环境很不好，每一个城邦都是另一个城邦的潜在威胁。除此之外，希腊外部还有强大的波斯以及其他地方，它们都虎视眈眈，随时可以入侵希腊。而每一个城邦内部又矛盾重重，最主要的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希腊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奴隶在各城邦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不是“人”，当然就更不是公民，所以，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公民——也就是自由人，和奴隶的比例如何呢？举个例子：在雅典大约是1 9，就是一个自由人、九个奴隶。这个比例已经很不错了，在斯巴达，人口大约32万，公民有8000，是1 40的关系，奴隶占多大的比重，看看就知道了。可见，城邦内自由民的比例是很小的，人口多数是奴隶。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構中，矛盾会非常尖锐，城邦是放在火山口上，随时都可能喷发。于是，内、外压力要求城邦在政治方面有特殊安排，以确保城邦的存在。其实，城邦完全依赖自由人而生存，依赖他们的维持。自由人差不多就是公民，公民本来就很少，如果再在他们当中划分等级，分出三六九等，彼此矛盾和冲突，那么城邦就很难生存下去了。所以，为了让每一个城邦能够生存，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就出现了，这种制度能保证凝聚公民的力量，对奴隶进行共同的统治，对外敌实行共同的抵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邦公民民主制。今天我们经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希腊这个地方出现了古典形态的民主政治，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都不出现；可是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就不会感到太奇怪，那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
古典民主有什么样的制度架构？它基本上通过这样几个机构在起作用：一是执政官，执政官是行政首长，在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名衔，比如在斯巴达叫国王，在雅典叫将军，雅典除将军之职外，还可另设执政官一职。第二个机构是议事会，议事会在雅典有500人，即五百人院；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这么多人，100或者200，甚至更少，但功能是一样的，即负责政务，相当于现在的政府。第三个机构是公民大会，一切有公民权的人都可以参加，参与讨论城邦事务，所谓的公民民主在公民大会中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公民大会是决定城邦大事的地方，比如打仗、罢免官员等等。公民大会有多少人？从理论上说，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比如雅典有4万公民，那么开会时可以有4万人参加，但实际上不可能来那么多的人，很多人不感兴趣，其他人没有时间，或者身体不好，诸如此类，情况很多。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大约有三四千人参加大会，人多的时候6000到8000。即便这样，与会的人也太多了，想想大学一个系七八百个学生，开会时讨论一件事，七嘴八舌发表意见，会乱成什么样！最后一个机构是司法机构，即陪审团，陪审团的人也很多，在雅典有6000人，这不是个小数字，如果有一个案子要审理，陪审员全来了，决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这个说有罪，那个说没罪，就会吵成一团。
一般来说，每个城邦都会有以上这几种机构，具体的设计可以不同，但大同小异，不会有本质区别。人们一般说雅典的制度是民主的，斯巴达的制度是不民主的、寡头的、集权的，甚至专制的，但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种政治机构，无论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都存在。可是雅典和斯巴达有没有区别？还是有的，区别就在于雅典的民主在其辉煌时期，也就是伯里克利时代，每一个公民不管有钱还是没钱，再穷，都可以当官，直接履行公务。可是官员是通过什么途径产生的？听起来很奇怪，因为产生的方式是抽签！那么多人在一起，谁抽到执政官，他就是执政官，谁抽到陪审员，他就是陪审员，任期一般一年，第二年再抽签。总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通过抽签产生的，不需要选举。这么一来，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当官，能上能下，最高首长也是由抽签来决定的，天意所在，不必争斗！这个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伯里克利被看作是雅典民主的旗手，但十分矛盾的是，尽管按照雅典的规定，公务员应该一年一换，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将军，却接连14年连任，没有中断，直到他患传染病死去为止。
希腊各城邦的公职很多，职务重叠，比如说，斯巴达有两个国王，雅典有十个将军，打起仗来，如果十个将军同时出现在战场上，那么每位将军轮流指挥一天，看起来很公平，人人有份，但是打仗却很不方便，因为指挥权分散。雅典的议事会也就是行政机构有500人，分成10个委员会每天轮流办事，效率也不会高。斯巴达不是这样，斯巴达的制度比较精英化，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能直接执行公务，一般公民只参加公民大会，这是斯巴达和雅典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差别；斯巴达的行政机构是元老院，只有30人，军事指挥员即国王只有两个，权力就比较集中。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失败，也许和权力不集中有关。
伯里克利有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很有名，被后人看作是民主的宣言书。演讲的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双方各组成一个同盟帮自己打仗，希腊世界一分为二，拼死斗争，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有一批雅典人战死疆场，于是伯里克利在阵亡战士的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多数人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民主的事业是正义的，不民主的事业是非正义的，雅典人为正义的事业打仗，所以虽死犹荣。他说的“多数人”是指雅典，“少数人”指斯巴达，雅典民主就在伯里克利的演说中出现了。但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之前有一场希波战争，在那场战争中，希腊获胜，波斯战败，雅典人感到非常自豪，认为自己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于是在希波战争结束后就试图称霸希腊世界，消灭或挟持其他城邦，形成一统天下。以斯巴达为首的一批城邦不愿接受雅典的扩张，反抗雅典奴役，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所以归根结底，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所谓的“雅典帝国主义”，而不是政治制度不同。但伯里克利需要鼓舞士气，需要向雅典人解释为什么打仗，因此他说：我们雅典人勇敢，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制度最伟大、最美好，敌人虽然也勇敢，但他们是盲从的、送死的；所以，雅典的事业一定胜利。
但战争的结局恰恰相反，雅典被打败了，斯巴达却胜利了，这么一来民主的优越性就出问题了：民主的事业那么好，雅典为什么打不过斯巴达？当时就有一些雅典人开始反思：雅典的制度究竟如何？结果，战争的结局造成了希腊思想界一边倒，许多人说雅典的制度不好，斯巴达的制度反而好了，以前一些学习雅典的城邦现在开始学斯巴达，其影响不仅在那个时代起作用，而且在以后一千多年时间中都起作用，在那一千多年時间中，人们都说民主不好。其实，雅典的失败，第一是因为它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它侵略别人，试图称霸希腊；第二是它的制度设计中确实有缺陷，比如十个将军轮流指挥，都是第一把手，这个仗怎么打法？
对雅典制度的负面思考就一直流传下去。雅典不仅在战争中被打垮，自身的制度也发生变化，它丢掉自己的民主传统，转而实行僭主制。后来，民主派又试图恢复民主制，但始终没有恢复到伯里克利时代，民主的辉煌期已经过去了。战争使希腊世界一片混乱，斯巴达和科林斯先后称霸，城邦战争变得更频繁了，最后，希腊北方一个叫马其顿的地方征服了整个希腊，而这个地方在当时的希腊人眼中是个蛮族之邦，但它有强大的王权，还有强大的军队，乘着希腊世界一片混乱，就把它给征服了。这以后，有一个人物登场了，就是亚历山大，他带着由整个希腊组成的军队打向东方，一直打到印度河边。亚历山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君主，古典民主就此结束了，以后再没有恢复过。
大家可能问：罗马是什么情况，它没有民主吗？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罗马已经在亚平宁半岛上崛起，它原来也是一个城邦，早期的发展与希腊城邦相当相似，而且也出现向公民民主转变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没有能延续下去，原因是罗马城邦的领土扩张，它先在意大利半岛扩张，吞并了整个意大利，之后又把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都吞并了，地中海就成了罗马内湖。如此急速的扩张，一方面使罗马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国家——这是雅典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另一方面，又使得公民民主制度不可能形成。原因有两个：第一，打仗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罗马一直在打仗，打了二百多年，战争的剧烈与民主的构建不能同步而行，于是民主构建就向战争扩张让路，民主制度死于襁褓之中；第二，国家版图越大，人口越多，公民民主这样一种直接的民主就越无法执行，如我刚才已经讲到：雅典公民大会有6000人参加，从理论上说可以有40000人参加；而罗马随着它扩张的势头不减，享有公民权的人越来越多，起先可能是4000人，后来是40000人，再后来变成400000人，也许更多，到这个时候，公民大会怎么开呢？不能到地中海上去开吧！所以希腊式的公民民主到罗马国家就不可能存在了，公民民主是小国寡民的制度，只有在希腊那种奴隶众多而“公民”极少的社会，才有可能实行。
从罗马开始，古典民主就丢失了。罗马起先是一个城邦，后来变成一个共和国，再往下，就变成一个帝国，领土越来越大。从政治制度看，罗马不仅没有向民主制过渡，而且按现代人的标准，似乎是越变越坏：先是共和国，然后是军人独裁，接着是帝国，皇帝也从“好”到“坏”，最后是暴君。历史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不是有点怪？但历史就是历史，进步和退步都是人为的标签，是后来人贴上去的。历史的事实是：古罗马似乎是人类政治制度的试验场，它有王政，有僭主政治，有共和制、贵族制、帝制，也有强人政治和军事统治，人们想得到的政治制度在古代罗马都出现过，唯独没有民主制，这个现象很耐人寻味。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在西欧出现封建社会，很多同学知道这个情况，但不见得真正懂得什么是封建社会。在西欧封建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国家的主权被分割。我们说：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主权，在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国家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绝对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但封建时期主权是被分割的，由于土地分封，一切权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立法、军事等等方面的权力，全都和土地一起被分割出去，分割到大大小小的领主手里，每一个领主都掌握一部分权力，但都没有绝对的主权，国王和其他领主一样，只是等级分封阶梯上的一个梯级，虽然是最高梯级。大家也许知道土地是层层分封的，但不知道权力也是层层分割的，在这样一个政治结构里，民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领地和庄园、领主和农奴，领主是他这块领地上绝对的主人，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谈不上民主的权利。西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欧就进入这种状态，按历史学家的说法，大约延续了一千年，这就是后来西方人所说的“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确实使西方大大地落后了，如果说，在罗马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汉帝国在很多方面实力相当，发展程度差不多，那么，封建时期的西欧与东方几个文明相比——包括东亚、南亚、中东，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落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社会被分割了，土地分封分裂了国家，割裂了主权，庄园破坏了共同的经济，领地打碎了共同的利益，社会力量分散在无数的领主手中，这种社会是注定要落后的。
文艺复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觉得古代世界很辉煌，现在的时代不好，就想去恢复古代，再创一个辉煌。但结果却不是恢复古代，而是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包括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这些变化使西方迅速追赶，赶上并超过了东方，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事。可是在西方的崛起中有一个因素常被人忽视，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就是社会整合。谁能够完成社会整合呢？是王权，只有王权能够克服封建状态，形成强大的权力中心，重新统一国家，完成社会整合，这是西方崛起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出现了，那就是专制的国家，专制主义王权（absolute monarchy）。西方崛起的第一步，就是依靠专制王权来统一国家，消除分裂的，君主起了关键作用。专制国家是以民族作为支撑点、以高度集中的权力作为统合手段的新型国家，它不同于希腊城邦，不同于罗马共和国或罗马帝国，更不同于封建时代，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是你们所知道的“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的第一个阶段。专制王权的出现，使大航海得以进行，重商主义蔚然成风，科学技术被重视，经济发展第一次成了国家行为。西方就是在这个支点上开始崛起的，统一的国家正是这个支点。我们回溯每一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几乎都经历过专制主义阶段，早起步的国家早经历这个阶段，晚起步的国家晚经历这个阶段，不经历专制主义的地方不形成现代国家，晚走一步，就会比其他国家落伍许多，德国和意大利就是这样。波兰的情况更糟糕：波兰一直没有形成专制制度，结果就被不断瓜分，最终亡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复国，但很快又被瓜分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再重新复国。
讲到这里，大家会感到奇怪：本文的主题是民主，但讲了半天，怎么讲到专制主义上去了？是这样的：我們梳理了从古希腊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西方历史，跨度从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后1800年，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称为“民主”的时期，只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这一段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存在，大家可能感到惊讶：完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西方有2000年的民主传统！
下面我们来讲现代民主。如上所说：自公元前4世纪以后，民主就在西方丢失了，一丢就是2000年。丢失的民主是古典民主，它和现代民主不是同一个东西。现代民主不是从古典民主发展出来的，它的源头在中世纪。
前面说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个阶段是专制国家，现代西方国家都是从专制制度起步的。但专制国家自身的悖论埋藏着变化的种子，现代民主就是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而第一个发生变化的是英国。
专制国家出现的时候很有道理，因为它帮助西方走出了封建状态，走进了现代；但它又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以民族的代理人自居，却剥夺了民族的权利。这是专制主义的悖论。为了扭转这个悖论，英国发生了革命，旨在推翻专制王权。但英国革命没有能创造出一种可以取代专制王权的新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专制制度复辟。可是复辟之后不久又发生一件事，这在英国历史上叫“光荣革命”。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缔造了一种新的体制，叫君主立宪制，在这个制度下，王位是被保留的，不像克伦威尔时期那样把王权推翻；但国家的权力中心转移了，转移到议会手里，议会成为国家的主权，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这样就出现了英国的制度：有君主，但服从立宪，立宪的职责在议会，议会高于君主。这样就把权力从国王一个人手里拿出来了，国家机构从外形上看没有发生变化，但实质变化了。议会取得国家主权，这是英国的创造。
很多人以为有了议会就有民主，议会统治就是民主制。这是一个误解。议会只是一种形式，它可以在任何制度下发挥作用，为任何制度服务。英国的议会在中世纪就形成了，具体说是在13世纪末，经过大约400年的演变，才发展到光荣革命，在这400年中，议会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但议会的角色却不断变化。在封建时代，议会是等级君主制的议事场所。在专制时代，议会是专制王权的统治工具，英国的专制王朝是都铎王朝，都铎这个政权非常有趣，它是一个专制的权力，却通过议会进行统治，人们通常以为议会和专制权力水火不相容，但在都铎时期，议会和专制王朝却水火相容。议会反抗王朝的统治是在斯图亚特时期，那个时候，议会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是革命的大本营。复辟以后，议会再次成为王朝的工具，但后来又发动光荣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制度。所以议会在英国历史上发挥着奇特的作用，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定地位。由此可知，议会是英国历史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希腊、罗马的继承人。
光荣革命以后，议会成为权力的中心，但民主制度并没有到来。光荣革命解决了一个人统治国家的问题，但创造的是“少数人的统治”，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精英的统治或贵族的统治。光荣革命之后的150年是典型的贵族时代，在英国，就是几十个大贵族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议会统治是一种协商的统治、博弈的统治，那么协商是在贵族内部进行的，博弈也是在贵族内部进行的，没有其他人的份。这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如同在都铎时期，王朝通过议会进行专制的统治，光荣革命以后，贵族通过议会进行寡头的统治，这当然不是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在英国历史上叫“旧制度”。其实，相对于光荣革命以前的专制制度而言，它已经是一个新制度了，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社会，新制度变旧了，新的变化又会发生，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新旧更替是永无止尽境的，新的变旧，旧的更新，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并没有什么“普世价值”。
从光荣革命的发生——1688年，到第一次议会改革——1832年，150年间，英国就处在贵族精英的统治之下。这150年在英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因为工业革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恰恰由于“少数人的统治”，英国率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顺便说一下：从那个时候起，世界各国都逐渐走上工业化道路，虽说有早有晚，但共同点却是：工业革命（或经济起飞）都发生在这个“少数人的统治”的时期，这又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一再说，我讲的是事实，不是想象，想象替代不了历史，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事实。
关于工业革命的影响，我们不说它在技术方面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强大的经济力量，等等，我们今天不谈这些；我们也不说帝国的扩张、殖民活动，诸如此类。我们今天关心的是，它对英国社会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如何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工业革命在这方面的影响是：长期以来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产生了两个新的社会集团，或“阶级”，一个是工业家—企业家—资本家集团，他们构成资产阶级；一个是穷人—受苦人—打工者集团，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是工人阶级。这两个集团对当时的社会都不满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占据了很多财富，资本的价值超过了土地，但贵族控制国家的权力，资产阶级却完全没有份。他们反对贵族政治，希望得到与财产相当的政治权力。工人感受到自己的痛苦，认为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造成苦难，因此希望改变这种制度，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由于这两个集团在人口上占多数，在财产上占上风，这两个集团都要求进行变革，变革就不可避免了。
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旧制度终于开始变化，英国采用的是改革的方式，没有打仗，也没有革命，最后把旧制度改造了。这个过程在英国历史上叫议会改革，第一次议会改革发生在1832年，这次改革的力度很小，旧制度只受到很小的触动，不过这是英国民主化的第一步，步伐虽小，方向却很明确，就是扩大选举权，让更多的人参与选举，并且让选举的方式更公平。以后，差不多经过100年的时间，总共5次议会改革，到1928年，英国实现了不分性别、不分贫富、不分职业、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的平等选举权，现代民主制度也在英国最终确立。大家注意1928年，离现在多少时间？只不过88年！这就是现代西方民主的真实年龄，我们不要弄错了——一直以来社会上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西方民主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了，但这不是真实，只是神话；神话好听、好看、漂亮，但不好用、不经用、不能信。
除英国之外，在现代民主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国家也发挥了重大作用，那就是美国。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了，打败了英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非常重要，作为新独立的殖民地，它既不想建立一个和英国完全一样的国家，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英国的传统，结果我们看见：美国的制度和英國的制度相差并不大，美国有议会（“国会”），国会包括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国家元首（“总统”），还有几乎和英国一样的司法体系（“普通法”）。但是英国有国王，美国不要国王；英国有贵族，美国不要贵族；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它只有“英国宪政”（British Constitution），美国制定了一部宪法，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美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是美国让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彼此对立、互相制衡，这叫“三权分立”；英国的三权是不分立的，它们融合在同一个议会之内。
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它必须有合法性。就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它们都不存在合法性问题，这些国家的合法性是由历史赋予的。但新独立的国家却存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是谁给了它权利，让它建立新的国家、建立新的制度？这就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不断讨论、辩论不休的问题。结果他们认定：是人民给了这个权力，人民把权力交给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既然得到人民的授权，就可以行使这个权力，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决定这个国家今后的命运，同时也决定国家范围内人民的命运。人民代表从人民那里得到权力，就可以决定人民的命运，这句话有点绕口，但是太重要了，这就是“代议制”，是现代民主和古典民主最大的区别。议会代表人民，这本来是英国的理念，英国革命就是举着这面旗帜反抗专制王权的。美国现在把这个口号接过来为建立新国家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为美国的制度设定一块基石。古典民主由公民直接行使权力，代议制却是由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人民！有一点奇怪：只要成了“人民代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代表人民，因此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人民是不是愿意禁枪呢？人民是不是愿意加税呢？人民同意吸毒吗？人民喜欢同性恋吗？人民有没有给代表们权力去宣布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合法呢？人民是不是同意派军队到伊拉克去打仗呢？好像都不是。不过不要紧，因为一旦授权，人民代表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并且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这些都是人民让他们做的！这种合法性理论是由美国人发明的，这个发明就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基础——所谓“代议制”民主。
在现代民主发展中，做出贡献的第三个国家是法国。法国与英国不同，它发动革命，推翻专制王权，试图践行古典民主，让公民直接行使权力。它把法国等同于雅典那样的希腊城邦，可是雅典只有40000公民，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公民有好几千万。这样就发生了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人们一旦对现实不满，就拿起枪，到街头闹革命，让公民权付诸于武力。因此在大革命过程中，夺权的事件层出不穷，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古典的公民民主。但这个思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却行不通，法国不是希腊城邦，法国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于是大革命失败了，法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拿破仑专政就趁势而起。后来又经过漫长的波折，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脱离革命的道路，开始改变发展方式，它不再用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而学会用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其实就是接受了代议制。那是在第三共和国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870年，这时离大革命已经将近100年了。
这就迫使人们去反思：为什么直接的公民权力行不通，而美国的代议制却行得通？看来，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代议”是可行的民主形式，古典的公民民主已经不可能死灰复燃了。但是代议制确实不是由公民行使权利，从这个时候起，民主的内涵（“多数人的统治”）和民主的实践（“代议”）就分手“拜拜”了。后来有些学者讥讽代议制是选民定期去投票站，被动地选举自己的主人，一旦选举结束，“代表”就成了他所代表的人的主人。
讲到这里可以给西方政治制度史做一个小结：西方政治传统是断裂的，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其中君主制所占时间最长，包括古代王政、帝制、封建等级君主制，也包括君主专制，所有君主制加在一起的时间在西方政治长河中所占比例最大，整个中世纪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君主制的天下。接下来是共和制，罗马共和国有500年历史，中世纪一些意大利城邦也实行共和制，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再往下才是民主制，包括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两种形式，两个民主加在一起大概280年左右的时间，它们不仅在时间上相隔很远，内涵也不一样，相互并没有承接的关系，“两千年的民主传统”是不存在的。现代代议制民主是从中世纪孕育出来的，而不是古代希腊。很多西方人其实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但他们的书没人看，人们喜欢煽动性的作品，喜欢想象的编造。“两千年的民主传统”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了，它扎在不学历史的人们的脑子里，似乎是一道公理。
讲完历史，接下来看现状。首先看西方的选举制度，如果说代议制的合法性依据是“人民授权”，那么运作原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仍然以英国为例，看看“人民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简单地说，英国议会选举采用“领先者获胜”的原则。怎么叫领先者获胜？其实很容易懂：英国现在有600多个选区，每一个选区选出一名下议院议员。假设某个选区有5名候选人，100个选民，每个选民都投了票，经过激烈的选战后，候选人A得20张票，候选人B得20张票，候选人C同样得20张票，候选人D只得到19票，候选人F得到21张票，那么，得21票的候选人F就胜出了，他成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下议院议员。这就是“领先者获胜”。但问题来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怎么体现呢？我们知道他只得到21票，是个明显的少数，不投他票的有79人，他们才是多数；可是另一方面，他得到的票比其他候选人都多，所以也是个多数，叫“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讲到这里，大家发现西方人很会制造概念，相对多数明显违背多数原则，然而只要“相对”一下，就变成多数了。假如，在整个英国600多个选区中只有这个选区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其实不大；但如果在几十甚至一二百个选区中都出现种情况，问题就大了。换句话说，选出来的这一届议会，不是由多数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少数选民选出来的，少数选民选出了一个多数的议会，这个议会组建一个多数的政府，这届政府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统治。除了选举中的多数、少数问题，还需要考虑选举中的投票率，就是有多少选民参加了选举，把这个因素算进去，没有哪一届议会的选举，是由多数人选出来的。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关于民主的定义受到挑战了；事实上，“多数人的统治”在现实中完全做不到，统治一直是少数人的事。
那么美国的情况怎样呢？美国的总统选举又是一番景象，它采用选举人制。美国选民不是把票投给候选人，而是投给候选人的选举人。根据安排，一个选区选出的选举人，哪一个党占了多数，这个党就“通吃”，把所有选举人都归到自己名下；当一个州各选区结果都出来后，哪一个党得到了更多的选举人，这个州的全部选民就都归这个党了；然后，再用同样的办法到全国去计票。这种“通吃”的办法有可能使少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变成由“多数”当选的候选人，再用多数的名义进行统治。
法国的历史跳跃性很大，变化很多，法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部宪法，每一部宪法都会有不同的选举办法。现在的宪法是第五共和国宪法，按照现行规定，法国采用两轮选举制，第一轮选举中如果得到绝对多数，超过了50%以上的选票，那么这个候选人就当选了。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产生绝对多数，就要进行第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只采用相对多数的原则，谁得到相对多数，谁就当选。这就出现了像英国那样的“领先者获胜”，多数原则在事实上已被丢弃了。但是如果不丢弃，结果会怎样？结果是无限制地选下去，永远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没有多数的多数成为多数。政治总是要运转的，原则在现实面前只能让步。
由此可以看出：制度的设计是有问题的。可是如果让制度的设计没有问题，情况又会如何？在西方国家中，德国、意大利这些地方采用比例代表制，就是根据大选中每一个政党的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议会席位，比如某一个党得到30%的选票，它就得到30%的议席。根据这个逻辑，一个党得到50%以上的选票，它就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它就组成多数党政府。然而现实却是：在比例制选举的制度设计中几乎不可能得到50%以上的选票，参加竞争的党派会很多，选票会很分散，没有哪个党可以获得多数选票，于是只好组建联合政府，让参加政府的各党选票相加总和可以超过50%，以保证“多数”原则得以实行。但这个政府是很不稳定的，党派联盟很容易破裂，所以在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二战以后政府更迭非常频繁，有些政府几个月就倒台了，甚至还有几天就倒台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是这样，政局高度不稳造成了第四共和国的解体和第五共和国的形成，而第五共和国就抛弃了比例代表制、宁愿接受“相对多数”。
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原来“相对多数”的设计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识的。“相对多数”能够确保在选举中产生一个“多数”，尽管这个多数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多数！“相对多数”把选票集中在两个党手中——所谓的“两大党”，其他黨派、其他政见、其他选民早就被排除了，尽管这些“其他”加在一起，可能是真正的多数。
所以，理念与现实背离，原则与事实脱节，是代议制民主的最大悖论，这个悖论永远不可解决。这样，我们又要回到亚里士多德关于民主的定义上去了，亚里士多德说：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的统治在古代雅典确实出现过，但结果并不好，前面已经说过了；代议制民主是可以成功的，如在现代西方国家，但必须以默认抛弃“多数”原则为前提。看来亚里士多德是误导了，我们需要给民主设一个新的定义，让理念与现实能够融合。
在这样做之前，先看看民主有什么用，它能够做什么。要知道民主能做什么，首先要知道民主不能做什么。我们仍然以历史事实来说话，不是凭空想象。
第一，有人说，有了民主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
这不对，而且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可能是腐败的温床。雅典的政治其实是很腐败的，尤其在伯里克利时期，当时有公民大会，也有500人大会，并且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一些精明的人拿钱去收买大会的成员，让他们按自己的旨意行事。收买这些人很容易，因为大多数成员是穷人，穷人是很容易被收买的，而且不须花很多钱。通过收买，精明的人就能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比如制定某项政策，或者罢免某个官员。与此相似，英国的“旧制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买选票，贵族们花钱，让选民按他们的意图投票，选出他们指定的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很腐败，那个时候，法国已开始走进民主时代。19世纪末美国有一个“镀金时代”，这个时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时代，但政治领域贿赂成风，从总统到一般公务员都可以腐败，由此才触发了“进步运动”。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的腐败程度却是全世界都公认的。韩国，每一个总统上台时都以反腐败开始，然后以腐败被赶下台，等等。无数事实说明，民主不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腐败问题的是法治，是严格的法的约束，以及社会的监督。
第二，有人说，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尤其是英、法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原因是有民主制度。这是不对的，完全说反了。前面说过：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被改变了，这样才产生了民主的要求，因此，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没有工业革命，是没有现代民主化进程的。反过来说的人，要么是不知道历史，要么是知道却故意说反话。看一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工业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既非一个人统治又非多数人统治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读一读书就知道了。
第三，有人说，民主是和平的保障，民主国家不发动战争。这是西方人为自己辩白，伊拉克战争是谁发动的？利比亚战争是谁发动的？越南战争是谁发动的？相关的例子多得很。更早一点，美西战争是谁发动的？英布战争是谁发动的？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美国和英国那时都还没有完成民主化进程，都还在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不是靠想象可以说明的，我们需要事实。
第四，还有人说，有了民主就有法治，首先要民主，才能有法治。但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又要讲到英国的历史了，因为英国是最早启动民主进程的，为代议制的出现做出巨大的贡献。英国的法治传统有多久？大家可能知道大宪章，大宪章的实质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是依法办事，国王也要遵守法律，所谓“王在法下”。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到英国革命推翻专制王权是430年，到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是470年，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走向民主化是600多年，在这么长时间里，法治始终被看作是英国最宝贵的传统。打一个比方：代议制民主就好像玩一副牌，玩牌的人都必须遵守规矩，规矩就是法，法是约束，没有法的约束，牌局早就散了。任何游戏都要有规矩，民主也要有规矩，只要有一个人不守规矩，民主制度就无法运作。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我们已经知道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中有太多的弊病，诸多不合理，可是任何人想要参与这个制度，就必须接受这些不合理，按事先设计好的游戏规则行事。不可以说：因为制度不好，所以我输了，因此我不接受选举结果，我要推倒重来。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好民主、坏民主之分，“好民主”的前提是高度的法治，“坏民主”发生在没有法治、或法治不健全的地方，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香港最近的“占中”行为就非常危险，因为它企图超越法治；台湾的“太阳花”已经破坏了法治的根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最后再提一种说法：有人说，民主制度能够把最优秀的人选为国家领导人，从而把国家治理得最好。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票选出来的人只会是平庸之辈。我们看历届美国总统，出色的很少，有些还很糟，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人凤毛麟角，糟糕的总统却有一大堆。英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英国，由选举产生的优秀首相屈指可数，像丘吉尔这样的优秀政治家，只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才可能出线，有意思的是，丘吉尔不是选出来的，是张伯伦失败之后递补上去的，而战争刚刚结束，他又被选下来了！
其他说法还有种种，这里就不多讲。但如此一来，民主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有用的，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要解决的是与政治权力相关的问题，所以它的第一个用处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权力的分配与更替。在民主制度下，不必像19世纪的法国那样，动辄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政府，也不必像中国古代那样，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按照民主的制度安排，人们只要按规矩出牌，就不必用暴力手段解决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以及政权更替，这是很大的优越性。由此，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避免社会动荡，国家可以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而这些是一个国家最需要、最求之不得的。
第二，民主提供了一个出气口，让民众泄愤。事实上，所有的当权者，不论是谁，总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就会有人不满意，即使不犯错误也还是有人不满意，不可能人人都满意，于是就需要一个散发的空间，来收容这些不满。而民主的出气口是什么呢？是每个人手上的一张票，不满意就不投他的票，气就算出过了，情绪也发泄了，尽管这张票事实上没有用，不满意的那个人还是当选了，不过那也没办法，民主的程序就是这样。出气口很重要，必须有，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度确立以后就趋于稳定了，在此之前都很不稳，常常是动荡不定的，甚至有溃乱的风险。
第三，在理论的层面上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即“权力是谁给的”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代议制从本质上说，不是所谓“多数人的统治”，更不是全体人民的统治，那么，凭什么一个国家的命运就交给一小批人去决定，大部分人只能服从这些人的摆布？凭的就是所谓“授权”，这是理论的合法性。人类历史上也有其他合法性来源，比如武力打天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权力更替的方式是非常暴烈的，总是对社会造成破坏。世襲制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血统的继承，长子继承制，其他人都被排除了，这种制度安排也是可行的，所以在中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几千年的历史上皇权政治相当稳固，然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合法性依据，比如说根据能力和品德等实行禅让制，根据成就决定领导人，古代和现代都有不少国家是以此作为合法性依据的，但业绩好不好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况且在没有掌权之前，很难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因此往往要用其他办法先取得政权，然后才表现自己的能力。相比之下，民主的合法性更契合于现代的理念，所以它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价值。
仅此三种，民主就很有用了，尽管说民主解决不了很多问题，但有这三个用途，就已经很好。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需要建设民主。
如何建设民主呢？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西方的模式建立在西方的土壤上，搬到其他地方就水土不服。21世纪，西方用武力推行它的“民主”，结果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了，惨痛的教训已经警示了世人。非洲很多国家，生搬硬套模仿西方，结果造成部族混战，国家动乱，平民百姓生灵涂炭。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拿过来的；民主的建设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国家其实也是有深刻的教训的，像法国那样企图一夜之间完成民主，一刀切断历史，结果造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
西方代议制有一个悖论，它的理念与现实背离，从理念上说，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但在现实中，“多数人的统治”并不存在。这种背离对民主其实是一种伤害，在西方国家，“多数人的统治”经常只是说说而已，政治家内心里并不相信，普通人则对它感到失望。对那些正在建设自己的民主、或希望建设自己的民主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就会更加不利。这样，我们应该对民主的定义作重新思考：民主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民主的时候，他脑子里只有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尽管如此，他已经指出了古典民主的重大弊病，就是混乱。现代西方的代议制度克服了混乱，却背弃了古典民主的基本原则，即“多数人的统治”。那么，现代民主究竟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我愿意提供一个思路：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民主是一种权力向下的结构，即权力对人民负责。
我们这样来考虑问题：君主制是一种权力向上的政治结构，权力一层一层向上负责，最终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贵族制（寡头制）也是一种权力向上的政治结构，权力一层一层向上负责，最终集中到一批人手里。民主却是权力向下的，国家的每一个层级都对人民负责，人民则监督国家机关。可以看出来，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政治形态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有三种政治形态），只有民主制是权利向下的。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可以创造出很多具体形式。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在实行过程中有很多欠缺，其中一个人所共知的缺陷，就是政客在竞选时任意许愿，狮子大开口，当之选后却无法兑现，不了了之。这种民主可以被称为“许愿的民主”，一旦“授权”就万事大吉了，兑现不兑现都无所谓，等到下一次选举继续许愿。这种现实就造成了在现代西方国家，人们对选举越来越冷漠，觉得可有可无，为什么选举的时候投票率经常很低？原因就在这里。
代议制民主并非一无是处，它的作用仍然显著，前面已讲过这个问题。但是，可否设想一种更高层次、更贴切的民主，让人民由被动选举变成主动检查？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考核的民主”。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干部考核是由组织部门进行的，基本上是领导检查下级的情况。可以设想把领导考核和群众考核结合起来，让群众参与干部考核；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政府的工作做出评价，得不到群众认可的官员，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用这个办法，迫使官员向群众负责，而不仅仅向上级负责。这就把权力的指向扭转过来了，官员们都应该意识到：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
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多，西方代议制应该不是标准的版本，也不是唯一的版本。我想强调：民主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生搬硬套、或外部强加的。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让人民参与制度设计。民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积累，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完善。如果说西方社会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酝酿民主化，那么经过150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初步完成這个过程。美国要到1970年，民权运动告一段落，才走完民主化道路。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注意，民主建设需要有法治的保障，在法治保障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一定能在中国确立并且完善。
【作者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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