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新时代文化新发展

    吕东霞 姚亮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转化在文化领域有其独特的意蕴，赋予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使命。本文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文化意蕴和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使命，着重从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体等层面探讨如何推动文化发展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关 键 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文化意蕴；文化发展；新使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08-0061-08

    收稿日期：2018-02-12

    作者简介：吕东霞（1983—），女，湖南衡阳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治理与公共政策；姚亮（1978—），男，江西上饶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城乡新生代青年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BSH02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著人们已经从满足物质生活为主的低层次需求开始向满足精神文化为主的更高层次需求转变。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的到来。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文化意蕴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在文化领域有其独特的意蕴，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不平衡、旺盛的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短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财力不足、服务供给多元化趋势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多对矛盾。而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发展所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矛盾。

    ⒈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同时，文化对经济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行为规范，优化发展环境，提升产品品质和附加值等。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82.7万亿元，人均GDP达到8800美元。但必须看到的是，当前我国的文化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然而，没有文化的繁荣，就难以实现经济的全面繁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1]文化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作用，是经济发展隐在的、深层次的动力。在信息化的今天，文化的作用愈加明显。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德鲁克所言，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这充分说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大力促进文化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均衡协调发展。

    ⒉旺盛的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更高要求包括娱乐休闲、社会交往、信息知识、艺术审美、情感熏陶、精神品质等多种需求，人们会越来越期待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二是公共文化投入不足。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不断加大，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无法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据统计，2015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为90平方米，人均藏书量仅为0.61册；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为280平方米。[2]这些指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另据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存在哪些主要问题”，人们选择最多的是“基础设施落后或缺乏”。[3]三是公众对文化服务的满足度不高。虽然文化生产能力和文化供给能力在逐年增强，但政府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却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问卷调查显示，在对“公众文化需求满足状况的总体评价”回答中，有6.31%的人认为“很不好”，21.46%的人认为“不太好”，60.65%的人认为“一般”，三者合计占总数的88.42%。[4]由此可见，公众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究其原因，超过50%的被访者认为，周边文化场所和设施数量不足、配套不齐、功能不全，演艺、电影等文化产品价格较高，是抑制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5]

    ⒊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财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确保全体公民不论区域、民族、收入和地位差异如何，都能公平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这也是共享发展理念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政府财力不均衡，因而在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公共文化投入多，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施效果就比较好；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工作就很难推进，特别是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边远乡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都较为缺乏，文化产品与服务比较短缺，迫切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值，东中西部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呈不均衡态势，其中东部地区的情况最好，其次为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情况则最差。

    ⒋服务供给多元化趋势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共同的要求都是主体多元化。这种主体多元化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激发并增强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然而，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突出表现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品种单一；政府成为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往往会导致垄断和缺乏效率；[6]服务供给呈单向性且缺乏反馈机制，公众参与不够，满意度不高。从表2的数据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此，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结合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由于公众的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这就越来越需要多元的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包括市场投资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尤其是社会团体的参与。近代以来，社會力量成为西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公共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以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为例：他从事捐建图书馆事业持续20多年，仅在纽约市即捐建图书馆68座，共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捐建图书馆多达2519座（一说3500座）。[7]无疑，借助于社会力量的作用，可以有效避免“政府给的老百姓不想要、老百姓想要的政府给不了，最后出了问题都在政府”的困境。然而，现实状况却是我国社会组织较少，已有的社会组织还缺乏独自承担服务的能力。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0.2万个，全国共有社会团体33.6万个，社会服务类4.8万个，文化类3.5万个。在这些文化社会组织中，真正符合依法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具有比较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要求的社会组织，为数还很少。[8]遑论其能否有效地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来。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赋予文化新使命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赋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使命，包括既要立足于提高文化消费力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要聚焦于增强文化凝聚力和扩大文化影响力。对于新时代文化使命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9]

    ⒈优化社会结构，提高文化消费力。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从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两个方面不断提高文化消费力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后意味着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因此，提高文化消费力，就必须从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其消费结构不仅仅限于日常消费，更是旅游、文化等消费的主要消费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但我国目前这一群体占比偏低，据测算，目前中国只有25%的人属于中产阶级。”[10]这也影响了文化消费力的提升。二是培育文化消费理念以优化社会消费结构。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消费力的提高，因为这不仅仅是收入问题，更是消费理念问题。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需求但并不必然带来真正高的文化消费力。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将有较大增长；达到5000美元时，将出现爆发性增长。然而2012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但文化消费规模并未大幅度增长。有数据显示，我国潜在文化消费市场约为4.7万亿元，而实际规模仅有1万亿元，存在3.7万亿元文化消费缺口，仅为人均GDP同等水平发达国家的1/3左右。[11]为此，要大力引导居民文化消费，积极培育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理念，提供不同文化服务模式。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实施精品消费模式；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实施优质消费模式；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实施大众或广场类消费模式。[12]

    ⒉立足文化需求，发展文化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公众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各种更高层次、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要有效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必须立足人民的文化需求，通过改革发展和实践创新不断释放文化生产力的强大动能。据统计，2015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760.1元，比2014年增长13.2%，增速比全部人均消费支出高4.8个百分点。[13]另据北京市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超八成的被访者表示生活中需要文化消费，其中超六成的被访者认为文化消费已成为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4]可见，人们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稳步提高，对提供更多、更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生产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供给现状来看，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在总体、结构以及质量上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此，一是扩大文化生产的总量。有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27235亿元，占GDP比重为3.97%（见表3），①比2013年世界平均水平低1.29个百分点。[15]二是充分发挥各文化生产主体的作用。当前，国有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受制于体制机制等因素，生产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民营文化企业大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效”统一重视不足；文化类社会组织、群众文艺团体实力有限，创新创造潜力有待进一步激发。三是增强有效供给。社会群体的多样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文化消费的多层次性。因此，各文化生产主体提供的文化服务必须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增强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

    ⒊站稳立场，增强文化凝聚力。在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多元文化碰撞激烈的当下，如何确立自信自强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如何站稳立场以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对此，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一方面，先进文化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因此，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文化消费的引导还是文化服务供给和产品的生产，都必须站稳立场，弘扬时代主旋律，努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那样：“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效”统一，是新时代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各种文化生产和经营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同时，它不但是保证文化领域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石，更是激发文化市场活力、繁荣文化生态的前提。[16]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矛盾特别是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往往表现得更为复杂和棘手，牵一发而动全身，如若应对处理不当，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针对文化领域的各种矛盾冲突，必须立足于整个国家层面的文化和谐与发展的立场来考虑应对策略。

    ⒋坚定文化自信，扩大文化影响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而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则源自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奋发进取的革命文化和蓬勃向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首先，要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形成认同。文化认同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认同的文化基因。其次，要推动文化的科学发展。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新时代文化发展必须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推动其发展，从而提升文化竞争力和扩大文化影响力。再次，要坚持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时代文化发展必须始终以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提供各种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满足感。三、推动文化新发展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着眼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体的作用。政府作为主导，应确保资金的投入和提供公平的基本文化服务；市场可以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社会则在于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文化发展的积极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17]公民个体的广泛参与，既有助于促进和推动文化发展，也有助于增强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⒈政府层面——转变政府职能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公众提供基本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为此，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形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不断激活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创造力和活力。“活力，对一个有机体来说，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了活力，有机体就会枯萎凋零。”[18]同样，文化市场也是一个有机体，没有了活力，文化市场就会衰败；有了活力，文化市场不仅可以正常运转，还可以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其次，在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上需要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应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配置资源和提供服务要尽可能采用市场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供给的有效性，提供高質量的产品和服务。再次，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标准化，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最后，进一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努力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文化骨干企业，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业态，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激发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⒉市场层面——提供有效供给以满足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市场不仅是文化发展的‘晴雨表，也是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调节器”。只有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为公众提供更为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从而满足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因此，文化产业发展的导向必须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提供多层次、优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一是要增加有效市场要素供给。科技创新是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要素，为此，必须加大文化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加快推动文化科技创新转化，从而释放文化创新体系的巨大潜力。二是要满足公众新的文化消费需求，例如加快发展“文化+电商”，提供各种网络娱乐、网上阅读、网上观赏等文化产品与服务。三是要激活和释放文化消费的潜能和活力，推动文化消费转型升级。发展以内容和创意为核心的文化服务业，如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文化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文化供给创新刺激居民消费意愿。[19]

    ⒊社会层面——培育社会力量以形成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公共文化发展主要依靠政府主导，但需要全社会各个文化组织以及公众的共同努力。对此，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12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力量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们像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各种毛细血管，可以帮助政府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基层的各个角落，通过培育社会力量可以形成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从而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对于当前文化发展而言，社会力量参与也还只是开始，“跟所有新生事物一样，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问题”。[20]为此，首先，要鼓励和支持依法成立的文化类社会组织，让其承担起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其次，各级政府管理的资金、资源、项目要向文化类社会组织开放，给它们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平等的竞争主体地位，培育这类社会组织的“造血”功能，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上，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建、捐建或者与政府部门合作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并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和管理，可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吸收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管理。[21]此外，在培育的基础上还要依法对其加强管理，从制度建设、绩效评估、督查监督等各个环节来确保文化类社会组织规范有序运行和发展。

    ⒋公民个体层面——扩大公众参与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主体不应只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还应包括公民个体。《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37条规定：国家鼓励公民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自主开展健康文明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正如有研究者认为，“政府投入硬件，社会组织负责运营，而广大志愿者和居（村）民才是各项活动的主体。如果没有个体的参与和支持，任何公共文化活动都是不可持续的。”[22]为此，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公民个体真正参与到文化发展中来，这样，既便于了解公众文化消费的真实需求，同时，公众的个性化需求也可以通过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参与什么样的文化活动等方式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只有公众广泛参与，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能动性，形成集体智慧，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为民、民创文化”的良好文化业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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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安立，孙鹏.中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度偏低 六成认为“一般”[EB/OL].荆楚网，2016-06-19.

    [5][11][14]杨君.如何提升文化消费原动力？[N].光明日报，2015-09-10.

    [6]毛雁冰，韩玉.新常态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的实证分析[J].图书馆论坛，2015，（12）.

    [7]Jones T.Carnegie Libraries Across America[M].NewYork：John Wiley&Sons; Inc，1997：3.

    [8]李国新.文化类社会组织是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力量[EB/OL].中国经济网，2015-05-13.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中国经济周刊，2017-10-30.

    [10]李培林.形成庞大中产阶层才能以消费驱动经济[N].南方日报，2016-11-05.

    [12][22]梁达.扩大文化消费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N].上海证券报，2016-07-12.

    [13]国家统计局.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文化产业有关数据[EB/OL].中国经济网，2016-09-10.

    [15]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研究课题组.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產业发展状况及特点[EB/OL].国家统计局网，2014-12-08.

    [16]范周.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须坚持“双效”统一[N].光明日报，2017-03-29.

    [17]李国新.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N].经济日报，2015-01-16.

    [18]张玉玲，温源，王国平.“机体活力”激发文化创造力[N].光明日报，2013-12-12.

    [19][20]韩业庭.社会力量办文化 构建公共文化新格局[N].光明日报，2015-01-31.

    [21]魏晓阳.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N].中国文化报，2017-02-13.

    （责任编辑：高 静）

    Abstract：The nineteen major reports of the Party pointed out that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This transformation has its unique im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culture，which gave a new miss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of culture.This article，based o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miss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market，society and individual citizens 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adapt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Key words：new era；social main contradiction；cultural implication；cultural development； new 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