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设立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严斌剑 万安泽
〔摘要〕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难题。本文选择企业融资的视角，基于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方法，研究了党组织的设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在不同区域和政治关联下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可以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帮助获得银行贷款进而缓解融资约束实现的;第二，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党组织设立发挥的作用越大;第三，党组织的建立和民营企业家追求政治身份对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继续推进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以此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健全法律体制，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经营环境。
〔关键词〕企业党组织;民营企业绩效;融资约束;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2-0119-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富活力、最具创造力的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根基。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发展逐渐遇阻，“融资贵、融资难”成为当下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尤其民营企业的主体多为中小企业，面临着银行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并存的两大难题，导致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依然以自有资金为主。在外源融资中，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民营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大中型的民营企业有85%以上依靠自有资金投资，80%以上的小微企业依靠自有资金。2014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许多民营企业更是遭到银行抽贷、断贷，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而这也是加重2016年以来的民间投资增速严重下滑的重要原因。
已有的很多国内外文献研究表明，在转型国家，由于正式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企业主会通过寻求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的保护，来获取政府主导的关键资源。Faccio（2006）发现政治关联的企业无论是债务比率还是市场的影响力都显著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并且还享有更低的税收负担。〔1〕Khwaja和Mian（2005）发现了在巴基斯坦，政治关联企业的银行贷款相比于非政治关联企业的要高出两倍。〔2〕Hongbin Li（2008）发现了私营企业家是中共党员的话，可以增强他们在面对司法系统时的信心和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获利能力。〔3〕杜兴强（2009）发现在区分了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員类两种政治关系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业绩有显著正影响。〔4〕李维安、徐业坤（2012）的研究表明了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5〕另一方面，宋增基（2014）较早提出了将民营控股公司中含有的国有股权也看作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渠道，发现国有股权能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及更长的贷款期限。〔6〕余汉（2017）则进一步地提出了国有股权可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信贷资源和进入高壁垒行业来提升公司的绩效。〔7〕国外还有将政治关联通过政治捐赠来体现。这种捐献包括在选举期间的企业政治捐献和在社会慈善中的公益捐献两类。Mitton和Johnson（2003）将企业管理者是否（曾）通过政治献金与官员或者政党发生联系来定义政治关联。〔8〕Claessens（2006）将企业通过选举捐款而形成的与当选者的关系定义为政治关联。〔9〕
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外对于政治关联或者政商关系的研究已经是浩如烟海，但大多数学者着重从个体身份视角和企业股权性质探讨政治关联，而忽视了企业组织制度的研究视角。在国内，何轩、马骏（2018）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可以通过引导企业投入更多的生产性活动以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10〕本文认为党组织不仅可以在内部起到组织变革的作用，它作为执政党和企业的纽带在政商关系中仍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自从十八大以来，反腐不断突破“禁区”与“惯例”，打击腐败的力度前所未有，对涉及腐败的官员和涉案企业经营者造成伤筋动骨式的打击。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家群体也已经开始出现更新换代、职业经理人文化也逐渐被接纳。在这样一个市场和经营环境都已经步入转型期的阶段，中国的政商关系也应该因时而变。旧时的依赖于个人政治身份或企业家与官员的正式、非正式联系的政商关系容易滋生腐败，且维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未来的政商关系应该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企业法人与政府之间的交往替代个人因素，所以研究党组织在政商关系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以及国企内的党组织本身就具有参与重大经营决策等权力〔11〕，所以本文只探讨民营企业①中的党组织这一独特组织制度对企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本文具有以下两点理论意义：第一，拓展了政治关联领域的相关文献，目前少有从基层党组织视角研究企业政治关联影响及其途径的文献;第二，拓展了党建领域的研究文献，本文深入研究了党组织建设发挥作用的力度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关系，以及党组织作用和企业家政治身份作用的替代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可以明确知道三点信息：其一是章程明文表示，鼓励民营企业在企业内部成立党组织，但并不是强迫，这一时期民营企业掀起的党建浪潮是建立在自主理性选择的基础上的，民营企业自主建立党组织这一与上级党政沟通的渠道，必然会对企业自身产生影响;其二，非公经济组织的党组织应该还是要宣传、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强对基层的统治力应该是官方的初衷;其三，民企的党组织还肩负了维护企业内各方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发展的任务。
民营企业为何要选择设立基层党组织，党组织是否能与企业兼容、促进企业发展？这一问题的本质是更为深刻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过去40年的改革实践进程中，中国政府较为成功地扮演了政府干预的角色。其推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受制度保障的地方财政收益，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这些收入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在客观上使地方政府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对地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财政竞争激励。自上世纪80年代初，地方官员的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即“政治锦标赛”，要想在“锦标赛”中获胜就要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硬指标上（GDP、财政收入等），所以财政分权加上干部人事制度使得地方党政的利益与地方上的贡献了大多数就业人数、税收和GDP的民营企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地方党政及其下属的基层党组织有强烈的动力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由此，本文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对企业的经营发展起到正向影响。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民营企业的党组织会通过何种渠道来帮助企业的经营发展呢？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的“老大难”问题，企业的外部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现阶段，我国面广量大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进行外部融资还是以间接融资（银行信贷）为主。国内对于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主要有“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两种解释，但本质上来说，这都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后果。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是从企业规模、信誉、还本付息能力、担保状况等综合因素选择贷款对象， 而民营企业虽然具有经营方式灵活、适应市场能力强等特点， 但也存在着资金实力和担保能力较弱、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较大等情况， 这就导致银行不易把握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和偿债能力等情况， 故也不愿意向中小民营企业发放贷款。
基层党组织的存在可以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景麟德（2018）总结了影响银行信贷决策的核心因素：期望违约损失、信贷交易成本和隐性合约收益。〔12〕戴亦一、余威（2017）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是党员的民营企业更不可能出现报表造假等财务违规行为，设立党组织是共产主义文化影响民营企业财务违规的一条治理渠道。〔13〕李世刚、章卫东（2018）实证验证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企业的审计收费和超额审计收费。〔14〕《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有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国家的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出现恶意转移资产跑路、“老赖”等现象提高了银行期望违约损失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存在可以向外界发送出一种稳定的企业声誉信号。所以党组织的存在会提高企业披露信息的规范性和真实性，有利于传送企业稳定经营的声誉信息，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15〕、帮助企业家及时了解和把握政策动向、化解政策风险，减少由于对制度环境的误判造成的适应成本，以及充分的利用党和政府出台的优化、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降低了运营风险。这些使得银行在对民营企业的借贷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期望违约损失下降，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会得以缓解。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H1：在中国的国情下，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可以帮助企业从银行机构获得贷款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作用。
任何企业都是根植于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个体，同时也处于相应的制度环境中。企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规避环境中对其不利的因素，而制度环境不同也会导致企业采取差异化的对待方式。党组织对企业绩效发挥的效力会因为一个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因为一个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等意识形态的区别对待会更弱，同时政府直接掌控的经济社会资源也较少，企业对于非市场行为的依赖也会减弱。所以，我们可以估计到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会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作用更大。已有的调查分析表明，中国内部的各省份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为我们考察制度环境的差异对于党组织发挥作用有无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并且，不同于党员身份需要经过严格的重重考核，企业设立党组织的条件只需要达到企业内正式党员人数三人以上即可申请设立，而且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章程》鼓励的，所以设立党组织的企业并不意味着自身的绩效或者规模就一定优于未设立党组织的企业。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些设立党组织的企业在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更加完善、成熟的地区应该有着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发现恰恰相反，设立党组织的作用在市场环境更差的地区作用更大，这可以帮助我们证明，在考察企业设立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这一问题时，不会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说——H2：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基层党组织对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越强。
大量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有助于企业的发展。但是，民营企业通过设立党组织而与政府建立了法人之间的直接、正式关系，这种组织制度层面的联系可能比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带来的便利之处要更为社会认同和允许。当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后，企业对于企业家个人政治身份的依赖性就有可能减小。而对于没有建立党组织的企业便需要寻求其他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为企业发展争取条件。民营企业内的党组织建立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说——H3：在同等条件下，建立党组织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在影响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數据来源
本文数据使用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进行的第十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该数据不仅反映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动态，据此做出的政策建议都会通过相应渠道提供给有关领导和决策部门，同时也为统战部、工商联、工商局自身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资料，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第十次调查依据随机抽样原理按当年全国共有私营企业户数的万分之五比例抽样，共调查了5073家私营企业。本文按照以下原则对原始样本进行了剔除：一是剔除了资产负债率小于0和大于100%的不正常样本;二是剔除了关键变量不合理和缺失的样本。共得到2342个样本。反映地区制度环境的指标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该指数是文献中采用甚广的反映地区市场制度发育差异的数据，本文采用滞后一期（2010年）的市场化指标数据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考察党组织这一企业内在组织架构对企业经营是否会有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借鉴张建君、李宏伟（2007）、陈东（2015）的做法〔16〕〔17〕，考虑到不同的企业追求的目标不甚相同，对于大企业而言，企业利润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对于民营企业的主体部分，面广量大的中小微企业则大多追求的是企业的成长和扩大市场规模。按照经济学对现代企业目标的“理性人”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使用企业净利润、营业额作为代理指标，为了缓解企业间差异可能造成的异方差问题，以上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2.关键解释变量。根据调查问卷可得知企业是否设立了党组织，如果设立了基层党组织则为1，没有设立则为0。
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相关变量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选取了民营企业家的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控制变量见表1，同时，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型、所在地区。
（三）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以下模型验证假说：
式（1）是本研究估计的基准模型，对方程的变量解释如下：P表示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Party表示解释变量是否设立党组织;X表示上表中的包括企业家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表示方程的扰动项。在这之后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都将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拓展。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中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给出了各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从表1得知，净利润和营业额取对数后的均值分别为4.088和6.843，而且这两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颇大，说明不同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很大的差异。32.2%的企业建立了党组织，有33.5%的企业家是中共党员，42.3%的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33.3%的企业家有过去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担任管理干部的经历，有7%的企业家担任过地方上的党委或政府职务。并且企业的贷款额（lnloan）的均值为3.025，最大值（13.551）和最小值（0）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余的企业层面的变量和地区市场化指数均存在很大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构成了后续计量经济分析的前提。
（二）即使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对企业绩效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在此开始验证以上假说，首先假说1的验证，本文采用温忠麟（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逐步检验回归系数〔18〕。对于假说2和3的调节效应检验运用交互项的方式。以上回归都控制了省份地区和行业的虚拟变量。为了克服异方差的问题，所有回归方程都采用了稳健标准误来替代普通标准误。
1.建立党组织对企业绩效作用的检验。表2的（1）、（2）分别汇报了以营业额和净利润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我们控制了相当丰富的控制变量后，党组织的建立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据模型估计结果，有党组织的企业相比无党组织的企业，营业额是其1.57倍，净利润是其1.34倍，party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我们考虑到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首先，因为是否设立党组织是构建的虚拟变量，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测量误差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其次，我们也不必忧虑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为根据法规条例，只要企业内部正式党员人数在三人以上就可以申请设立党组织，而没有文件证据表明企业设立党组织是根据企业绩效来定的，企业一旦设立了党组织之后，也没有过根据绩效情况将其取消的例子。唯一可能的内生性忧虑来自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选取“企业内的工会组织”作为“党组织”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的选择要具备“相关性”和“外生性”，即工具变量要与解释变量相关且与扰动项无关，工具变量只通过解释变量影响到被解释变量。根据中国工会组织的制度背景，中国基层工会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工会的力量是在党和政府的培育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组织力量的来源在于工会在党政系统中的合法身份与地位，所以满足“相关性”;而基层工会缺乏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根据《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基层工會必须被党组织领导、依附于党组织行使职能，所以满足“外生性”。表2中的（3）、（4）报告采用GMM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因为截面的企业数据存在异方差，所以GMM比2SLS更为有效。结果显示，党组织的建立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本文结论相对稳健。
但是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进行了在异方差情况下稳健的DWH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接受了“模型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本文控制了相当丰富的控制变量以及可能与建立党组织相关的变量，所以可能并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由于在没有内生性的情况下使用工具变量法会降低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所以本文之后的分析都将在最小二乘法的框架下进行。
2.缓解融资约束是党组织帮助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渠道。根据本文的假说，认为建立党组织通过帮助企业获得贷款这一重要投入要素来提升企业绩效。对此，用逐步回归法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表3中的（2）和（5）列，由于企业获得贷款额的数据出现了众多的零值堆积，此时，OLS并不能得到一致的估计，所以采用更为合适的Tobit模型。汇报的结果显示了，帮助企业获得贷款是民营企业党组织帮助提升企业绩效的部分中介变量，party的系数值为0.683，反映了有党组织的企业获得的贷款是没有党组织企业的1.98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本文的假说1得到证实。
3.调节效应检验。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基层党组织对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越强。并且，在同等条件下，建立党组织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在影响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表4报告了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和党组织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的替代关系检验。（1）和（3）分别汇报了以营业额和净利润为被解释变量的制度环境调节作用，本文构造了交互项party_market。可以看到结果显示，在（1）列里，党组织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3）列里，party_market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假说2得到证实。（2）和（4）分别汇报了以营业额和净利润为被解释变量的党组织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的替代关系检验，本文构造了交互项party_politic，可以看到结果显示，党组织与企业家政治身份的交互项系数符号均为负，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党组织作为政治关联的一种特殊渠道，其作用还远不及政治身份这类的政治关联为人们所认识到，并且作为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联系，其本身给企业家带来的“寻租”空间也很有限，故其作用在一定程度被轻视、弱化了，假说3得到了部分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尽管已有相当多的文献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中国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的党组织这一与政府天然的政商关联渠道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党组织为切入点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首先，与没有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比较，建立了基层党组织的企业能通过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绩效;其次，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党组织发挥的作用越大;最后，党组织的建立和民营企业家追求政治身份对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以上关系即使是在以净资产收益率（取对数）作为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有党组织的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没有党组织企业的1.08倍。
尽管《中国共产党章程》赋予了民营企业党组织维护各方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重任，但是社会上对于党组织是否真正发挥到了预期作用一直存疑。本文的结论对这一质疑作了一定程度的回应。
第一，对于执政党来说，应该坚定继续开展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信心，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运行机制，使得党组织能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第二，以往的政商关系多聚焦于个体政治身份或者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各种联系，这种人格化的政商关系易产生寻租腐败行为，基层党组织天然地就具有沟通联系官方和企业的使命任务，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特征，对于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应该进一步营造公平的企业经营环境，政商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市场化程度发育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要依靠党组织来缓解一部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难”问题，本身就说明了民营企业在经营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外部环境，政府应为各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第四，党组织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还只是软性的作用，要保证企业长久可持续发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最终还是需要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和金融体系等正式制度。
〔参考文献〕
〔1〕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Faccio 〔M〕. The American Economist . 2006.
〔2〕 Asim Ijaz Khwaja，Atif Rehman Mian. 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4）.
〔3〕Hongbin Li，Lingsheng Meng，Qian Wang，Li-An Zhou.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2）.
〔4〕杜兴强，郭剑花，雷宇.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政府干预”抑或“关系”？〔J〕.金融研究，2009，（11）.
〔5〕李维安，徐业坤.政治关联形式、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生产率〔J〕.管理科学，2012，（2）.
〔6〕宋增基，冯莉茗，谭兴民.国有股权、民营企业家参政与企业融资便利性——来自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4，（12）.
〔7〕余汉，杨中仑，宋增基.国有股权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好处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7，（4）.
〔8〕Simon Johnson，Todd Mitton. Cronyism and capital controls： evidence from Malaysi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2）.
〔9〕Stijn Claessens，Erik Feijen，Luc Laeve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3）.
〔10〕何轩，马骏.党建也是生产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8，（3）.
〔11〕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8）.
〔12〕景麟德，李金城，顾国达.信贷所有制歧视——政治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J〕.中国经济问题，2018，（3）.
〔13〕戴亦一，余威，宁博，潘越.民营企业董事长的党员身份与公司财务违规〔J〕.会计研究，2017，（6）.
〔14〕李世刚，章卫东.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的作用探讨〔J〕.审计研究，2018，（4）.
〔15〕叶建宏.民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获取外部资源还是提升内部效率？——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管理，2017，（9）.
〔16〕张建君，李宏伟.私營企业的企业家背景、多元化战略与企业业绩〔J〕.南开管理评论，2007，（5）.
〔17〕陈东.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J〕.管理世界，2015，（8）.
〔18〕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
【责任编辑：朱凤霞】
