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看汉字的流变
[关键词]演书写材料，书写工具，汉字流变
中图分类号 G63 中图分类号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1-0066-05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书法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品质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的汉字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字的楔形文字同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自源文字。如何结合历史学科的学习来认识中国书法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价值，提升文化修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角度。本文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以及学术界对汉字书写工具的起源与发展研究的新进展来进行阐述。
文字产生之后，必然随之产生文字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所谓书写材料，就是指文字的承载物；所谓书写工具，就是指毛笔及其替代物。前者主要有龟甲、兽骨、钟鼎、竹简、木牍、缣帛、玉器、石器、纸张等；后者则主要是指契刀、刻刀和毛笔。
一、从书写材料来看
李零先生按照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将中国古代的文字划分为铭刻和书籍。铭刻指用刀凿或硬笔（竹笔或木笔）刻写在石、陶、金、甲等材料上的文字；书籍指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写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的文字。①
1.刻于甲骨
从考古发现来讲，商代的文字不仅仅是指在甲骨上刻划的甲骨文，还有在玉器、陶器等上面或刻划或书写上去的文字，更有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甲骨的书，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后期，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把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多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种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800多字。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2.铭于钟鼎，镂于金石
商朝的文字还包括青铜铭文，在商朝早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已经出现青铜铭文，早期铭文简单的仅以一字至五六字最为常见，主要记作器者的族氏和为某人作器，作器的原因以祭祀、赏赐为多。铭文最长亦不过50字者。西周时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出现了长篇铭文。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很少见。六朝以后，铜器铭文不再流行。
此外商朝文字还常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器物上刻写文字，商代甲骨比较突出，西周铜器比较突出，东周以来则逐渐形成以铜器、石器为主的铭刻体系，如春秋的石鼓文。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3.书于竹帛
甲骨文与金文虽然在古文字研究中地位很高，但它始终不是古文字的主体。①文字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它的记录性，二是它的纪念性。甲骨文主要记录占卜，殷商金文是纪念性铭文，而社会生活中需要记录的普通文书和国家需要保存的法令、史书等应该是书写在广泛易得的竹木材料之上的。李孝定先生也认为殷周之际，舍甲骨金石之外，亦必有以简策纪事者矣。弟以竹木易腐，不传于今，然则金甲文之册字必取象于当时之编简，盖可断言也。②从文献记载来看，《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作为我国古典文献的起源，《多士》是周初时周公对殷商遗民的训诰，文字学家唐兰引证时说：“可见，‘殷革夏命是殷先人所存的典册上记载着的，也是周初人读过的。《尚书》上像《多方》《召诰》之类说殷就说到夏，就因为夏朝的历史是殷人最熟悉的。”李学勤指出：“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典册的踪迹，知道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③甲金文中的“典”“册”在殷商时期主要指与祭祀、征伐等国之大事相关的祭典、信符、册命文书以及掌管此类文书的官员和氏族，而到了西周以后演变为各种文书的通称。而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商周时期简牍所载录的内容主要有十类：诰令、文书、历史记载、占卜祝祷、刑法、契约、户籍地图、诗歌、书籍、遣策等，这就充分说明在商周时期简牍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这就表明简册已经成为商周时期载录档案文书和书籍的最主要载体。
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早期河姆渡遗址已出土木器，新石器晚期浙江钱山漾遗址已出土竹器，说明我国先民早在殷商之前已经具备了利用竹木的高超的能力，那么制作简牍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从殷商时代开始用毛笔书于甲骨、金石、简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虽然出土的简牍实物最早的是在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但不少学者认为简牍使用的历史比这要早得多。所以王国维认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④虽然迄今为止考古挖掘还没有发现春秋之前的简牍，这主要还是因为竹木为原材料的简牍容易腐烂与燃烧、不易保存所致。
但简牍体积较大，重量较重，携带十分不便。因此，早在简牍盛行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丝织物上书写的方式，称为“帛书”。商朝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丝织品，据战国时期的《墨子》记载：“古者圣王，书之竹帛，遗传后世子孙。”明确将简帛并称，表明至少春秋战国时期缣帛作为文字载体已广泛使用，与简牍以及其后的书写载体并存了很长一段时期。但其价昂贵，且不便更改，一般只用为定本，所以缣帛始终未能取代简牍作为记录知识的主要载体。到晋代纸普遍使用后，缣帛虽仍在使用，但基本上是作为某些文书以及书法、绘画的写绘材料。
这些充分说明在商周时期用于文字记录的书写材料多种多样，包含了甲骨、玉石、青铜器、缣帛、陶器与简册等等载体。甲骨、玉石、青铜器属于坚硬耐用的材料；而简牍和缣帛等属于质地柔软易于损坏的材料，正如《墨子·鲁问》记载“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日本著名学者富谷至则从文化心理角度阐释纸出现以前人们将甲骨、金石等坚硬耐用的材料作为书写材料载体的原因，认为这种作为书写材料的载体“重要的不是准确传达书写的内容，而是强调某种灵验文字的排列，图像文字重在视觉感受而非解读”，“已是利用耐久性和恒久性等石材的性质带着将刻写的内容永远流传后世的期待制作的”。①这是因为古人“想把流传久远当做目标，古人会使用石头，有时也会使用金属，一般为青铜，通常把字母刻进或铸入原料，而不是用墨水书写字母，此类铭文一般用于公开展示。”②这突出表现了文字的纪念性。“纪念性”的文字，通常铭刻于丰碑巨竭，或垂言于鼎彝，常使用“硬材料”，主要是金石类文字，如商周金文和秦汉碑铭；“记录性”的文字，则一般书于竹帛，藏之府库，用的是“软材料”，如简牍帛书上的文字。我们也可以说，前者用于空间上的横向交流，是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媒介；后者是时间上的直向交流，是人与鬼神及后代子孙间联系的工具。③正是由于以竹木为原料的简牍来源广泛且价格便宜，如同地中海地区的纸草和羊皮纸，南亚的贝叶和树叶纸，美洲的树皮纸。所以“在纸发明之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为书写”。④先秦时期的古人利用竹简、木版以至缣帛作为书写材料，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它为记载、传播、发展我国古代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4.写于纸张
关于古纸的起源，虽素有“蔡伦造纸”之说，但纸实际的出现时间应该回溯至西汉。关于这一点，可在古文献中寻踪索迹：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游猎赋》曾言“帝令尚书给笔札”。唐代颜师古曾为其作注曰：“时未多用纸， 故给札以书”，说明西汉时已有“纸”出现。对此，考古上的发现应是更为确实的证据：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出土的一张地图，是植物纤维制成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张纸质地图，其年份断定在西汉初年的文、景二帝时期；1957年在陕西灞桥发现一些古纸残片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⑤20世纪70年代在在甘肃居延金关地区、陕西扶风中颜村、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等地，都先后有西汉古纸出土，质地多为麻纤维，分别用于文书、信件以及包裹物品。按照年代排序，这些纸分别是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马圈湾纸、居延纸以及西汉晚期的旱滩坡纸。⑥由此可以论断：这充分证明了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已经通行。
到了东汉蔡伦造纸改进了西汉纸的粗糙、降低了丝质纸的高成本。自此，东汉造纸业日益发展，纸张已经广泛应用于国人的生活和书写。当然，纸张最终取代简牍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西汉、东汉一直到西晋都是简牍与纸并行的时代，整体上来讲西晋以前简牍仍是书写的主要材料。刘熙《释名·释书契》中说：“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正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的历史特点。
东晋时随着造纸术迅猛的发展，纸的种类增多与技术大幅度提高。“书籍的书写材料普遍由简牍过渡到纸”，而作为练习书写文字用的废纸被发现，说明该时期“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绝非贵重、稀有的物品，它已经被广泛使用，而且数量也相当可观”。⑦甚至到了东晋末年有统治者已明令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例如桓玄废晋安帝即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⑧考古发掘也表明，西晋墓葬或遗址中所出文书虽多用纸，然仍时而有简出土，但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是用纸了，而纸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各类书籍的猛增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特别是纸具有一切文字载体材料的优点，是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伟大贡献。
二、从书写工具来看
在有书写文字材料的同时，也必然产生书写文字的工具。而书写文字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则是我国书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书写工具同文字和书写材料一样，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古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与刻刀。不少人或许会认为商朝主要是以刻刀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甚至有人以为等到秦朝的蒙恬发明毛笔后，中国人才有以毛笔书写事实，不知商代的甲骨和陶片都有毛笔书写笔事实。①
从文献来看，《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讲的是文字的发明而称之为“书契”。《尚书·序》说：“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书”字从“聿”，“聿”字甲骨文做，正像一只手握毛笔姿势，而笔形是一支毫端可以散开的毛笔。“契”字从“刀”，像执刀契刻，所以古人表现文字的方式，既有用笔书写，也有用刀（或类似的锋刃器）刻划。考古资料为以上认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有镌刻的和书写的两种，考古发现了大量用于镌刻的骨刀、陶刀、石刀、锥子、青铜片等。其实“世界各国的古文字和我们一样，也是刀笔并用，软硬兼施，比如两河流域。它的楔形文字分两种，一般记录商务和政务的文字，是用削尖的木棍和芦苇（属硬笔类，类似欧洲后来的鹅毛笔和铅笔、钢笔），书于泥版；而纪念性的文字，则是用刀凿刻于石头、象牙、金属和玻璃等坚硬的材料上。”②
毛笔的起源传统说法一般指蒙恬制笔，其实在西周古籍上就有笔的记载。比如《尚书·中侯》记有：“去龟负图，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礼记·曲礼上》有“史载笔，士载言”。在先秦各代，史在君王之前笔不离手，务须“秉笔事君”，或“进秉笔。”到战国时，列国对笔的称呼虽不尽一致，然而却被广泛地利用。《尔雅·释器》注曰：“不律谓之笔”。所以郭沫若认为：“殷代不用说是在用笔了，除刀笔之外，也有毛笔。这从文字中有‘聿字或以‘聿为偏旁的字也尽可以得以证明。”③
据考古发掘，仰韶时代陶器上的花纹就是用毛笔绘制的，陶器上的符号也是用毛笔或尖笔所划，说明用毛笔书写的传统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商代陶片与甲骨上保留着用墨书写的卜辞，如1932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一陶片，上书一“祀”字，约有一寸见方，笔画粗壮，纤锋宛然，笔锋清晰。1936年出土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董作宾考证曰“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起讫，笔锋收敛，十分清楚，因而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实用精良的毛笔”。④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七件带墨书文字的铜器都是西周早期器物，这批墨书人名如“伯柳父”等多为西周贵族。1985～1992年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出土了19件毛笔朱书的陶片，也发现过朱笔和墨笔写在陶大口尊上的文字。⑤而且商周时代大量的青铜器铭文都是先用毛笔写出来，然后按照墨书原本制成范再来刻铸。⑥使用更为广泛的是出现在竹简木牍上，“已经在用笔来书写初步的文字”。⑦
从文献记录来看《诗经·邺风·静女》中有“静女其妾，贻我彤管”的记载。《郑笺》：“彤管，赤笔管也。”即以竹木杆霖漆而成的笔管。从考古发掘来看，至今已在许多地方出土发现了古代的毛笔，1931年在甘肃居延发现木管毛笔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墓出土毛笔三支，外套竹制笔管，笔杆亦竹制。同时在信阳战国楚墓中亦发现竹笔一支。①特别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中出土的毛笔标志着固定笔头技术的逐渐成熟。②说明战国时我国的制笔工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并且得到普遍使用。
关于墨。根据传统说法是东汉书法家韦诞（179～253年）发明的墨。其实从先秦典籍文献早就有记载：比如《礼记·王藻》载有：“史定墨，君定礼。”《管子·霸形》载有：“削方墨笔。”而考古发掘的证据更能说明各种墨或类似墨的书写材料的普遍使用。陕西半坡出土彩陶上所见的早期花纹及符号，显示红色及黑色颜料的使用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商代后期占卜甲骨上残留的红黑两色及已刻或未刻的字迹红色颜料已鉴定为朱砂，炭质黑色颜料经鉴定证明为墨。在商代的石器、玉器及陶器上也发现以黑色汁液所写的文字。尤其在考古中于殷代武丁时期的卜辞上，发现有涂墨涂朱的甲骨文。1953年于湖南长沙市仰天湖先秦古墓的竹简上为墨书篆文。1954年于长沙杨家湾古墓中也获得一批有墨写文字的竹简，同时还发现一筐满装书写竹简用的墨。
三、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历史高考命题中大量运用“学术研究新成果”，并引领高中课程与教学改革，这些“学术研究新成果”对广大一线高中历史教师而言是陌生的。近百年中国学术史发展表明：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带来新领域、新成果、新认识。比如20世纪大量地下文献出土，从世纪初以甲骨文、敦煌文书等为代表的文献大发现，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重见天日，20世纪出土文献给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了天翻地覆般的震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古代社会，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社会真实面貌，以大量前人未曾见得的古代文献资料重新展现了历史，使历史科学乃至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新成果也直接体现在高考命题之中。
（2016·上海单科·3）周公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的册典主要指的是
（2012·福建文综卷·13）《说文解字》释读为：“大册也。”今人认为似手捧册置于架上。该释读与下列记录文字信息材料相关的是
A.甲骨 B.丝帛 C.竹木简 D.石碑
（2009·上海历史·2）将下图陶尊上的刻画符号与楔形文字■、甲骨文■、圣书字■和腓尼基字母文字■相比照可推断该陶尊最有可能出土于
A.两河流域 B.中国
C.地中海东岸 D.埃及
将学术研究新成果引入高考，这不仅仅是相对滞后的教科书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更是对广大教师专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直接倒逼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所以了解学术研究成果对高中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就至关重要，教师的专业智慧需要一个主动建构、不断积累的过程。专业性的阅读已经成为中学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当然从高考命题科学来讲，过于专业化的高考命题将对中学历史教学会产生怎样的利弊，那是需要我们另外思考的重大问题了。
【作者简介】李杰，中学高级教师，南宁市第三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历史课程与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中图分类号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1-0066-05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书法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品质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的汉字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字的楔形文字同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自源文字。如何结合历史学科的学习来认识中国书法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价值，提升文化修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角度。本文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以及学术界对汉字书写工具的起源与发展研究的新进展来进行阐述。
文字产生之后，必然随之产生文字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所谓书写材料，就是指文字的承载物；所谓书写工具，就是指毛笔及其替代物。前者主要有龟甲、兽骨、钟鼎、竹简、木牍、缣帛、玉器、石器、纸张等；后者则主要是指契刀、刻刀和毛笔。
一、从书写材料来看
李零先生按照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将中国古代的文字划分为铭刻和书籍。铭刻指用刀凿或硬笔（竹笔或木笔）刻写在石、陶、金、甲等材料上的文字；书籍指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写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的文字。①
1.刻于甲骨
从考古发现来讲，商代的文字不仅仅是指在甲骨上刻划的甲骨文，还有在玉器、陶器等上面或刻划或书写上去的文字，更有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甲骨的书，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后期，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把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多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种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800多字。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2.铭于钟鼎，镂于金石
商朝的文字还包括青铜铭文，在商朝早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已经出现青铜铭文，早期铭文简单的仅以一字至五六字最为常见，主要记作器者的族氏和为某人作器，作器的原因以祭祀、赏赐为多。铭文最长亦不过50字者。西周时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出现了长篇铭文。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很少见。六朝以后，铜器铭文不再流行。
此外商朝文字还常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器物上刻写文字，商代甲骨比较突出，西周铜器比较突出，东周以来则逐渐形成以铜器、石器为主的铭刻体系，如春秋的石鼓文。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3.书于竹帛
甲骨文与金文虽然在古文字研究中地位很高，但它始终不是古文字的主体。①文字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它的记录性，二是它的纪念性。甲骨文主要记录占卜，殷商金文是纪念性铭文，而社会生活中需要记录的普通文书和国家需要保存的法令、史书等应该是书写在广泛易得的竹木材料之上的。李孝定先生也认为殷周之际，舍甲骨金石之外，亦必有以简策纪事者矣。弟以竹木易腐，不传于今，然则金甲文之册字必取象于当时之编简，盖可断言也。②从文献记载来看，《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作为我国古典文献的起源，《多士》是周初时周公对殷商遗民的训诰，文字学家唐兰引证时说：“可见，‘殷革夏命是殷先人所存的典册上记载着的，也是周初人读过的。《尚书》上像《多方》《召诰》之类说殷就说到夏，就因为夏朝的历史是殷人最熟悉的。”李学勤指出：“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典册的踪迹，知道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③甲金文中的“典”“册”在殷商时期主要指与祭祀、征伐等国之大事相关的祭典、信符、册命文书以及掌管此类文书的官员和氏族，而到了西周以后演变为各种文书的通称。而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商周时期简牍所载录的内容主要有十类：诰令、文书、历史记载、占卜祝祷、刑法、契约、户籍地图、诗歌、书籍、遣策等，这就充分说明在商周时期简牍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这就表明简册已经成为商周时期载录档案文书和书籍的最主要载体。
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早期河姆渡遗址已出土木器，新石器晚期浙江钱山漾遗址已出土竹器，说明我国先民早在殷商之前已经具备了利用竹木的高超的能力，那么制作简牍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从殷商时代开始用毛笔书于甲骨、金石、简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虽然出土的简牍实物最早的是在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但不少学者认为简牍使用的历史比这要早得多。所以王国维认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④虽然迄今为止考古挖掘还没有发现春秋之前的简牍，这主要还是因为竹木为原材料的简牍容易腐烂与燃烧、不易保存所致。
但简牍体积较大，重量较重，携带十分不便。因此，早在简牍盛行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丝织物上书写的方式，称为“帛书”。商朝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丝织品，据战国时期的《墨子》记载：“古者圣王，书之竹帛，遗传后世子孙。”明确将简帛并称，表明至少春秋战国时期缣帛作为文字载体已广泛使用，与简牍以及其后的书写载体并存了很长一段时期。但其价昂贵，且不便更改，一般只用为定本，所以缣帛始终未能取代简牍作为记录知识的主要载体。到晋代纸普遍使用后，缣帛虽仍在使用，但基本上是作为某些文书以及书法、绘画的写绘材料。
这些充分说明在商周时期用于文字记录的书写材料多种多样，包含了甲骨、玉石、青铜器、缣帛、陶器与简册等等载体。甲骨、玉石、青铜器属于坚硬耐用的材料；而简牍和缣帛等属于质地柔软易于损坏的材料，正如《墨子·鲁问》记载“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日本著名学者富谷至则从文化心理角度阐释纸出现以前人们将甲骨、金石等坚硬耐用的材料作为书写材料载体的原因，认为这种作为书写材料的载体“重要的不是准确传达书写的内容，而是强调某种灵验文字的排列，图像文字重在视觉感受而非解读”，“已是利用耐久性和恒久性等石材的性质带着将刻写的内容永远流传后世的期待制作的”。①这是因为古人“想把流传久远当做目标，古人会使用石头，有时也会使用金属，一般为青铜，通常把字母刻进或铸入原料，而不是用墨水书写字母，此类铭文一般用于公开展示。”②这突出表现了文字的纪念性。“纪念性”的文字，通常铭刻于丰碑巨竭，或垂言于鼎彝，常使用“硬材料”，主要是金石类文字，如商周金文和秦汉碑铭；“记录性”的文字，则一般书于竹帛，藏之府库，用的是“软材料”，如简牍帛书上的文字。我们也可以说，前者用于空间上的横向交流，是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媒介；后者是时间上的直向交流，是人与鬼神及后代子孙间联系的工具。③正是由于以竹木为原料的简牍来源广泛且价格便宜，如同地中海地区的纸草和羊皮纸，南亚的贝叶和树叶纸，美洲的树皮纸。所以“在纸发明之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为书写”。④先秦时期的古人利用竹简、木版以至缣帛作为书写材料，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它为记载、传播、发展我国古代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4.写于纸张
关于古纸的起源，虽素有“蔡伦造纸”之说，但纸实际的出现时间应该回溯至西汉。关于这一点，可在古文献中寻踪索迹：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游猎赋》曾言“帝令尚书给笔札”。唐代颜师古曾为其作注曰：“时未多用纸， 故给札以书”，说明西汉时已有“纸”出现。对此，考古上的发现应是更为确实的证据：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出土的一张地图，是植物纤维制成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张纸质地图，其年份断定在西汉初年的文、景二帝时期；1957年在陕西灞桥发现一些古纸残片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⑤20世纪70年代在在甘肃居延金关地区、陕西扶风中颜村、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等地，都先后有西汉古纸出土，质地多为麻纤维，分别用于文书、信件以及包裹物品。按照年代排序，这些纸分别是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马圈湾纸、居延纸以及西汉晚期的旱滩坡纸。⑥由此可以论断：这充分证明了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已经通行。
到了东汉蔡伦造纸改进了西汉纸的粗糙、降低了丝质纸的高成本。自此，东汉造纸业日益发展，纸张已经广泛应用于国人的生活和书写。当然，纸张最终取代简牍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西汉、东汉一直到西晋都是简牍与纸并行的时代，整体上来讲西晋以前简牍仍是书写的主要材料。刘熙《释名·释书契》中说：“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正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的历史特点。
东晋时随着造纸术迅猛的发展，纸的种类增多与技术大幅度提高。“书籍的书写材料普遍由简牍过渡到纸”，而作为练习书写文字用的废纸被发现，说明该时期“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绝非贵重、稀有的物品，它已经被广泛使用，而且数量也相当可观”。⑦甚至到了东晋末年有统治者已明令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例如桓玄废晋安帝即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⑧考古发掘也表明，西晋墓葬或遗址中所出文书虽多用纸，然仍时而有简出土，但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是用纸了，而纸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各类书籍的猛增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特别是纸具有一切文字载体材料的优点，是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伟大贡献。
二、从书写工具来看
在有书写文字材料的同时，也必然产生书写文字的工具。而书写文字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则是我国书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书写工具同文字和书写材料一样，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古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与刻刀。不少人或许会认为商朝主要是以刻刀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甚至有人以为等到秦朝的蒙恬发明毛笔后，中国人才有以毛笔书写事实，不知商代的甲骨和陶片都有毛笔书写笔事实。①
从文献来看，《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讲的是文字的发明而称之为“书契”。《尚书·序》说：“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书”字从“聿”，“聿”字甲骨文做，正像一只手握毛笔姿势，而笔形是一支毫端可以散开的毛笔。“契”字从“刀”，像执刀契刻，所以古人表现文字的方式，既有用笔书写，也有用刀（或类似的锋刃器）刻划。考古资料为以上认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有镌刻的和书写的两种，考古发现了大量用于镌刻的骨刀、陶刀、石刀、锥子、青铜片等。其实“世界各国的古文字和我们一样，也是刀笔并用，软硬兼施，比如两河流域。它的楔形文字分两种，一般记录商务和政务的文字，是用削尖的木棍和芦苇（属硬笔类，类似欧洲后来的鹅毛笔和铅笔、钢笔），书于泥版；而纪念性的文字，则是用刀凿刻于石头、象牙、金属和玻璃等坚硬的材料上。”②
毛笔的起源传统说法一般指蒙恬制笔，其实在西周古籍上就有笔的记载。比如《尚书·中侯》记有：“去龟负图，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礼记·曲礼上》有“史载笔，士载言”。在先秦各代，史在君王之前笔不离手，务须“秉笔事君”，或“进秉笔。”到战国时，列国对笔的称呼虽不尽一致，然而却被广泛地利用。《尔雅·释器》注曰：“不律谓之笔”。所以郭沫若认为：“殷代不用说是在用笔了，除刀笔之外，也有毛笔。这从文字中有‘聿字或以‘聿为偏旁的字也尽可以得以证明。”③
据考古发掘，仰韶时代陶器上的花纹就是用毛笔绘制的，陶器上的符号也是用毛笔或尖笔所划，说明用毛笔书写的传统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商代陶片与甲骨上保留着用墨书写的卜辞，如1932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一陶片，上书一“祀”字，约有一寸见方，笔画粗壮，纤锋宛然，笔锋清晰。1936年出土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董作宾考证曰“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起讫，笔锋收敛，十分清楚，因而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实用精良的毛笔”。④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七件带墨书文字的铜器都是西周早期器物，这批墨书人名如“伯柳父”等多为西周贵族。1985～1992年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出土了19件毛笔朱书的陶片，也发现过朱笔和墨笔写在陶大口尊上的文字。⑤而且商周时代大量的青铜器铭文都是先用毛笔写出来，然后按照墨书原本制成范再来刻铸。⑥使用更为广泛的是出现在竹简木牍上，“已经在用笔来书写初步的文字”。⑦
从文献记录来看《诗经·邺风·静女》中有“静女其妾，贻我彤管”的记载。《郑笺》：“彤管，赤笔管也。”即以竹木杆霖漆而成的笔管。从考古发掘来看，至今已在许多地方出土发现了古代的毛笔，1931年在甘肃居延发现木管毛笔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墓出土毛笔三支，外套竹制笔管，笔杆亦竹制。同时在信阳战国楚墓中亦发现竹笔一支。①特别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中出土的毛笔标志着固定笔头技术的逐渐成熟。②说明战国时我国的制笔工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并且得到普遍使用。
关于墨。根据传统说法是东汉书法家韦诞（179～253年）发明的墨。其实从先秦典籍文献早就有记载：比如《礼记·王藻》载有：“史定墨，君定礼。”《管子·霸形》载有：“削方墨笔。”而考古发掘的证据更能说明各种墨或类似墨的书写材料的普遍使用。陕西半坡出土彩陶上所见的早期花纹及符号，显示红色及黑色颜料的使用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商代后期占卜甲骨上残留的红黑两色及已刻或未刻的字迹红色颜料已鉴定为朱砂，炭质黑色颜料经鉴定证明为墨。在商代的石器、玉器及陶器上也发现以黑色汁液所写的文字。尤其在考古中于殷代武丁时期的卜辞上，发现有涂墨涂朱的甲骨文。1953年于湖南长沙市仰天湖先秦古墓的竹简上为墨书篆文。1954年于长沙杨家湾古墓中也获得一批有墨写文字的竹简，同时还发现一筐满装书写竹简用的墨。
三、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历史高考命题中大量运用“学术研究新成果”，并引领高中课程与教学改革，这些“学术研究新成果”对广大一线高中历史教师而言是陌生的。近百年中国学术史发展表明：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带来新领域、新成果、新认识。比如20世纪大量地下文献出土，从世纪初以甲骨文、敦煌文书等为代表的文献大发现，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重见天日，20世纪出土文献给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了天翻地覆般的震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古代社会，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社会真实面貌，以大量前人未曾见得的古代文献资料重新展现了历史，使历史科学乃至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新成果也直接体现在高考命题之中。
（2016·上海单科·3）周公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的册典主要指的是
（2012·福建文综卷·13）《说文解字》释读为：“大册也。”今人认为似手捧册置于架上。该释读与下列记录文字信息材料相关的是
A.甲骨 B.丝帛 C.竹木简 D.石碑
（2009·上海历史·2）将下图陶尊上的刻画符号与楔形文字■、甲骨文■、圣书字■和腓尼基字母文字■相比照可推断该陶尊最有可能出土于
A.两河流域 B.中国
C.地中海东岸 D.埃及
将学术研究新成果引入高考，这不仅仅是相对滞后的教科书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更是对广大教师专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直接倒逼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所以了解学术研究成果对高中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就至关重要，教师的专业智慧需要一个主动建构、不断积累的过程。专业性的阅读已经成为中学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当然从高考命题科学来讲，过于专业化的高考命题将对中学历史教学会产生怎样的利弊，那是需要我们另外思考的重大问题了。
【作者简介】李杰，中学高级教师，南宁市第三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历史课程与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